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平平：对邓小平“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几点思考
对邓小平“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几点思考
龙平平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整体社会主义观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这个重要观点的引领下，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已经进入矛盾凸显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长期积累的矛盾和新产生的问题，正在困扰着我们。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在新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还要不要持续快速地发展？怎样做到又好又快地发展？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结合改革发展的新实践、新问题，不断深化对邓小平“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论断的认识，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弄清楚并解决好发展速度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一、“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政治意义
把经济增长速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联系起来，并将之视为社会主义的要素之一，是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一种创新。“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实际情况，总结新鲜经验提出的一个科学论断，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我们被迫重新审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时，经济落后，发展太慢，已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不是社会主义本身不能发展生产，而是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在认识上产生了偏差。当错误地把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凌驾于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之上的时候，“宁要穷的社会主义”的论调似乎也就不再荒谬了。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是，在整个社会还处于思想困惑状态的时候，他发出了贫穷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的警告。1978年9月，他在东北视察时指出：我们太穷了，老实说我们对不起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把经济发展速度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起来。他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邓小平的这段话并非一时的有感而发，而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长期思考得出的一种新认识，是他在历史大转折的前夜第一次对社会主义作出的一个方面的一种新概括，也是他的社会主义发展观的一次新表述。
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这段经典论述提出了三个后来影响和改变中国的新观点。
第一，在当时还没有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的背景下，第一次将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解释为政治问题，并强调这是最大的政治。这个观点的提出，实际上是理论上的一次拨乱反正。它为不久之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理论依据。邓小平的发展观正是以这个观点为支撑点逐步完善的。三中全会过后，邓小平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不久，他进一步提出：“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以此为基础，邓小平先后提出和阐发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全新的观点，带领全党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排除一切干扰，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可以说，邓小平提出的这些新观点，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线，是我们国家得以迅速发展的理论根基。
第二，第一次将经济增长速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联系起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资本主义制度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中的一个新观点，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标准，即怎样才是“够格”的社会主义作出的一种新解释。从这个观点出发，邓小平后来进一步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他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不仅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优越性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在实践中也提出过具体要求，要求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不能长期低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水平。1980年，他在谈到80年代三件大事时就提出：“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 90年代，他更明确地要求：“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者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
第三，发展速度问题，是决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这又是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上的一个新论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将长期共存，社会主义靠什么战胜资本主义？归根到底，要靠我们比资本主义发展得快、发展得好。这本来是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惟一科学解释，并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但是，由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忽视了经济发展速度问题，片面地将思想领域里的斗争当成了谁战胜谁的主要问题。结果，冷战结束后，我们落在了后面。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党内和社会上始终存在着一股对社会主义不信任的情绪？归根到底，原因还是我们在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中曾经一度处于下风。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由此，邓小平郑重地提出了“五十年到七十年”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概念。他多次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搞五十年到七十年”，“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等等。何以如此呢？就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经过50年到70年这样一个持续快速大发展阶段，到那时，社会主义才能够集聚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经济实力，才能够体现出社会制度上的优越性，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才会越来越多。
通过对邓小平关于发展速度问题论述的梳理可以看出，邓小平从来就不是就经济建设的具体问题谈发展速度的。他是从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能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样的战略高度来论述发展速度问题的。一句话，他是从政治的角度谈速度的，谈的是大道理。这一点，他自己说得非常明白。1984年，他在与中外经济学家谈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时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今天谈这个问题，我也是从政治角度来谈。”
从政治角度看经济问题，看发展速度问题，是邓小平高人一筹的伟大之处。明确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对他提出的“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产生歧义了。有人说，邓小平的这个观点，反映出他晚年在经济建设上的急躁情绪。其实不然。晚年邓小平确实非常关注国家的发展速度问题，经常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搞得快一些，要防止经济滑坡，要争取持续快速发展。然而，他是从政治角度，从社会主义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战略高度来论述这个问题的。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有责任经常提醒全党同志时刻牢记这个大道理、把握这个硬道理，一刻也不能放松经济建设。因此，我们也应该从大道理、硬道理的视角来正确理解邓小平的这个科学论断，不能将之庸俗化。
二、“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实践依据和基本涵义
邓小平领导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实践中一步一步试出来的。邓小平对于发展速度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认识，也是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地深化的。他提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归根到底，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和客观要求为基本依据的。
对中国发展机遇的正确判断和把握，是邓小平提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论断的根本依据，而“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则是这一论断的基本涵义。
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是中国社会主义历经坎坷之后重新寻找发展新道路的一个契机。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据统计，按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中国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然而，比财产损失更大的是丧失了机遇。那十年，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时期，如我们周边原来经济并不发达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等，就是在这个期间抓住机遇，迅速崛起的。
对中国经济大发展机遇的认识，邓小平独具慧眼。这不仅因为十年内乱他七年赋闲，有机会有条件在基层和群众中去探寻和思考中国问题，更在于他还有1975年领导全面整顿为寻找发展机遇所做的一场卓有成效的试验。所以，他在第三次复出后不久，就大声呼吁把全党的注意力放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心一意谋发展。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内乱之后求大治，人心思定，人民要求搞建设，谋发展，这是当时中国有可能大发展的国内有利条件。不久，邓小平对机遇的认识便很快拓展到世界视野。80年代初，他从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看到了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端倪，及时提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思想。1983年，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因此，我们要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这是邓小平提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客观依据，同时也是这一论断的基本涵义。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每到一处，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直到1994年他90岁高龄时，还在强调：“现在是机会啊，这个机会很难得呀！中国人这种机会有过多次，但是错过了一些，很可惜！你们要很好抓住。”“你们发展经济，能快则快，不要搞快呀慢呀的争论。”这实际上是他最后一次谈发展问题。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牵挂。
有人说，邓小平所以提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是因为他在经济建设上一直持一种老人特有的着急心态，他从来就是主张高速发展的。这种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
发展速度与发展目标是密不可分的。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世界现代化强国，曾经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上世纪70年代末，在这个目标的驱动下，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曾经发生过一段“洋跃进”，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而提出调整经济，把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高速度降下来，制定实事求是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正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
所谓“洋跃进”，就是盲目制定追赶世界经济强国的各项经济指标，用“大跃进”的方法搞经济建设，实际上是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世界。
“文革”之后，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差距加大。1978年到1979年，邓小平频繁出访，在对美、日等经济强国和新加坡等迅速崛起的邻国的考察中认清了中国的位置。在日本，他曾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1979年初，他首次提出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年底，他在与日本客人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建成一个不穷不富的小康之家。
小康目标的确定，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正确的起点。80年代初，邓小平在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的同时，反复地告诫人们，经济建设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要尊重客观规律。从1980年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一直在论证小康目标的可行性，重点在帮助人们理清发展思路，避免重犯“大跃进”的错误，主张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用前10年的时间先打好基础，在稳的基础上实现翻两番、奔小康的战略目标。这说明，邓小平并不是一贯地、一味地求快的。
80年代中期起，邓小平开始提出我们可以发展得快一些。这除了有对世界形势正确判断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在实践中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持续快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即依靠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取得了出乎预料的巨大成就。1983年邓小平视察江苏、浙江、大连等地，1984年他又专门去了广东、福建几个经济特区和上海。短短几年，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经济飞速发展的生动实践，使邓小平看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和对新生活的极大热情，看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所产生的神奇力量，看到了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下我们能够抓住机遇，持续快速地发展，如期实现小康目标的现实可能性。因此，经过十二大以后五年的成功实践，1987年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郑重地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即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他说：“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正是为了阐明这个目标的重大意义，激励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
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提炼，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出的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对此，邓小平进一步论证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这又是一个雄心壮志！一个目标，一个速度。从这两个雄心壮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邓小平提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匠心所在，也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这个论断的基本涵义。
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和应用尺度
“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新认识，也是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新要求。正确理解和运用好这个科学论断，对促进我们今天进一步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要求我们，在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的大环境下，要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的有利条件，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威力有效地结合起来，一心一意搞建设，以持续快速的发展，确保第三步战略目标如期实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未来更加复杂险恶的国际形势下立于不败之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并最终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显然，在社会矛盾凸显期，正确理解和运用好“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并非易事，有许多问题还需要正本清源，澄清误解，把好方向。
第一，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不能孤立地将发展速度问题作为衡量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不能认为只要坚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多种视角。发展速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视角，是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实践经验提出的一个方面。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很多很精辟，比如他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有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论述，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论述，等等。即使只从发展的角度谈社会主义，他也从来没有孤立地谈速度问题，他经常强调的至少有三句话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就社会发展状况而言，社会主义至少应该有三个综合要素，是富裕的，是能够持续快速发展的，是精神文明的。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你可以说，缺了任何一条，就不是社会主义；但是，你决不可以说，只要有了其中一条就是社会主义。在发展问题上，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尤其是在强调要重视经济时，不能忘了政治；在强调发展速度时，不能忘了效益。不能孤立地将发展速度作为衡量社会主义的标准，这是我们正确理解“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科学论断的基本原则。
第二，从属性上看，正如邓小平所说，“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主要讲的是政治问题，是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将长期共存，而社会主义经济文化还不发达，处于弱势的客观事实出发，论述的是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环境中，社会主义靠什么去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发挥并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关系社会主义命运与前途的大问题。讲的是大战略，硬道理、大道理，而不是经济建设的具体问题。应用到经济上，这个论断指向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宏观发展的一个大原则，而不是指具体的经济政策。因此，不能庸俗化地理解这个论断，更不能不顾实际地将之简单套用于具体的经济问题、具体的经济项目，以此作为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理论依据。
第三，就经济发展而言，邓小平所强调的“快”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辩证的。能快则快，有条件快的就要力争快，千万不能丧失机遇，这是他强调的重点。他多次提出：“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 “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可见，他从来就不是孤立地讲“快”的。他所列举的这些地方，都是有条件的。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在许多条件落后的地方，如四川、新疆、甘肃等地，他从未向当地的领导提出过快的要求。即使是对有条件发展快的地区，他也总是不忘提醒人们：“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因此，在发展速度问题上，正确理解邓小平提出的这个论断，就应该像他那样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决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第四，不能简单地把我国经济建设上长期积累和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归结为快速发展的结果，更不能以此否定“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伟大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发展中，经济上也存在着许多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诸如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能源资源消耗过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别是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等等。有人由此认为，经济上积累的这些问题，主要是长期发展太快造成的，根子在邓小平过分强调高速度，因此对“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论断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这种认识缺乏根据，是站不住脚的。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论证是严密的，论述是周全的、科学的。必须看到，发展速度，只是邓小平十分关注的一个方面，要了解邓小平的整个经济思想，应该全面地、系统地研究和掌握他的全部论述。实际上，对于经济上存在的这些问题，邓小平发现得早，谈得多，谈得透。比如，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是他最早倡导全社会都要保护环境，节约能源资源；是他最先提出自主创新问题。1984年他视察上海宝钢时就明确提出，“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他重视科学教育，不间断地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至于要妥善解决好发展中的社会问题、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问题，他更是未雨绸缪，殚精竭虑，念念不忘。是他提出“两个大局”的思想，倡导东西互补，城乡协调发展；他挂念共同富裕问题，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为此，他还明确地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表。这些都说明，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全面准确地贯彻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我们就能够做到又好又快地发展。
应该承认，对这个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观点，我们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逐步地深入研究。在理论上进一步弄清楚发展速度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实践中解决好持续快速发展问题，这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一个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