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改伟 李会：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认真践行

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认真践行

田改伟 李会

1978年12月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进程。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3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而这一切成绩的取得，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以及毫不动摇地坚持和践行这条路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支持和领导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恢复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面临着百乱待理、百废待兴的局面。一方面，有人提出“两个凡是”的思想；另一方面，一些人产生了对毛泽东思想、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的怀疑乃至否定的情绪。面对这种复杂的历史局面，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敏锐地认识到，要解决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这是因为，“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

对于“两个凡是”的思想，邓小平一开始就明确反对。他在1977年5月指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他还说自己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赞成“两个凡是”的意见和主张“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思想之所以能够提出并得到一些人的赞成，主要就是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式理解造成的。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割裂开来，片面理解，并将其作为现实具体工作的指导思想，这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78年初，我国掀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讨论的焦点就是判断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还是实事求是，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目，以实践作为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这个讨论一开始就遭到了压制。对此，邓小平在同年7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批评道：“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这里，邓小平回顾了在党的历史上是如何克服那种理论脱离实际、一切从本本出发的错误的，他指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才使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伟大的胜利。邓小平提出要研究我们新的历史特点，实际上就是要纠正长期以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左”的错误理解，通过大力揭批“四人帮”和林彪的错误思想达到恢复毛泽东思想真实面目的目的。

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契机，兴起了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以新的历史条件为依托，以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为主要内容，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为主要方向。在这场大讨论中，邓小平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78年9月，他明确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他还强调指出：“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邓小平的深刻谈话使人们认识到了“两个凡是”错误的实质，为如何维护和高举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系统论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针对“文化大革命”以后党内存在的一些僵化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现象，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成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为全党所认可，使全党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达成了空前共识，不仅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也为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坚决维护和不断发展毛泽东思想

针对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带领全党坚决顶住这股思潮对毛泽东思想的攻击，毫不动摇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首先，强调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不能丢。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曲折的斗争中，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独创性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正确的理论概括，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人的创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但由于主要是毛泽东的思想，他在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方面贡献最大，是最杰出的代表，因而以他的名字命名。自从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以来，我们党就用它教育和培育了整整一代人，从而赢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对此，邓小平卓有远见地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其次，强调要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的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发展毛泽东思想，为马列主义理论宝库增添新的内容。邓小平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对于要不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十分肯定地指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恰当和妥善地解决了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这一世人瞩目的政治难题，回答了党内外、国内外共同关心的问题，也为我们党如何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

再次，系统总结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一年多的酝酿、讨论和推敲，经过广泛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终于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获得了通过。这个《决议》系统总结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指出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它主要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这个《决议》还指出，毛泽东思想在这几个方面都以独创性的科学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决议》着重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他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样，系统地总结毛泽东思想，为以后更好地坚持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作了充分的思想和舆论准备。

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开展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条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极大地唤醒了人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然而，对于思想解放的目的是什么、如何进行思想解放等问题却存在着不同理解。邓小平紧紧抓住党的中心任务，时刻注意在贯彻党的基本政治路线中推进党的思想路线。

（一）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两大原则不动摇

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指导我国改革的进程中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紧紧围绕党的工作中心贯彻党的思想路线，面对新的问题，不断解放思想，坚决维护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使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有了可靠的实践平台和实践依据。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主要是针对原来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进行改革，还很少涉及所有制问题，还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该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模式。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如何看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作用和地位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把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是前所未有的理论突破，发展商品经济就不可避免地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由于经验不足，一些地方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利用各种形式化“公”为“私”、变“主”为“辅”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加上国家一些政策的不完善，出现了一些非法致富的人群，这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同时，一些理论工作者也从理论上来论证商品经济与公有制的不相容性，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实现商品经济。这样，在我国的改革过程中就越来越多地涉及所有制问题，涉及无产阶级政权的经济基础问题，根本的就是如何把握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这个问题，邓小平在改革伊始就十分注意，随着改革的深入，他越来越强调改革的性质和方向。

1979年，邓小平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在回答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发展一定的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影响的问题时他首次表明了我国改革的目标。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1984年6月，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在回答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时又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邓小平的这些话表明，在改革开放之初，主要考虑的是如何通过改革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共同富裕，并开始注意在实际生活中如何防止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但是，如何防止两极分化，一开始邓小平是从分配领域来考虑的，认为只要以按劳分配为主要的分配方式，两极分化就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实际社会经济生活是十分复杂的，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加上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这就引起了人们在收入上的差距相对拉大的趋势。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1985年3月，邓小平更加明确了这个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以后，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明确和强调这个思想。1985年9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同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又解释说，中国在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没有违背社会主义的原则，“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谈及特区时还强调说：“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在这里，邓小平依然是用是否是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来作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的，显示出邓小平以一个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眼光和气度来看待我国改革过程中那些非公有制经济，一直把坚持公有制经济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围绕党的工作中心认真践行党的思想路线，使党的基本路线始终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既反对片面地坚持公有制，反对虚无地强调共同富裕，又坚持实事求是，把共同富裕置于发展公有制的坚实基础之上。

（二）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我国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

邓小平在我国改革过程中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根据中国的实际，逐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思想，使党的思想路线在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进一步生动地展现出来。

邓小平对我国改革的目标和标准先后提过三次。第一次是1983年1月12日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说：“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这其实就是后来“三个有利于”思想的初步表述。第二次是1987年6月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邓小平说：“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第三次就是1992年南方谈话时，邓小平说：判断我国改革开放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表述后来写入党的十四大报告，并随后写进了党章，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从邓小平在我国改革进程中先后多次提出的判断标准，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着重点是不同的，但是这三次提法是一脉相承的，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首先，这三次表述反映了我国在改革过程中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大相同的，其侧重点是有所区别的。第一次提出时，我国改革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如何迅速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也是广大人民支持改革、对改革的期望所在。第二次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正是中国经历了1986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阶段，而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否定党的领导，并且利用党在一定时期的错误来攻击党的领导地位，所以，这时邓小平在总结改革的经验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思想，作为我国改革的目标。其目的就是要在改革中防范资产阶级思想把我国引上邪路。而1992年，在经历了1989年的动乱和苏东剧变之后，我国改革向何处去，改革能否使中国防止出现苏东那样的大变动，中国的红旗究竟还能打多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教训，在具体的改革中，不少人畏首畏尾，在什么事情上都要问个姓“资”姓“社”，实际上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我国的改革一时陷入了僵局。正是在这种国际和国内大背景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发表了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强调了发展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提高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其次，邓小平先后三次提出的判断标准，也是对我国改革认识逐渐加深的反映。在我国改革之初，主要的动机还是很单纯的，就是努力改变生产力长期得不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的局面，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破坏性和腐蚀性的认识还不是很深入的。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各种矛盾暴露得越来越充分，不仅存在着发展问题，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影响着我国发展方向的问题。邓小平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在改革过程中的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及相关的阶级斗争，使他更加认识到发展对于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维护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同时，邓小平先后三次提出的判断标准还有很多共同之处。首先，都强调维护我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三次谈话都涉及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强调我国的改革不能产生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不能走邪路。其次，都把结论归结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来。再次，邓小平这三次表述都把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前途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有机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四、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反对以解放思想为借口来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打破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禁锢。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是，一种右的错误倾向，以解放思想为借口，也开始涌动、浮现出来。

（一）要长期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1979年春，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央召开了理论务虚会议。这本来是一次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重要会议。可是有的人不是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而是提出了“纠正”社会主义；从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到否定他的一生和毛泽东思想以至于否定党的历史和党的领导，借解放思想来“纠正”马列主义。与此同时，在务虚会外也出现了相似的思想混乱，一些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非法组织和刊物如《北京之春》等也相继出现。

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问题的实质，1979年3月，他受中央的委托，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首次提出在思想政治领域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他指出，之所以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不仅是因为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些“左”的错误思想依然存在，而且，“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虽然这几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2]（p.166）

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党在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但那种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自由化思潮并没有完全消失，反而借党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机会大肆为历史翻案。针对邓小平提出的反对右倾错误思想的意见，有人就联系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认为这是偏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纠“左”的工作，中央的政策是又要“收”了。对此，邓小平义正词严地回答道：“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不是又在‘收’了？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从来就没有‘放’，当然也谈不上‘收’。什么时候我们说过要容忍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破坏分子的活动？什么时候我们说过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老实说，对于这样一些活动，现在应该从重处理，不是从轻，乱得太不像话了。”并且，对于有人一再拿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来全盘否定党在当时所采取的反右措施，邓小平不止一次地说，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

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86年，他又一次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1987年，邓小平又反复提出“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年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只要国际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只要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还没有相当的发展，就会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这类问题不但今天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都会存在。”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多种风险和考验，才能够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才能够辨别西方思想和思潮的真实面目，使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不为困难所惧，不为干扰所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二）坚决反对将“双百”方针与党的思想路线对立起来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结束了人们思想长期被束缚的状态，然而，一些人简单理解解放思想的内涵，把“双百”方针曲解为脱离任何原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宣传什么就宣传什么，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谁也不能批评或干涉，认为这才是生动活泼，是“双百”方针的体现。理论界一些人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都存在着异化现象，造成这些异化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要解决异化问题，政治上最好不要共产党的领导，经济上最好能绝对自由，思想上最好不受任何约束。

针对这些错误观点，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邓小平批评道：“他们不了解，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因为我们的社会内部还有坏人，还有旧的社会渣滓和新的社会渣滓，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外国和台湾的间谍。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在1981年，针对一些人假借“双百”方针来发表错误言论的情况，胡乔木根据邓小平提出的有关讲话精神，有针对性地指出：“这个方针只规定了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必须采取民主讨论和自由竞赛的方法，而没有规定方法的其他方面，更没有规定科学文化事业的内容。因此，我们党在思想工作方面还提出和执行了其他一系列方针。”邓小平在1983年《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中也明确指出：“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如果把“双百”方针曲解为与四项基本原则相冲突的方针，它就必然成为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

（三）要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解放思想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国外的东西，解放思想有没有一个立场和方法问题，邓小平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他指出，对待国外的东西，我们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我们要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一个时期，党放松了以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思想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造成了在思想理论战线的混乱局面，使精神污染得以传播和发展，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助长了一部分人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这种局面得到了一些人的叫好，认为是生动活泼的表现，同时也得到了西方一些敌对势力的称赞。对此，邓小平严峻地指出：“奉劝这些同志在有人叫好的时候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场上叫好，为了什么目的叫好，也用实践检验一下嘛。”有些人不是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他们看不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成就，看不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趋势，而一味地否定党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为能够在中国制造一些混乱，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扰乱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欢呼，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走狗。而广大劳动人民对这些企图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的思想是深恶痛绝的。实践证明，每当社会发展遇到困难与挫折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始终是党的最忠实的拥护者。这同党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始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在不断解放思想的同时时刻不忘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毫不动摇地坚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考虑问题，长期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密不可分的。

（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