王双梅：邓小平与20世纪6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
发布时间：2012-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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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20世纪6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
王双梅
从1961年1月开始到1965年底基本完成的国民经济调整，是新中国建设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一页。经历了“大跃进”运动的严重挫折和三年极端困难时期后，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痛定思痛，深入总结和反思工作中的得失，大刀阔斧地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很快走出了发展困境。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积累了宝贵经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为推动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贯彻执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调查研究，推动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贯彻执行
邓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全面负责处理中共中央的具体日常工作。其基本工作方式是每周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必要时临时增加），研究当前党和国家所需要处理的工作，重大问题则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书记处成员包括中央和国务院各口负责人。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指出：“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页。】这使邓小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更为突出，对制订和实施事关全局的大政方针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在1960年八九月间提出，之后在1961年初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开始，经济调整的步伐和成效并不明显，一些同志还希望“用打补丁”的个别或局部调整办法来解决问题，“没有认识到必须后退一步才能调整”【李富春：《目前经济形势与调整的任务》，《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版，第270页。】。因此，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1961年钢产量指标仍为1900万吨，比1960年的高指标1800万吨还要高；粮食产量指标为4100亿斤，要比1960年粮食产量增加10．8%。由于下不了降低工农业指标的决心，已经失调的国民经济更加困难，工业生产大幅度滑坡。许多中央和省级领导人也处于“情况不明，决心不大”的状态。针对这种现状，毛泽东在九中全会闭幕会和1961年3月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先后两次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特别是在3月13日，他亲笔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彭真等写信，要求他们深入调查研究，“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40页。】
于是，邓小平和全党各级领导干部响应毛泽东号召，纷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邓小平先后于1961年四五月间和七月中下旬，深入到北京顺义、怀柔和东北重工业基地沈阳、鞍山、哈尔滨等地进行调研。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思考，邓小平加深了对国民经济困难形势的了解，认识到：“从粮食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农轻重问题，是重工业速度问题。要加以调整，填平补齐，把力量用到轻工业和农业方面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2页。】
中共中央于8月23日至9月16日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一次比较重要的工作会议。【对于这次会议，最近有文章认为只是“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一次普通的会议”（《党的文献》2010年第5期，第109页），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这次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粮食问题、市场问题、1961—1962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等。9月5日，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作长篇讲话，实事求是地指出当时经济形势的严重程度，修正了三年经济调整的目标，提出：从今年起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末的1967年止的七年时间内，都要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七年时间又可分为两段：第一段是今年、明年和后年，基本上把“调整”两字搞好；第二段是后四年，也许在这一阶段的第三、四年出现跃进。【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9月5日。】
邓小平在这里重新估计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的时间，比年初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和五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要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方针，进一步深入和具体化了。这充分反映了邓小平经过对东北工业实际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后，对工业困难形势的认识成果。东北之行使他认识到，各方面的问题都暴露出来，尤其是粮食问题很紧迫，如果不采取一些根本步骤，问题就不能解决。“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农轻重关系问题要通盘考虑。现在看，用三年时间进行调整是不够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49页。】因此，他在为庐山工作会议做准备的北戴河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高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影响了“八字方针”的贯彻。“八字方针”的贯彻至少需要五年时间。【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630页。】薄一波后来对此评价说：“小平同志的讲话，对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跃进’的框框中摆脱出来，切切实实贯彻‘八字方针’，集中精力搞好调整，是个极大的支持和帮助。”【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30页。】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又进一步提出贯彻“八字方针”需要七年时间，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末的1967年为止。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的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明确要求今后七年都要贯彻执行“八字方针”。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十分强调调整经济的“方法要对头”，主张采取抓重点、打歼灭战的办法。他认为，不抓重点，平均用力不行。如全国几十万个企业，重要的企业一万多个，要用大力量把这一万个企业整顿好。抓得稳稳的，抓住就不放。行业调整也要一个一个抓，解决一个行业就算一个行业。【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9月5日。】
邓小平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的长篇讲话，在当时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基础上，初步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比较切合实际的思路和措施，实际上成为这次大会的总结报告。这次会议使全党进一步加深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困难局势的认识，增强了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的自觉性和紧迫感。会后下发的《中央关于国家经委党组今年第四季度煤炭分配报告的批示》和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补充计划的报告》，大幅度调整各项生产指标，从根本上落实调整方针，开启了国民经济调整的新阶段。
二、主持制定“工业七十条”和“高教六十条”，逐步恢复被“大跃进”破坏的社会经济秩序
1958年“大跃进”发动后，工业生产秩序同农村一样遭受严重破坏，企业管理混乱，生产责任制和经济核算等制度废弛，设备损坏严重，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降低。1960年11月，中共中央针对农业问题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农业十二条”），邓小平提议也起草一个同样性质的主要讲工业整风政策的“宪法”式文件，把总政策理出来，把过去行之有效的制度写进去。这样，就在毛泽东致力于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同时，邓小平则担负起工厂生产秩序和教育科研秩序的恢复工作。他先后主持制订《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成为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重要措施。
根据中央书记处和邓小平的指示，李富春和薄一波等陆续做了一系列调查和准备工作。1961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基本通过《农业六十条（草案）》后，毛泽东指示：“城市也要搞几十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69页。】。于是，“工业七十条”的起草制订工作进度加快。6月1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由薄一波具体负责组织起草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并决定从各有关单位抽人分头到重点企业进行调查研究。邓小平指出：“工业比农业复杂得多，（条例）究竟如何搞？现在心里无底。只有结合调查研究，条例才能搞得出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69页。】7月14日至24日，邓小平亲自深入到重工业比较集中的东北三省进行调研。同时，他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及东北局、辽宁省委和沈阳市委也相应地派出调查组，在20个重点企业进行试点，从企业定员、定生产任务等入手，在管理和领导制度方面积累经验。他对正在沈阳一些企业进行调查的条例起草组成员说：“工业企业的几十条，要有个总帽子，把根本制度和根本原则概括起来，如领导制度、经济核算、计划、协作等问题的原则都要写进去，作为序言。”【邓小平在杨春甫汇报辽宁工业干部问题时的插话，1961年7月16日。】后来，起草组根据他的意见，在条例前面加写“总则”，对国营企业的性质、根本任务、管理原则和领导制度作了原则规定。
从7月底开始，邓小平率领中央书记处成员在北戴河连续召开会议，平行作业，讨论修改“工业七十条（草案）”和“高教六十条（草案）”。他们先对这两个条例分别从总体原则上提出意见，然后让两个文件起草小组分别修改。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连续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集中一个星期时间，对“工业七十条”（草案）稿逐条逐句地进行讨论，然后将其报送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并提交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条例（草案）》总结建国以来企业管理工作中行之有效的经验，针对当时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企业管理的一系列正确指导原则和具体规定，包括建立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行政指挥系统、总工程师技术责任制、总会计师制度，落实对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的政策等，成为克乱求治、整顿工业企业的指导性文件。当时辽宁省一个重工业城市的市委书记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感到企业问题很多，脑子很乱，千头万绪。‘工业七十条’给我们理出头绪来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83页。】20年后，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还真切地回忆说：“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页。】薄一波也评价说：“工业七十条”的颁发试行，“对于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企业管理的法制建设，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68页。】。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主持对“高教六十条（草案）”稿的讨论和修改工作。这个《条例（草案）》是在邓小平于6月10日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布置由陆定一具体负责组织起草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1年6月10日。】7月13日，邓小平又进一步指示要搞好“高教六十条”，总结经验，定出章程，从积极方面解决问题。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布置和邓小平的指示精神，陆定一组织高等教育部、中宣部和清华大学等有关部门单位的人员，深入北大、清华和复旦大学等高校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在7月底写出了《条例（草案）》初稿。在他们按照中央书记处提出的总体意见修改，然后邓小平又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草案”逐字逐句进行讨论和修改，然后报送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提交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许多办好高等教育的真知灼见，有些思想至今仍然值得借鉴。
首先，他针对“大跃进”中各地出现的一哄而起、盲目办大学的混乱现象，提出要重视抓好大学教育质量。他说：“科学文化水平不决定于大学数量，而决定于大学教育质量。高校的任务是提高科学文化水平。这几年总的来说，大学教学水平是降低了。”他强调：“抓好大学教育，其中有几个比例要注意，即全国每年要招16万大学生，就要有40多万高中生，220万初中生，这是保证系数。我们就抓16、44、220万的比例，有了这个宝塔，大学教育就巩固了。”【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1年7月13日。】邓小平提出的这个“宝塔”系数，符合当时中国那个发展阶段上教育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对于保证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后来在1978年，著名教育家蒋南翔还指出：“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这个“宝塔”系数比例要坚持。
其次，邓小平十分强调要理顺高校的领导体制，认为这是办好高校的关键问题。1957年反右斗争后，由于对“加强党的领导”原则的片面理解，在高校各级包括系一级和班一级都实行所谓“党的领导”，以至有的学生党员掌握着学校很大权力，在教学管理上造成许多混乱。邓小平明确指出：高校党的领导“不能按级领导。学校就是一个学校党委领导”【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讨论“高教六十条”时的情况摘录，1961年7月29日。】，“总支以下党组织要明确规定是起监督保证作用”【关于中央书记处讨论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稿的情况，1961年8月5日。】，“党员通过自己的模范作用，积极工作，提出正确主张，同党外师生合作，这样来体现党的领导”【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讨论“高教六十条”时的情况摘录，1961年7月29日。】。他针对当时党对知识分子和学术工作领导方法上出现的不正常状态，强调：“党怎样做工作？就是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一个出科学成果的局面。党的领导干部要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关心帮助他们；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47页。】邓小平提出的这些意见，澄清了当时高校领导体制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再次，邓小平强调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他指出，要正确贯彻群众路线，教师在教学中要发挥主导作用，认真教好学生，同时发挥学生的积极性，认真学好功课；要重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有计划地培养和提高青年教师。【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讨论“高教六十条”时的情况摘录，1961年7月29日。】他提出，学校要做好后勤工作，保证教学条件，关心师生员工的生活。【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讨论“高教六十条”时的情况摘录，1961年7月29日、8月1日。】
此外，邓小平还特别针对反右斗争以来知识界关于“红”与“专”问题的片面认识，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管“红”，还要管“专”，“红”要通过“专”体现出来。“白”与“专”没有必然联系，要废除“白专道路”的提法。他强调，在毕业生鉴定中不要涉及生活细节，内容只应该注意根本的政治态度和总的思想状况。【关于中央书记处讨论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稿的情况，1961年8月5日。】邓小平提出的这些指导思想，不仅对提高当时教育质量起了重要作用，也为他1975年整顿科学院工作、1977年再次复出后自告奋勇抓科学和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实践基础。
三、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20世纪6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是在全党痛定思痛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的，这次经济调整实践，不同程度地丰富了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积累了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这一时期，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的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
首先，发展经济要坚持“综合平衡”的思想。钢铁是发展一切工业的基础，中共发动“大跃进”的基本指导思想，即是把钢产量作为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水平的主要标志。由此，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突出以钢为纲，其他农业和轻工业全部为其让路。但在现代国民经济建设中，各行业之间相互依赖，密切联系，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生产停滞，都会打乱整个生产体系的运行。经过三年发展，钢产量虽然在1960年达到1840万吨，全国人民的生活却遇到极大困难，工业内部各行业比例也严重失衡，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已难以为继。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调整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发展思路走不通。邓小平说：“过去，对‘大跃进’的理解有片面性。比如，认为钢产量多了就叫‘大跃进’。”【《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89页。】“以为钢多就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其实不是那么回事。”【《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73页。】“现在看来，这是不对的。归根结蒂是综合平衡问题，各方面要平衡发展。”【《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31页。】全党综合平衡思想的确立，为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原则。
其次，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经济发展。“一五”计划时期，我们的经济建设以重工业为中心，国家财政投资的80%多在重工业，这在当时不失是一种必然的战略选择。但是如果一味强调重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那么人民生活水平就得不到提高，工业的发展也难以为继。因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都提到要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但由于“大跃进”后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冲击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这样到1960年夏秋之间，全国出现粮食短缺局面，人民的吃穿用成为迫在眉睫的大问题。这使得中共中央领导人逐步认识到：从农民身上拿走过多的粮食，伤了农民的元气；必须重视农业的稳定发展，否则工业发展的基础就不牢靠。邓小平也指出：“农业稳了，工业也就稳了；农业不稳，工业就提心吊胆。”【《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78—1779页。】为了切实支持农业发展，1963年8月，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建立农业银行，统一管理农业投资和农业贷款，从资金上扶持农业发展。1963年下半年和1964年，邓小平在领导制订《关于工业发展问题》、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及为制订“三五”计划做准备时，反复强调“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要落实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同时着眼于搞吃穿用。吃穿用搞好了，我们国家的脚跟就站稳了，基础就稳固了，发展速度也会更快一些。”【《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89页。】
再次，建设社会主义要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不断实践、不断探索的过程。在国民经济调整实践中，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得到极大深化。1961年1月24日，他在会见外宾时明确提出：“如何搞社会主义主要看两条：（一）群众满意。（二）发展生产力。群众满意、支持是判断好坏的标准。”【《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15页。】1962年3月29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谈到农业恢复生产是依靠集体还是依靠个人时，他明确指出：“原则是哪种办法在哪些地方见效快，就用哪种办法。不要拘泥于形式，不要担心个人多了，集体少了。”“群众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采取灵活政策，非常办法，个人、集体、集体个人相结合三种办法都可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97—1698页。】显然，农村中出现的严重困难局势，促使中共领导人思考打破“大跃进”中“一大二公”的农村社会主义模式，开始寻求比较灵活的政策，以适应农村现实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为此，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先后提出“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张，邓小平赞同这种想法，认为这是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方式。1962年7月，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他强调，发展生产力的形式要实事求是，要多样，不要千篇一律。【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13页。】几天后，邓小平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进一步强调指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他还引用刘伯承在战争年代经常说的一句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强调生产关系不能采取固定不变的形式。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是在深刻总结“大跃进”挫折教训的基础上，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这些难能可贵的思想，打破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认识，将社会主义落实到以群众满意和生产力发展为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上来。
此外，各项工作要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是毛泽东1959年底至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首次完整提出的，以后逐步成为全党的共识。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考虑制订“三五”计划时，邓小平多次提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1963年9月，他在向外国客人介绍情况时指出：“我们现在提的口号是，建设一个比较完整、独立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包括工业、农业。我们提的是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73页。】1964年1月，他又指出：“我们制订的方针、政策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衡量我们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我们能不能发展生产力，能不能比较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89页。】经过几年的调整，我国国民经济逐步步入健康轨道。在此基础上，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向全国人民提出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邓小平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了很多难得可贵的思想成果。正是在这些正确思想指导下，国民经济调整到1965年底胜利完成，工农业生产接近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农、轻、重比例基本恢复正常，工业内部各环节之间的比例也逐步趋于合理，财政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些在探索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提供了直接借鉴。改革开放后，我们也正是在这种初步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逐步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作者王双梅，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 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