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听客”陈云与评弹的不了情

“老听客”陈云与评弹的不了情

叶帆子

评弹，是苏州评话和弹词的合称，是一门古老而优美的传统说唱艺术。它发源苏州，盛行于山明水秀的江南地区。出生在上海青浦练塘镇的陈云，自幼就受到了评弹极大的熏陶。陈云10岁前就开始在家附近的书场长春园听书。几十年后，他还深情地回忆说：“我是‘戤壁书’出身。”所谓“戤壁书”，就是指听书人可以少付钱或者不付钱，进入书场，但不能占座位，只能靠在墙边听。后来，投身革命的陈云搁置了这一爱好，直至上世纪50年代到杭州病休时，才又重新捡起。

陈云在杭州、上海、苏州等地疗养时，听了大量的评弹书目。他听的书又多又广，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老听客”。从此，陈云开始大量涉猎评弹新老作品，广泛接触评弹艺人、研究人员，与他们谈话、通信，发表了一系列的独到见解。陈云曾说：“我听书和搞经济工作不一样。经济工作是我建国以来分工从事的工作，是以全副精力去抓的。评弹是我的业余爱好，随便谈谈的。”其实，这“随便谈谈”的背后，是一个“老听客”进行了大量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后，对评弹艺术规律的探索和研究。他的很多意见和建议对评弹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影响深远。

陈云对评弹的传统书目，即所谓“老书”，十分重视。在他看来，传统书目是在民间长期流传，经过历代艺人的加工逐步提高的优秀作品。但是，这些书目大多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如果不对糟粕部分进行剔除、整理，那么其中的精华部分也就不会被广大听众，特别是被新一代听众接受。因此，陈云提倡对“老书”进行整理，去粗取精。他强调“闭目不理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书，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只有既说新书，又努力保存传统书的优秀部分，才是百花齐放”。陈云对传统书目创新的关心，集中体现在他对苏州弹词《珍珠塔》的改编上。1960年2月18日到3月2日，上海市人民评弹团著名演员薛筱卿在杭州连续说唱了14场《珍珠塔》，场场客满。两个多月后，青年演员薛小飞、邵小华又在同一书场说唱《珍珠塔》，依旧天天客满。这一情况引起了陈云的重视，他在后来写给苏州市委宣传部门负责人的信中说：“《珍珠塔》的书情和说表，不见得比其他弹词好，但有这么多人听，值得我们注视一番。”

《珍珠塔》说的是明代家道中落的秀才方卿追求功名、获得爱情的曲折故事。这部老书情节生动，唱词优美，被誉为评弹界不能改的“骨子书”。但这部经典书目难免带有封建社会的痕迹，存在部分封建迷信思想。因此，陈云建议对其进行整理，他指出：“全国解放已经10年了，如果再过10年，还是老样的《珍珠塔》，我们是不光彩的。”

整理这样一部经典书目，陈云定下了总的原则：“大家动手，各人唱各人的《珍珠塔》，百家争鸣。出来的东西愈多，愈是容易改好，可以把好的东西都吸收进来。出了不好的东西也不要紧，可以做反面教材。”陈云强调评弹界在修改《珍珠塔》时一定要征求各方意见，鼓励百家争鸣、“放胆去改”“上海可以有上海改的，苏州有苏州改的，一个地方也可以有几种改法”。同时，陈云还要求评弹界广泛征求非专业人士的意见，“到大城市、小城市去演，听取各阶层人士的意见”。1961年2月12日，陈云在听了评弹演员朱雪玲、卞迎芳演唱的修改后的《珍珠塔》后，致信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团长吴宗锡，鼓励了各方在整理《珍珠塔》时展现出的尝试精神，强调只有多用几种方案进行试改，才能便于做最后的判断。信中，陈云也提出了自己和周扬对《珍珠塔》整理的意见。在信的最后，陈云特意嘱咐：“我仍然希望你们反复钻研一下《珍珠塔》的整理工作，不要因为我和周扬同志说了这些意见，使整理工作受影响。并且各个方面的意见都应该考虑。”

从1960年3月至1961年7月，陈云先后8次在谈话或书信中与评弹工作者交流了《珍珠塔》的整理情况。最终，在陈云的建议下，修改后的《珍珠塔》，既保留了原有的故事性和艺术性，又删去了封建迷信内容，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对新书，有三分好就要鼓掌”

除了重视对“老书”的整理，对于描写新时代、新社会、新事物的新书，陈云更是十分支持。他说：“对待现代题材的新书，要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新事物开始时，往往不像样子，但有强盛的生命力。对老书，有七分好才鼓掌，对新书，有三分好就要鼓掌。”

20世纪60年代初期，评弹界涌现出了一批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等由小说改编而成的新的长篇书目。陈云对此十分关心，经常与演员、创作人员对新书的改编创作进行研究、讨论，帮助总结经验，对新书的提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1960年6月，陈云在写给吴宗锡、何占春的信中说到：“《青春之歌》这个中篇是好的，但有两点必须纠正，因为不合事实。一是第一回表白说‘这一元只能买两个大饼’。抗战前虽然物价也在微涨，但币值基本上是稳定的，那时一元钱其购买力约等于目前人民币的二元五角或三元。二是第二回说的‘三一八惨案’的历史，不合事实。”信中，陈云一方面强调必须尊重史实，提出“凡说有关革命历史的新书，不可不参考一下《中国革命史讲义》”；一方面也希望评弹创作能够尊重艺术规律，比如在创作中注意传统书中主人公一般总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规律，因为“这正合乎历史事实和人民要求”。

1961年4月，上海市人民评弹团的《青春之歌》在北京上演。陈云从外地赶回北京的第二天，就专门去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陈云特意到后台与青年演员赵开生、石文磊交流，鼓励他们：“你们要放大胆子改，你们改一遍，我听一遍。要有信心，不要怕失败。”后来，为了加深年轻评弹演员们对《青春之歌》的了解，陈云还特意请了中国曲协主席陶钝向赵开生等介绍了北京的公寓和四合院等《青春之歌》中的生活实景，并专门安排赵开生等演员到北京拜访了《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实地考察了北京大学、北大“红楼”等剧中提及的场景。

《真情假意》是由上海评弹作家徐檬丹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创作的。这篇中篇弹词讲的是一对孪生姐妹因为恋爱、婚姻问题上的不同选择而引发的一系列故事，讽刺了以金钱、私利为标准的恋爱观。这部作品问世之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年轻人正意气风发地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他们和《真情假意》里的主人公一样，在事业和家庭生活上或多或少地遇到一些艰难的抉择，所以这部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作品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共鸣。

陈云对这部作品评价很高，在听了20多遍《真情假意》后，陈云赞扬说：“作品抓住了现在社会风气中的问题，有时代气息，符合适应青年、提高青年的要求，能起好作用。”因为感觉《真情假意》既能够在艺术上受到观众喜欢，又反映了新时代的新内容，陈云格外重视这部新作品的推广。他两次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写信和谈话，就《真情假意》的改编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1986年6月11日，他又写信给邓力群，说：“上海评弹团徐檬丹同志写的《真情假意》是评弹中的一个好的中篇，是适合青年、提高青年的作品，有切合现实的时代气息，对广大青年有教育意义。可否考虑在此基础上改编为话剧？改编时本意不变，但艺术处理应该适应各种剧种的特点。”经陈云倡议，这部中篇弹词后来还被改编成为话剧《真情假意》、广播剧《真与假》、歌剧《芳草心》等，从而扩大了评弹对其他文艺形式的影响。

“评弹界也应该有自己的学校”

同其他有着悠久历史的曲艺门类一样，早期的评弹是靠师徒关系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旧时如果想要从事评弹行业必须要拜师。拜师学艺的过程既有优点，也有局限。

早在1960年，考虑到评弹的传承问题，陈云在与评弹界人士谈话时就专门提出要“培养下一代”。如何培养下一代？陈云提出具体的训练建议：“应以集中、分散相辅相行，而以集中为主。过去是分散训练的，现在要增加集中训练的方面。如政治学习、文化学习，都要集中进行。但是，集中了，也不要忘记分散。如跟老师学习传统书目，就需要分散进行。”同时，陈云郑重提出：“其他艺术界有专门的艺校，评弹界也应该有自己的学校。”1961年7月，陈云在谈话中再次提出希望苏州和上海合作培养评弹演员。

在陈云的建议和关心下，上海市评弹团、江苏省曲艺团和苏州市相关人员组成了办学的领导小组，开始着手苏州评弹学校的筹建工作。10月，陈云又写信给吴宗锡，商谈了正在筹建中的苏州评弹学校的教学计划，肯定学校拟采用“先定轮廓，以后逐步总结”的学制方法。1962年，苏州评弹学校正式创立，成为当时全国唯一以单一曲艺种类命名的中等专业学校。

评弹学校创立后，陈云十分关心学校的成长。1977年5月，陈云在杭州观看评弹演出。当他得知演员中有几位青年演员是苏州评弹学校的毕业生后，非常高兴。他主动说，他是评弹学校的名誉校长，学校是他建议办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评弹学校一度被关闭，陈云十分关心此事。1977年评弹座谈会召开，陈云特意在会议纪要上加上了一句：“在适当时机恢复评弹学校。”在陈云的关心、支持下，苏州评弹学校于1980年得以复校。

在评弹学校筹备恢复期间，身为名誉校长的陈云还特别两次为学校题写了校名。第一次是在1979年底，陈云应苏州文化局的周良所邀，寄去了亲笔题写的校名，并附信说：“苏州是出过四五十个状元的地方，又是文人雅士聚居的所在，我的题字实在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经你一再催促，评弹又是我喜爱的文艺，所以遵嘱写上6个字，寄上，不知可用否？”过了几年，陈云自己提出之前的题字写得不够好，特意又写了一副。

1982年，陈云在杭州的寓所接见了评弹学校的师生。一见面，周良就对陈云说：“今天请名誉校长考查考查学生们的成绩。”陈云笑着说：“好，那就唱吧！”考查中，陈云听得全神贯注。每听完一个学生的演唱，他都连连鼓掌，连声说“灵光”。演出结束后，陈云嘱咐校长曹汉昌要抓紧学生们的基础训练，努力提高学生的说表功夫。他说，我听了近60年的书了。最近听青年书会的书，不完全听得懂。那是他们说表功夫不到家，不像老艺人的说唱，都听得清楚。陈云对青年们的说表功夫提出了要求：口齿要清，声音要有层次，抑扬顿挫。

1986年4月，陈云再次观看评弹学校学生代表的汇报演出。一上午的时间，陈云连续听了两个小时的演唱，非常高兴，不时地点头、大笑、鼓掌。周良请陈云为学生们打分，陈云高兴地说，可以打80分！第二年，学生们又带着新节目来到了杭州，再次为陈云汇报演出。演出开始后，陈云始终目不转睛地观看着学生们的每一个动作神态，有时还会和着音调用手势打着节拍。台上学生们表演的评弹折子剧目，尽管陈云已经很熟悉，但他还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听到“放噱头”处，他便大笑起来。演出结束后，周良问陈云今年成绩怎么样？陈云哈哈一笑，对身边的同事们说：“演得不错，演得不错，应该有85分！”

在陈云的关心和支持下，如今的苏州评弹学校正在逐渐成长壮大，已经成为了一个占地65亩，拥有近300名在校生的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今天，活跃在江浙沪三地各大评弹团的演员，大约有95%都是从苏州评弹学校走出来的。这所由陈云一手支持创立的学校为苏州评弹这门传统曲艺的传承延续着希望与未来。

“出人、出书、走正路”

上世纪70年代末期，评弹出现上座率不佳的情况，且日益严重。对此评弹界忧心忡忡，有的人认为是因为评弹的表现形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有的人认为是因为年轻人不再热衷于评弹这种曲艺形式，一时间众说纷纭。当有关同志找到陈云汇报，请他作指示时，陈云说：“人，还是那些人；书，也还是那些书。‘生意’怎么会不‘灵’了呢？”但是，陈云并没有立刻表态，只是指示评弹界自己找一找原因。1980年，评弹研究会在莫干山召开。会上，大家各抒己见，遵照陈云的指示为评弹的不景气寻找原因。会后，陈云仔细研读了会议的所有简报和发言稿，深入分析了评弹不景气的内外因素。在沉淀了大半年后，1981年春天，陈云在上海与吴宗锡交谈时提出了“出人、出书、走正路”的指示，这是陈云针对当时评弹界不景气现象提出的发展方向，也是他长期指导评弹艺术工作的经验总结与概括。

“出人”，指的是要热心、积极培育年轻优秀的评弹创作人员和演员。陈云在与吴宗锡的谈话中强调：“出人，不一定要求一下子出十几个，能先出三五个人就很好，逐步提高、增加。”关于“出书”，陈云解释说：“就是要一手整理传统的书目，一手编写反映新时代、新社会、新事物的书目，特别是要多写多编新书。”至于“走正路”，就是要在书目和表演上，既讲娱乐性，又讲思想性，不搞低级趣味和歪门邪道。

陈云在1981年的一次谈话中强调：“要以正派的评弹艺术，打掉艺术上的那些歪风邪气。”什么是正派的评弹艺术？在陈云看来，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处理好适应观众和提高观众的关系。在鉴别文艺作品时，常有意见认为只要是群众喜欢的就是值得提倡的，只要创作出适应观众的作品就是遵循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但这种情况有时往往忽略了文艺节目的思想性、教育性，起不到教育观众、提高观众的作用，并不是真正的“文艺为人民服务”。20世纪60年代，评弹界曾出现以“挖掘传统”“群众欢迎”为名，复演一些解放后已经停止演唱的宣扬封建迷信以及色情等低级书目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陈云在1961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直率地指出“群众喜欢听的书，不一定是好书”。他举例说：“旧社会的跳舞厅、妓院，有人喜欢去。那末，开好呢？还是不开好呢？如果再开出来，还是有人会去的，而且去的人，不一定都是资产阶级。”因此，对于这种现象，陈云斩钉截铁地说：“群众欢迎，也不能要。这一点绝对不能让步。”在陈云看来，强调衡量文艺作品的好坏还是要“从能否教育人民、对大多数人是否有好处来考虑”。这一标准强调了对评弹艺术性和思想性的要求。

“噱”，是评弹“说、噱、弹、唱”4种艺术手段之一。评弹界流传一句话叫“噱乃书中宝”，噱头产生的轻松幽默，增强了评弹演出的趣味性。但是，噱头、笑料的格调、情趣很重要。上个世纪60年代初，评弹界一度出现了“一噱遮百丑”的错误做法，甚至有人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噱头遮掩艺术上的不足。针对这种现象，陈云指出：评弹是教育人的，要严肃、要考虑给人的影响。因此，噱头不能乱放。但同时，陈云深知评弹有自身的规律，任何一种文艺都应给予人精神上的享受，美的享受。因此，他强调不能片面地强调教育性，而忽视了曲艺的娱乐作用：“要懂得听众的心理。他们来听曲艺，首先是为了文化娱乐的需要，不是来上政治课。作报告也要讲几句笑话。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过艺术手段来达到”“严肃应与活泼相结合”。在陈云看来，适当的噱头是必要的。因为听书不同于上课，要让人家笑。过分严肃，像上课一样，那也不必叫书场，可改为训练班了。陈云辩证地指出：“噱头不能滥放，但我还是主张应该有适当的噱头，以调剂气氛。”

处处留意调查研究评弹

陈云始终没有把自己仅仅定位在“老听客”的角色里。他结合评弹的特点，进行了许多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陈云曾在一次谈话中说：要研究评弹的历史，对抗日战争前后这一段评弹的历史要进行研究，不研究，就不能了解评弹发展的全过程。陈云亲自带头搞研究。有一年，他听了1700多回书，听过的书都作了笔记，包括每回书的时间、内容梗概、特点和问题等。可以说，陈云之所以能够对评弹工作提出这么多中肯的指导性意见，同他处处留意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分不开。

1960年3月，陈云在听老艺人杨斌奎说《描金凤》时，对唱词里的从苏州坐船到朱仙镇或开封很是疑惑。他怀疑明代是否真有这样一条水路。为此，他3月底回到北京后，特意请中国历史研究所的专家帮忙考证了一下。不久，专家证实，这条水路在隋朝时就已通航，明朝时仍旧可用。陈云认为这次考证十分有益，于是将历史研究所的答复打印了几份，寄给了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团长吴宗锡和苏州市评弹团副团长颜仁翰，并嘱咐他们给杨斌奎、朱介生、薛筱卿三位老艺人各一份。陈云还在信中说到：“开封能否坐船到襄阳（《珍珠塔》），南阳能否坐船到洛阳（《双珠凤》），我仍怀疑，还请在历史研究所考证。”

到了5月，陈云又将《关于开封、襄樊间，洛阳、南阳间在明代是否通航的问题》材料交给了上海、江苏的评弹工作人员。经过查证，在明代，开封、襄樊间，洛阳、南阳间，都不能直接通航。这也证明了陈云之前的怀疑是正确的。

1960年6月5日，陈云将一册《简明中国通史》，一本《中国分省地图》和一部《辞源》送给了上海市人民评弹团。他在附信中说：“送这几本书的意思，是想引起朋友们对于历史和地理进行考查核对的兴趣。当然，考查核对历史和地理，需要大量书籍，需要借助于图书馆，靠这三本书是起不了大作用的。不过我希望因此而引起朋友们对这一方面的兴趣而已。”‘

“文化大革命”中，评弹界受到直接冲击。江浙沪多地的大部分评弹团队被强令解散，许多优秀演员被迫转业改行，或是下放劳动。“文革”结束后，陈云到杭州时了解到这些情况，但他并不急于立即下结论、做决策，而是开展了一系列的调研活动。

1977年5月16日，陈云首先接见了苏州评弹团部分演员，向他们了解了团内的人员、书目、演出、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以及苏州文化教育局的近况。随后，从5月下旬到6月上中旬，陈云先后去了4家书场，9次听了苏州、无锡、浙江省评弹团演出的3部中篇和10多个新短篇，先后约见了上海评弹团演员、浙江省文化局负责人以及无锡市评弹团演员30多人，以了解评弹界的近况。为了进一步了解具体情况，陈云还特意将上海评弹团演员赵开生请到杭州谈话，了解“文革”对评弹界的影响，尤其是老艺人的处境，以及听众对现在演出节目的意见。经过一系列缜密调研后，陈云在6月13日约浙江省文化局的施振眉谈话，说：“来杭州后，听了些评弹，做了点调查，心中有点数了，对今后的评弹工作，有一些想法和你们谈一谈。趁着我现在有时间，我们开一个座谈会吧！”当日，陈云即根据调查所得，撰写出了评弹座谈会讲话提纲，就评弹的现状、发展方向、评弹书目的改革、评弹艺人的培养锻炼等7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而具体的论述。其中，很多意见源于之前的调研，如“伴奏用的琵琶不要用钢丝弦，其音太响，太刺耳，不利于保护艺人的嗓子”等，十分具体有益。

6月15日至17日，在陈云的主持下，评弹座谈会在杭州召开。由于事前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座谈会就很多评弹界面临的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次会议对于评弹界可谓意义深远。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江浙沪的评弹团队先后复建，演员陆续归队；各地被关闭的评弹书场陆续重新开张；停办多年的评弹学校开始重新招生；许多被禁锢的优秀传统书目也得以复演，等等。

1994年5月，陈云住进了北京医院，除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他还带了几个大箱子，一直放在病房的角落，里面是他收藏了一生的700多盘磁带的评弹作品。据陈云夫人于若木回忆，陈云在住院期间，只要一有空，就会打开录音机，听听评弹。吴侬软语，伴着琵琶清脆。影响着陈云也被陈云影响着的苏州评弹，伴着他静静地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旅途。

（来源：《湘潮(上半月)》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