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屹：“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又一成功实践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又一成功实践
在2000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中华民族翘首以盼，迎来了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1999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为这一庄严历史时刻的到来，期待了多少年，奋斗了多少代！澳门就要回到伟大祖国母亲的怀抱了，这一回归洗雪了外国在澳门实行殖民统治100多年的耻辱。这是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继香港回归之后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标志着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进程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澳门即将顺利回归，再次有力地向全世界说明：中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振兴是无法阻挡的民族意愿，“一国两制”是实现中国和平统一的最好途径。
澳门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明嘉靖32年（1553年），葡萄牙人采取欺骗、行贿的手法租借澳门。鸦片战争以后，葡萄牙挟英法之力欲吞并澳门，1887年，他们诱逼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事实上夺取了中国的领土澳门。澳门被葡萄牙侵夺后，中国人民为收回澳门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然而，由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之中，收回澳门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崭新一页，中国人民从此彻底摆脱了外国势力的奴役和压迫，澳门回归也才真正有了实现的可能。中央政府曾多次阐明对澳门问题的立场，并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1974年葡萄牙政府宣布承认澳门是“葡萄牙管治下的中国领土”。1979年2月8日，中葡建立外交关系，双方达成原则谅解，同意适当时候通过两国友好协商解决澳门问题，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80年代，邓小平科学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方针。随着中央确立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并开始着手香港问题的解决，解决澳门问题也进一步提上了日程。在解决澳门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的方针与解决香港问题原则上是一致的。1984年10月3日，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邓小平明确指出：“澳门问题将会像香港一样，用同一个方式解决。”3天后，他又在会见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夫妇时进一步明确指出：“澳门的情形，是如何继续保持安定繁荣。”“澳门问题也将按照解决香港问题那样的原则来进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五十年不变等等。”
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下，中国政府从1986年6月到1987年3月，与葡萄牙政府进行了解决澳门问题的四轮会谈，因为澳门问题不涉及主权归属问题，又有香港问题的解决为借鉴，外交谈判比较顺利。葡方曾一度提出把交还澳门的时间推迟到下个世纪的主张。对此，中国政府表示不能接受。邓小平明确指出，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决不能把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个世纪。双方经过协商，最终确定1999年12月20日葡萄牙将澳门归还中国。1987年4月13日，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并在签字前会见葡萄牙总理席尔瓦时指出：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门的利益；而解决台湾问题，则既要符合大陆的利益，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后，于1988年1月15日起正式生效。中国政府确定在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同时，将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且符合葡萄牙的利益，尤其是符合40多万澳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各个方面所接受，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方针，从战略高度看待澳门回归问题，做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为澳门的顺利回归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1993年3月，经过在澳门多次广泛咨询和数易其稿后，澳门基本法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从而把我国对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以法律形式具体确定下来。1997年2月，江泽民主席在同来访的葡萄牙总统桑帕约会谈时指出，双方领导人都应站在战略高度去看问题，分析形势，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1998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会上公布了全国人大授权筹委会进行的、与筹建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的九项任务，主要是特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和其成员的产生制定办法并组织实施。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全体委员，江泽民主席在重要讲话中指出，澳门回归对澳门的长期稳定发展，对最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具有重大意义。他殷切希望委员们为澳门回归祖国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作出贡献。特区筹委会依据澳门基本法和全国人大的有关规定，按照“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方针，就特区的筹建进行了紧张有序的工作，1999年4月选出了200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特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5月，由筹委会主任委员会主持，推委会选举产生了特区第一届政府行政长官人选并获国务院任命，从而完成了组建特区的核心工作。随后，特区政府的其他行政主要官员和司法官员也相继产生，特区第一届立法会也组建完毕。
在澳门即将回归祖国的前夕，江泽民主席于今年10月26至27日应邀对葡萄牙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次访问的特殊意义就在于，从战略高度把握澳门回归问题，通过加强中葡友好合作关系，为12月20日澳门回归和政权交接仪式若干未尽事宜通过最高级别的协商加以落实和确认，确保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针对葡萄牙朝野普遍关心的澳门回归后如何落实“一国两制”的问题，江泽民主席重申：“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中央人民政府将严格遵循‘一国两制’的方针，按照澳门基本法办事，不会干涉属于澳门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葡萄牙在澳门的合法权益、葡后裔居民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将会依法受到保护和尊重。”他强调说：“保证澳门政权交接的顺利进行，符合中葡两国的根本利益”。
邓小平在1984年12月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就充满信心地说：“再过十三年，再过五十年，会更加证明‘一国两制’是行得通的。”之所以能够行得通，因为这一构想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是在中国的主体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在自己的身边、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局势可以长期稳定，有利于我们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有利于香港、澳门、台湾的长期稳定、繁荣和发展。
“一国两制”之所以能够行得通，还因为这一构想符合时代精神和当今世界的潮流。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在不断增长，冷战格局一步步瓦解，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冷战思维和方式已行不通了。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用什么方式和途径实现祖国的统一呢？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中国要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最好的方式和途径就是“一国两制”。“‘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
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香港回归后的发展、澳门过渡时期的平稳过渡，都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能够行得通的。
香港回归2年多来，香港同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并没有因为回归祖国而发生任何的变化，“一国两制”更加显示出其旺盛的活力和美好的前景，这已是香港同胞和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不争的事实。江泽民在会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时指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之所以能够取得可喜的成功，是因为从中央到全国人民，尤其是香港同胞，对这项方针有着坚定的共识。只有始终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才能保证香港的稳定繁荣，才能最符合最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一国两制”的实践在香港已经取得成功，相信在澳门也会取得成功。
澳门回归在即，“一国两制”和澳门基本法早已获得澳门各界和广大居民的广泛认同，中葡双方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在中方的推动下，葡方在解决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和中文官方地位三大问题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结果令人基本满意。香港回归后保持了稳定和发展，给澳门回归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心理基础。作为“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主体，澳门居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入参与回归事务，对特别行政区的建立和澳门的明天充满信心。
“一国两制”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和科学的战略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内容是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这一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了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实，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海外有些人至今对这一构想不能理解，存有疑虑。一些对社会主义中国怀有敌意并总抱着冷战思维不放的人，甚至诋毁这一构想。说到底，他们是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缺乏了解和认识。
一心一意搞建设，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党和国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
“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科学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个新总结。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能不能和平共处，和平共处的原则能不能用于解决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这是当今多样化发展的世界中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世界上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将长期并存的事实出发，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环境的现实出发，邓小平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同社会主义统一起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和平共处的理论和实践。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灵活运用和平共处原则于一个主权国家内部，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他说：“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
“一国两制”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在统一的国家内，在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两种社会制度并存，有利于促进祖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可以通过两种制度互相合作，互相促进，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中国特色”。
“一国两制”先后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证明它符合时代潮流，合乎中国国情，顺乎民族意愿，体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能够行得通的。澳门回归将同香港回归一样载入历史史册，极大地鼓舞整个中华民族。它将昭示世人，国家要统一，民族要振兴，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它将有力地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进程，对解决台湾问题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因为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最早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在实践中，香港和澳门走到了前面。澳门回归后，台湾问题必将会引起海内外的中国人和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
台湾问题是实现祖国统一中的最主要问题。“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一贯原则立场。邓小平指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可让外国插手。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他还多次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政策上还可以比香港问题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但是，祖国必须统一，任何分裂中国的图谋都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在这个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原则问题上，客观上存在着和平的和非和平的两种方式。邓小平始终强调：“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出这样的承诺。”我们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但是为了国家的统一，“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一国两制”符合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最好途径。为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然而，台湾的李登辉之流却违背民族意愿，近来又一意孤行地抛出了旨在分裂中国的“两国论”，公然挑衅举世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破坏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阻碍中国的和平统一进程，并在当今国际社会制造麻烦。这种倒行逆施的丑恶表演，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海内外中国人的同声谴责，也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和政治现实。任何分裂祖国的图谋，都是中国人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不能答应的，也都是不能得逞的。那些不顾台湾人民的利益，不惜把台湾拖向灾难深渊的人，必将被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所抛弃。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解决台湾问题，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澳门就要回归祖国了。伴随着这一盛事，中华民族将满怀信心地跨入21世纪。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还有个台湾问题要解决。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展望21世纪，我们坚信，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香港和澳门一定能够保持长期的繁荣和稳定；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一定能够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祖国的日益强大，必将进一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中国的最终统一一定会实现！
（原载《解放军报》1999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