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怎样当县委书记

邓小平怎样当县委书记

杨东

80多年前，邓小平在瑞金担任县委书记；30多年前，习近平在正定担任县委书记。虽然县委书记的这段经历在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中不算太长，但在他们记忆中却时常浮现，被“常常提起”；在当地人民的心里，更是永远镌刻着这两位年轻“老书记”的身影。

他们当年是如何当县委书记的呢？

在邓小平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过近两年县委书记的经历：1931年8月至1932年5月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1932年5月至1933年2月任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尽管这段经历在其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中较为短暂，但它不仅在邓小平的历史记忆中时常浮现，被“常常提起”，而且也在相关研究著述中屡次被人谈及。那么，我们不禁好奇，在动荡的革命年代，邓小平是如何做县委书记的呢？

临危受命，敢于担当，迅速稳定局面

1931年，27岁的邓小平临危受命，被中共赣东特委任命为瑞金县委书记。尽管此前已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但他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来自“左”倾错误思想的高压态势；二是“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局面。困难面前，邓小平将如何打开局面？

之前的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左”倾错误思想严重，他发动的所谓肃清党内“社会民主党”成员的行动致使大量的革命同志含冤牺牲。据当地党史资料记载，当时“当干部的怕戴红袖套，因为红袖套上要写上自己的名字，担心别人看见自己反遭冤枉”，人人自危的情景可见一斑。因此，一到瑞金，邓小平便立即采取措施：一方面以赣东特委特派员的身份组成调查组，走乡串户，一区一乡地深入调查，了解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运动的情况；另一方面制定切实措施以稳定事态。在调查清楚之后，邓小平决定发动群众揭穿李添富的假面具。他先后召开了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和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李添富在肃反中的错误，宣布撤销他的一切职务，拘捕公审，予以处决。同时邓小平公开亮出自己的身份并宣布：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已被供出名字被怀疑是“社党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凡是贫农、中农，一律先放掉，让他们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凡是地主、富农，能罚钱的罚钱，然后放掉，罚不到钱的取保释放。

正是这种决毅果敢、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使得邓小平迅速制止了这场政治迫害，稳定了县域的社会局面。因此，民众都说，“邓小平同志的措施是救命的法宝”，“邓书记为瑞金人民除了一大害，如果不是他来了，瑞金还不知要杀害多少革命同志!”甚至有人称邓小平是“包公再世”。

在会昌，邓小平同样如此。尽管自称“未能打开局面”，但实际上仍然在种种历史条件限制下做到了“有所作为”。在刚刚上任的几天之内，他就果断处理了“靖卫团”骚扰的事情。其时，由于刚刚解放几个月，会昌城外一些小股的国民党地方“靖卫团”残余势力和散兵游勇，经常向城内放冷枪，并四处骚扰群众。为此，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会昌各区委书记参加的县委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巡逻和搜索，并派出赤卫队继续清剿“靖卫团”残余以稳定局面。之后，又对以地主残余、富农、流氓组织秘密民团造谣捣鬼的反革命活动，“给予不断的破坏与严重的镇压”。在此基础上，在会昌县委的领导下，“破获了西岗、板坑、乌鸦泊三处秘密民团的组织，首要大部捉到与决杀了（概是阶级异己分子）。”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保障了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抓重点难点，着力恢复和发展生产

扫清了“左”倾错误的障碍，接下来就要稳定和巩固成果，使县政各项工作恢复运转和活力。因此，随着县域社会秩序的渐次稳定，邓小平开始着力于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恢复和整顿，选举新的苏维埃政府领导机构，并对建立健全司法、裁判机构，对拘捕、审讯、审判等权限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为提高基层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效率，他决定取消村一级政府，只在村一级设苏维埃代表，并重新划分各区、乡管辖区域。

另外，为巩固发展苏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基层群团组织，使各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起来，邓小平又着手建立干部培训制度。他一方面致力于开办干部培训班，另一方面亲自给学员讲课，帮助大家提高革命觉悟和政策水平，传授工作经验。据县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会主任罗志才回忆说：邓小平同志任职后，很关心干部队伍的成长。他经常指导没有文化的干部，同时号召劳动妇女行动起来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在会昌，他要求各县党组织在工农群众的先进分子中大力发展党员。于是，一大批斗争坚决、意志坚定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了党组织，党员队伍迅速壮大。据1932年七、八、九三个月的党员发展统计，会昌发展了1638名，寻乌发展了476名，安远发展了590名。同时，为配合主力红军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邓小平指示三县县委、县苏维埃要以冲锋的精神迅速壮大地方武装和扩大红军。由于进行了广泛的“亲劝亲、邻劝邻”宣传动员，加上党员干部带头，广大青年纷纷报名踊跃参加红军，到1932年11月，会昌的赤卫军扩大到4970人，模范师为2529人，地方武装的实力大为增强。

如何解决土地问题，是关系到苏区生存与稳定的大事。然而，在当时的苏区存在着“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倾向，甚至提出了小孩子不分田的主张。邓小平说：“搞土地革命，制定分地的政策。有人说小孩子不应该分地，我就对他们讲，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因此也应该分地。”同时，他以乡为单位，把田分为甲、乙、丙三类，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好坏搭匀，再按人口平均分配。对于豪绅地主的方法是：先没收豪绅地主和祠堂庙宇的土地，然后成立分田委员会进行土地分配。分配土地时还留有1％~2％的好田为红军公田，以作公益事业或调剂之用。分田后，由乡苏维埃政府发给土地证。同时特别强调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对于富农也不能过分打击。在会昌，邓小平重新部署了分田运动，各区乡重新组织了调查土地委员会、分田委员会，调动广大贫苦农民参与分田斗争的积极性，发挥贫农团和雇农工会的作用，并强调将分田运动的重点放在新区、边区。关于查田，邓小平反对将查田重点放在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上，指出要将重点放在清查豪绅地主隐瞒的土地上。凡是查出豪绅地主隐瞒的土地，都要分配给贫农。

积极组织社会生产，支援革命战争，是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的又一重要任务。为此，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广大党团员要积极带头行动起来搞好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红军打胜仗；另一方面和干部一道，大力组织劳动互助，建立耕田队、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队等组织；同时积极开办工业，发展商业贸易，恢复和发展了纸、烟叶、农具、药材、钨矿、石灰、夏布、硝盐等土特产品的生产，开办了纸槽社、纸烟厂、被服厂、硝盐厂等厂矿。在商业贸易方面，提出了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鼓励商人开办店铺和作坊，组织人民开展地下贸易活动，偷越敌人设置的经济封锁线，保证苏区和白区间的商贸交易。

为充分发动干部群众，巩固发展瑞金苏区，邓小平还十分注意加强党的文化宣传工作。1931年10月25日，他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这是一份油印四开报纸，每期出两版，单面印刷。该报内容相当丰富，主要栏目就有“社论”“内外新闻”“扩大红军”“铁锤”等。邓小平经常撰写文章在该报发表，指导全县工作。11月27日，红三军团攻下会昌县城后，11月30日他就撰写了一篇题为《惊人的好消息——红三军团攻下会昌》的评论，在《瑞金红旗》第7期发表，把这一胜利喜讯迅速告诉全县人民，号召全县工农群众乘胜前进，“向反动势力进攻得到更大的胜利”。

实事求是，注重践行群众路线

邓小平担任中央苏区县委书记之际，正值“左”倾思想占据领导地位之时。无论是土地分配问题还是革命战略问题，邓小平都与“左”的思想有着分歧。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不切实际、不合理的政策。邓小平从苏区实际出发，提出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应有所区别，地方红军不宜全部编入正规红军，更不赞成所谓“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在推销公债、征集粮食问题上，鉴于苏区群众负担太重的实际情形，邓小平认为在推销公债、退还公债和借谷子工作中，不宜提出过高指标，红军应到白区打土豪筹款。无论环境如何，邓小平都始终坚持注重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方式与工作作风。一如他后来所说：“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注重实地调查。因此，实地调查是邓小平在县政工作中一直都强调和遵循的方法。对于一些看似确定的事情，他也坚持调查之后再作处理。1933年初春，邓小平在会昌基层察访时，被告知担任区苏维埃主席的朱秀歧“妄想叛变通敌”；保卫局也前来报告说，“朱秀歧带枪逃跑，保卫局已派人把他抓回来”；随行的人也认为是“天上下雪地上白”的明摆着的事实。应该说在当时的会昌，关于叛变通敌的情形是较为常见的。会昌县委的报告称，当时“党内对于保守太平享乐（中心区）悲观失望，（边区）以及动摇恐惧，害怕斗争，消极怠工的现象，非常严重。”但是即便如此，邓小平依然强调先调查后再作处理。为此，他亲自到朱秀歧的家乡芙蓉寨调查，结果发现是子虚乌有的事。邓小平不仅明察，有时也会暗访。据原苏区会昌县筠门岭区儿童局长朱仲友回忆说，邓小平曾有一次装扮成小商贩暗访儿童团，结果因未被识出而被押往区政府。

在会昌任职期间，针对不少苏维埃干部存在的工作方法粗暴、消极怠工、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等现象，邓小平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注重践行群众路线，对于贪污腐化和消极怠工分子要给予严厉打击。在他看来，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一个最基本的环节，就是看能否把大多数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实行对敌斗争，大多数群众发动起来了，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正是出于这一理念，他对干部群众的生活极为关心，经常抽空到老表家去走走，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倾听他们的意见，帮助干部群众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会昌时期还实行了“共产主义礼拜六”制度。每逢周末他就带领干部到乡村帮助红军家属进行耕田、插秧、收割等劳动。在劳动时，他们通常将写有“共产主义礼拜六”“实行优待红军条例”的旗子插在田埂上，一边劳动一边唱着：“共产儿童团，实行礼拜六，帮助烈军属，多做半天工。”通过开展“共产主义礼拜六”活动，一方面解决了红军家属的困难，同时也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一心扑到群众工作上，自己的生活却艰苦朴素，是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邓小平也不例外。在瑞金时期，他住着与老百姓一样的民房，有时甚至住祠堂、庙宇。在瑞金的十多个月里，先后迁居五六次。他常穿的是粗衣棉布的中山装，吃的也与大家一样。邓小平有一条用了好几年的花格毛巾，尽管已经单薄无毛了，却仍然完整无损。身边工作人员通过留心观察，发现他不是拧毛巾而是用两手挤。邓小平有一条灰黑色裤子，一直缝缝补补，结果裤子越穿越短，但他依然穿着它走村串户。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道：邓小平在苏区，一个人，一匹马，一个警卫员兼马夫，轻骑简从，就这么在瑞金、会昌一带那么大的区域内来来回回。“父亲这个人，最不讲排场，反对繁琐哲学。这种一人、一马、一警卫的习惯，他一直保持到抗战开始。”

在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尽管面临着繁重而复杂的任务，但是他以决断果敢、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迅速扶正压邪、稳定人心，随后又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并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帮助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问题，因此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们所熟知和认可的小平风格。1931年，当毛泽东来到瑞金见到邓小平时，高兴地抓着邓小平的手用力摇晃了几下说：“很好！很好！瑞金的父母官啊！”1972年秋天，邓小平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放江西时来到瑞金，瑞金县的同志对他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令邓小平感动不已。他没想到，在他蒙冤遭受打击的时候，老区人民还惦念着他。一声深情的“邓书记”，既是邓小平工作方式和态度风格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回响，也是对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时期施政成效的赞许和肯定。

（来源：《新湘评论》2015年第07期）

习近平这样做县委书记 　

张伟

　河北正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位于北京以南240公里，石家庄以北15公里。

上世纪80年代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正定却还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人们依旧习惯于敲钟下田、吹哨上班，成了远近闻名的“高产穷县”。

渴望改变、渴望富裕成为正定人民的共同心声。

就在此时，习近平同志来到了正定。从此，他与正定40万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共同奋斗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带领正定人民走向繁荣富裕的康庄大道。

习近平同志初到正定时担任县委副书记，分管农村经济、精神文明建设、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以及文化、教育等工作。1983年7月，他担任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带领全县人民大胆改革，冲破了“经济上农业单打一，农业上粮食单打一”的模式，实施改革兴县、工业兴县、科技兴县、人才兴县、文化兴县、旅游兴县，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之路。由此，正定大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热潮，全县上下形成了“党风正、干群和、干劲大、硕果丰”的大好局面，正定甩掉了“高产穷县”的帽子，开始步入发展快车道。

勇于解放思想，大力发展经济

到正定以后，习近平同志没有坐在办公室，他走访座谈，进村入户，虚心向每一位同志请教。

习近平同志通过调研很快发现，这个全国闻名的高产县竟有不少农民连温饱都不能保证。1981年底，正定的工农业总产值20673万元，人均年收入仅148元，每天合4角钱。

“吃饭问题是解决正定问题的当务之急”，习近平同志认为，高征购造成了正定农业结构比例失调，必须及时纠正。习近平同志和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一起跑省进京，向上级部门如实反映正定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存在的困难。1982年初夏，上级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后，决定把正定粮食征购任务减少2800万斤，初步缓解了正定农民口粮紧张问题。县长程宝怀高兴地对习近平同志说：“你为正定人民立了一大功。”

老百姓吃饱了，还想富起来。要从根本上贯彻中央把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精神，还必须在解放思想上做文章，找路子。

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县委和县政府经过认真讨论、反复研究，确立了“先行试点，逐步推开”的工作思路，决定在经济落后、生产条件差、农民生活水平低、离县城较远的里双店公社搞“大包干”试点。

1983年1月，正定下发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办法，提出土地可以分包到户，承包后5年或更长时间不变。在经营管理上，坚持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原则。“大包干”在正定全面推广，在河北省开创了先河。正定经济腾飞的基础由此奠定。

1984年4月，在正定改革如火如荼时，习近平同志牵头制定了县委工作大纲，要求大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好两个文明建设，努力实现经济起飞。1985年，立足国家发展的总体要求，县里又制定了《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提出了正定经济“三步走”发展目标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依托城市、开发智力、发展经济、致富人民”的发展方针。正定这只古老的凤凰，浴火重生，开始走向新的辉煌。

内外招贤纳士，助力经济腾飞

习近平同志说，“人才是发展经济的根本，应该把人才的开发视为战略重点来抓。没有人才，民不能富，县不能强，翻两番的目标就不能实现。”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大念“人才经”，礼贤下士，爱才敬才，聚才用才，充分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根据习近平同志提议，1982年，正定对全县知识分子进行三次大普查，对各行各业技术人才进行登记造册，建立了正定有史以来的第一本“人才账”。同年11月，正定下发了《关于发挥知识分子作用，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规定》，给各类人才安心工作、献计出力吃了定心丸。

对于人才，习近平同志说，看待人才贵乎正，使用人才贵乎当，培养人才贵乎周，招聘人才贵乎广，才集贤众，方能振兴经济。习近平同志打破用人框框，广招四方贤士，采取一系列动作，博揽英才，起用良才，引进外才。

习近平同志认为，不仅要识才、用才，更要养才、育才。正定积极开展在职干部文化补习、知识更新工作，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了大批实用人才。

习近平同志多次在县干部大会上要求各级干部树立新的用人观，以人才促进发展。随着各类人才聪明才智的发挥，正定经济开始加速发展。1983年，正定工农业总产值27781万元，比1979年增长63.3%，年均增长10.3%。

挖掘历史文化，实施旅游兴县

如何挖掘潜力，使正定经济发展的根须从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汲取更多营养，是习近平同志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习近平同志意识到，正定古建筑集中，交通发达，地理位置优越，在今后发展中要弘扬正定历史文化、凸现古城特色，要让古建从沉睡中复苏，重放光彩。他提出了旅游兴县、带动“三产”、服务省会，把正定打造成距石家庄最近的旅游窗口的思路。

习近平同志多次找到河北省委，详细汇报正定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思路，省直有关部门随后向正定拨出古建修缮专用款172万元。利用这笔钱，正定对隆兴寺方丈院、天王殿等进行了修缮和彩绘，建了停车场，将这座千年古刹修成了一个旅游景区。正定旅游业逐渐发展起来。1985年，到正定旅游的人数突破50万。

1983年，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寻找地方政府共建“荣国府”临时外景基地。习近平同志敏锐地看到了商机，马上派人与中央电视台联系，很快达成协议，由正定县无偿提供场地，中央电视台投资搭建。

1986年8月，历时1年8个月，耗资350多万元、总建筑面积37000平方米的“荣国府”景区顺利竣工。1987年，随着电视剧《红楼梦》的播出，正定知名度大大提高，当年有130万人次前来参观游览，门票收入就达221万元，旅游收入1761万元，很快就收回了投资。“荣国府”景区极大地带动了正定旅游业的发展，开创了旅游业“正定模式”。

重视智力投资，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教育，他说：“教育是立国之本，是富国强兵之路，人人有责，必须抓好。”

1982年，习近平同志到任不久，就对全县学校危房进行了一次普查，发现200多所村小学共有3590平方米危险校舍，上万名学生趴在水泥板、土台子上上课，4万名学生自带板凳。

1984年，正定筹措187万元资金，对1020间近15000平方米危房进行了维修，购置桌凳3000余套，有16个村为学校盖了教学楼，很多被挤占的学校操场又重新腾出归还了学校。

1983年10月，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教育要改革，要改而不乱。根据这一原则，县里将民办教师工资列入干部工资序列，较好地解决了民办教师待遇和拖欠教师工资问题，使广大教师特别是民办教师深受鼓舞。县里还积极推行教师聘任制、考核制，打破铁饭碗，全县2985名专职教师中有2833名达到了聘任资格，增强了教师队伍的上进心和责任感。

在抓好教育的同时，习近平同志还狠抓精神文明建设。他提出，要以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教育为核心，抓党风带民风，抓县城带农村，抓典型带一般，以治理脏、乱、差为重点，狠抓环境净化、绿化、美化工作，整顿公共秩序，扩大文化活动阵地，让文明之风吹进每个家庭院落，让文明之花开遍正定大地。

加强党的建设，强化组织保障

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他指出，要摆正党的建设和“四化”建设的关系。忽视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少数党员、干部存在违法乱纪、贪污腐败、作风涣散等问题，非下大力气抓好不可。

习近平同志要求组织部门摸清全县党组织和党员的基本状况，正确分析不同时期入党的党员的思想特点和主要问题，并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根据习近平同志的意见，正定开展了针对党员的“三个教育”：一是新时期建党纲领的教育，二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三是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的教育。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领导班子建设，要求切实解决好领导班子的四个问题：一是解决好政治路线、政治立场问题；二是解决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三是解决好党的组织生活不健全、不正常问题，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四是解决好班子涣散、软弱问题，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抵制、纠正不良倾向和歪风邪气。

1983年12月，在习近平同志主持下，正定县委出台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六项规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总揽全局，抓大事，谋大势；反对官僚作风，注重工作实效；搞好班子团结，维护班子统一；坚持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努力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树立雄心壮志，为“四化”创优争先。

习近平同志对基层领导班子建设一抓到底。1984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县委会议上指出，大队领导班子，要有党性、有魄力，不能守旧，要勇于创新。开创农村商品生产新局面，必须大刀阔斧调整农村基层领导班子。选拔农村领导班子要实行“青中选优”，把党性强不强、能不能带领群众致富，作为选拔的重要条件。

随后，正定开始大规模调整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领导班子。调整后，班子平均年龄降到33.1岁，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占到了86.5%，有经济头脑、懂商品生产的干部占到41.3%，干部结构趋于合理。新干部上任后，勇于改革，努力开拓，在发展商品生产的大道上迈出了新的步伐，农村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群众高兴地说：“新班子有本事、有劲头，农民尽快致富有奔头。”

谦逊朴实，尊老敬贤

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不仅靠他过人的胆识、务实的作风和忘我的工作打动了干部群众，更以坦诚朴实、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亲切和蔼的为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习近平同志在正定的3年多时间里，睡在办公室。他的床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两条长凳支起一块木板，铺上一条打满补丁的旧褥子。

习近平同志总是在机关食堂与大家一起“吃大锅饭”。他说，“吃大锅饭”好。一是可以边吃边聊，相互交流；二是可以互相监督，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三是可以边吃边谈工作。可谓一举三得。他在生活上不搞特殊，上级来人都是用正定的传统饭菜招待，如扒糕、猪头肉、馄饨、缸炉烧饼、荞麦面饸饹。这就是习近平同志常说的“正定宴”。

习近平同志在吃上十分简朴，在行上也总是轻车简从。只要不出城关，他就骑自行车。他对身边的同志说，骑车有三个好处：一是锻炼身体，二是接近群众，三是节约汽油。

习近平同志对自己要求严格，但对老同志却“网开一面”，格外照顾。他曾在多个场合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没有他们过去的奋斗和无私的奉献，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老干部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一定要怀着深厚的感情对待老干部。尊老敬贤，绝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应实实在在地见之于行动。要学习老干部的坚强党性，继承老干部的优秀品德，发扬老干部的优良传统，善于汲取老干部的宝贵经验，热情照顾好老干部的晚年生活。

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生活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与正定人民朝夕相处，为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呕心沥血……他用心血和汗水，在正定大地上书写了一部青春无悔的感人诗篇。

如今的正定已成为河北省的经济强县，正定人民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阔步前进。经济发展了，事业进步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正定人民没有忘记为此而奋斗过的老书记——习近平同志，正定人民的心里永远镌刻着这位年轻“老书记”的身影。

（来源：《新湘评论》2015年第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