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新解放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读《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邓小平与新解放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

——读《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冷溶

最近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中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一文，是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代中原局起草的党内指示，有着很丰富的政策策略思想，曾对党的新解放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和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关于新解放区农村工作政策前后有一个较大的变化，即由按照土地法大纲进行土改，平分土地，转变为恢复实行抗日战争中的减租减息政策。有两篇重要文献可以做为这一政策转变的标志，一篇是《毛泽东选集》第4卷中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另一篇就是邓小平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这一指示形成于1948年6月6日，因此党内称为“六六指示”。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转变？这一转变是怎样完成的？邓小平在这一转变中起了怎样的作用？本文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六六”指示前新区农村政策的转变过程

从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召开以后，毛泽东的《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文章，都强调新解放区同老解放区一样进行土地改革。但在1948年5月24日毛泽东致邓小平的《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的电报中，却明确提出在新区暂时由土改变为“双减”(即减租减息)。第二天，他又起草签发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文件，正式向全党申明这一点。由此可见，党的新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从1947年9月到1948年5月，大约经过8个月时间，这8个月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7年9月至1948年初，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原局发出“双十”指示。

1947年10月，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制定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纲领。此时，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刘邓大军刚刚挺进大别山，着手开辟新解放区。10月10日，在接到中央关于贯彻土地法大纲指示的当天，邓小平即以中原局名义，起草并签发了《中原局关于进入大别山后地方工作的指示》(下称“双十”指示)，指出要把土改作为创建根据地的有力武器，坚决反对右倾现象，在有初步基础的地区，立即放手发动群众分浮财、分田地。中原局的这个指示得到中央充分肯定。中央指出，“我们认为中原局此一指示完全正确，一切进入国民党区域作战及工作的部队完全适用此指示所指出的方针及办法，望各地转饬所属，一体遵行。”

但是，土改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解放区的情况很不一样，有抗战中建立的老根据地，有抗战后期、解放战争初期建立的半新半老根据地，也有刚刚从国民党手中夺取的新区。尤其是新区群众基础薄弱，干部水平比较低，开展土改工作困难很多。

拿大别山来说，中原局“双十指示”下发以后，不少地方提出“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打到哪里，分到哪里”和“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走一处点一处”等过激口号；没有完全掌握“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阶级路线，而提出“贫雇路线”，对中农采取拒绝态度，侵犯中农利益，有的地方把中农也划为地富。由于敌情严重，群众又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使得许多地方出现不正常现象：分田地、分浮财，只有少数积极分子敢要，多数基本群众不敢要；有的在干部劝说下假要，白天分了，夜晚又偷偷送还，还向地主赔礼道歉；有的一度分到土地，而在敌情严重和地富威胁下，又秘密将土地归还地富，改成租佃关系；有的是少数勇敢分子，其中不少是流氓分子或与地主有联系的分子，霸占果实，而大多数贫雇农没有分到，或分得很少等等。此外，一些地方还发生破坏城镇工商业和乱捉人杀人的问题。总之，新区土改进行得不顺利，甚至造成一些不良后果，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第二阶段，1948年初至1948年3月。中央《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和中原局3月25日指示。

对各解放区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党中央逐步有所察觉，并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毛泽东认为，土地法大纲规定的按人口平分土地等土改原则，必须同各地区的不同情况结合起来。各地区敌情不同，工作基础和群众觉悟程度不同，干部政策水平也不同，在土改中要区分老区、半老区和新区这三种不同地区，相应采取不同的策略步骤。

但是，中央对新区的具体情况并不很了解。为此，毛泽东于1948年1月14日致电熟悉新区情况的邓小平，从6个方面询问新区土改情况。

其实，对新区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及其危害，邓小平等新区领导同志已有察觉，并已随时注意纠正。在接到毛泽东询问新区土改情况的电报后，邓小平于1月15日和1月22日连续向中央发出两个电报，详细介绍了大别山区各方面情况，尤其在第二份电报中，对毛泽东提出的6个问题依次作了明确回答，其中关于要根据新区特点区分两种区域的思想特别重要。

邓小平指出，大别山区的特点，是经过苏维埃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两个时期，苏维埃时期的“左”，抗日时期的右，均在各阶层发生很深影响。因此，地富有所体验，而基本群众经过多次失败的教训，不敢轻易起来。大别山有1200万人口，可分两种区域，即巩固区和游击区。在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在游击区不能急于平分土地，但应深入宣传土地法大纲。

邓小平的两份电报，使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区情况有了初步了解，特别是关于新区土改分两种区域的思想对中央有很大启发。根据邓小平提供的材料和意见，中央开始研究制定新区土改的具体政策。就在收到邓小平第二份电报的当天，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给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豫皖苏新解放区主要领导人之一粟裕的较长电文，系统地阐述了新区土改政策。

毛泽东的电报主要内容有三点：1．土改不能性急，大体用三年时间完成；2．新区土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一切封建阶级土地；3．应区分两种区域，采取不同策略。第一种是敌人以后不易再来、即使再来也不可能久占的地区，可进行土改；第二种是敌人还能再来、并将久占的地区，还不能进行土改，应该先向群众做宣传。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吸收了邓小平关于新区土改分两种区域的意见。

这份电报作为中央指示转发各区执行之前，为慎重起见，毛泽东广泛地征求意见。2月6日毛泽东再次致电邓小平，将他给粟裕电报的内容转述于邓，并就新区土改先组织贫农团还是先组织农民协会等具体问题，“请小平分析比较电复”。

2月8日，邓小平复电毛泽东，同意毛给粟裕电报内容，再次强调要分两种区域，先组织贫农团，后组织农协，并对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部队供给等问题，提出很多好的意见。

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电报后，表示十分赞许，立即转发各区，并加上一段批语：“(一)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二)分阶段分地区极为必要”；“(三)确定先组织贫农团，树立贫雇农威信，几个月后再组织农民协会，团结全体农民，并严防地富及坏人混入”。

在征询各方面意见后，2月15日，毛泽东将给粟裕电报修改提炼为《新解放区土改要点》的指示，下发各区，作为新区土改工作的指导性文件。3月25日，中原局根据这一指示，发出新的《关于发动群众进行土改的指示》。

第三阶段，由土改转变为“双减”。从5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到中原局6月6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党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下发以后，各新区土改中“左”的倾向先后得到纠正，但在新区是否能马上进行土改，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1948年2月底，邓小平与刘伯承一起来到中原局所属的豫陕鄂新解放区。在这里，邓小平对整个中原新区的土改情况进一步作了调查分析，开始认识到在新区，不管是何种地区，马上动手分浮财、分土地都是不适宜的。新区党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正常秩序，为战争做准备上面。5月9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说，有些同志认为土改可以解决一切，对于当前的紧急问题，如生产季节、财粮征收、军队供应等重视不够，结果反而陷入被动。我们已明确工作步骤，即将当前的重点放在财经工作上，而将土改推至今冬明春。

5月中旬，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原局豫西陕南负责人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由土改转为“双减”的思想更加明确。邓小平和其他同志一致认为，在新区实行打土豪分浮财、过早实行分土地害处很大。今后陕南豫西的工作方针应确定为：(一)建立反蒋胡(宗南)的统一战线，包括一切反蒋胡的地方实力派，在政治上只打击首恶分子。(二)不分浮财，不打土豪，连大地主也不打。(三)实行征借粮食、款子的政策，解决军需。(四)保护一切工商业。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后来邓小平向中央作了详细汇报。

与此同时，党中央、毛泽东正在西柏坡与从新区来的陈毅、粟裕、李先念、薄一波等同志商讨新区土改问题，他们的想法与邓小平等同志不谋而合。毛泽东根据他们讨论的结果，终于下决心改变新区农村工作的政策，变土改为“双减”，并立即将这一决定首先告诉邓小平。5月24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只有“在一两年甚至三年以后，在大块根据地上，国民党反动派已被消灭，环境已经安定，群众已经觉悟和组织起来……那时就可以进入像华北那样的分浮财、分土地的土地改革阶段”【毛泽东：《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21页。】。第二天，党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向全党明确了上述意见。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这两个指示，邓小平于6月6日起草签发了中原局《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即“六六指示”。

二、“六六指示”的基本内容

“六六指示”不是简单重复中央5月25日的指示，而是对中央指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发。毛泽东对这个指示十分重视，亲自进行了修改。他认为中央的指示规定的只是原则，而“六六指示”把它具体化了，可作为中央指示的补充和说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信中指出：“中原局指示可以发给中原以外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

“六六指示”近2万字，分5个部分，其中第2、第4部分是重点。其基本内容主要有三点

1．指出“左”倾错误的表现及其认识根源。“六六指示”列举了12条错误和教训。可简单归结为：脱离新区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缺乏政策策略思想；普遍实行走马点火、分浮财的错误做法；违反工商政策；杀人过多；急于建立后方；忽视政权作用；忽视宣传作用和错误的宣传内容；破坏公物；外来干部作风坏；缺乏进入新区的动员和准备；缺乏斗志和苟且偷安的右倾情绪。在这12条中，第一条是最主要的，它是产生“左”倾偏向的认识根源。邓小平后来解释说，为什么“左”呢？主要是不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首先是没搞清新区的环境，敌我力量对比，忽略了敌人的力量；其次是没有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为某些假象所迷惑，把群众一时的热情当作群众的觉悟。他认为这种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是经验主义，即凭以往经验，主观地认为群众一定拥护土改，只要“枪杆子加土改”就可以把中原问题解决”，结果适得其反。他深刻地指出：“当我们在军事上还没有取得面的控制，国民党和地富武装力量还没有在当地被肃清，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分配土地的要求和组织起来，本地的正派的区村干部还没有大批涌现出来，而外来干部又尚未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的时候，就马上实行土地改革，不仅是主观主义的，而且是冒险主义的。”【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第111页。】

2．详细解

释和说明了新区工作方针转变期间农村工作政策面临的各方面问题。这些工作比较复杂，牵涉许多政策性问题。比如，如何向干部群众做解释说服工作；对已分了土地的该怎样做，分的不彻底的和没分的该怎样做；工商业政策如何调整；军需如何解决？等等。要做好这一转变工作，就要根据中央指示的原则，结合这些具体情况，做出详细的解释和说时。“六六指示”的第4部分即着重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明确指出为“有效地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美蒋，更早地完成全部解放中原人民的任务，全区应即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财，停止乱没收，禁止一切破坏，禁止乱打人、乱捉人，乱杀人等现象”；明确“土地改革是我党始终要贯彻的方针”，“我们暂时改为双减，是因为土改条件尚不成熟，双减政策在目前对人民比较有利的原故”。其次，从12个方面全面说明了新的农村工作政策的问题，如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对敌政策，政权建设，加强武装，宣传工作，群众工作，生产和军队供给等。第三，提出将新区分为三个不同区域的新观点。邓小平在“六六指示”中，发展了他原来将新区分为两个区域的观点，根据新区的发展和变化，提出应区分三种不同区域，即控制区、游击区、崭新区，不同区域要采取不同的调整政策。如对控制区“凡是没有分土地的地方，即应停止分配上地的宣传，进行减租减息及合理负担的宣传”，并分步骤逐步开展“双减”；凡是分过土地的地方，则应区别真分还是假分，“真分的一般应该确定地权财权，不再变动；假分的应该说服群众自愿改为租佃关系，实行减租减息”【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第117——118页。】。可见邓小平把新区农村政策转变中已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问题，分析得详细而具体。

3．全面评价中原区的工作。“六六指示”主要是针对“左”的错误和教训而写的，但是在指出这一点后，没有忽视实际存在着的某些右的错误倾向。他列举了右的倾向的种种表现，指出右的倾向同“左”的倾向一样，都会给我们以不小损害，必须坚决予以克服。同时，他特别强调要全面地正确地评价中原区的工作，不能因为存在一些缺点错误就看不到中原区在战略进攻中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六六指示”的第3部分说：“必须着重指出，所有上述这些错误和缺点，都不能掩盖了我们大举进攻后在全中原区的伟大胜利和伟大成就。”【《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第327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这一点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他在“六六指示”的这一部分中亲笔增写了两段文字。这种既反“左”又反右，既指出缺点又充分肯定成绩的做法，反映了“六六指示”的全面性、科学性。

中央5月25日的指示和中原局“六六指示”的发表，标志着党的新区农村工作政策转变认识过程的完结。正如后来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到1949年下半年，全国战局有了重大发展，新区土改才有步骤地开展起来，那时刘邓大军打到西南，而中原区已经成为有较好工作基础的巩固的解放区了。

三、几点体会

通过研究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与党的新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我们有下面四点体会：

第一，党中央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是集体智慧的产物，不仅反映了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同时也凝聚着党内许多领导同志、特别是各个大区负责同志的智慧和心血。邓小平就经常本着对党的事业的负责精神，以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敏锐的政治目光，主动向党中央提出好的建议。他作为一个大战略区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中央精神和基层各方面情况都十分了解。在上传下达、领导工作的过程中，既站在全局的高度，又能从实际出发，因此他提出的意见往往是中肯的、有针对性的，能抓住要害。他给毛泽东、党中央写的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的报告，常常受到表扬并被采纳。除了本文所说的新区政策外，《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一文反映的是渡江战役以后他代表华东局向中央提出的一项重要建议，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项建议，说这个建议好，与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并采纳了这一建议。

第二，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实际，不能有半点主观随意性。刘邓大军来到大别山，斗争条件极为艰苦，为了尽快站住脚跟，就要发动群众，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土改是发动群众的最好的办法。这种想法似乎是很合乎逻辑的。当时又正值中央土地会议结束，批评了土改中右的倾向，要求一切解放区无例外地迅速实行土改，就更加推动了大别山土改的进行。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与当初的预想恰恰相反。正如邓小平后来描述的那样，把大中小地主都赶跑了，“逼上梁山”，扛起梭标和我们干，最后连普通群众怕地富报复，也跑了。后来停止了土改，人们才纷纷回来，说你们早这样就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只从主观上认为土改肯定会受到广大贫雇农的欢迎，而没从大别山实际出发，看到新区的复杂情况。所以，邓小平在总结教训时，第一条就指出，主客观相脱离是造成土改“左”的错误的原因。“左”的认识根源是主观超越客观，这种主客观脱离的情况，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很容易发生，如果我们将二战时期土改的“左”与解放战争时期作一比较，会发现二者有许多共同之处。毛泽东决定重新印发1933年两个纠“左”的文件，是很有针对性的。

第三，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之所以会出现“左”的错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具体指导。毛泽东当时就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1948年3月6日他在给刘少寄的电报中说：“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地(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或者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毛泽东所以很欣赏邓小平起草的“六六指示”，就在于这个指示不但正确及时，而且明确具体。这个指示下发后，受到基层干部群众的普遍拥护，使党中央的农村工作政策迅速得到落实。

第四，勇于正视缺点，开展自我批评，才能纠正错误。土改中的“左”的偏差发展得很普遍，从中央到各级领导都有责任。但这些错误没有继续发展下去，一个重要原因是能够正视缺点，自我批评，随时纠正错误。在中央领导同志中，毛泽东就带头做自我批评，他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土改的错误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自己即深感这种责任”。邓小平也是如此。尽管有些错误的责任不在他而在中央和下面的同志，但邓小平不上下推诿，不隐讳中原局的领导错误，在“六六指示”一开始就指出这一点，并总结了12条严重教训。毛泽东十分赞赏邓小平的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着重予以表扬，并向全党提倡。毛泽东曾在转发邓小平的一份电报的批语中说：“小平同志的这些负责的自我检讨是非常好的。有了这样的自我检讨就有使广大干部逐步学会党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的可能，而没有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足，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毛泽东要求各中央局领导以小平为榜样，各自做出自我检讨，上报中央。并指出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不能否定取得的成绩，只能发展这些成绩。毛泽东、邓小平的这种正确评价成绩和缺点，不隐讳错误，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为全党做出了表率。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土改中“左”的倾向才得以迅速纠正，党的政策才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198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