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1977年科教工作座谈会

引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1977年科教工作座谈会

罗平汉

1977年8月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是邓小平复出后主持的第一个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对于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是恢复高考的一次重要会议。

邓小平自告奋勇分管科教工作

1977年3月中旬，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5个月的工作和政治形势，部署1977年的工作任务。陈云在向上海代表团提交的书面发言中，率先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并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王震等人在会上也作了有类似内容的发言。他们的发言内容在会内外传开后，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次会议上，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表示，邓小平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再次复出对于邓小平来说，并非仅是官复原职的问题，而是有了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此时他所考虑的，不是自己的荣辱得失，而是如何着手在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行业进行拨乱反正。在即将复出之际，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将科教工作抓上去的问题。1977年5月12日，尚未正式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将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和李昌找来，谈了自己对科教工作的一些想法。他说：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抓教育，关键在中学，中学又以小学教育为基础。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10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数中学教师水平不高。因此，要抓好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要加强教师的配备。要重新审定大中小学的教材。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抓科研要注意选接班人。

5月24日，他在同王震和邓力群谈话时，再次表示：我出来工作的事定了，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我现在还考虑管科学、教育。他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

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此时，党和国家各项工作虽然有所起色，但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于前进中徘徊。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决心以教育和科学作为突破口，实行全面的拨乱反正。

中央全会一结束，他就对中共长沙工学院（即后来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临时委员会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说：我主动提出协助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管教育管科学。要继承人类的知识。自然科学和语言一样没有阶级性，哪一个阶级掌握了，就为哪一个阶级服务。指南针、印刷术、火药，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外国人还不是学去用了，并且发展了。他还说：科学技术人员，这些年接不上茬，10年啦。科技人员真正出成果是在30多岁到40多岁。对技术人员，只要努力钻技术，在技术上有贡献的，就应支持。

过了几天，他又将中科院负责人方毅和李昌找来，专门谈科研工作，并指出：科研单位的任务就是要出成果、出人才；要肯定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要把政治、业务、后勤三大系统搞好；要把有作为的科技工作者列出名单，填出表格，对这些人要给予适当照顾；要从全国选拔人才，组织科研队伍。他还表示，科研人员的房子问题，两地分居问题，经费问题，都要逐步解决。

7月29日，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等人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后，邓小平表示：要进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的实际编出新的教材，以后就拿新教材上课。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中小学教材。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应纳入国家规划。重点学校首先要解决教员问题。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逐步培养研究生。教育部也要抓一些中小学重点学校，在北京就可以抓40所到50所。不能降低教师的待遇。要加强外语教学，要搞电化教学。

8月1日，再次同方毅、刘西尧谈教育问题时，他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从小学抓起，否则赶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现在要立即着手指定。两条腿走路，但要有重点。重点大学就是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归根到底，还是要把小学、中学办好，这样大学就有希望了。编写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从最先进的东西教起，一开始就启发学生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这就有希望了。现在比较急迫的问题是教材问题，还有教师队伍问题。教材要精简，大学的教材也应精简。要派留学生出去，请人来讲学，把愿意回国的科学家请回来。要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就需要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正确的评价。邓小平说，毛主席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的。“四人帮”另搞一套，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劳动人民都要知识化嘛！如果照“四人帮”的说法，到了共产主义，人们岂不都成了“臭老九”吗？总之，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他们世界观的改造。要提倡尊师爱生，现在要特别提倡尊师。

座谈会上科学家的呼吁

为倾听科教界的意见，了解科教工作的实际情况，打开科教工作的新局面，邓小平决定主持召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提出，座谈会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科院和教育部分别在各自系统找了吴文俊、童第周、严东生、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吴健中、查全性、潘际銮等33位研究员、教授代表，其中年龄最大的是82岁的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最小的是31岁的中国科技大学教师温元凯。

8月4日，科教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召开，除了33位代表，还有中科院负责人方毅、李昌、武衡、童大林，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李琦、李琦涛，以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等人参加。

座谈一开始，邓小平就开门见山说：邀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他接着说：这个世纪还有23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究竟从何着手？看来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一讲科研，就离不开教育。现在科研人员后继乏人。科研人员来源可以从生产单位直接选拔、培养，但大量的还是靠大学，特别是尖端科学和理论方面的人才。所以要把大学办好。但教育只抓大学，不抓中小学不行。好多知识，要从小学开始打好基础。像语文、算术、外文，就要从小学抓起。他还说：这几年“四人帮”对科学工作、教育工作，对各行各业破坏极大，对我们国家是一个大灾难。一定要花很大的力量，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可不可以要求教育革命5年见初效，10年见中效，15年见大效？邓小平鼓励参加会议的人员畅所欲言，有什么好意见都讲出来。发言可长可短，可以讲一次二次，八次十次，可以随时插话，把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

复旦大学的苏步青首先作了发言，着重谈了科技队伍的建设问题。他说，“四人帮”对大学的破坏极为严重。王洪文的一个小兄弟在复旦大学胡作非为，说什么研究所是“派出所”，不让搞科研，把人统统“派出”去。复旦大学的数学研究所被他们搞垮了，设备调走，资料搞得残缺不全，几十名专业人员拆散了。我领导的微分几何小组有18个人，有的调走，有的改行搞采购，只剩下两个人。粉碎“四人帮”后，形势越来越好。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要把科技搞上去，我们充满着信心。但是，也要重视困难。现在一个突出问题，是缺少25—35岁的人，是空白。老的很老了。40—50的人还有一些，也不多了。搞基础理论要靠青年人。二三十岁搞不上去，年纪大了就更不行了。为了解决科研人员的来源，苏步青认为，只要选拔优秀的青年，采取得力措施培养，有三四年工夫就上去了。

在苏步青发言时，其他人也纷纷插话，反映有不少科技人员学非所用，散在各处，应当采取措施，经过调查作必要的调整，做到人尽其才。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黄家驷、武汉大学的查全性等提出，可以把1963、1964和1965年在高等院校学过几年基础课的人，挑选一部分政治思想好、年龄较轻、学习成绩较好的再加以培养。这比现在从头培养起要快得多，可以部分地改变最近这几年科研队伍缺少接班人的严重状况。

吉林大学的唐敖庆紧接着谈了我国科研工作与美国的三大差距：一是科学实验的手段，美国是20世纪70年代水平，而中国的高等学校的实验手段，比较好的也只是60年代初的水平。二是专业科研队伍的数量和业务质量，两国相差较远。美国的重点大学以很大力量放在培养研究生上。中国的重点大学也应该把更大的力量放到培养研究生上去。三是美国科研工作中，基础理论和比较远期的应用性科学研究所占比重比中国大。美国高等学校主要力量都放在这两项研究上。就全国来讲，这两项研究力量也占一半左右。因此，科学储备强，实际问题来了就解决得快。中国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加强这两方面的研究力量。

唐教授在谈到大学教育质量的问题时，与会者也认为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的严东生、有机化学所的汪猷和生物物理所的邹承鲁等认为，现在高等院校专业分的太细，再加什么“典型产品教学”，学生学的知识面太窄，零零碎碎，不成系统，到科研单位工作很困难。清华大学的何东昌说，“四人帮”疯狂破坏基础课教学。1972年还算是这些年来情况较好的一年，基础课主要是中学课程，全年只有一百多学时，也就是三四个星期学的大学课程；1974年，连中学的水平也达不到了，现在还有20%的人在学初等数学。工程物理系三年级学的只是普通物理，有的学生连中学学的牛顿定律也不知道。

在座谈过程中，邓小平插话说，要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放到教材里去，把数理化和外文的基础打好。小学、中学的水平提高了，大学的情况就不同了。要做思想工作，把“臭老九”的帽子丢掉。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大学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大学要办得活一点。有些青年成绩好，没毕业就可以当研究生，好的班也可以全班转入研究生。过几年后，大学要重点培养研究生。这样做，研究人员成长得快。这是个方针问题。这样出人才会快些。

8月5日座谈会继续。上午第一个发言的是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的王大珩，主要是控诉“四人帮”残酷迫害科技人员的罪行。他说，“四人帮”胡说科技界的特务，像香蕉一样一串一串的。“四人帮”在长春光机代理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前，光机所被走资派、叛、特、反所把持”，“敌人发展特务比我们发展党员还快”，“有些人这边参加共产党，那边参加国民党”；还说光机所有8条又粗又黑的黑线，什么美蒋特务的线，苏修特务的线。他们采取逼、供、信手段，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特务集团冤案，有216个人被隔离审查，有100多人被勒令进“学习班”作检查交代，有5个人被押至公安机关，被打死、逼死的有副研究员、工程师、工人、干部共10多人。

紧接其后的是中科院生物物理所邹承鲁的发言，谈话的主题是如何把科研搞上去。他说，28年来，我国科学工作的发展，总的说，速度不算是很快的。1956年制订科学规划以后，有一段发展比较快。分子生物学，国外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我们那时也注意到了。60年代初期，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比较小，而且还有很出色的工作，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蛋白质。这几年，由于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的破坏，差距又拉大了。美国在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和分子生物学方面，有6种主要刊物，每年发表文章3.3万页。我们现在每年只有300页，仅及人家百分之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差距。因此要充分发挥现有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水平，更应当千方百计保证科研人员从事科研业务的时间，至少要做到每星期有5天以上的时间搞科研。他还说，“文革”时期高校招生的方针应当修改。今后一定要有考试考查制度，审查主要由招生单位负责。特别是科研机构招收研究生，还应当征求担任导师的科技人员的意见。科学院应逐渐做到干部来源以研究生为主。

下午座谈会上的发言，有南开大学的杨石先和中科院计算技术所高庆狮。杨石先说，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科学和教育一起抓，是非常正确的，二者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必须要有很强大的技术队伍，才能把科学技术搞上去。现在高等学校的科研力量占全国科研力量的三分之一，应当充分发挥这支力量的作用。在发言中，杨石先就如何把科学技术搞上去，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成立国家科委，统一管理和协调全国科学技术工作。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有相应的机构。（二）通过一定的方式选拔优秀科学人才。（三）要采取措施，把中年教师从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四）在中国驻美联络处设一个科学教育秘书，加强同在美国的美籍华人学者的联系。

高庆狮着重谈了如何调动和充分发挥中年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问题，他说，四五十岁的科技人员，现在大都是科研机构里的骨干。尤其是在计算技术这些新技术领域，我们国家是1956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有经验的老科学家比较少，主要担子就落在40来岁的中年人身上。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有一些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当前最紧要的是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要解决思想问题。粉碎“四人帮”，大家感到心情舒畅。但是有些同志心有余悸，觉得过去满腔热情，想好好干一番，结果被扣了修正主义苗子等一大堆帽子，现在有点“看破红尘”，怕“冒尖”，怕当专家，免得今后运动一来首当其冲。二是要有组织措施。这些中年科技骨干，大都担负较重的研制设计任务或一定的业务领导工作。应当考虑让他们腾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发挥专长，从事基础研究，在科研上多作些贡献。有的人应当给他配备助手。三是创造必要的条件。有一些技术骨干，因为夫妇长期分居问题解决不了，陆续调走了一些。中年科技人员一般都有家庭负担，买书很困难。可否允许他们提出一定数量以内的书籍名单，由研究机构买来，较长期的借给他们阅读使用。

座谈会期间，邓小平不时插话。当有人谈到科研教学仪器设备破坏严重的问题时，邓小平插话说：高等学校科研教学仪器设备损坏的，有的要修复，有的要补充，有的要重新购置。当有人谈到业务人员改行的问题时，他指出：要进行大量调查，要克服“用非所长”，做到“各得其所”。在邹承鲁提到科研要全力以赴、保证时间问题时，他强调：你们提出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前边要加上“至少”两个字。搞科研就是要全力以赴，七天七夜搞科研的，也要允许，也要鼓励。对于与会人员谈到的如何提高大中小学教师水平问题，他强调：大家提到大学的有些内容可以放到中学去讲，中学的有些内容可以放到小学去讲，这样不管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的教师，水平就不行了。假如按新的课程，就有一批教师不合格，大家考虑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两条腿走路，水平比较高的，叫做重点，重点大学、中学、小学。但是不等于非重点学校就不出人才。重点大学应当主要从重点中学招收学生。这样解决教师缺乏问题比较容易一些。教师自己要提高。在国外愿意回来的中国人，坚决请回来。

决定恢复高考

8月6日座谈会继续举行，集中讨论教育工作中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上海交通大学的吴健中说，教育战线“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和其后的“十一年”究竟应当怎样估计？下面议论是很多的。“十七年”培养了那么大量的知识分子，现在大都是各条战线的骨干，为什么还说是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呢？各条战线尽管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有轻重之分，但却同样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为什么其他各条战线如科技、卫生等都是以红线为主，唯独教育成了黑线统治呢？吴健中还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教育革命”提出质疑。他说，就教育革命说，讲成绩很大，我是怀疑的。招生走后门，教育制度搞乱了，学生的政治质量业务质量都下降了，还说成绩很大？应当实事求是，总结经验教训。

清华大学潘际銮说：对“十七年”和“十一年”的估计还没有解决好，教师普遍持观望态度，不能甩开膀子大干。希望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能明确地回答：（一）“十七年”到底黑在什么地方？哪些是黑的，哪些还是正确的？（二）“十一年”（指1966年以来）哪些是新生事物，必须坚持？（三）“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究竟在些什么地方？

如何评价前“十七年”的科教工作，与会人员极为关心。他们认为，打倒了“四人帮”，思想大解放，但是教育战线思想并没有解放；各行各业大干快上，而教育战线还迈不开步。什么原因呢？关键是如何正确地评价前“十七年”和其后“十一年”，分清路线是非，这样才能调动广大干部、教师的积极性。

武汉大学的查全性说，如何准确地、完整地领会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体系，是个突出的问题。应当用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体系，正确估计“十七年”和“十一年”。我作为一个党员，要如实地反映情况。绝大多数教师对“十七年”的两个估计想不通，感到泄气，教书倒霉，教书危险，灰溜溜的。“十七年”各行各业都是红线，为什么唯独只有教育是黑线呢？

中国农林科学院金善宝说，解放前农学院没有几个，解放后我国农业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每省都有农学院，培养了许多人才。解放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开展了土改、农业合作化的运动，我们农业院校都是坚决拥护的，并积极帮助农村搞规划，发展生产，这些都是红线。教育和科技是孪生兄弟，科技是红线，教育也应当是红线。修正主义路线确有严重干扰，那也应当“三七”开。

对于如何看待“十七年”教育工作的成绩问题，邓小平插话明确表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做出了贡献的。我在三中全会上讲了毛泽东思想体系问题，也讲了知识分子问题。“老九不能走”，说明知识分子是香的不是臭的。要理解毛主席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从马克思到毛主席，都认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无非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的区别。工人在井下和高温条件下工作是高强度，但教员的劳动强度也不低，辛苦得很。当小学教员工资低、待遇低，劳动强度不比工人低，也不比科研人员的劳动强度低。把教师搞得灰溜溜的，那怎么行？

下午的座谈会上，武汉大学的查全性强烈呼吁采取坚决措施，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切实保证招收新生的质量。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一是中小学的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但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查教授认为现行的招生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病：一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那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去了招生名额，这是极不合理的。二是从阶级路线上看，现行招生制度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他们如果没有特殊关系是上不了大学的，这一点比“文化大革命”以前还严重。群众反映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十七年靠分，现在靠权。解放前，我们没有钱，现在没有权，靠分还能有份”。三是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也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查全性就改进招生制度，提出了几点建议。他说：招生的总原则，应该是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要从制度上保证录取政治上、业务上优秀的青年，要不拘一格选人才。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一）名额不要下到基层，由省、市、自治区掌握。（二）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漏试题。（三）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志愿选择专业。查教授认为，只要采取了这些措施，今年新生的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十分显著的效果。他最后说，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的一番话，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共鸣，大家纷纷发言，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采取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格的，浪费损失可就大了。

听了大家的发言，邓小平改变了“恢复高考可能需要一年的准备时间”的想法，他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后，当场决断：改变现行招生办法，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

邓小平还接着说：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过去允许自报三个志愿，到学校后再分专业。如果来得及就从今年开始改，不要耽误。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一改嘛。改成“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十六个字的建议比较好，但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现在青年中想升大学的多，主要是有些不合格。要考试。选拔研究生也要考试。大学招生不管是从哪条路子来的，都要确保质量。

由于邓小平的这个表态，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这年11月28日至12月25日，各省、市、自治区相继举行高考，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

“尊重劳动，尊重人才”

8月7日，座谈会继续举行。在上午的发言中，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严东生，就制定科技规划的依据、科研组织管理以及引进新技术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关于制定科技规划的依据，他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二是注意我们国家的特点，三是要参考借鉴国际科技发展动向、发展趋势。只有在综合分析这几个方面情况的基础上，才能在制订长远规划时选择正确的科学方向，确定正确的技术政策。必须组织好社会主义大协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做到分工明确、协作密切、步调一致，避免重复浪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重要的是引进新技术后，很好地加以消化，真正做到“一用、二批、三改、四创”。他举例说，上海仿制波音707型飞机，只是花很多人去测绘，搞成分分析，依着葫芦画瓢，根本没有科研，没有吃透其中的技术关键，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就不可能做到在人家已有的基础上前进。

在严东生的发言过程中，许多人纷纷插话，表示赞同他的建议，认为应尽快成立国家科委，归口管理全国科技工作。西安交大的程遒晋和清华大学的潘际銮等还提出，高等院校应当是国家科研工作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过去“四人帮”疯狂扼杀高校的科研工作。建议今后大力加强高等院校的科研，可以在高校建立研究所(室)，有专门的科研编制。

8月7日下午，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金善宝着重介绍了农科院的现状。他说，现在的农科院是农业、林业，还有水产三个研究机构合并而成的，目前还有1500人，占原有人数十分之一。顾名思义，农业科学院应当搞科学研究，但实际上差不多成了一个管理机构，研究人员很少。有的研究人员下放已8年了，贫下中农说，我们这里不缺劳动力，希望帮助他们提高技术，治理病害。可是连显微镜、瓶瓶罐罐也没有，怎么研究？农科院有五六百亩农场，可是试验田里杂草丛生，高低不平。农科院的试验场就靠这样的手段，还远远不如一些人民公社的机械化水平。

在下午的座谈会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就如何迅速把医学科研搞上去发表了意见，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张文裕、数学所的吴文俊就重视和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问题也作了发言。

对于科学家们所关心的如何搞好科研工作的问题，邓小平说，科研要走在前面。大厂、中厂，甚至小厂都要有科研机构、科研队伍。不要只看到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还要看到生产中的科研人员，这是大量的。不管什么行业都得搞科学研究。产品质量不稳定，过不了质量关，这里面有生产管理中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问题。要研究一下，有什么束缚科学发展的紧箍咒，要消灭它。科学研究应当允许一二十年搞不出成果，这不要紧。搞不出成果就批评，探索不成功就批评，弄得大家不敢讲、不敢做，那怎么行！科学研究允许失败，允许中间科研成果报废。现在是科学研究太少，应当让科技人员研究，要鼓动他们敢想、敢研究，给他们创造条件，鼓励创新。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创新？

在座谈会期间，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马大猷、郝柏林，半导体研究所的王守武，华北农业大学的沈其益等，还就重视发展学派、建立学术中心，如何发挥大批三四十岁的科研人员的潜力，加速发展我国半导体科技事业，办好农业大学等问题，作了书面发言。

在广泛听取科技、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与建议后，邓小平对科教工作的现状、存在的问题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对于搞好科教工作的思路也更加清晰。8月8日上午，他作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讲话一开始，他说，这次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外行管内行，总得要学才行。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虽然这次会议因为时间匆促没有邀请社会科学家。通过这次座谈会，我了解了一些情况，也开始了解了当前应该首先解决的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大家可能没有全讲出来，或者没有时间完全讲清楚，好在以后还有机会讲。邓小平在讲话中总共讲了6个问题：对“十七年”的估价，调动积极性，体制，教育制度，后勤工作，学风。

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

邓小平说，解决了对“十七年”的估计问题，恐怕至少在精神上可以使大家放下包袱。就今天的现状来说，调动积极性，现在要特别注意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要把从事教育工作的与从事科研工作的，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受到同样的尊重，同样的重视。一个小学教员，如果他把全部精力放到教育事业上，就是很可贵的。要当好一个小学教师是不容易的。当好教师，当好小学教员，终身为教育事业服务，应该鼓励，应该奖励。他明确表示，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总之，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

他表示赞成大家提出的恢复国家科委的意见，认为需要有一个机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统一指导协作。至于什么时机合适？怎样组成？是否把军队方面的科研也统一管起来？这些问题要经过中央、国务院研究，暂时不做结论。但不管采取什么组织形式，都要搞统一规划。他还特地讲到发挥高等院校科研作用的问题，认为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这一点要定下来。针对座谈会上科学家提出的要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科研工作的意见，邓小平表示要保证科研时间，使科研工作者能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他说：“我看，七天七夜搞科研，为什么不可以？他一头钻到这里面，应当允许。”

邓小平还说，高等院校学生来源于中学，中学学生来源于小学，因此要重视中小学教育。要重视中、小学，要鼓励那些一直热心从事中小学教育的教师。当好一个小学老师，应当同当好一个大学教师同等光荣。当好一个小学教师付出的劳动并不比一个好的大学教师少，甚至更辛苦一些。要研究如何提高教师的水平。前几年教师不敢教，责任不在他们。现在要敢于教，还要善于教。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加强师资培训工作。要请一些好的教师当教师的教师，大学教师要帮助中学教师提高水平。要把科学工作、教育工作搞好，具体措施是重要的。对于科教工作中遇到的许多困难，可以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处理和解决。对于科研人员有些必须解决而且也能解决的困难，要抓紧解决。

最后，他讲到了学风问题。他说，在科学研究中，要尊重个人的兴趣，尊重个人肯于钻研的部门。要解决用非所学的问题。科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不允许弄虚作假的。要反对互相封锁、压制讨论，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学术刊物要办起来。邓小平说，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想培养一种好的学风，好的风气，使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兴旺发达起来，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

邓小平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与会的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无不屏气凝神倾听。听完邓小平讲话后，与会人员纷纷表示，邓副主席对于科学、教育事业28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和科学的评价。这对战斗在科学、教育战线上的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是巨大的鼓舞。特别是邓副主席对于教育战线广大知识分子辛勤劳动的充分肯定，这将大大调动他们长期受“四人帮”压抑的革命积极性。只要切实地实行讲话中提出的一系列意见，必将使我国科学战线、教育战线出现崭新面貌。

1977年8月的科教工作座谈会，是邓小平对我国科教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一次全面深入了解，从而使他形成了完成科教工作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的基本思路。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科教工作的春天，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是从这里开始它的序曲的。

（来源：《党史文苑》2015年1月纪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