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军队院校建设

邓小平与军队院校建设

宋毅军

1977年7月23日，刚刚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就在北京接见了专程来请示汇报的长沙工程学院（前身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通称“哈军工”。1970年3月军事工程学院撤销后，学院主体部分由哈尔滨迁往长沙，更名长沙工程学院。1978年6月6日，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长沙工程学院改称国防科学技术大学，10月1日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负责人，并同他们进行了重要谈话，他强调的要点就是“军队现在主要靠学校训练干部”。一个月以后，他又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突出强调“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可见，军队院校建设和军事训练在他的心目当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一九七五年教育战线的整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现在看来还不够，还应当发展”

1977年7月，正是全党工作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历史过程中。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一度盛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论调，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继承人类的知识。自然科学和语言一样没有阶级性，哪一个阶级掌握了，就为哪一个阶级服务。他告诉大家，指南针、印刷术、火药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外国人还不是学去用了，并且发展了。然而，我国60年代和国际上差距还比较小，70年代差距就比较大了。因此，缩短差距就“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

也就是在这年7月23日听取长沙工程学院负责人请示汇报以后，邓小平指示说：“你们可以花钱把外国技术资料买来，编到教材中去，也可以派留学生去学，还可以请外国技术专家来教。只有学到手了才能发展，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鼓励道：现在到20世纪末只有23年了，“你们要大胆干，绝对不会打你们的棍子”。

其实，恢复高考制度，“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的设想，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1975年中就开始考虑了，他想从军队首先做起。在回顾自己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支持下领导的1975年1月开始的全面整顿时，邓小平对学院负责人坦言相告：当时，教育战线的整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现在看来还不够，还应当发展”。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有重点。当然，“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关于学习的内容他也考虑了：学生的学习“基础是数、理、化、外语，从小就可以学ABC。从小学到高中多搞点劳动”，大学要对口劳动。你们要到基地去，当然也要到农村去参加劳动。教师的教学内容是：“你们要搞电化教学，也可以用幻灯、录音。好教员讲课录音下来，其他教员辅导。”当然，搞电视教学现在还没有条件。至于教学时间的比例分配，他提出，“技术院校要三七开”，三分时间用于政治，七分时间用于业务；“军事院校，要七分军事三分政治”；“政治院校，要六分政治四分军事”。要注意培养学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与此同时，学校还要搞科研，因为教学和科研是分不开的。“只有把科研搞好，才能促进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

由上述邓小平的谈话可见，关于军队院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内容、方法、科研等问题，他都有长期的思考。正因为如此，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4个月之后包括军队院校在内的全国高校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在他的果断拍板下实施了。

现在不打仗，“用什么来提高干部，提高军队的素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还不是要从教育训练着手？要把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个方针具体化”

“军队过去主要是靠打仗训练干部，现在不打仗，主要靠学校训练干部。”现在当一个步兵连长就不容易，配属你炮兵、坦克，还要对付空中敌人，这就不简单了，“不训练怎么行”？！这是1977年8月23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仅一个月以后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中强调的重要观点。

的确，“四个现代化”中有个“国防现代化”。但是，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部队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很多同志担心，军队能不能顺利地实现现代化？还有同志担心，军队经过林彪、“四人帮”集团的长期破坏，“如果不很快整顿，遇到敌人进攻还能不能打仗”？事实表明，这些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因此，邓小平在这次军委座谈会上就一连串地提出问题：“军队怎样整顿？怎样准备打仗？怎样把军队搞好？”他认为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谈到国防现代化问题。

那么，解决这些问题从何着手呢？除了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和交流干部外，还需要考虑和解决哪些问题呢？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讨论陆军军、师编制时的讲话中追述道：1975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时候，在我的讲话中提出一个原则，“就是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为什么这么讲呢？在他看来，因为我们的军队过去是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锻炼成长的，那时提升干部主要靠战场上考验。他提问道：现在不打仗，你根据什么来考验干部，用什么来提高干部，提高军队的素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紧接着，他反诘道：“还不是要从教育训练着手？”就是“要把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个方针具体化”。

例如，要把优秀的团营级干部放到学校，学习年把再提升，不要统统放到现职。营到团，团到师，再过年把到军甚至军区，这样比较稳妥一些。到学校可以比较系统地学习，陆海空的知识很多，不学点知识，当团长不容易，当连长也不容易。因此，邓小平认为，1977年8月的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把训练放到战略位置上，我看是有道理的，“现在没有打仗，就是靠训练”。与此同时，军队现在的很多顾问，至少可以去学校讲讲课，作作报告。教材要组织人修改、编写。

邓小平说，具体讲就是要从两个方面去做。第一，部队本身要提倡苦学苦练。“我们解放军要有自知之明，要靠自己恢复名誉。”部队要加强政治教育，加强纪律性，要从勤学苦练当中学本领。“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也要从苦练当中恢复和培养起来。军队要能打仗，靠提高政治觉悟，靠勤学苦练。”不苦练不仅不能提高本领，还会出事故。第二，就是“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都很不够这个现状。承认我们哪些方面有缺点，哪些方面还不足，这就是克服弱点和缺点的起点，是解决问题的起点。

所以，邓小平主张：“要把原有的学校，除个别的外，基本上恢复起来。把更多的干部放到学校去训练。”作为长期担任政治委员、总是被部下熟称为“邓政委”的邓小平，首先强调的就是培训政治干部。他说：现在训练政治干部的学校很少，要增加。例如，从抗日战争开始，我们就感到政治干部缺，解放战争也感到政治干部缺。选军事指挥员比较容易，选政治干部就比较难，至少过去第二野战军是这样。他相信这是一个普遍的状况。经历过各个历史时期的邓小平十分清楚：抗日战争时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后来政治干部除了老红军以外，就是靠这批人，就是从这批“三八式”里边选出的。他问大家：现在合格的连指导员有多少？合格的营教导员有多少？合格的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有多少？“所以，训练政治干部的学校要增加。”增加的方法，也可以一个学校既训练军事干部又训练政治干部，也可以专门办政治学校。这个问题可以研究。还有，“各军兵种的技术专业学校，都要恢复起来，如果不够，可以增加，有些也可以合并”。

军队院校怎么办？邓小平总结战争年代以来办校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用形象化的语言说，就是各级学校本身要起到集体政治部的作用，或者说起到集体干部部的作用。第二，“认真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不但高级干部要学，连排干部也要学，都要懂得现代化战争。连长给你配几辆坦克，配个炮兵连，还要进行对空联络、通信联系，你怎么指挥？营、团、师、军怎么指挥。第三，“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作风”。概括地说，这种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要在学校里培养这种作风，并把它带到部队，发扬光大。不能像前些年办学校的办法，要讲一点有用的东西。实际上，他在这时就提出了后来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阐明的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点。在提出上述要求后他谦虚地说：提出这三个要求，够不够？请大家研究一下。

办军队院校要按照上述三个要求力求达到一个目的。邓小平设想：用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达到这个目的，即“使干部队伍水平提高，能力加强，比较年轻化，特别是战斗部队的干部更要年轻些，使我们的干部能够掌握一些现代化战争知识，并且有好的作风”。总之，通过军队院校培养训练推荐的干部，一是要有现代化战争的军事知识和指挥、管理能力，二是要有好的思想和作风。基本上按这个要求，更新我们的干部，特别是战斗部队的干部。

邓小平主张，办军队院校还要有各个级别、区别各个层次：有高级、中级、初级。高级的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现在的军政大学要分开。海军、空军也有高级的学校，各特种兵、技术兵种也有高级的学校；还有中级的、初级的。一个师有教导队，训练班长和排干部。大军区训练营连干部。高级学校训练团以上的干部。大体上这样区分是适当的。

其间，邓小平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军队高级学校的学员应该以团的干部为主，加上一部分优秀的营的干部，同时训练军师干部。理由何在？他的解释是：“就是为了能使作战部队指挥员年轻化或比较年轻化。”他设想，到五年以后尽最大可能达到这一点。政治干部的年龄可以稍大一点，但也不能太大。其实，1975年邓小平就提出，连指导员的年龄可以稍大一点，多积累些经验，可以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由此类推，各级政治干部的年龄比军事干部可稍微大一点。军事指挥员要年轻一点，但不排除个别身体好的人年龄也可以大一点。

对于在学校学习得好，指挥、管理能力比较强的，现代化战争知识学得比较好的，而且思想作风又好的干部学员，邓小平指出，学校可以推荐，营的干部可以提拔到团，团的干部可以提拔到师。当然，大量的干部还要回到原工作岗位，因为我们只有那么多军、那么多师。在部队搞两年，再把这一批优秀的师干部、团干部“回炉”一年，调回来再学习，主要是加深现代化战争知识，然后把好的师的干部提拔到军，好的团的干部提拔到师。这样就可以在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实现作战部队干部的年轻化。海军和空军的指挥员也应该这样。

邓小平上述关于开办军队院校的指导思想、方针、内容、要求、方法、目标等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我们军队经过拨乱反正走向国防和军队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指出了明确方向，在今天也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当年我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那是毛主席指定的，我不好推辞，但是在反教条主义过程中，我保护了刘帅”

正当邓小平领导部队军事院校建设不断提速的历史进程中，却遇到了怎样看待曾经干扰军队院校建设和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历史上“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困扰。

原来，1958年春夏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做出的《关于加强院校工作的决定》指出，在全军院校和部队的教育训练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会议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等同志的名，认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会议揪出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强迫正在南京住院治病的刘伯承进京作检讨。会议之后，全军自上而下地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和“单纯军事”观点的教育和斗争。全军开展了“反教条主义”运动，错误夸大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过程中某些失误，在我军借鉴外军即原苏联军队经验问题上发生的认识上的偏差。结果，不仅反掉了教育训练在军队建设中的战略地位，而且成为建军新阶段指导思想出现左的偏向的起点，为1964年军队院校整风、1965年批判军队“大比武”、1966年全军指挥院校大规模焚烧教材图书、1969年全军大砍院校等一系列偏差作了铺垫，对军队建设直接造成了严重消极影响。1980年秋，当全军向现代化、正规化转变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等开始否定“反教条主义”，为军队院校建设扫除了障碍。

为“反教条主义”这一历史公案平反并非易事。当年受到迫害的同志，曾多次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予以平反。事实上，早在1973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工作时，就已经表示，要纠正“反教条主义”运动的错误。同年8月，他在一份申诉信上明确批示：“反教条主义”是一件历史公案，拖了多年，当年受到迫害和冲击的同志，要求做出正确结论，是合理的。1978年11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发出通知，撤销了萧克、李达等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的错误结论。此前，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提出，“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极大地推动了全军院校的恢复重建工作，半年内院校从84所恢复到115所。

1980年1月，中央军委调整了总参谋部领导班子，杨得志任总参谋长，杨勇、张震等任副总参谋长。新一届总参谋部领导班子组成不久，总参党委决定以教育训练为中心，集中精力抓好三件大事：一是召开“801”会议，研究调整军事战略方针；二是召开中断16年的全军院校会议，即第十一次院校会议，调整有关事项，使院校的教育训练正规起来；三是召开全军军训会议，研究部署部队的训练工作。4月，三总部向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开好3个会议的请示报告。特别建议：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14年来院校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总参有关首长通过视察北京以外地区院校，在京召开军事、政治、后勤三大学院领导同志汇报会，了解和听取各方面对开好院校会议的意见和建议。大家普遍反映，担心再来一次“反教条主义”，或者批判“大比武”，被戴上教条主义、“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他们强烈呼吁，第十一次院校会议只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14年的历史远远不够，应该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31年来军队院校工作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要对“反教条主义”做出正确结论。

为此，总参党委首先查找当年的档案材料，力求把情况搞清搞准。军训部将档案材料报上来，总参首长一看都为难了，原来当年“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是当时担任总书记的邓小平。这个问题平反不请示他恐怕谁也不好讲。经再三斟酌，党委会委托杨得志、杨勇、张震当面向邓小平请示。

根据《邓小平年谱》记载：国庆节前夕，邓小平在住所会见杨得志、杨勇、张震，听取关于召开第十一次全军院校会议有关情况的汇报。在杨得志汇报到他要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准备讲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但担心会反到邓小平的头上时，邓小平表示：“可以讲。”他说：“反教条主义”主要是整刘帅，最后还是我向毛主席提出来要保刘帅的。“当时，有人对我说，二野打仗主要靠你。我向毛主席讲，没有一个好的司令，我这个政委怎么行呢？”他们专门询问了“反教条主义”问题，请示如何处理这件事。邓小平听后当即果断评价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他还回忆说：当年我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那是毛主席指定的，我不好推辞，但是在反教条主义过程中，我保护了刘帅。我曾对毛主席说，你不是说二野能打仗吗？没有司令员，哪有我这个政治委员，打仗主要靠司令员。其实，邓小平的这些话，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一次会议上就讲过。当林彪在会上说二野打仗主要靠邓时，邓小平说，不对，我只是个政治委员，没有刘，哪有邓。杨得志等三位听了邓小平的话，如释重负，深为他对待历史问题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勇于拨乱反正的立场与胸襟所折服。

时至1986年，中共中央正式否定了那次批判，党中央在刘伯承的悼词中写道，“1980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也是中央一致的意见”。

邓小平一锤定音，为开好全军第十一次院校会议，解决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难题。

1980年10月21日至11月7日，全军第十一次院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军115所院校的院（校）长、政委，三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主管教育训练的领导和职能部门的代表，共449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1年来军队院校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几个重大历史问题，其中包括“反教条主义”问题，澄清了是非，为院校恢复了名誉。

1981年9月19日，邓小平赴华北检阅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他在演习讲话中公开为军队正规化建设恢复了名誉。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久病辞世。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再次强调：“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经他亲自审定，《悼伯承》一文被收入这部重要著作中。尽管邓小平否定“反教条主义”没有采取下发文件的形式，但在他的指导下，第十一次院校会议以来，全军院校大步前进、大胆改革，各项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果，院校建设指导思想实现了战略性转变，使院校建设向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大大迈进了一步。

1985年12月，根据邓小平等指示，军事、政治、后勤三大学院合并，组建了全军综合性指挥院校——国防大学，实现了我军最高学府的重大改革。邓小平对国防大学十分关心，亲自题写了校名、研究生院院名，亲自审定了国防大学第一届领导班子成员的组成，批准了对学校建设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139号文件。

“现在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差很长的一截。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

在和平年代，提高部队战斗力必须进行军事训练和部队院校学习，而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则是提升军事训练和部队院校学习水平的必由之路。因此，邓小平始终重视发展我军的军事科研工作。20世纪50年代，当军事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兼政委叶剑英提出创建军事科学院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就表示拥护。20年后，邓小平又一次地把目光投向了军事科研领域，提出了“发展我国军事科学”的任务。

1978年3月15日，军事科学院迎来了建院20周年华诞。邓小平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起来到军科院，他睿智的目光中流溢出亲切而温和的笑容。合影结束后，他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听取了汇报，不时插话询问一些问题。他还专门题写了“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的题词。这个题词，既毫不含糊地要求我们要“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又强调要“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而学习和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要着眼于其运用，着眼于对现实军事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因而他又提出了一项根本性的要求——“发展我国军事科学”。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完整的军事科研的指导方针。

在传达和组织学习中，题词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题词后半个月，军事科学院即向中央军委提出了编印《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的请示。请示获批后，军科立即组织得力人员开展这一工作。该书于1981年4月正式出版发行，较好地满足了全军学习急需。为系统地整理毛泽东军事文献，更好地学习与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1985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军事科学院联合承担了编辑《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本)的工作任务。经过两个单位编辑人员8年多共同的艰苦努力，1993年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这一有重大意义的工程全面完成。邓小平对此事一直非常关心，又一次挥笔，为《毛泽东军事文集》题写了书名。此外，经各方通力合作，《朱德军事文选》《周恩来军事文选》《叶剑英军事文选》等陆续推出，为全军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系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提供了必备的教材。

在邓小平题词精神鼓舞下，一批有分量、有新意的专著——《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军事卷》《毛泽东军事战略论》等应运而生，一系列学术活动积极组织开展了起来。1983年12月，在毛泽东诞辰90周年之际，军事科学院召开了首届毛泽东军事思想学术讨论会。此后，1987年8月，又在大连召开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国防现代化”学术讨论会；1990年9月，在合肥召开了全军毛泽东军事思想学术讨论会。1993年，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受总政委托，又组织召开了全军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理论研讨会。这些学术活动在实践中贯彻了邓小平关于“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题词精神。

1975年开始领导全面整顿时，邓小平就提出了包括军事科研工作在内的军队建设，一定要跟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世界军事的发展的观点。他说：“现在是合成军队作战，空中也有，地面也有，水里也有，不是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了。”1977年他指示军事科学院要尽快会同有关部门解决我军院校新一代的教材问题，“要有现代化战争的知识，坦克、飞机，天空、地面、海上，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等等。”同年8月，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他又振聋发聩地指出：“现在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差很长的一截。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承认这个现实，就要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就要加快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时隔半年，邓小平在为军事科学院的题词中，鲜明地指出“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表明了他对军队建设和国家军事斗争准备的关注点，体现了他对军事科研工作者的厚望。关于“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邓小平在1977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提出：“我们历来的经验，就是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的敌人，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是人民战争。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

1979年9月，军事科学院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认为“我国的战略方针应采取积极防御为主。至于诱敌深入，只能是某些战略或战役方向上，在一定时间内的作战方法，而不能作为统管战争全局的战略方针”。对此，邓小平和叶剑英等深表赞同。在1980年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说：“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1986年，中央军委赋予军事科学院计划和协调全军军事学术研究工作，为军委、总部决策提供战略性建议和咨询的任务。

1979年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当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向邓小平汇报了建立军事运筹分析研究所的想法后，他当即表示支持，说：“好嘛，这个决心应该下，在这方面投入点钱是值得的。”在他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军事运筹分析研究所很快建立了起来。“要提倡学术交流”是邓小平在发展包括军事科学领域研究事业方面的一个重要观点。在1977年8月8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系统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是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搞封锁是害人又害己。”1987年3月，为了活跃学术氛围，扩大同国内外军事学术界同行的联络与交流，促进群众性军事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中国军事科学学会。邓小平为学会的会刊《中国军事科学》题写了刊名。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在联络和组织军内外军事科研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了一系列军事学术活动，推动了军事科研的发展。1987年，在军事科学院准备庆祝建院30周年之际，邓小平又应邀为军事科学院题写院名。

邓小平说过，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既是我军建设与作战的现实需要，也是发展我国军事科学的需要。遵照邓小平指示，军事科学院在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军事科学体系、加强学科基础建设方面的同时，不断拓宽研究领域，不断充实和深化骨干学科的研究，同时还开辟了国防经济、军事管理、军事心理、军事法等一批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在军事科研的各个领域，例如军事思想、战略、战役、战术、军队指挥、军制、军事历史、军队政治工作、军事后勤、国防经济、国防动员、国防教育等，都推出了一批学术专著。饱受风霜苦，十年磨一剑，1997年，在我军建军70周年前夕，军事科学领域内的一项重大的基础性工程《中国军事百科全书》面世，从而结束了我国没有军事百科全书的历史，树立了我军军事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重要的里程碑。邓小平始终极为关注这一工程，又亲自为全书题写了书名。

（来源：《党史文苑》2014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