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锡福：邓小平改革本质思想再思考

邓小平改革本质思想再思考

庄锡福

近30年的改革史说明，“为什么要改革”和“如何改革”的讨论将会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拓展和深化，特别是改革碰到较多问题和较大困难的今天。因此，进一步加深对邓小平的改革理论特别是其改革本质思想的理解，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统一：邓小平关于基本制度、体制、机制问题的新思维

二次大战后，和平与发展逐步成为世界的主题。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痛定思痛，一方面总结自身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汲取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的优长之处，进行持续不断的社会改革和政策调整，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从而迅速抓住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机遇。相比起来，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了40年代的迅速崛起和50—60年代的高速发展之后，却逐渐把在经济发展粗放型阶段，在对抗资本主义包围威胁情况下形成的一套观念和体制固定化，并把它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完全对立起来，从而逐步走向僵化，痛失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机遇。“文革”期间的邓小平，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挫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对我国建国以来历史的反复思考比较，最终得出这样的认识：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必须下大力气真正弄懂和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这就使他能够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上，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改革、社会主义改革的本质又是什么、应如何改革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邓小平对改革本质问题的把握，突出地体现在他对改革的两个基本定位上，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两个基本定位，都是体现改革本质的，问题是如何把它们统一起来。这既是自1950年南斯拉夫改革开始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进程中一直未解决的难题，也是苏东改革最终背离初衷走向剧变的关键之点。

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邓小平显示了作为伟大改革家的魄力和睿智。

第一，邓小平对社会分工急剧扩大带来的社会复杂化，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对此在社会和管理机制上的相应变化有深刻的认识并从中得到很大启发。他不再把社会主义制度看成混沌的整体，而看成有着内在结构和层次的有机体，看成由基本制度和操作体制(具体制度)构成的两个基本层次(还有具体的管理办法等更低的层次)，并由运行机制加以连接的系统结构，而其中邓小平特别重视的是在中间起连接作用的运行机制。如果说，社会的基本制度是指占主体地位的经济所有制形式、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权力控制形式、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作用形式，而社会的具体制度即操作体制是指国家权力和社会控制体系在操作层面上的制度和规范，那么，所谓运行机制就是连接基本制度和操作体制的原理或法则。其主要的功用就是根据基本制度的要求不断修正、整合操作体制的内容和优点，使之尽可能多地体现基本制度的优越性。运行机制是原理或法则而不是实体，但它通过规定体制的结构和目标来体现基本制度的本质和优越性，因而它实际上是决定着整个制度体系运行状况的关键因素。所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关键之点即在于改变或转换运行机制。邓小平改革最具历史穿透力而令人叹服之处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制度体系中分解出操作体制这一层次，固然是重要的方面，而深入到社会制度的内部把握其运行机制，则是更难能可贵更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方面。他从发达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两种不同经济制度的运动中深刻感受到的，不单是一个个具体的局部或体制(如产权体制、分配体制、金融体制等)，更重要的是其运行法则或机制，认为这才是要害之处。他早在1979年就说过一段令中外政治家和理论家们惊异不已的话：“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认为，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市场经济”，指的主要不是作为经济制度构件的以市场为形式的具体的体制，而是整套市场运作体系，其灵魂则是市场运作的机理或法则，即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机制。所以，我们的改革虽然叫“体制改革”，但关键却在机制的选择和定位。“体制改革”的提法只是反映了表层的工作目标，其深层则是机制的转换，只有选择并确定了科学的运行机制，成套的体制设置才有所遵循。因此，也只有机制转换才最集中地反映改革的深刻本质。我国20余年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根本的一条就是选择了科学合理的经济运行机制，即人们常说的市场取向或市场机制。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也应归功于选择了“法治国家”的目标，逐步走向法治机制。

进而言之，改革的本质作为“第二次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之辩证统一，在操作层面上集中反映在改革所包含的三个层次的有机结合上：在基本制度层次上是调整，即对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文化制度作改良性的调整；在机制层次上是转轨，即把原来阻碍制度优越性发挥的社会运行法则转换为有利于优越性发挥的社会运行法则，这是质的转换；在体制层次上是转型，即把原本服务于不良机制的一整套体制加以革除，根据新的运行机制的要求重新设计并建立相应的体制，这也是质的转变。基本制度调整——运行机制转轨——操作体制转型三位一体，量变和质变结合，创造合理的制度系统结构和良好的制度运行状态，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大发挥，这就是中国改革的基本内容和目标。可见，所谓“第二次革命”主要体现在社会运行机制的转轨和体制的转型——当然对基本制度层次也做了改良性的调整。而所谓“自我完善”则体现在虽然机制转轨和体制转型具有质变性质，但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进行的。两者的完美结合，必定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良好发挥。而这，正是两者的共同目标和统一点，是改革本质的凝聚点。

二、改革本质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体现

下面，我们将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领域，分析基本制度调整、运行机制转轨、操作体制转型的具体情况。

(一)经济领域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价值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而原先的基本制度形态未能很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调整。主要是从单一的公有制形态调整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形态，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形态调整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形态。

制度调整为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提供了必要条件，而优越性能否发挥还有赖于运行机制的转轨。

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就是从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的转换。在原有单一的公有制形态下，所有生产要素连同其集聚体(工厂企业)都只有一个所有者——国家。国家当然也就有权力、有可能对全国所有工厂企业的供给、生产、销售，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所有环节进行计划调拨和控制。而计划机制的功能发挥是通过以下体制来保证的：1. 经济计划指标的指令性体制。2. 层层下达任务的行政推动体制。3. 生产资料、劳动力、资金、技术无偿调拨，产品、利润无偿上缴体制。4. 职工工资国家统包、职工福利企业负责体制。显然，没有这一系列体制的协同运作，计划机制就不可能存在。同理，市场机制要取代计划机制，也必须有另一套体制的运作来加以保证：1. 以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体制。2. 以市场竞争为主导的动力体制。3. 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体制。4. 职工工资企业负责、职工福利国家统筹体制。只有通过这样的一系列体制转型，市场机制才能取代计划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反过来说，没有市场机制预先确定，体制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要变成没有方向的盲动。机制转轨在其中的核心、灵魂、关键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二)政治领域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价值目标是实现人民民主。而原有的政治制度难以充分实现民主，甚至导致“文革”那样的严重灾难，因此必须加以调整。其主要内容就是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从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调整为共产党执政、其他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政的政治格局。

基本政治制度的调整为民主的推进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而其实现还需要有强有力的政治运行机制来保证，即实现从人治机制向法治机制的转轨。人治机制的弊病是违背了“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政精神，而法治机制重在构筑保证“人民主权”的法制体系和依法治国的社会环境，是民主和法制的统一，是被世界民主进程反复验证过的实现民主的不二法门。如上所论，人治机制和法治机制的运作同样需要成套的体制来保证，其转轨同样需要一系列体制转型来达成。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项：(1)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国家机构适度分权、国家——社会适度分权、中央——地方适度分权的政治体制转型。(2)从人格权威起决定作用的领导体制向法理权威起决定作用的领导体制转型。(3)从组织决定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向民选决定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转型。(4)从以政治运动为主要形式的社会动员体制向遵循宪法和法律运行的社会动员体制转型。这一系列体制转型，就保证了从人治机制向法治机制的转轨。实现了这一转轨，宪法和法律才能取代政治权威，在政治资源的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三)文化领域

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价值目标是鼓励自由创造、促进精神文明。改革开放前的文化制度未能很好发挥人民大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创造潜力，必须加以调整。其主要内容是把追求无产阶级文化独占的格局，调整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鼓励自由创造，包容各种符合宪法要求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这里所谓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有两层意思，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观察生活、分析社会而获得的理论或创作成果，即居于主导地位的无产阶级文化。二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理论要求的文化产品，这就包括一些虽然不属于第一种类型，但却属宪法和法律明确限制范围之外的作品。

文化基本制度的调整为调动人民大众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了巨大的可能性，而可能变为现实则有赖于文化运行机制的转轨，也就是从一统机制向多元机制的转换。一统机制的弊病是违背了文化作为精神活动的自由本质和多样性要求，以及文化只能在争鸣中发展的生态规律，而多元机制则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动，尊重文化的自由本质和发展规律，致力于激发学者和文艺家的自由创造。实现一统机制向多元机制的转轨，同样需要有成套的体制转型予以保证。主要是：(1)从高度集权的党政管理体制向以宪法为依据的法律管理体制转型。(2)从一时政治需要的导向体制向“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二为”导向体制转型。(3)从“大批判开路”的动员体制向激发知识分子自由创造的动员体制转型。(4)从政治权威、“政治标准”决定的独断评价体制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实践评价体制转型。这一系列的体制转型实现了，多元机制才能真正取代一统机制，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精神自由创造的精品效应才能取代政治裁决而在文化资源的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四)社会领域

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价值目标是活跃和谐，而此前的社会生活制度，把社会生活完全政治化，连续不断的“左”的政治运动几乎把公共生活空间压瘪了。公民的不少基本权利都失去保证，更遑论自主自治了。因此，社会领域的制度调整，应从过去那种把社团、家庭、个人私域高度政治化、阶级斗争化，把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等同于统制包办的格局，调整为政府和社会、公域和私域适当分开，党着重在政治上领导而政府走向有限行政的格局。这样既使党和政府避免了很多不必管也管不好的事务，又可使社会肌体获得独立发展的活力。

社会领域的运行机制的转变，就是从政府包办机制向党和政府引导下的社会自治机制转换。政府包办机制的弊病是违背社会分化、人民自主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迷信政府权力万能，而社会自治机制则顺应了历史趋势，尊重、相信并致力于培养人民的自主自治能力。政府包办机制向社会自治机制的转轨，同样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体制转型来加以保证，主要有：(1)从政府全面统治的社会管理体制向社会(社区、社团)依法自治的管理体制转型。(2)从政府包办社会的工作体制向社会(社区、社团)自主活动的工作体制转型。(3)从极力抑制公民社会成长的保守性体制向积极培育公民社会成长的发展性体制转型。只有实现这一系列的体制转型，社会自治机制的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才能在最基本的社会生活中得到落实，一种活跃和谐的社会生活才有可能形成。

三、“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辩证统一：邓小平改革本质思想的深层依据

邓小平“第二次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之统一的改革本质思想，其根据深深依存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之中，也深深地契合于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辩证统一的深邃思想中。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运用他们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以对历史进程内在必然性的雄辩阐释得出“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伟大结论。后来，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以对历史进程复杂性和曲折性的深刻把握，得出“两个决不会”(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未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的睿智判断。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历史从部族国家到民族国家、从区域性历史到世界历史，是一部随着生产力逐步发展，社会分工日益扩大，社群分化日益加剧，各民族和人民自由平等意识逐步增强、自主自治能力日益提高的历史，它特别显著地体现在近代以来的世界性历史变迁之中。综观近代以来的世界文明史，其主要内容，就是社会各领域包括教育、科学、文化、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及其活动主体“市民社会”，从封建神权和专制政权的奴役下逐步解放出来取得独立的地位和自主自治的权利。这是人类全面觉醒、大踏步前进的伟大进程。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正确地反映了这一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才得以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出“两个必然”的结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也正是这股历史潮流的产物。它之所以能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制度，就是因为它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进步方面，比后者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这是“两个必然”在中国的生动体现，也是邓小平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依据所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历史规律或历史必然性的实现，又不可能是简单的、线性的、径行直遂的，而注定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充满曲折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实现逻辑是必然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必然性规定着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和总体面貌，从而制约着选择性的基本方向和“可能性空间”；选择性体现着“人类史”不同于“自然史”的独特性，体现着人类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主体性，规定着历史发展进程之不可穷尽的偶然性和丰富性。历史必然性寓于历史偶然性和选择性之中，体现偶然性和选择性的限度；历史选择性依存于历史必然性，却赋予必然性以生动的生命和各种独特的存在形态。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封建传统的强大和资本主义由“殖民者强加”的扭曲形念，使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既是符合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又是一种严重先天不足，处于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之初级阶段的“不合格”状态。这就决定了“两个决不会”在中国会有更强大的张力、更广阔的表现空间和更丰富的表现形式。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在其发展历程中除了海外暴力扩张和血腥殖民外，其在国内的各种剥削形态在中国都可能以相同或相似的形式不同程度地有所表现。因此，只是在区域性民族史向“世界历史”过渡中“被迫现代化”的中国，要在取得民族独立后“自觉现代化”，就只能以最大的魄力解放思想，厉行改革开放的新政。一是要顺应近现代世界技术大进步、社会大分工、社群大分化的历史趋势，坚决改革违背这一趋势的以计划经济、人治政治、统制式文化和包办型社会为特征的一整套体制和机制。二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体现必然性)基础上大规模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这些成果在现代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都仍有活力，是“两个决不会”的生动体现，我们如果不虚心学习借鉴，就等于没有摆脱“区域性历史”的封闭心理，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就是自外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邓小平正是深深领悟到“两个必然性”和“两个决不会”的内在统一性，他才坚信：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坚持“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完全可以统一的，而且是中国唯一可以走得通的现实之路、光明之途。由于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才使邓小平的改革本质思想展现出恢弘的历史视野、深邃的辩证智慧、惊人的创新魄力和巨大的理论容量。

（作者简介：庄锡福，华侨大学人文与公共治理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注释：

[1]邓小平文选[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36.

[2]唐士其.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7—53.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