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对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贡献
陈云对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贡献
邱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和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为了把思想统一到全会的路线上来,把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必须对“文化大革命”、领导人的是非功过以及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等给予客观的评判,这已经十分重要并且无可回避,但又绝非易事。
陈云在1979年3月会见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中肯地谈了自己对建国以来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及如何评价毛泽东等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防止中国变修,防止出现像苏联赫鲁晓夫那样的问题,而且最初也不想搞那么大。但是,“文革”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陈云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重要的一条就是,民主集中制搞得很不好。因此,他主张,对“文革”是需要做一个总结,但是总结时要很慎重,要同时考虑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文革”所犯的“左”倾错误,以及林彪、“四人帮”等的破坏作用。对毛泽东的评价也要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他认为,正确评价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不能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要平心静气,掌握分寸。他还提出对刘少奇问题、康生问题以及叛徒的定性问题等,必须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看,不能拿现在的情况看过去。
陈云对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坚持以唯物史观整体的、全面的、动态的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要求,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的起草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确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评价《历史决议》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了“文化大革命”,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_]陈云为《历史决议》的起草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多次同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在谈话中表达自己对这段历史及毛泽东的看法,提出对决议起草的重要意见。陈云的意见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点:
第一,《历史决议》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粉碎“四人帮”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以清算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目的的思潮。与这股思潮相对的另一股极端思潮是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神话毛泽东,教条化毛泽东思想。因此,要肯定新中国的历史,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直接关乎全党的利益、中华民族的利益、国际共产主义的利益。陈云提出,“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一锤子敲定,一点一点讲清楚。这样,党的思想才会统一,人民的思想才会统一。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做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因此,必须对这个问题讲得很透彻。”[_]
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陈云对邓力群讲:(一)培养了一代人,一大批干部;(二)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制定了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写了许多重要著作;(三)延安整风时期倡导学习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作用;(四)毛泽东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五)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他同时指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并不是要回避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予科学的评价。他主张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要分析,要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实际的结果区分开,同时要从制度上找原因。陈云认为,“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3]
对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陈云同样主张实事求是地分析。他对胡乔木讲:(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4]这就是说,陈云认为,毛泽东在“文革”中是犯了错误的,主要错误是破坏民主集中制,但是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中央领导集体也是有责任的,地方上也有责任。这是实事求是的结论,符合历史的真实。
第二,《历史决议》应增加对建国前28年历史的回顾。陈云的这个意见有两层含义:一是还是从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角度出发,体现毛泽东无可比拟的功绩,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有了全面的依据。陈云认为,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特别是“文革”当中犯了“左”倾错误,但是评价毛泽东不能只局限于“文革”十年和他晚年的错误。[5]他提出,《历史决议》应增加对建国前_8年历史的回顾,这样才能体现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_98_年3月,陈云同邓力群谈话,指出“《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6]他认为,“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7]
二是要在党内干部和青年中提倡学哲学、学历史。毛泽东在建国前_8年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哲学著作。陈云讲,毛泽东亲自跟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延安时期,有一段时间他的身体不大好,需要休息,利用这个机会,他把毛泽东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收益很大。他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陈云认为,建国以后,我们的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就在于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也离不开实事求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因此,他提出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这有根本的意义。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同样,也要学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不能正确理解建国以后的历史,不能准确理解毛泽东。当时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这是一个有着更加深远意义的思考。陈云讲,这个事情现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
《历史决议》在数易其稿,征求近万人意见的基础上,最终给予毛泽东科学的评价。《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8]陈云在《历史决议》通过后,称赞“改得很好,气势很壮”。[9]
二、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从大局全局、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出发,对建国以后特别是50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以及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处理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陈云在60年代初就讲过,“真事说不假,假事说不真,真理总归还是真理,历史实践是会证明谁是谁非的。”[_0]新中国成立以后,几次政治运动中出现了不少冤假错案。在“反右倾”运动时对许多干部的错误批评,陈云60年代就指出过,“对于那些犯了一般性质的错误,而被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要恢复名誉”。[__]“文革”结束后,陈云在_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首当其冲提出要平反冤假错案。在向上海代表团提交的书面发言中,他谈了自己对“天安门事件”的四点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他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__]就在这次会上,还有领导同志坚持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
陈云坚持积极推动对“文革”期间的重大冤假错案实事求是地给予平反。其中,对刘少奇案的平反,陈云起了关键的作用。他的看法是,“刘少奇是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掌握党政军大量机密。如果他真的是内奸,要出卖是很容易的,但没有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_3]他主张,刘少奇冤案是党和国家的事情,这个案子是要平反的,但是不能像“四人帮”那时那样,随便栽赃,随便定性,而要逐条甄别,重新调查。“要否认那些罪名,也让它公布于世,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让世人来检验”。[_4]在邓小平和陈云的共同努力下,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全会公告指出:“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不仅是为了刘少奇同志个人,而且是为了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用一切努力来维护、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类似刘少奇同志和其他许多党内外同志的冤案永远不致重演,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_5]
对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陈云站在党的立场上,指出要从大局、全局,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出发来处理。他提出:“对于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_6]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都主张判江青死刑。陈云认为:“应该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_7]从_980年底开始,国家司法机关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依法进行审判,根据“只审罪行,不审错误”的原则,严格区分触犯刑律和违反党纪两种不同情况。_98_年_月_5日,最高人民法院对两个反革命集团的_0名主犯进行了终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条文,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事实证明,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是一个底线,不能让人产生党内存在残酷权力斗争的印象,这不利于党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
陈云在80年代中期同离任的秘书话别时,又提到,“一九七八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也是顶的,讲了彭德怀的问题,超出了当时华国锋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界限。以后,审判‘四人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江青判死刑。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_8]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7.
[2]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5.
[3][6][7][10][12][16][17]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283.284.284.376.230.304.304.
[4][18]陈云年谱(一九O五--一九九五)(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260.261.381.
[5]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5.
[8]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55.156.
[9]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101.
[11]陈云文集(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285.
[13][14]陈云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522.1521.
[1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41.442.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