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楼会议前后的刘少奇与陈云

西楼会议前后的刘少奇与陈云

欧阳雪梅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还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以致出现了“大跃进”这样的失误，使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困难。“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陈云同志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一起，部署和领导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推动国民经济顺利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1]刘少奇与陈云为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形势所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这表现在两位领导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大跃进”以来的问题作出了正确判断，并以西楼会议为契机，对当时的经济形势作出了清醒而充分的估计，陈云就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阐述了重要的意见。会后，在刘少奇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下，陈云关于财政经济的一系列主张变为国民经济调整的切实措施，由此使国民经济从极端困难的状况下摆脱出来，出现了从下降到上升的决定性转折，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一、亲自做调查研究是刘少奇、陈云指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方法

毛泽东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人们熟知的名言。调查研究是我们党一直倡导的优良传统。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面对严峻的形势，为尽快度过难关，刘少奇、陈云同时选择了在调查研究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坚持亲自做调查研究，是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因为“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2]1960年9月开始，陈云四处考察调查。他去广西、吉林、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以及上海等地调查，考察农业、钢铁、矿山、化肥等生产性问题和人民群众生活问题。正是这些调查研究，使他对农业困难、粮食紧张、经济失衡的情况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更深的认识，并对进口粮食、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工业支援农业（包括增产化肥、排灌机械、拖拉机、胶轮车）等具体调整措施提出了重要意见。1961年下半年，陈云又对农村、煤炭工业、冶金工业进行了三次重要调查。一次是1961年6月27日至7月11日在家乡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做的农村调查。仅在这个调查点上，陈云就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他吃住在农家，用2个半天听取公社党委的汇报，开了10个专题座谈会，到地头察看庄稼的长势，看农民养猪、养鸡，了解农民的副业、自留地等情况，重点对母猪私养、农作物种植安排和自留地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进行调研。之后，他又到浙江嘉兴、嘉善、桐乡、萧山等县和江苏无锡市就相同的问题进行调查。经过全面调查和反复比较后，他向中央报送了三个调查报告。这对于进一步纠正1958年以后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和“共产风”，恢复与发展农副业生产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煤炭和钢产量在三年“大跃进”中迅速上升后又大幅度下降。工业调整，首先必须解决煤炭和钢铁问题。为把这两大问题的情况弄明白，10月14日至11月3日，陈云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煤炭工作座谈会。他从61个直属矿选取6个矿汇报，归纳出18个专题请大家讨论，加上之前西颐煤炭会议的座谈共计28次。“通过这次座谈会，一要了解问题所在，二看综合平衡，三是研究十年八年以内的根本性问题，总结三年‘大跃进’的教训。”[3]11月24日至12月17日，陈云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钢铁行业座谈会。钢铁工业座谈会的开法与煤炭工业座谈会不一样，由冶金部统一汇报，边汇报边讨论，许多问题参照美国、日本、苏联、英国的情况作了对比分析。通过系统而细致的调查研究，找到了钢铁大滑坡的原因。陈云的调查既不是走马看花式的，也不是外行隔靴搔痒式的，而完全是一个行家的算帐式的调查。他指出，“算账很重要，五块钱只能做五块钱的事。”[4]他不仅算建设能力，算成本、支出，更算比较效益。他不但通过座谈了解情况、讨论问题，还到一些矿山调查。他不顾体弱多病（医生曾嘱咐他走路不能超过百米），两次下到矿井，去了解采掘情况，可见其调查工作的仔细和深入。陈云的调查不仅了解了所调查的行业问题所在，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调整有了整体把握。

面对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全面告急、群众挨饿的形势，刘少奇忧心如焚。为全面地了解客观实际情况，他深入实际进行社会调查。1960年3月下旬开始，他先后到天津、河北、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浙江和上海等地的工厂和农村视察，了解基层情况。他一再告诫干部们：“如果你对某个问题及某个问题的各个方面调查清楚了，问题就可经解决了。”[5]为彻查农村情况，63岁的刘少奇于1961年4月初回到家乡湖南，在长沙、湘潭、宁乡三县农村进行蹲点调查。他在调查前与中南局和湖南省委的负责人约定：“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6]刘少奇44天的调查，有33天吃住在农村，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和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主要围绕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两大主题。为了解农民的生存状况，他挨家挨户到社员群众中摸情况，到农民家里嘘寒问暖，揭开锅盖看看农民吃的是什么，察看油盐坛子、米缸和衣柜，探望患病农民。他还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了一整套有效接近群众、顺利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指导工作组的同志在调查中要特别注意群众情绪，引导群众讲真话，觅取各种能够反映真实情况的迹象。同年8月，他又对大兴安岭林区作了近一个月的调查。通过调查，刘少奇深刻感受到“大跃进”以来危害和损失，对克服困难的办法，心里也更有了底。

这种深入细致的调查对正确刘少奇、陈云正确把握形势，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更是他们产生共识的基础。

二、刘少奇、陈云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解决困难的思路一致

要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形势，首先必须对形势和问题作出清醒而充分的估计，实事求是地讲清讲透困难，否则无法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克服困难的政策措施并推动落实。

有了全面的调查研究作基础，刘少奇、陈云对当时经济困难严重程度及原因的认识和判断上是比较深入的，坚决主张大力度调整。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刚从湖南调查回京的刘少奇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的讲话，比较深刻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他明确地指出：“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想要快一点；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饿了两年饭了,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全党、全国人民都有了切身经验，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7]他主张中心问题“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8]陈云较早地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如八届六中全会时不赞成发表标志大跃进成果的“四大指标”。1959年4月，提出“先市场、后基建”的意见。5月提出钢的生产指标应该由1500万吨降为1300万吨。他清醒地指出：钢铁指标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为着退到可靠的阵地，站稳以后再前进，我们的生产和建设必须有计划的安排。遗憾的是，陈云中肯的意见没能引起重视，以致问题越来越严重。1961年9月，陈云在庐山工作会议上，强调工业调整要贯彻综合平衡的原则，并认为要使经济活起来，必须下决心退够。

但是，在如何看待经济调整这个关键问题上，党内的认识存在分歧。自从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8字方针后，对计划指标，对农村工作、手工业和商业工作的政策作了很多重调整，同时决定当年下放1000万城镇人口，缩短了重工业战线，关停一批“小土群”、“小洋群”企业。经过努力，调整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农村困难形势有所缓和，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得到初步纠正，粮食产量停止了连年下降的趋势。但是，国内经济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在城市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商品粮供应短缺，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秩序混乱，通货膨胀等情况没有根本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身体素质都大幅度下降。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却不肯正视1958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对生产力遭受破坏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认为目前采取的调整措施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希望经过短时期的调整后能够“更好地继续跃进”。与这些认识相关，1961年的调整方针“贯彻不力，调整不够全面，没有迅速地在应该后退的地方退够，没有迅速地在应该加强的地方足够地加强。”[9]1962年就成为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

为总结经验教训，在起草七千人大会报告时，刘少奇提出要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并把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下猛药，才能接受教训。[10]但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报告初稿时，有些人认为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讲缺点过多了，也不同意说工作中的错误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不要搞得漆黑一团。同时，由于农村问题最先暴露，农业的调整最先开始，1961年底农业生产已有起色，报告的修改稿既保留了“对于当前实际存在着的困难，应该有足够的估计”，却又作出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11]的估计。为了鼓劲，还提出制定十年规划。在口头报告中，刘少奇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尤其突出的是，他突破了过去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的惯例，提出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12]会上，毛泽东亲自请陈云讲话，陈云则因自己与会议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在解决困难的思路上有差距没有在大会上讲话。在事隔26年后，他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13]这说明“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14]

七千人大会认真对待“大跃进”以来所犯的错误，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中央领导人带头检讨、承担责任，创造了良好的民主气氛，突破了不少框框，为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奠定了基础。但是，如何调整以扭转困难形势，需要进一步摸索。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这项任务落在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身上。

1962年2月21-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除毛泽东外，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和中央经济部门负责人共16人参加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财政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国家计委、国务院财贸办公室1月向七千人大会提交的《1962年年度计划草案》和《关于一九六一年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执行情况以及一九六二年预算和信贷的安排的报告》暴露了新的问题。一是同1958年至1961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基本建设规模、重工业产品产量等项指标都已调低，但这个计划草案，对农业、轻工业的倾斜仍然不够，基本建设规模、重工业产品产量指标仍然过大；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之间存在很大缺口。二是根据国家计委的计划，1962年国家财政预算收支指标按收支平衡来编，但“有些收入不落实，有些支出有缺口，表面上平衡，实际上有一个相当大的赤字”，计有30亿元(后来核实为50亿元)。报告提到1958年至1961年的四年中国家财政有39亿元的结余。西楼会议首先就此展开讨论。大家根据当时国家库存量减少、市场紧张、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情况，认为这种“结余”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初步检查的结果，发现几年来财政收入建立在工农业产值“虚报实支”基础上，产生的亏空是通过挖库存、涨物价、多发票子和动用国家金银外汇的储备等办法来弥补的。亏空可能有200多亿元，或者更多一些。财政赤字被账面上的盈余所掩盖，没有揭露出来。[15]

刘少奇对这个“没有暴露赤字，揭露矛盾，解决问题”[16]的预算报告提出了严肃批评。他指出：“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17]指示财贸办公室重新写报告，把财政赤字如实摆出来，同时提出要中央解决什么问题，采取哪些措施。会议认为不能就财政说财政，只有压缩某些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要求，使经济逐步恢复正常秩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否则，就会造成今后更大的被动。

这些情况证明实际的经济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估计的严重，“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的判断明显对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估计不足，对全面调整的艰巨性认识不够。对此，刘少奇鼓励大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和解决新暴露的严重问题，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坚定地提出：目前的形势是一个困难的形势，“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18]

刘少奇请陈云讲话。经过反复考虑，23日，陈云在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阐述了重要的意见。他明确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主要表现在：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如何克服困难呢？陈云提出了六条措施：（一）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他估计农业恢复大约要三到五年；在恢复阶段，工业只能是放慢速度，进行调整。（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要继续精减的职工，不仅要动员“大跃进”中进城的农民返回农村，充实农业的生产力，还要动员一部分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一是严格管理现金，节约资金支出；二是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三是增加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四是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在农村建立供销社，在城市建立消费社，互相配合，经营三类物资和一部分工业品，通过税收、物价及行政手段把自由市场管起来。（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要求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以减轻市场棉织袜供应不足的压力；把全国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饭馆，既可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又能多回笼货币。（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他认为，除了增产粮食以外，还要采取奖励的办法保证经济作物的增产；国家每年都要拨出一部分钢铁、木材，制造中小农具。（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他认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是目前第一位的问题。国民经济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19]陈云认为按照刘少奇的说法，当时是非常时期，既然是非常时期，就要有应付非常时期的办法。

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的意见，多次插话。

西楼会议正视和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物价高涨和财政预算有大量赤字的情况，把七千人大会上没有涉及或未能展开的问题讲透，使得多数领导同志的头脑清醒过来，对调整不再持怀疑观望的消极态度，以极大的决心进行调整，并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这就比“七千人大会”向前推进了一步。与会的袁宝华回忆，西楼会议上听刘少奇的讲话以后，觉得“很扎耳朵。但听陈云讲了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富春、先念都发了言。这才感悟到形势的严重性。”这“让人服了一副清醒剂，在内部使大家更清醒，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这样才好真正下决心去改正错误，改进我们的工作，把国民经济尽快恢复起来。”[20]

三、刘少奇高度重视陈云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意见，以此指导国民经济大调整

西楼会议上，陈云再次表现了洞悉经济全局，抓住要害的特点，他的意见极有说服力。刘少奇高度重视，迅速采取一系列行动把陈云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主张变为国民经济调整的指导意见，推动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反映了刘少奇统筹大局的能力。

首先刘少奇把陈云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意见变成国民经济调整的指导性文件。这是当时国民经济调整全局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对国民经济调整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西楼会议前，刘少奇重视就陈云的意见。陈云建议组织一个小组研究农业恢复的速度，即很快组织起来，着手研究有关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措施。西楼会议上，刘少奇充分肯定陈云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办法，为进一步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他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同志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21]陈云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

2月26日，国务院召开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由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分别传达西楼会议的精神。陈云作《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李富春作《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报告、李先念作《当前财政、信贷、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报告。陈云的讲话丰富了在西楼会议发言的内容，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对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他从农业减产讲起，认为农业生产元气大伤，恢复不可能很快。现有基本建设规模是建立在1958年生产7000亿斤粮食、7000万担棉花的错误估计上的，是根据钢产量很快可以达到五六千万吨的主观设想来布置的，因而大大超出现在的农业和工业生产水平所能负担的限度。因此，“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22]他阐述了克服当前困难的有利条件，重申了西楼会议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六条意见办法。陈云的讲话得到大家的热烈赞同。据邓力群回忆，“那几年，人人谈困难，会会说困难，听到陈云同志讲困难．大家的心里踏实了，托底了。对怎么克服困难，陈云同志讲时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空洞承诺；而是条条切实，着着牢靠。大家听后共同感到：困难可以缓解，希望就在眼前。”[23]

刘少奇提议用中央名义将陈云等讲话转发全国。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他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指示》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中央认为，在这样的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也就是说，目前全党必须集中力量，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解决吃、穿、用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至于基本建设，在最近两三年内，除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扩大再生产的某些工程之外，其他都要一律停止。”为此，把七千人大会提出的十年规划作出相应调整，把今后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只有这样划分两个阶段，才能使任务明确，步调一致。否则，大家就还只想着发展，而且只想着重工业的发展，硬撑着架子，不愿意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不愿意降低某些重工业的生产指标。”指示要求1962年的计划，“必须根据上述原则迅速进行调整”。[24]3月18日，《指示》经毛泽东审阅后下发。讲话的传达范围扩大到地、市级，成为当时财政经济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在各地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党内对西楼会议关于形势的再认识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有的同志比较婉转地提出，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对形势已经作了正确的估计，现在又讲一篇同那时的估计大有区别的话，这样好吗？还有人对陈云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提出非议。刘少奇坚持西楼会议的精神。3月21日，刘少奇主持最高国务会议，在会上讲话通报了不久前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指出：目前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讲，在经济方面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的。要有远大的理想，又要有切切实实的工作，了解当前的困难，继续逐步前进。4月23日，刘少奇在中央讨论调整1962年计划的会议上强调指出：“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现在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的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25]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在北京再次召开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各大区中央局书记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形势仍然十分困难，“如果今年再不采取措施，到明年形势就更坏。目前这个趋势不扭转，发展下去，我看是一个很坏的趋势，国民经济要崩溃。”[26]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认识的统一是实行顺利调整的基础。由于西楼会议以来中央把情况讲透了，又明确经济分为调整和发展两个阶段，“使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和财经部门的全体同志从‘超英赶美’和‘十年规划’等框框中摆脱出来，对集中精力搞好调整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27]有同志认为：“从前光讲八字方针，如何贯彻执行，不明确。又要上又要下，上不去又下不来，很难办事。思想一时明白，一时糊涂。现在分为两个阶段，先调整后发展，头脑清醒了，从举棋不定、无所适从的困境中走了出来。不这样，就没有出路。”[28]

第三，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全力推荐和支持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重新担负起领导国家财经工作的任务。这是国民经济调整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在中共中央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全国财经工作时，刘少奇和周恩来提议陈云出任组长。陈云同志一再推辞，说他身体不好，当组长不合适，可以当成员。3月13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批转陈云讲话，刘少奇说，有同志向他建议，让陈云同志来当组长，是不是再议一下。会议通过后，没有与会的陈云还是推辞。刘少奇劝说陈云：“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29]陈云终于同意出任中央财经小组负责人。中央财经小组恢复了1957年1月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建国初期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职能，成为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大政方针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央财经小组从之前的咨询机构改为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大政方针的最高决策机构，是西楼会议后对国民经济实行“伤筋动骨”大调整的组织保证。

3月7至8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如何贯彻落实西楼会议精神，调整1962年年度计划。陈云提出1962年度计划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要坚决搞综合平衡。刘少奇坚决支持陈云的意见。[30]

刘少奇不仅十分重视陈云两次会议讲话对调整工作的指导作用，而且认为陈云近几年来的讲话和文章中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一系列主张也很有价值，应该整理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刘少奇要邓力群组织几个人，把这些讲话和文章找出来，编辑印发。邓力群收集了陈云从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发言至1961年8月8日的青浦农村调查报告，共15篇讲话和文章，编成一本四五万字的《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并整理出一万多字的摘要。4月16日，刘少奇特地将摘要送给毛泽东。由于陈云坚决不同意，这个材料没有广泛印发，只发给了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当时，党内除了曾印发过毛泽东的论集外，汇编印发其他领导人的集子，还没有先例。“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在检查1962年的所谓“右倾错误”时承认：“我当时过分信任陈云同志，并且偏听他的意见，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31]

在这种氛围下，尽管陈云不久就因病到南方休养，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由周恩来主持进行，但是陈云西楼会议的讲话及其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主张成为随后中共中央出台的大幅度经济调整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基础。国民经济的调整不再是修修补补，而是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着眼于全局从综合平衡来考虑问题，大刀阔斧地调整，推动全国上下迅速有力地贯彻全面调整的方针，理顺了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等各种比例关系,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入良性循环。众所周知，1962年底，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国民经济实现了从下降到上升的决定性转折，表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到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2235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为1984亿元，比1957年的1241亿元增长59.9%；粮食总产量为3891亿斤，接近1957年的3900亿斤的水平；钢产量为1223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高1倍多。工农业和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与调整前的196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从21.8%上升到37.3%；轻工业由26.1%上升到32.3%，重工业则由52%下降为30.4%。在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上基本上恢复正常。[32]前后仅用4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就顺利完成。这证明刘少奇、陈云对形势判断的正确，解决问题的措施是有力的。

综上所述，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刘少奇、陈云为国民经济走出困境、进入健康发展轨道付出了大量心血。他们所表现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弥足珍贵，永远值得我们景仰与学习！

注释：

[1]《胡锦涛在陈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5年06月13日。

[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3][4]苏星：《陈云的西楼会议讲话与调查研究》，《陈云百周年纪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4页。

[5]《刘少奇在省、市、县委工作队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谈话》，《人民日报》，1961年4月30日。

[6]《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0页。

[7]《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

[8]《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24-525页。

[9]周恩来：《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62年3月27日、2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

[10]《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页。

[11]《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页。

[12]《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1页。

[13]《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2页。

[1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页。

[1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30-331、328页。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28页。

[1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36页。

[18]《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49页。

[1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36-738页。

[20]张素华：《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页。

[21]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4-5页。

[2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

[23]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24]《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1309页。

[25]《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52-553页。

[26]《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46页。

[27]《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

[2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43-744页。

[29]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研究室2006年版，第284页。

[30]《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44页。

[31]《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0页。

[32]鲁彤、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377-378页。　

（来源：中国社科网2012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