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执掌中央纪委
陈云执掌中央纪委
周锟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陈云提出这一论断，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源于对新的实践的全面思考，与他在新时期执掌中央纪委的不凡经历也息息相关。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从此时一直到1987年，陈云执掌中央纪委长达9年时间。在他的带领下，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重建的中央纪委群英荟萃，除陈云担任第一书记外，邓颖超、胡耀邦分别担任第二书记和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王从吾、刘顺元、张启龙、袁任远、章蕴、郭述申、马国瑞、李一氓、魏文伯、张策为副书记。陈云向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代表们表达了他的心声：“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我感谢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同志们对我的信任。但是，我的身体情况是很差的。我将尽我的力量来工作。”
“维护党规党纪，整顿党风”
中央纪委刚刚恢复，重建任务异常艰巨。一方面，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好的作风，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在这一时期突击入党的1000多万党员中，许多人党性不纯；另一方面，在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崭新阶段即将到来的重要关头，纪检工作要面对许多全新的问题，社会各界对中央纪委的期望也很高。
1978年12月24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从第二天起，中央纪委就开始收到群众来信，截至1979年1月11日，中央纪委收到控诉信、申诉信或者建议信就有6000多件，有些信甚至长达几百页，每天收到的来信都是成麻袋地装。当时中央纪委抽调了很多人，从事信访工作，在北京的“七号院”里，分成好几个组，每个组都有十几位同志，他们的任务就是每天处理来信和接待来访。
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究竟应该怎样开展？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应该如何确定？这是中央纪委重建以后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央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和副书记王鹤寿向陈云请示，陈云当即指出：“抓党风，中纪委的工作指导方针是维护党规党纪，整顿党风问题。”
1979年1月4日至22日，中央纪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陈云向100位刚刚当选的中央纪委委员阐述道：“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为实现这个基本任务做必要的准备工作。我们做好这件事，对我们这样一个在9亿人口国家中的执政党，是一种重大的工作，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种重大的责任。”
“维护党规党纪，整顿党风”作为中央纪委的基本任务被确定下来，使中央纪委在工作刚刚起步的关键时刻很快廓清了思路，明确了前进的方向。也是在这次会议上，陈云领导中央纪委启动了第一项重要工作——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准则》是除党章以外的第一部党规党纪。它针对的是党内政治生活中有些不正常的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民主集中制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中央纪委成立前，胡耀邦在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就根据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筹划起草了一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草稿。邓颖超在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称赞《准则》很好，“是耀邦和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为全会做了一项很好的准备工作，是我们今后进行工作的有力武器”。当时已经74岁的陈云，对这份文件的起草制定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要求非常严格。2月28日，陈云在给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中说：“这个文件发下去征求意见……再改。再改之后也只作为中央试行文件。试行中如有不妥，还可以再改。”
《准则》的起草工作充分发扬了民主作风。基本成型后，在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上分为5个小组，经过认真详实的讨论，通过了《准则》(草案)报送中央批准。3月19日，以中央文件印发至县团级党委
进行讨论，征求意见，并要求于同年9月1日前将意见报告中央纪委进行汇集、整理、修改。半年多的时间里，中央纪委共收到各地报告148份，党员个人来信50件，提出修改意见达1800条。草案经过中央纪委各位书记多次讨论，7次易稿。《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共12条：
一、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二、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
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四、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五、要讲真话，言行一致；
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七、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
八、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九、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
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
十一、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
十二、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
12条中，有一条是陈云专门添上去的。据《准则》起草组成员郭仪回忆，《准则》基本上定稿后，写作班子都解散了，这时候陈云来了一个新的指示，12条准则必须增加一条。陈云要求必须增加的，就是现在《准则》的第12条：“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陈云的设想是，搞四化建设，必须造就一大批的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要求共产党的干部必须又懂政治，又懂业务。陈云在当时全党注重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恢复创伤的情况下，已经高瞻远瞩地想到了四化建设的需要。
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一部重要的党规党法，是陈云领导制定的一份纲领性文件。陈云在通过《准则》的五中全会上，又专门讲了一段话。他特别强调：“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是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一个人讲了算，一言堂，一边倒，我认为不好。这是讲民主方面。但是，又必须要有集中，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无成。没有民主不好，没有集中也办不了事。”
《准则》公布以后，对党内政治生活由乱到治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指出：“每一个党员都要对照《准则》的规定，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和作风，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同时，广大群众也应该以《准则》的要求来监督党组织和党员，帮助我们党加强党纪，搞好党风。”在实际工作中，《准则》的执行也落到了实处。比如，轰动一时的“西水东调”工程、“国才式锅炉”都因违背《准则》被叫停，相关领导被问责。纪检工作一炮打响，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为了进一步推动落实《准则》，中央纪委召开了多次座谈会。1980年11月，在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上，陈云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中央纪委原常务书记韩光回忆：“大家觉得他这个话会有好的影响，果然后来这个影响非常好的。”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一论断，是陈云在总结我们党执政30年和其他各国执政党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一个经典论断，他透彻地揭示了抓党风问题的本质意义。紧紧抓住党风问题，也成为了陈云指导纪律检查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继续建立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部门”
完备而有战斗力的纪检队伍是开展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组织保证。陈云非常重视纪检队伍的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纪委就在陈云领导下开始着手建立机构、选调干部，也启动了地方纪委的重建工作。
1979年初，刘丽英任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长期分管人事工作，认真敬业，作风正派，对局内干部情况非常熟悉，有“活字典”之称。1月2日，她意外地接到辽宁省委的通知，得知自己被选为中央纪委委员，4日到北京参加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她与另一位中央纪委委员、张闻天夫人刘英一起被抽调参与中央纪委的干部选调工作。会议结束时，她得知自己已被调入中央纪委工作。当时，中央纪委连办公场所都没有，刘丽英就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里。从那时起，她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与腐败分子进行了20多年的殊死斗争，1983年当选中央纪委常委，1997年当选中央纪委副书记，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作“女包公”。1986年10月4日，陈云同中央纪委常委谈话结束后，握着刘丽英的手说：“你是我们中纪委常委中唯一的穆桂英。”
1982年9月13日，陈云在中央纪委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要继续建立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县以上单位的党委，过去凡是没有建立纪律检查机构的，要尽快建立；已经建立的，有些还要加强力量。一般说来，凡是没有纪律检查委员会或纪律检查组的地方，都应当有专职的纪律检查干部。”1983年3月，中央纪委根据陈云的指示精神，制定了《关于健全党的纪律检查系统加强纪检队伍建设的暂行规定》，对党的各级纪检机构的设置、任务和职责范围，纪委委员名额和机关编制，各级纪检机构干部配备和管理原则等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各级党的纪检机构尚未建立的，必须在1983年建立，已经建立还不够健全的，要尽快健全起来。
在纪检队伍的建设中，陈云特别强调干部素质。他指出：“要把党的纪律检查队伍本身的干部选好、用好。做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应当是有坚强的党性，有一股正气的人；应当是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人；而不应当是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做和事佬、老好人的人。”喜爱书法的陈云，曾经给主持纪委工作的王鹤寿写了一个条幅，上面引用了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还对王鹤寿说：“中纪委的干部就应该这个样。”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文革”中的“三种人”和党性不强的人混迹于纪检队伍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纪检工作的顺利开展。针对这种情况，陈云批示：纪检队伍中不能有“三种人”，已有的要调开。根据这一批示，中央纪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纪检机关对所属单位的干部进行认真审查，把“三种人”和不适宜做纪检工作的人，结合当前体制改革和整党，调离纪检机关。今后选调干部，对“文革”中有严重问题的人，一个也不能调入，一定要按照条件严格审查。经过这次清理，纪检队伍得以纯洁，保证了纪检机关的战斗力。陈云一贯坚持“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即政治和能力,原则是德才并重，以德为主”。他以这样的原则选拔任用和严格要求广大纪检干部，使这支队伍为促进党风的根本好转获得了组织上的保证。
随着纪检工作实践的发展，纪检机关由同级党委领导这种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在陈云指导下，中央纪委向党中央提出改为由同级党委和上级党委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的体制。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
“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面貌日新月异，很多人经不住利益的诱惑，产生了种种不正之风，其中也包括一些党员干部。这引起了陈云的高度重视。
中央纪委办公厅原副主任凌华偆回忆：“出现了很多不正之风，这些材料送到了陈云同志那里以后，陈云同志看得很仔细。他再返回给我，要我补材料的时候，我看到材料上面他用铅笔在一些文字和数字底下画了重重的杠杠，在很多地方画出了惊叹号，所以说明陈云同志对于经济领域中的不正之风是忧心忡忡的。”
陈云看得更深更远，他向全党阐述：“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所以，我说过：‘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1982年以前，陈云强调党风主要针对党内政治生活，关键是确立民主集中制，反对“一言堂”。
1982年以后，他主要谈的是以权谋私的问题，有关走私贩私、权钱交易、重大经济犯罪的问题。
国门初开，举国上下对应该怎样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没有经验，特别是在沿海的一些地区，原来零星的走私贩私，在地方领导的错误判断和影响下，逐步形成比较大的、甚至是群众性的犯罪活动。不正之风演变成了腐败犯罪，这使得一向冷静的陈云怒不可遏。
1982年1月5日，中央纪委的一份《信访简报》送到了陈云的案头。陈云看过后，将秘书朱佳木叫进了办公室，朱佳木惊讶地看到陈云的脸色憋得通红。朱佳木后来回忆：“我到陈云同志那里去，他指着这个桌子上的一个文件就对我说，我前一天给他送过去的中纪委的一个《信访简报》，反映广东沿海地区走私猖獗，涉及一些领导干部。他指着这个简报说，告诉鹤寿要严办，要杀几个。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乱世要用重刑，我们解放初期贪污几千元就要枪毙。”说完之后，陈云还不放心，就在简报上给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批了几句话：“我主张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陈云的批示件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一致同意，邓小平还在他的批示旁又加了8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一场激烈的打击经济犯罪、反对腐败的斗争迅速掀开大幕。
1月11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2月11日，陈云在中央纪委一份反映经济犯罪问题的简报上批示：“现在抓，时间虽晚了些，但必须抓到底。中纪委必须全力以赴。”很快，中央纪委专门成立了贯彻中央紧急通知办公室，增设新机构，并从各方面抽调400多名干部参加工作。时任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的庞然评价：“没有陈云同志的指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举动。工作方针是全力以赴，没有机构新设机构，没有干部先临时借调干部。”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条款作了相应的补充和修改。7月，中央纪委先后派出154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司局级以上干部，分赴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市，充实和加强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办案力量，直接参与大案、要案的调查处理工作。
前线烽火正急，坐镇北京的陈云密切注视着这场斗争的走向。据朱佳木回忆，陈云非常关注这场斗争的进展，有一段时间，他别的文件都不看，就思考这件事。对反映一些领导干部，以及领导干部子女在经济上出现严重问题的简报，陈云有的做了批示，有的向有关的领导转达了意见。有一次，陈云按习惯听晚上八点钟的新闻联播节目，其中有新华社报道的一个领导干部因经济犯罪被逮捕的消息，但陈云发现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没有报道，马上让秘书打电话向人民日报社询问。人民日报社答复是因为新华社的消息比较简短，他们想再收集一些综合材料，写一篇比较详细的报道，另外再配发一篇评论。第二天消息和评论都发出了，陈云看到后才放下心来。
在众多的案件中，处理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王仲一案，牵动着陈云的心绪。1980年七八月间，海丰县打击走私贩私斗争正处于高峰期，被查获的走私货物在汕尾镇堆积如山，令王仲垂涎三尺。1979年秋到1981年8月，王仲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的总金额达6.9万元。这在月工资几十元的年代，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王仲的不法行为在海丰县造成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后果：沿海猖獗一时的走私活动得不到有效制止，一批干部被腐蚀，一些党的基层组织瘫痪，一些缉私人员执法犯法、监守自盗。海丰县一时成为远近闻名的私货市场，甚至有人讥讽地将海丰喻为“远东的国际市场”。此案的处理受到了陈云的极大关注，他多次听取案情汇报，先后派出了100多人次的工作组调查此案。当时有人认为，王仲是一个老同志，为国家做过一些贡献，可以考虑从轻处理。但是中央，特别是陈云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在一个地区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王仲确实起了非常坏的示范效果，如果不按照党纪国法给予惩处的话，对改革开放是不利的。1983年1月17日，在汕头市人民广场举行的审判大会上，王仲被依法判处死刑。王仲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污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他的案件被称为“改革开放第一案”。
这场斗争处理的不只是一个王仲，而是一批。至1983年4月，全国立案审查的各类经济案件共约19.2万多件。10月，陈云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公布了一系列数字：“我们绝大多数党员是不谋私利的，但因谋私利而犯法、犯错误的党员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就从打击经济领域犯罪以来，中央纪委统计的经济犯罪案件中看，开除党籍的有9000多人，受党纪处分的有1.8万多人，两者合计2.7万多人。”这个数字是陈云专门向中组部核对的，就是为了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党在1927年遭到国民党反革命政变的屠杀，经历血雨腥风后，当时仅存一万多党员，依靠顽强拼搏，最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是由于经济犯罪和腐败问题，损失掉的党员“比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后全国党员总数还要多一倍多”，陈云给全党敲响警钟。
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腐败现象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得到了有效的遏制，这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建设的重要保障。但是，反腐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斗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陈云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多次强调：“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
从1978年到1987年，在陈云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9年里，建立健全了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加强了党纪党规的制度化建设，恢复重建了党的各级纪检组织，培养锻炼了一支作风过硬、能力突出的纪检干部队伍，为新时期党的纪检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这9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查处各种经济犯罪案件达70多万件。在中央部署全面从严治党、重拳反腐不断取得新进展的今天，重温改革开放之初的峥嵘岁月，能从中看到党和政府端正党风、惩治腐败的决心，坚定全党全国对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信念。
（来源：《湘潮(上半月)》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