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邓小平党的建设思想及其意义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邓小平党的建设思想及其意义

李向勇 白雪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世情、国情和党情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情况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是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导地位”，担负着“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强国”（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的重任。这就凸显了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执政党的建设做了初步部署和具体规划，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命题。综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围绕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

一、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要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面展开，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日益认识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但是，由于受1956年苏共二十大及波匈事件的影响，加之党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现象，1957年上半年国内出现了一股怀疑、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倾向。对此，围绕如何看待党的领导，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问题，邓小平指出：“过去的革命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在于党的领导，现在的建设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也在于党的领导”（《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64页。），“搞建设，不要党的领导不行。不要党的领导就学不会建设，就要栽大跟头”（《邓小平文集》中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页。）。这就对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提出了明确要求。此后，邓小平围绕实现这一目标，提出了要从三个方面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

一是企事业单位要坚持党委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八大提出，在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一体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有些企业党委管得过多过死，厂长有职无权，有些企业在特殊时间段内权力下放过多，国家集中统一不够。对此，邓小平指出，“党委经常性的领导，必须是管大事，管方针政策”（《邓小平文集》中卷，第271页。）。党政要分开，“不能让人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误解为是党委领导下的一长制”，“企业党委对大政方针不能居于超然地位，但对具体业务保持超然地位为好”。（《邓小平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4页。）这实际上提出了在企事业单位中，党处于总览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只有明确自己的职能与定位，才能够真正实现对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

二是党要善于学习，提高自身领导能力和水平。这一时期之所以出现少数人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认为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不高。对此，邓小平指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61页。），“吹不得牛皮，脑筋不能发涨”（《邓小平文集》中卷，第303页。）。因此，“我们既要接受成功的经验，也要接受犯错误的教训；既要善于学习国际的经验，也要善于学习自己的经验”（《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64页。）。这实际上是在探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主张党要善于学习、勇于学习、自我提高。

三是党要善于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更多可资借鉴的经验，这就决定了党不可避免会犯错误，不可能没有缺点，关键是如何正确对待缺点和错误。对此，邓小平指出：“党的领导能否巩固和加强，决定于党的本身，决定于领导是否正确，能否切实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邓小平文集》中卷，第351页。），“改正错误的目的，是加强和巩固党在各方面的领导，提高党的威信”（《邓小平文集》中卷，第329页。）。因此，“我们要善于发现缺点，纠正缺点，才能够前进”（《邓小平文集》中卷，第302页。）　。

二、党员干部要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正确地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重视对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不少党员干部埋头于具体事务，从而忽视了理论学习。对此，邓小平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指出：“我们忙于事务，不注意学习，容易陷入庸俗的事务主义中去。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我们还是要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学习理论的空气，学习实际的空气。”（《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16页。）这就明确提出了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避免庸俗的事务主义和思想庸俗化的要求。同年11月，邓小平强调，“干部的学习空气要加强”，不仅军队干部要学习，“地方干部也要读点书，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要学的东西很多”。（《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32页。）这些主张对于推动全党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营造积极健康的学习氛围起到了指导作用。

针对20世纪60年代初，党内存在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著作存在的形式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正确地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认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他主张“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而是要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因为“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83—284页。）1965年，谈到青年团员如何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时，他批评了当时在学习理论时存在的形式主义，认为“《毛选》怎么学法才有益处，要研究一下，总要让人学得有味道才行，统统按一个办法不行”。“马列经典著作要选读得宽一些，知识面要搞得广一些”。（《邓小平文集》下卷，第241—242页。）显然，邓小平的这些批评和建议同样也适用于广大共产党员。尽管他对于如何正确加强理论学习的主张在当时未能有效遏制党在宣传思想领域日益“左”的倾向，但对于我们党如何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克服形式主义，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巩固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党正是靠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领导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就要求党必须巩固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对此，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观点与主张。

一是要把民主集中制当作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论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地位与作用。“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5页。）参考邓小平的主张，党的八大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赋予地方和基层组织更多的自主权，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探索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部署。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更为深刻地论述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12页。），“不实行民主集中制，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党员群众，而且上级脱离下级，甚至在同级里也势必造成少数人或个人脱离多数，少数人或个人专断的局面”（《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5页。）　。因此，他提醒全党，“如果搞得不好，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3页。）。在此，邓小平把巩固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提高到党和国家根本制度的高度，作为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来对待，反映出党的制度建设在邓小平党的建设思想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二是要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现象。邓小平指出：“党的上下级关系中的缺点，从总的方面说来，主要地还是对于发扬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注意不足。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不但表现在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和其他国家行政工作中，也表现在党的工作中”，“如果不注意并且改变这种情况，那末，在这些地方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7—228页。）他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职权范围、政策问题的讨论和决议的执行等方面，阐释了党的八大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重要举措。1958年4月，邓小平再次强调：中国是个大国，什么事都集中在中央是不行的，中央只要抓住关键，抓住纲，具体怎么做，下面会搞的。（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2页。）

三是要克服分散主义现象，保持应有的集中统一。1958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和权力下放，分散主义倾向在党和国家事务中有些抬头。对此，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和危害。他认为，“大跃进”以来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既助长了分散主义，又助长了命令主义，党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当大的削弱。有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更集中，但在实际上，分散主义的现象却是很严重的”（《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5页。）。因此，为了加强集中统一和反对分散主义，“就更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民主这一方面。有了这一方面，集中就有了基础，就可以真正集中统一起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5—306页。）。

四是要坚持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

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指出：“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9页。）他认为，巩固集体领导，“这并不是为了降低个人的作用，相反，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而集体领导，也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页。）。这就要求“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没有领袖和核心，就要培养领袖和核心”。（《邓小平文集》下卷，第222页。）针对当时个人崇拜现象的出现，他指出：“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84页。）关于如何贯彻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领导制度，他主张把问题分为日常问题和重大问题，日常问题分工负责，重大问题则区分情况，加以讨论，取得共同意见，作出共同决定。（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11页。）

四、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后，在组织建设方面面临着重要考验。一方面，党把大量精力致力于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党的自身建设亟需加强。另一方面，有些党员干部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与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不适应。因此，重视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素质，就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此，邓小平始终高度重视，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和主张。

一是妥善处理好党员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指出：党成为执政党后，一方面，极少数人“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他们在入党以后，不去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妨害群众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42页。），另一方面，在一些群体和基层单位中，党员数量较少。因此，“党在今后时期，除了要努力提高党员的质量以外，还需要继续有计划地接受要求入党而又完全合于党员条件的人入党”（《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47页。）。他认为党员的标准“不是一下就能达到的”，“党的任务是要一步一步地提高党员的觉悟，使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58页。）这实际上提出党在执政条件下，既要严把党员入口关，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又要适时地扩大党员队伍，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对此，邓小平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党员的发展必须十分注意质量，宁少勿滥。当然，对于确实具备党员条件的人，特别是老工人和高级知识分子，仍然应该有控制地接收入党。在党员太少和党组织薄弱的地区和部门，也要适当地发展党员。”（《邓小平文集》中卷，第362—363页。）

二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针对党的建设弱化和党员干部队伍现状，邓小平指出“党的建设就是要严”（《邓小平文集》下卷，第149页。），“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8页。）。关于如何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他提出五点主张：第一，大量培养选拔干部。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大量地培养和提拔新的干部。“要经常注意干部的情况，干部的好坏长短应该从他的长期工作中去鉴别，而不要只从某一运动或某一短时期的表现去鉴别”（《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15页。）；“看干部，要看整个历史，主要从重要关节上看，不看细节”（《邓小平文集》下卷，第145页。）。第二，干部要能上能下。“要说服我们的干部，造成一种能下的空气”，“要能领导人，又能被人领导”，“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9—330页。)第三，建立干部交流制度。“交流干部，不能由下面去搞，要由上而下搞。”（《邓小平文集》下卷，第149页。）“干部交流，是为了锻炼干部，便利工作，给各个单位、各级党委创造一个好的工作条件”，“并不完全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调动，有的是这个原因，有的不是这个原因”。（《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32、331页。）第四，干部要深入基层锻炼。“凡是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和取得基层工作的经验，缺少这一课的，必须补上这一课。”（《邓小平文集》中卷，第348页。）第五，加强对干部的监督。主要包括党的生活的监督、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监督、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等。（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30—331页。）邓小平提出的这些使用、管理和监督干部的主张，有利于党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五、党要密切联系群众

密切联系群众是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如何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密切联系群众，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避免各种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对此邓小平有一系列深刻的论述。

一是要始终警惕脱离群众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党的八大前后，邓小平指出：“共产党当政如何当得好，如何能不脱离群众、少犯主观主义错误？这个问题很重要。”（《邓小平文集》中卷，第314页。）“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74页。）他认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4—215页。）他认为，党员干部中产生脱离群众现象的根源，既有“长期革命留下来的”原因，又有党员干部“革命性减弱了”的原因。“天天看到群众，不等于就不脱离群众。在我们无产阶级队伍中，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就会形成一个阶层，叫脱离群众的阶层，或者叫工人贵族阶层，不愿意和群众共甘苦了。”目前党的“日子还可以过”，原因在于“革命才胜利不久，我们革命的气息还没有完全丧失，还保持了革命朝气”，同时“群众原谅我们是靠党的威信，党在群众中有无限的威信，现在还靠得住”。因此，他提醒广大党员干部：“靠党的威信吃饭，靠我们过去那点革命资格吃饭不行，靠不住，永远不要靠这两点。任何时候，都要靠我们做好工作。”（参见《邓小平文集》中卷，第304—306页。）

二是要正确区分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建立党的经常性工作。针对党内出现的把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混淆起来，以为发动群众就是走群众路线的错误认识，1961年，邓小平指出这种错误认识从根本上“就是群众运动同群众路线的概念没有搞清楚”，“我们过去好多群众运动是违反群众路线的群众运动”。（《邓小平文集》下卷，第133页。）“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不是一年到头全运动，不是一律的这里运动什么那里也运动什么”，“现在党的工作、群众工作要着重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95页。）1966年，他再次强调：“群众路线是很扎实的工作”，“讲群众路线，是讲的经常工作，要扎扎实实地、细致地做工作”。（《邓小平文集》下卷，第277页。）这就明确了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的区别，反映出邓小平通过建立长效机制来开展党的建设的思路与构想。

三是要反对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具体做法有：第一，克服宗派主义和特殊化的倾向。“干部同群众生活不要相差太多，取消形成干部特殊化的规定和制度，提倡艰苦朴素的风气。领导干部要接近下层、接近群众，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邓小平文集》中卷，第352—353页。）第二，改变制度上和组织上的一些不合理的规定，适当地调整党政之间和上下之间的集中统一和分工负责的关系。第三，在人民内部扩大民主生活，继续健全民主制度。“各级领导人员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经常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认真考虑各种合理的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诚心诚意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坚决地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邓小平文集》中卷，第354页。）第四，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使用小民主，避免大民主。（关于“大民主”“小民主”，毛泽东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曾加以援引和解释。他认为，“大民主”是指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小民主”是指认真执行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制度，使人民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和其他民主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73页。）“我们不赞成在人民内部搞大民主，因为它对无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利。”（《邓小平文集》中卷，第277页。）　

四是党要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邓小平提出，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5页。）。1957年4月，他进一步提出，“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70页。）　。监督主要有党的监督、群众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监督三个方面。邓小平的这些主张无疑有助于建立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监督制约体系。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其一，这些思想作为邓小平探索执政党建设的重要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其中，有些观点是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丰富和阐发，比如党的领导的理论；有些观点是邓小平的创造，比如如何正确地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有些观点，邓小平只是初步提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未来得及展开或实施，比如警惕党内出现脱离群众阶层、强化执政党意识、防止革命性弱化等问题。其二，为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比如，邓小平关于党的领导理论的探索、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区分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思想等，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均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其三，对我们当前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尽管当前党的建设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已经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大为不同，但党的建设的规律仍然没有变，党的建设所面临的类似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要妥善处理好党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党要注意做好经常性工作，党的建设要走出一条不靠运动的常态化机制化建设道路，党要时刻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和官僚主义现象，党要经常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监督，干部能上能下和建立干部交流培训制度等思想和观点，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

（本文系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主革命时期高等学校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及其经验研究”，项目编号为13YJC710024）

〔作者李向勇，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白雪，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宿凌）

来源:《党的文献》（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