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国外邓小平研究概况
新世纪以来国外邓小平研究概况
刘晓云梁怡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外学术界的邓小平研究也在持续深入。本文将收集到的十几年来国外有关邓小平研究的重要著述加以整理和分析，旨在拓宽国内邓小平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深化邓小平研究。
一、新世纪以来国外邓小平研究的主要成果
进入21世纪之后，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的研究热情有增无减，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学者，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邓小平的历史贡献、邓小平经济等领域的思想、邓小平与党的其他领导者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比较等几个方面。也有学者侧重从现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入手，来考察邓小平及其理论的当代价值。在国别方面，除了俄罗斯、日本、美国等早已开始邓小平研究的国家，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越南、巴西、墨西哥等国学者也逐渐加入其中。
俄罗斯学者一如既往地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仅仅在俄科学院远东所，从事邓小平思想理论研究的专家就有十五六位。以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为代表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已经发表、出版了一系列学术文章和专著，显示出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大体来说，他们的研究侧重从反思苏联经验教训的角度来分析邓小平的成功之道。与俄罗斯相比，日本的邓小平研究多融合在当代中国研究之中，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进行分析，并不断深化和拓展。其中，毛里和子、矢吹晋、天儿慧等学者取得了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国家的邓小平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末曾出现过一段时期的波动，但在90年代又进入一个高峰。新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关注当代中国发展问题过程中，对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研究既有量的变化，也有质的升华。正如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的序言中所说："20年过去了，很多原来没有兴趣了解邓小平的西方人，现在也开始愿意认真考虑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作用。"他们对邓小平的评价逐渐转变到以肯定与赞扬为主，研究也更趋全面、客观。
近年来，国外邓小平研究的学者及成果主要有：俄罗斯季塔连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世界意义与中国改革之经验》、乌索夫的《邓小平和他的时代》、潘佐夫和斯皮恰克的《邓小平在莫斯科（1926年-1927年）：一个革命者和未来改革者思想的形成》、皮沃瓦洛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斯米尔诺夫的《中国现代化经验：国内外的一些观点》等；日本矢吹晋的《邓小平》，许介鳞、村田忠禧的《现代中国治国论》，毛里和子的《现代中国政治》，天儿慧的《巨龙的胎动：毛泽东与邓小平》，益尾知佐子的《邓小平对外开放构想与国际关系》等；美国等其他国家中，傅高义的《邓小平震撼世界》和《邓小平时代》，康拉德·赛茨的《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后邓三十年：改变中国的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李侃如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亨利·基辛格的《论中国》，夏伟和鲁乐汉的《富强：中国通向21世纪的长征》，新加坡郑永年的《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等都是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论著。
这些著作和学术论文，有的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有的采取独特视角，有的结合在中国实地考察所获得的新材料，对邓小平的个人经历及其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重要思想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基本上展现了十几年来国外邓小平研究的主要成果。这些研究相对比较集中的内容及其呈现出来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邓小平历史贡献的研究持续展开
总体而言，大多数国外学者对邓小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邓小平的个人魅力以及邓小平为中国30多年快速发展作出的伟大贡献都持肯定意见，评价逐渐客观。他们的主要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肯定邓小平作为中国和世界历史伟人的地位。多数研究者认为，"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人物之一"，"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部分遗产，同时解放了中国人民杰出的创造力和非凡的能量"，"邓小平大力推动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是中国面貌发生根本改变和当今取得巨大成就的指路明灯"。尤其是俄罗斯的部分学者鉴于苏联解体后国家大起大落的动荡情况，在对中俄改革成就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邓小平坚持改革开放国策的果断和英明。美国学者傅高义更是明言："邓小平是20世纪对中国乃至世界贡献最大的历史人物。"
此外，这十几年间，国外学者对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研究也成绩显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美国学者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该书集作者十年之功而成，共6部分，23章，60余万字。作者使用中国出版的官方档案，用大量篇幅详述了邓小平把中国引向富强之路的政治策略和政策措施，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历史贡献。他认为，邓小平"对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世界的发展有过更大的影响"。傅高义的书重视调研和对亲历者的采访，积极采用新的权威资料，行文也透显出作者对材料较强的分析和把握能力。因此，该书甫一出版，便引发广泛关注，进一步激发了国外学者重新解读邓小平历史贡献的学术兴趣。此外，该书还从一个新角度分析了在毛、邓两个时代的转换和对接中邓小平工作思路的调整，推动了国外邓小平研究新趋向的形成。这说明，邓小平理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都仍然有着巨大的研究空间，值得进一步深挖细掘。
2009年，俄罗斯学者乌索夫出版了《邓小平和他的时代》一书，对邓小平的生平做了全面的介绍。潘佐夫、斯皮恰克通过分析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原始档案以及邓小平和他的同学们的个人档案资料，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即邓小平在苏联的一年并没有虚度。在此期间，邓小平看到、读到和学到的一切都影响着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形成。
英国邓小平研究专家理查德·伊文思的《邓小平传》的中译本于2014年3月出了最新版，新版除对旧版第十四、十五章的个别地方作了些精简之外，还订正了部分史实记述上的错误。作者站在独特的立场，以平和的眼光看待并展示邓小平不平凡的一生，带领读者重温20世纪中国的发展历史，该书也因此被称为"最客观公正的纪念碑式传记作品之一"。
2.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的成就起了关键作用。中国今天为何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国外研究者基本认为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引领中国走向了富强，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的成就。俄罗斯国际问题专家亚历山大·萨利茨基和巴西学者普洛科皮奥认为，邓小平倡导用实践来检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受住了中国实践的检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实行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开启了新纪元。他著名的具有"中国实用主义"色彩的"猫论"，则为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定心丸的作用。还有学者指出，从1979年至2009年的30年间，因为邓小平倡导的勇敢及引人注目的改革，中国得以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其结果是使超过4亿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发展能像中国那样迅速。
3.强调邓小平的遗产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深远影响。综合来看，国外学者提到的"邓小平遗产"，主要是指邓小平执政之下发生的基础性结构变化，涉及政治遗产、经济遗产、精神遗产、外交遗产等具体内容。他们结合中国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认为邓小平留给今天中国的遗产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领导核心，不要自满，不要自高自大，不要允许大国傲慢"；二是邓小平本人确定的各项原则，即集中精力向世界经济敞开大门，尽快掌握世界经济的门道，调整先进技术、满足中国的迫切需要，但尽可能保留国家治理结构；三是邓小平最基本的政治遗产。就最后一个方面而言，正如傅高义所概括的那样，"第一是要改革、要开放，他说应该把那个门开得更大，开放的政策应该更加扩大。第二，邓小平非常支持跟外国搞好关系，在那个情况下面中国才会发展，对中国的发展有利。第三，他非常重视能力，也就是有能力的人和能干的人"。
在国外一些学者看来，不仅邓小平的政策在过去30多年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成功，而且邓小平理论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也会产生持续的影响。罗斯·特里尔说，邓小平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领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过程中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对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范芝芬也在《中国的十一五规划（2006-2010）：从"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一文中分析了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联系。
（二）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对于邓小平历史贡献的评价和研究，国外突出在经济方面，且一般是将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和中国的经济成效分开进行分析的。中国奇迹使世界上多数人盛赞邓小平，但是学者们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研究结论却存在很大分歧，一些学者对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关系研究不够深入，评价也不够客观。
新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的热情不减，但也存在一些争议，这些争议的关键点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姓"资"姓"社"的问题。但大多数学者已不再纠缠于这种经济形式上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逐渐理性科学地看待邓小平的经济思想。
1.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遗产，邓小平所做的就是打破旧有的条框思维和观念，尝试着将两者连接起来，这是需要巨大的马克思主义勇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外国人不理解也属正常。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中国取得的巨大成绩，一些人逐渐改变了市场经济专属于资本主义的观念，开始客观地思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学者对此反思较多。德国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董事拉尔斯·莫尔金就曾撰文，积极肯定邓小平将市场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而不是截然分开的思考和实践。他认为，邓小平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之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父"。面对"放弃计划经济是否等同于放弃社会主义"这一问题，邓小平坚持"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是国家独立的保障和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市场和计划在他看来只是发展生产力的两种手段。
2.理解邓小平把改革看作经济管理手段的思考。在对邓小平改革的评判上，之前有部分学者过于简单地将改革开放中的一些具体措施，包括推行中不成熟的经验当作邓小平带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依据，进而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然而，鉴于中国在各种国际国内复杂情况下仍能保持稳定快速发展的事实，国外学者对邓小平改革的评判也渐趋理性。有学者认为，邓小平是将改革看作对经济管理方法的完善，而非在这种借口或掩饰下试图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邓小平非常清楚，新的经济方针对社会主义事业在客观上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需要未雨绸缪，预防这种危险性从潜在转为现实，所以他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他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始至今，从来都没想到放弃社会主义，而转向资本主义。相反，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被看作第二次革命，一次新的长征。"这种观点是比较理性和客观的。
（三）强调从治国理政的角度对邓小平与其他领导人进行比较研究
海外中国学有多种范式和学派，其中比较研究法是其较为常用的研究方式。以往，国外一些学者侧重从"权力斗争论"看待中国领导人的更换和权力交接以及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国外学者在邓小平的研究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多侧重从领导人治国理政的角度进行比较。另外，除了继续对邓小平和毛泽东进行比较研究外，国外学者还经常将邓小平与陈云、华国锋等人进行比较，拓宽了比较的范围，这也是研究取得的新进展之一。
1.对邓小平与毛泽东多方面的比较研究。对邓小平和毛泽东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思想体系的继承与发展、治国方略的手段和方法等方面。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一是认可二者的继承与发展关系。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邓小平在很多方面都与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有继承和发展关系的事实。
第一，在宏观战略上，他们认为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基础。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中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架构，也就很难有后三十年的建设。而且正是因为有毛泽东那么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毛泽东后的中国领导人才有了全然不同的探索"。他还认为："尽管邓小平当时形象地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这只是说追求这些价值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实际上方向是相当明确的。"俄罗斯学者斯米尔诺夫对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共党内文件中被誉为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而此次飞跃也为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俄罗斯经济学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指出："1949-1976年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为1979年之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强大的国家制度体系、高效的政府、改善的基础设施和充足的人力资本储备。"
第二，在具体政策上，许多学者认为邓小平也同样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日本学者益尾知佐子强调，邓小平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正统继承者，和敌人保持完全的对峙，邓小平忠实履行毛泽东对外路线的结果，使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德国学者韩博天和美国学者裴宜理主编的论文集《毛的看不见的手：中国适应性治理的政治基础》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当下中国仍然与中国的革命经验密切相关，对当下中国成就的解释，必须基于中国的革命遗产。无论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最终都会对执政的适应性产生重要影响。
二是认为两者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别。郑永年认为，从追求新的国家形式的角度看，其实邓小平所做的和毛泽东所追求的有一个共同的方向，但是两者所使用的方法很不相同，邓小平所使用的主要是经济的方法。克里·布朗在《中国共产党与意识形态》中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特点进行比较，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功能一方面都是为了推动和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分歧。约翰·德勒里认为，邓的战术可能是毛的反面，但毛、邓的奋斗目标完全一致：这个目标由邓实现了一部分，邓的继任者们则实现得更为规模宏大。
三是割裂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个30年的问题。国外学者对毛泽东与邓小平关系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读为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关系的评价。毛、邓两个30年，是邓小平研究中比较敏感、严肃的问题。"二者是一脉相承、继承发展的关系，否定了毛泽东也就否定了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也就否定了邓小平理论。"当前，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已经趋于客观。他们基本上认可改革开放后30年是在前30年发展的基础上开创的。这与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挫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的结论相吻合。我们应警惕那些认为邓小平领导中国走上与毛泽东相反的道路，把毛泽东和邓小平领导的两个历史时期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思想倾向。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在《毛的最后革命》中说："邓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改革"），让中国融入了更广阔的世界（"开放"）。"他认为邓小平抛弃了毛泽东的现代化努力，而断然选择进入已被证明是成功的西方式现代化的潮流。这种分析显然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得出的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和接受的。
国外学者之所以得出否定的、负面的观点，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政治信仰、政治理念和实现现代化的期盼等基点和核心观念上的一致性，只是简单地将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的治国方略当作割裂两位伟人的借口和理由。新的理论证明他们的观点是偏颇的，不客观的。他们的真正用意在于，借"褒扬"邓小平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来否定改革开放前毛泽东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积累起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对此，我们应坚持唯物史观，对那些不准确的猜测和蓄意的歪曲予以客观分析和批驳。
2.对邓小平与陈云治国理政方面的比较研究。邓小平和陈云都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经济恢复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国外学者也很重视将二者加以比较研究。与之前有些学者认为陈云是保守派的错误观点有所不同，新世纪以来的分析基本上都能冷静地对其作出客观的评价。
美国学者李侃如认为，邓小平和陈云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两个重要人物，二人都早在20年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论是邓还是陈，都没有想过要打击对方。傅高义则从邓小平与陈云在性格、政策主张上的不同以及在改革开放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切入进行比较分析。他认为，邓小平能做到"举重若轻"，而陈云则以办事慎重闻名，属于"举轻若重"的人。"陈云注重细节，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比邓小平要细心得多。但是在邓小平看来，想在打仗之前搜集到敌方全部情报的指挥官难免要贻误战机。邓小平确实用很多时间分析自己的决定的潜在后果，但在重大问题上，他往往愿意在摸清全部事实之前就大胆推进。"这种比较研究，有助于澄清史实，理解邓小平与陈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策的制定中各自所发挥的作用。
二、新世纪以来国外邓小平研究的特点
十几年来，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趋向，他们更注重把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放在中国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和全球视野中来考察，尤其是将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研究。总的来看，与国外毛泽东研究多侧重理论分析的情况不同，对邓小平的研究，国外学者较多地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的变化进行分析。
（一）服务于本国制定国家战略的需要
一般而言，国外学者对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研究，并不只是学术性的探讨，还往往有着一定的现实考量--他们的研究大多着力为本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提出对策和建议。比如傅高义就指出，美国社会科学对全球各个地区的研究正是在二次大战后美国政府全球战略的驱动下开始加强的。由此可见，地区研究已经不再单纯受学者个人意愿的驱使，而是一种国家有意推动的研究计划，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也是一个典型例证。作为奥巴马总统中国顾问团成员，他近年来对当代中国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已经对美国相关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也是另一种现实性的研究。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对世界各国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中国的成功吸引了其他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的目光。部分发展中国家肯定中国取得的成就，他们的研究旨在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越南学者杜进森指出："越南中央各部委的研究机构主要围绕党和政府的需要进行对策性研究"，"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非常重视中国当代史研究，特别是自改革开放至今这一阶段，以便借鉴中国经验"。俄罗斯对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研究也是着眼于中国经验能否为俄国的改革提供借鉴。有研究者指出："当今的四位院士和科学院三大研究所主要人员以及俄国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佩列洛莫夫等八位资深汉学家，曾被俄国头几任总统聘请为对华政策顾问，或先后成为随总统访华团的成员兼顾问。"季塔连科等人近年在多种开放场合接受媒体访问时都强调了中国经验的参考和借鉴作用，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
（二）重视一手资料的调研和收集
近年来，国外邓小平研究者除注重使用中国官方出版的重要文献资料外，还多方收集利用一些权威的传记类、回忆录类、口述类或实地调研的资料，这些丰富的原始材料有助于深化对邓小平的研究。
1.参阅中国官方出版的文献、资料。傅高义等一些治学严谨的专家，在研究中选取《邓小平年谱》等中国官方出版的文献档案，再辅以部分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文章，基本保证了资料来源的原始性、真实性。另外，还有一些被翻译过去的中国官方的有关文献，也直接为国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2.选取权威的传记类资料。国外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也经常参考和使用一些中国权威的传记类资料，包括参阅在邓小平身边生活和工作的亲友或下属出版的传记类或回忆类的材料，把它们作为研究的辅助。他们认为，诸如邓小平之女邓榕的《我的父亲邓小平》、《邓小平"文革"岁月》之类的传记性著作中，因为有官方档案核实过的采访记录，所以可信度较高，采用它们有助于提升自己研究的可靠性。
3.收集生动的口述类资料。口述史料在国外邓小平研究中也受到重视。《邓小平时代》就大量运用口述史料，作者不仅引用了已经出版的诸多关于邓小平的回忆录等口述资料，而且还采访了党史研究专家、革命后代、邓小平的下属官员和一系列曾与邓小平有过交流会晤的政坛首脑和商界领袖。在该书标注的1500多处引文注释中，绝大部分引用的是访谈等第一手口述资料。
4.使用实地考察的资料佐证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提出以后，如何分析以这一理论为基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国外那些执原教旨主义观念进行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少，他们因态度的偏执已经在理论研究方面难以为继。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加强从实践效果角度分析检验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有的学者坚持每年数次到中国调研，受访问者上至政治局委员，下至普通百姓。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多数学者是以严肃的态度来研究邓小平及其理论的。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引证了大量的事实、数据和结论，其中许多来自于作者本人及其西方同行近30年来在中国调研的"活材料"。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来的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在上个世纪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三、对借鉴国外邓小平研究成果的几点建议
当今世界，面对贫富差距、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执政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各国都在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邓小平研究再度升温。在此情况下，加强对国外邓小平研究情况的追踪和分析，从中获得一些新的启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课题，要想深化国内的邓小平研究，绝不能闭门造车。因此，准确把握国外邓小平研究的动态，有助于提升我国邓小平思想研究的水平，掌握邓小平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1.扩大译析邓小平研究成果的国别范围，提升评析的总体水平。目前，国内的邓小平研究的译著多译自英文版著作，语种不够全面。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新事业，需多了解外部信息，学习有益经验，因此不仅要重视美、俄、日等国家的新著述，也要关注其他语种国家的研究动态和成果，还要注意改变单纯在翻译层面上对国外邓小平研究成果进行介绍，充分认识到国外邓小平研究中的局限性，从整体上对其特点和趋向进行深入剖析。
2.重视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多样化，拓宽学术交流的视野和范围。散见于各种著述中的邓小平研究，折射了国外邓小平研究方法的多样和研究思路的不同。它们有的侧重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有的侧重文本的分析，这些具体的做法及取得的成果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走出书斋来中国调研，在中国寻找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成果，这是积极的研究态度，但同时也应防止以个案代全面、以局部评全局的错误结论的出现。
此外，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开展跨学科、跨国界研究的新机遇。利用发达的信息技术，有益于打开国内的研究视野，扩大研究范围。通过对话、网络互动、学术会议等多种形式，与国外学者进行商榷和争鸣，有利于展开国内外对同一论著或学术观点的比较研究。与此同时，应重视大数据时代对研究可能带来的多方面的冲击和影响。更为丰富的传媒手段，也带来了更丰富的资源化原始数据与数据颗粒化、碎片化并存的情况，使得评析国外研究成果的工作将更加复杂和艰巨。
3.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坚持中国在邓小平研究中的话语主权。邓小平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但邓小平研究的话语权必须由中国掌握。应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及时翻译出版《邓小平年谱》等官方文献的外文版，重视国内学者研究新成果的外文译介工作。这将使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思想的发展历程，也为国外研究者提供权威的邓小平研究参考文献。二是有针对性地展开对国外相关研究中负面观点的拨乱反正，特别是对于那些企图通过歪曲邓小平来否定党的伟大历史成就的观点进行有理有据的批驳和揭露，同时积极展开正面的、客观的研究和评价。
〔刘晓云，女，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梁怡，女，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101〕
（来源：《党的文献》2014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