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心宪：邓小平文艺政策阐释的人学思路

邓小平文艺政策阐释的人学思路

——兼评一种审美文化的社会控制理论

赵心宪

摘要：审美文化社会控制的理论阐释，就学理而言虽已构成相对成形的理论体系，但是，这个“理论上的演绎”，却难以解读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历史进程。党的文艺政策阐释，即一种现代形态的审美文化控制理论的实际运用。以人民为本位，统一国家、社会集团与文化界的审美控制目标；“服从于人（主体）的不同层次的需要”，将物质、现实和审美三层次的价值需求，互补关联，是邓小平文艺政策阐释人学思路的两种展开形式。

一、文艺政策阐释：审美文化社会控制理论引出的文论问题

市场经济强力启动的社会转型时期，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负面特征竟炫耀式涌现出来：1、性文化泛滥成灾，不仅在市民文化圈充斥着标有“性”欲望的种种提示，就是文人文化也不断对此作出积极响应；2、审美文化成为庸俗人生观的载体，不断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塑造国民精神灵魂的制高点大踏步后撤；3、拜金主义既成为审美文化的重大主题，也成为审美文化生产的重要机制——“金钱简化了对文化人及准文化人的动机的描述，金钱也改变了审美文化的形象内涵。”[1]九十年代初，有识之士概括的上述审美文化的三大负面特征，在全面推进市场经济十余年后的当下，似乎更加鲜明，当代审美文化蔑视任何社会责任的欲望化自由走向实在令人担忧。随着审美文化世俗化危机的日盛一日，市场经济文化语境中审美文化社会控制的学理研究，顺应成为学界学术关注的热点之一。

审美文化社会控制的一种代表观点认为：社会的审美文化控制，实际上是从互为联系的三个层次，分别确立的三个控制目标，分层次达成目标而系统展开的：物质层次实现审美文化的物质价值，获取经济效益；现实层次实现审美文化的现实价值，获取社会效益；审美层次实现审美文化的审美价值，获取审美效益。国家、社会集团与文化界依次各各为三个层次的控制主体。国家代表政权，代表社会的利益，国家控制只涉及物质文化层次（以行政立法为手段，包括国家的财政支持，演出、出版管理、审美文化设施建设、审美文化教育事业等）；社会集团包括阶级、阶层、政党、社会团体等，包括政治观点和道德观点等意识形态的控制，通过舆论宣传非强制性影响施行，以使审美文化符合一定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体规范；文化界作为审美文化生产的主体，又是高层次审美文化消费者，理论家、批评家以美学批评为控制手段，超越现实文化层次，揭示审美文化的审美本质和审美价值，直接关系着审美文化风格、流派、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文化界、社会集团、国家三种审美文化控制的目标层次显示，审美超越层次才是主导层次，依次为审美价值（精神效益）、现实价值（社会效益）和物质价值（经济效益），而且审美效益本身就是最高的社会效益。三种控制的一致之处在于，服从于人（主体）的不同层次的需要（经济、社会、精神三种需要相互关联）。如下图：

主体 对象 手段 方式

国家 物质文化层 行政司法 管理

社会集团 现实文化层 意识形态 宣传

文化界 审美超越层 审美文化批评 引导

审美文化社会控制的局限性是很清楚的：一言以蔽之，只能间接地进行。“这种控制不能代替审美理想的直接支配，不能用理智、用行政手段来直接干涉审美文化的创造，一切控制只能影响不能代替。直接控制只能触及审美文化的物质文化层次和现实文化层次，不能达到超越层次。超越层次只能通过美学思想来间接地施加影响。审美文化控制代表社会观念，审美文化创作发源于个体化体验，二者不完全一致。社会功利性控制可能损害审美文化的自由品格，使审美文化成为宣传工具。”[2] 审美文化社会控制的真正力量，不在物质文化层国家的行政司法管理，也不在现实文化层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宣传，而在审美超越层文化界审美文化批评的引导。因为居于审美超越层的文化界有两个先天优势：1、自身就体现审美文化创造个体体验的自由品格；2、具有运用美学思想阐释审美理想，进而转化为社会观念代表的话语控制能力。换言之，文化界集社会观念代表和审美文化个体化体验于一身，审美文化社会控制的内在矛盾冲突，主体本身就能获取协调、化解的成功经验，转而向外，将引领社会的审美文化发展不断攀上新的高度。这样，立足于审美超越层文化界审美控制的成功引导，能够整合国家和社会集团的力量，推动审美文化正常地发挥其社会作用。

上述审美文化控制系统的结构层次构成及功能分析，接近西方审美文化的现代历史发展规律，审美文化的多层次性、间接性与复杂性得到较清楚的说明。问题是，审美文化社会控制的理论阐释，就学理而言虽已构成相对成形的理论体系，但是，这个“理论上的演绎”[3]却难以解读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美文化系统，作为审美文化控制主体的国家、社会集团与文化界，不是简单、线性、互不相干地机械作用于审美文化的物质文化层、现实文化层与审美文化层，国家与社会集团的影响是人文化的，不仅无所不在，而且非常有力。新兴民族国家的新中国，人民政权的长治久安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国家与社会集团的政党之间，并没有类似发达国家宪法基础上的法治关系，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以历史形成、无可争辩的传统方式，作用于国家、社会集团与文化界构成的审美文化控制系统。文化界审美文化控制的单独作用，对整个社会审美文化的发展走向而言是非常有限的。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在幅员广大的中国内地生成，在特定时间和地域演变与推进。其生成与演进，都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相关，也与现实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从而反映了“如何被规范和赋予何种意义的特点”[4]。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调整，最终通过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权威阐释，产生审美文化社会控制的积极效应。第一次文代会在新中国即将建国的时候举行，与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三年之后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文化语境不可同日而语，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在审美文化政策内涵的表述方式上则是完全一样的——第一次文代会“确定了新中国文学艺术工作的总方针。这次大会确定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今后文艺工作的总方针，以‘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全国文艺发展的总方向。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着重对这一方针作了完整的、准确的阐述。”[5]

第四次文代会邓小平与会发表的《祝辞》，“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了建国三十年来文艺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一步解决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以及党如何领导文艺等一系列根本问题，阐明了新时期文艺的任务、发展道路和符合文艺规律的方针政策，”[6]从而成为指导我国新时期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文化界审美文化社会控制的主体作用，是先后在国家“新中国文学艺术工作的总方针”和“新时期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指导下体现的。第四次文代会以前，当代中国的审美文化以其狭义的艺术文化（文艺）为主导形态，体现党的文艺政策功能。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在，审美文化千奇百怪缺少正面引导的欲望化态势，更加体现出执政党的政策权威影响积极介入、引导的现实合理性。与之相反，随着全球化市场的进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文化界艺术文化的审美调控能力反而一天天地逐渐削弱。学界经常引述的事实是：20世纪中外文学，因为读者审美需要的社会发展，不约而同地经历了一场由杂到纯，再由纯变杂的演变：前期古老广义的人文写作划分为文史哲等不同方式，文学文体的分化日益细密、清楚；世纪末后期，由纯粹的文体追求走向边界模糊的杂文学——常把小说写成随笔，把论文写成故事，将诗歌的精神融入小说，散文则成为一种文体跨越的实验地。这样，“因为文体边界有意模糊，文体意义多重隐含，作品的单纯审美分析不再成为决定性的价值宣判。大众文化语境中审美分析的有限性是其规律。”[7]文化界主体的审美权威被市场经济的社会边缘化，其审美文化引导的社会号召力与控制能力早已不似当年，文化界审美超越层的主体地位，已实质蜕变为行业性的理论想象而非影响全社会的实际功能。

可以说，主要不是文化界的特殊努力，而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引发中国人审美观念的巨大变革之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十余年的发展进程，才开始真正体现自身四方面（1、由少数人控制转向多数人和全体人民参与控制；2、由消极控制日益转向积极控制；3、由偏重意识形态转向偏重审美；4、控制主体日益多元化、控制导向日益多向化。[8]）的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笔者以为，党的文艺政策阐释，其实就是一种现代形态的审美文化控制理论的实际运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阐释思路选择的是否科学，都会造成深远的社会影响。文艺理论界对此视而不见是让人困惑的。当然，这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文化理论命题，这里不可能实际展开。本文认为，以人民为本位，统一国家、社会集团与文化界的审美控制目标；“服从于人（主体）的不同层次的需要”，将物质、现实和审美三层次的价值需求，互补关联，是邓小平文艺政策阐释人学思路的两种展开形式。下文就此进一步谈谈个人相关的粗浅思考。

二、人民本位：文艺政策阐释思路的逻辑起点和一般思维方法运用

文艺政策阐释的人学思路，是把文艺政策制定、调整的基本内容，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升到哲学的观念认识层面、关于人的理解的基本原则出发去展开阐释的思路。邓小平的人学思想，人民本位的确认和坚持是其重要基石，集中体现在对人的生存状况和现实命运的深切关注；终极目标注重人的素质提高和人的自由解放。[9]邓小平文艺政策阐释经常提到的“人民”，是伟人习惯性运用的名词术语，泛指创造历史、推动社会进步的有生力量，社会实践的主体和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而不是特指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已经或基本完成，现代市民社会形成之后的所谓享有公民权利的“公民”（包括尚未量刑定罪的罪犯）。

邓小平文艺政策思想，主要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有关文艺问题一系列讲话（阐释）的论断体现的。而不是常见的，由国家主管部门“通过一定的方式制定并实施的有关文艺的政策文件”[10]，或者重要的报刊文章、社论、会议纪要等文本的“准”政策文件形式。邓小平长于运用政策阐释的这种讲话形式，依据个人非常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政策运用经验、超常的决策能力和对国家社会现状的准确把握，适时而有针对性地围绕党在新时期文艺政策调整的根本原则和方向， “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现场感很强地作出论断。而不是拿着一本《邓小平理论》直接搬用里面的现成答案。邓小平新时期以人民为本位文艺政策阐释思路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以人民为本位作为文艺政策阐释一切思想认识的根本出发点。邓小平一贯主张，无论做什么事，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权利、人民的价值为最高标准。这样，明确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政策认识立场，即认同人民的国家主人翁的社会主体地位。尊重群众，热爱人民，关注最广大人民的现实切身利益和愿望，成为邓小平新时期文艺政策阐释的逻辑起点。

不同历史时期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有着不同时代特征的。漠视这个时代特征的存在，以人民为本位的国家立场就会丢掉现实的立足点而化为漂亮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说过：马克思主义者思考问题，不是像德国哲学那样“从天上降到地上”，而是相反，“从地上升到天上”。不是从人们所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理解问题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从意识出发的观察方法，把意识看成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生活实际的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是他们的意识。这种观察方法的前提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11]

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关注最广大人民的现实切身利益和愿望，新时期初期就是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文艺部门应与宣传、教育、理论等部门一道，从各个方面共同为之努力，这是党的文艺政策的大局意识。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安定团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三中全会就要求安定团结，就要求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双百’方针当然要为这个最大利益服务，而决不能反对这个最大利益。“[12]

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关注最广大人民的现实切身利益和愿望，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国家长期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邓小平说，这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防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贡献。”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崇高事业中，文艺因此获得广阔的发展天地：“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者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13]

邓小平人民本位的新时期文艺政策阐释思路，首先跃升到宏观、整体、全局把握新时期党的文艺政策调整原则的认识高度，明确阐释问题的逻辑起点，然后围绕着国家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将社会集团的主流意识形态规定（“现代化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与“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文艺工作者（文化界）的文化责任，顺理成章地统一在一起，对能向人民负责的文化界人士提出可以视为职业道德的几点要求：1、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人民群众，严肃考虑创作的社会效果，能通过自己的创作协调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工作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2、努力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提高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3、不断丰富提高自身的艺术表现能力，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艺术形式。（《祝辞》）不言而喻，文化界的知识精英如能以民为本自勉，引领社会审美文化的宏愿可能不是理论想象。

（二）以人民为本位作为文艺政策阐释解决具体问题的一般思维方法，文艺与人民的根本关系得到符合时代精神的重新阐释。社会主义文艺体制的根本问题是思想方向问题。思想方向作为内在精神指向，决定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体制的基本性质。如果比较第一次文代会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与第四次文代会后，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有关党的文艺政策调整说明的思路，后者人民本位的一般思维方法运用，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新的人民的文艺》对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文艺作了一个方向性的论证，但是，细读全文，对新中国人民文艺“新”的方向定位，却不是从建国初期人民群众的文化现实需求概括提升而来（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7月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10月1日宣告成立）。依据战争时期的《讲话》精神，《新的人民的文艺》对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主题、人物、形式等方面的创作规律有详尽、精彩的理论表述，这是不可否定的。但是以此作为对新中国人民文艺“新”的方向定位，把创作规律提升、等同于文艺的思想方向，一般思维方法的运用失误，全然不顾两者理论抽象层次的迥然有别，不经意间混淆了创作规律与文艺方向的本质不同。其他不论，战争时期文艺主题的时代规律性表现，就人文内涵而言显然跟和平建设时期不可混同。这样，《新的人民的文艺》的“人民”，因为新的时代特征阙如，更多的是权威理论的刚性演绎，而不是概括现实生活的理论提升。以人民为本位，首先应关注人民的现实切身利益，《新的人民的文艺》就文艺方向的阐释思路而言，希望科学的给即将到来的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定位是困难的。

1980年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关于“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的论断，最早明确地在文艺方向问题上作根本调整：“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首先“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无论是站在国家、社会集团或者文化界的不同立场，都应处理好这个前提问题。

党在新时期的文艺政策制定是怎样以人民为本位，首先“考虑人民的利益”的？

原来的旧二为方向调整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二为方向，在观念上，使新时期文艺的服务对象及文艺表现的范围尽可能考虑人民利益而扩展，以适应现代社会文艺接受大众的实际。在语言表述上，第一，新二为方向引人注目地以“人民”替代“工农兵”。人民群众对于文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人民群众性格的构成与生活内容的样式又是丰富多彩的。以现代生活丰富多彩又变动不居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的复杂样式为审美对象，文学艺术能够植根于深厚的生活源泉并置身于广阔天地，利于创作出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第二，新二为方向以“社会主义”取代“政治”，使新时期文艺的审美理想具有根本、长期的定位性质，文艺功能符合时代精神需要的放大和延展，文艺政策的导向更长远因此更稳定。在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稳定往往意味着国家政治局面的稳定，因此这是充分考虑人民利益的政策战略调整，意义重大。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口号概括了当代中国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孤立地要求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不仅更完善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而且更贴近文艺自身的规律。“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要求文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多方面的能动作用，使文艺作品的创作、发表和评论，有个最主要也最基本的坐标，利于在更大范围内调动一切积极因素。”[14] 新二为方向调整，在一般思维方法上就是这样尽可能“考虑人民的利益”，将国家、社会集团与文化界等审美主体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整合起来的。因此，1996年12月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重申新二为方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15]

邓小平运用人民本位的一般思维方法，关于人民与文艺关系的文艺政策阐释，集中体现于“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的著名论断。这个论断是贯穿《邓小平论文艺》全部思想成果的核心思想，关于文艺问题的其他论述，都与这一核心思想分不开：1、生动而深刻阐明了文艺家的文艺事业与人民群众的实际关系——相互依存、亲不可分的密切感情；文艺家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人民的命运和根本利益统一，不是相反。2、从本质上揭示文艺与生活的辩正关系：文艺家吸收人民生活乳汁的营养创造文艺事业，又用文艺的精神产品奉献给人民。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文艺要“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文艺家要“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社会生活”与“人民的生活”，邓小平的文艺政策阐释是作为同一概念使用的，可见人民的生活不仅是文艺家从事文艺创作的源头之水，而且也是他们汲取精神养分和创作动力的根本途径。对应于审美文化社会控制的理论视界，“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不是国家主体，也不是社会集团主体，而是换位于文化界主体意味深长的论断，文化精英的审美超越无论达到什么境界，与人民的生活也应该保存着血脉相通的联系！

三、物质、现实和审美三层次人的价值需要互补、关联的文艺政策阐释思路

《邓小平论文艺》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新时期党的文艺政策调整的全面阐释，作为党和国家声望很高的领导人，邓小平习惯于现实层面的意识形态表述，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其文艺政策阐释的语体风格。《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等文处处可见。如果不为这个语体风格所困惑，就其所论涉及的文艺问题组合排列、细致展开，可以构成一个内涵深邃的理论体系，仅就文艺理论的主要内容，就有以下八个方面的要点：

1、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方向（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2、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方针（双百方针与艺术规律、双百方针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3、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创作主体的思想水平、社会主义信仰、时代精神的主旋律、题材和表现手法）；4、社会主义文艺的继承与借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继承传统的创新原则）；5、社会主义文艺批评；6、文艺的效益（文艺的双重属性、文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7、社会主义文艺人才的培养；8、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16]

笔者以为，《邓小平文艺理论》的体系构成如同《邓小平理论》教科书的存在一样，是有客观现实的依据的，但这已经是学者们思想加工之后的新的精神产品了。这当然有独到的理论价值和使用价值。不过要真正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能力，邓小平理论具体实践中的哲学方法论运用，是必须深入理解和掌握的。这才是邓小平理论的灵魂。邓小平文艺政策阐释的人学思路，主要是其哲学思维方式与一般思维方式在文艺政策阐释中的具体运用。“人学是从整体上研究人的存在和本质、人的活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生价值、目的、道路等基本原则的理论。人学的基本问题是人与客体（包括自然、社会、人和精神客体）的关系问题，它的宗旨是通过实践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文化的关系，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争取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17] 人学思路，即人的整体存在观念、抽象的关系网络中，思考人的生存问题的思路。邓小平文艺政策阐释的人学思路之一，就是在人的物质需要、现实（社会）需要和精神（审美）需要构成的，互补、关联的价值需要关系中，阐释文艺政策主体关于特定时期文艺问题原则规定的实际内涵。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第二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对党在新时期文艺政策调整的价值取向，作了如下论断：“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祝辞》）邓小平是从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高度，来阐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位一体的现代化价值定向的。与审美文化控制论的三维价值体系（物质需要、现实需要、精神需要）构架，出奇地吻合。关于新时期文艺政策的价值取向，邓小平随着国家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文化问题，从不同角度反复加以阐释：“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指共产主义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的关系，等等。”[18]“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19]价值需要是人的价值需要。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及随后“十四”大确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文化界有人认为是社会集团意识形态对市场文化价值的全面选择，所谓“经济人”的认可，精神文明成为虚设，更漠视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这是误解。邓小平80年代初多次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需要，要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形态发展阶段中，具体、历史地考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论证人的发展“不能靠空谈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地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战略从价值需要角度审视，是依据中国人现实需要与精神需要的社会实际，以物质需要发展为线索拟订的：（一）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二）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物质需要、现实需要、精神需要并存，物质需要为线索的思路最切近新时期国民的生存现实。

文革以后，文化界一般推崇人文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审美文化的判断：中国现代的文学艺术，事实上已经成为社会展开精神生活的最普遍的形式。因此，中国现代审美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偏重功利性的文化，它的许多核心命题都是为了对付社会的现实危机而提出的，因此常常忽视世界和个人的存在依据。[20]而文艺中的人，除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普通含义之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抽象的人。之所以抽象起来，是因为实际理解的时候，灌注了很多观念在人的理性认识里面。例如，人是大写的，人性是永恒的、静止的、不变的，个体的人是自足的、自主的、自律的，是孤独的，是内心冲突的等等说法。这种观念构成的抽象的人学见解，随着特定时期文艺思潮的流行，成为文化界引领审美文化时尚的重要标志。考察新时期文艺思潮演变的历史过程，文化界的审美文化引导，往往与国家主体、社会集团主体审美文化的利益需要并不一致，甚至尖锐矛盾。文化界的知识精英以人文学者最有声望，“人文学者历来以知识分子的代理人自居，在各类专家中声名最为显赫。一方面因其研究成果比较容易为大众所理解，只要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都能谈几句文学和哲学。另一方面当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出现时，讨论的是作为整体的家园兴亡、文化盛衰，这是人文学者的专长。人文学者因研究对象的缘故，更多关注精神与价值，更能理解并继承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情怀。从晚清改良群治、五四的思想启蒙到80年代的民主运动，意识形态争论始终是全民关注的焦点，人文学者基本保留传统士大夫‘抗议者’和‘卫道者’的姿态。”[21]

比较80年代与90年代文化界关于人的主流阐释意见，对人的抽象性的认识和强调似乎一以贯之的占上风，仔细阅读有关的文论资料，两个时期人的抽象性观念内涵完全对立。80年代的阐释尽量偏向与马克思说法的相反一边：抽象的人性、抽象的人的心理，对人的抽象内在性的强调，出发点是对人的某种恶劣社会性的反感，“因为不喜欢人的某种社会性质而强调人的抽象性”。[22]这种“人的重新发现”，评论家当时认为是新时期文学潮流的头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它反映了文学变革的内容和发展趋势，正是“思想解放运动逐步深化的重要表现。”[23]普遍人性的论证因为著名文论家的声望，成为“人的重新发现”有力的理论表述：文学以人为对象，表现人性、人情，特别是普遍人性，是其固有属性和基本特征，也是作家反映现实，变革现实的基本手段。离开了普遍人性，就没有文学，就没有文学创作，也没有文学欣赏。“文学既然是以人为对象（即使写的是动物，是自然界，也必须是人化了的动物，人化了的自然界），当然非以人性为基础不可，离开人性，不但很难引起人的兴趣，而且也是人所无法理解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所产生的伟大作品之所以能为全人类所爱好，其原因就是由于有普遍人性作为共同的基础。”[24]这种人的抽象内在性基础上的文学观点，因为强调文学本身价值的时候，将文学本体与文学的外部因素分隔开来，由被抽离于社会环境之外的、人的本质观念构成文学自身的基础，于是文学与人形成同构关系，这样，普遍人性论在80年代反思文革思潮中非常有影响。

如果说80年代普遍人性论的张扬，“人的重新发现”带有强烈的文化启蒙色彩和社会观念变革的现代意义，在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之下，国家和社会集团这以后更多的接受了它的积极成果的话，那么，90年代人的抽象性的追求，完全变了味：个人意识中的物质欲望和官能冲动大泛滥，似乎只有欲望化的感性官能体验中，个性化的人性存在才是真实的。90年代文化界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冲突中，直接引起对文艺社会功能认识的改变：放弃理想主义的人性论追求，文论家提出告别革命，放弃启蒙，躲避崇高，淡化主流意识等口号，认为文学艺术中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社会承担属于职业政治家的责任范围，终极关怀与其他价值意识早已是宗教家关注的内容，文艺应淡化终极关怀和社会承担的功能，以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大众审美价值的需要——加强宣泄功能、抚慰功能、社会心理平衡功能、娱乐效用等，文艺大幅度向世俗化、此岸性、肉身化的倾斜，近年竟然形成大潮，似乎成为当代道德沉沦重要现象之一。阜阳劣质婴儿奶粉事件发生之后，有识之士痛心疾首：

“人性向恶需要突破两道防线：道德和法律。当社会道德彻底沦丧以后，法律就变得相当脆弱。对于国人的造假能力没有人敢给出一个底线，为什么会走到这样没有诚信、没有声誉、没有畏惧、没有神圣，人人都要为道德沦丧买单的绝路？因为人们没有信仰。信仰是精神文明的一个基础，旨在解脱人心灵上的障碍，为实现人格的圆满提供条件，是人类调节自身的环境关系的必要手段。而现在，过度强调物质文明的强大比照出精神文明的弱小，不讲大道理，不用精神文明做主导，物质文明不可能是真的文明。”[25]

站在审美文化社会控制理论的视角，完全可以认为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人性论追求，是文化界学术个性的张扬，审美文化价值的真正体现方式。不应受到代表社会观念的审美文化控制的影响，因为“审美文化创作发源于个体化体验，二者不完全一致。社会功利性控制可能损害审美文化的自由品格，使审美文化成为宣传工具。”事实证明，这种说法，在当代中国行不通。文化界的审美文化批评引导，离开国家的管理与社会集团的宣传，要么飞上抽象人性论的天空与国家、社会集团意识形态尖锐对立，要么沉入抽象人性论的欲望化地狱，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差之十万八千里。可见，新时期党的文艺政策调整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黄力之《当代文化审美史论》第31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2] [8]杨春时《论审美文化的社会控制》吉首大学学报2003、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45页

[4][14]《共和国文学50年》第7页、第8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5][6]《中国当代文学》第14页、第19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7]蒋述卓《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参阅胡志颖《文学彼岸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9][17]屠春友《邓小平人学思想的基本架构》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9

[10]周晓风《邓小平理论与新时期文艺政策》第14页-16页，重庆出版社2002年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0页

[12][13]《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21页、第220页、第181页

[15]《邓小平论文学和艺术》第262页，作家出版社1998年

[16] 涂途等主编《邓小平文艺理论读本》第100页-14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18][1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7页、408页

[20][21][22]王晓明《思想与文学之间》第14页、22页、1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23]何西来《人的重新发现》红岩1980、8

[24]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评提纲》文艺研究1980、8

[25]《文摘周报》2004、5、17第一版

（本文作者为重庆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巴渝文化名人研究所所长）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