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新时期国民经济调整的两次决策

陈云与新时期国民经济调整的两次决策

蒋永清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至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期间，国民经济实行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作为党内公认的调整经济的高手，陈云在这次国民经济调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调整经历了两次决策的过程，第一次是1979年3月至6月，第二次是1980年11月至12月。简述如下。

冲破高指标“禁区”的呼吁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经济非常困难，市场商品匮乏、人民生活困难。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有关汇报时表达出这种心愿，即“粉碎了‘四人帮’，国民经济要搞上去。” “在新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要把速度搞上去。”这样，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1976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庞大的计划指标，8年间主要工业产品新增加量大大超过过去28年增加的产量，国家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都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与相适应，加大了对外引进的力度。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高指标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情况。如后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这一时期 “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仍在继续。

鉴于60年代“大跃进”的沉痛教训，从1978年4月起，理论界和党内开始酝酿纠正这种冒进的做法。1978年4月18日，著名经济学家、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顾问薛暮桥致信邓小平、李先念，详细阐述当前经济工作中潜伏的危机，指出“为着迎接新的建设高潮，需要认真总结过去28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1958年到1960年‘大跃进’和接着所做调整工作的经验教训。”呼吁在高指标问题上要冲破“禁区”。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此前，邓小平明确批评了“两个凡是”的口号，此后，又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得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形成为了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

众所周知，陈云在19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搞经济工作在党内有口皆碑。延安时期主持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财经工作，做到财政收支平衡有余，给边区留足了够一年支用的家底，创造了战时财经史上光辉的一页。建国初期，统领全国财经工作，在统一财经、平拟物价、平衡收支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功勋卓著，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为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在总结经济工作中冒进与反冒进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国力论思想，即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也就是紧张平衡的理论。这一理论成为总结“大跃进”教训、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重要依据。1962年以后，陈云的境遇发生重大变化，此后他差不多沉默了15年之久。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在拨乱反正、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见。1978年5月以后，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下，陈云率先对当时经济工作方面冒进的指导思想提出批评，不负众望地担负起冲破高指标“禁区”的重担。

和李先念的联名信：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务虚会议研究利用外国资金、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7月31日，陈云向李先念提出：“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议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我们既要听正面意见，又要听反面意见。”12月10日，即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的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提交了关于经济问题的五点建议，提出：“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陈云的发言得到多数人的赞同。

1979年1月1日，陈云在李先念批请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国务院关于传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的通知稿的信上批示：“国务院通知中‘1979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5日，陈云又在新华社反映一些工业部门和地区的同志对国家计委安排1979年的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时还在留缺口表示不满的简报上批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陈云的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阅后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 6日，邓小平同余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谈话，指出：“对今明两年的计划，陈云同志提了意见，他说有物资缺口的计划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计划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一些项目。这个意见很重要，请计委再作考虑。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此后，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原已准备下发的国务院通知没有发出。

1979年3月8日，陈云写下《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为即将提出的经济调整决策作理论上的准备。在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他很有创新性地提出：市场调节是必需的，“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部分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调节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相应地增加。”

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给中央写信，正式建议实行经济调整。按照三中全会确定的排名顺序，联名信中李先念排在陈云的前头。他们首先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同时，对当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6点意见，强调 “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17日，华国锋将这封信批给中央副秘书长姚依林，“印发政治局同志”。

第一次决策：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

3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汇报经过修改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问题。汇报指出：1979年“工业总产值减少240亿元，增长速度由12%减为8%”；“预算内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由457亿元修改为360亿元，减少97亿元”；“把现有在建的大中型项目压缩到1000以内”。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华国锋都发言同意这个汇报，会议确立了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5月14日，国务院下达了国家计委关于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

在3月21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陈云作了系统的发言，强调坚持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他讲了四个问题：（一）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二）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单纯突出钢，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三）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基本建设项目大的1700多个，小的几万个。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四）2000年钢的产量定多少合适？ 8000万吨就不错了。钢要好钢，品种要全。

最后，陈云谦虚地说，“要我当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是有问题的。 一是体力上完全不行。二是经验还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他还作了自我批评：“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156项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他讲了自己的工作方法：“我要有自知之明。要我做工作，我只能做我认为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

3月23日，邓小平讲话，表示完全赞同陈云的意见，说：这次提三年调整，非常好，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1700多个大中型项目，砍掉700，不容易，但不砍不行；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邓小平完全赞同陈云关于2000年钢铁指标不要太高了的意见，并且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世纪末奋斗目标：“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

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决定在前两年经济恢复的基础上，集中三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同时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3月25日，陈云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说：“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 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指出：“在经济比例失调的条件下，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是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的、稳定的发展的前提。……现在中央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两同志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布置三年调整工作。李先念在4月5日会议上讲话，阐述了中央关于经济调整的决策，就当前经济形势和调整的必要性、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和调整的主要任务、调整比例关系的原则措施、继续搞好企业整顿、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等问题作了具体阐释。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6月18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宣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务院全面地分析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现状，认为必须在前两年多经济恢复和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从今年起集中三年的时间，认真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把它逐步纳入持久的按比例的高速度发展的轨道。这是我们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战役，必须努力打好。”这样，调整的第一次决策就完成了。

第一阶段调整不理想

1979年6月至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一阶段调整效果不理想，如邓小平后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 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从认识上讲，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对于经济中的困难，虽然也普遍感到了，但对于它的严重性，许多人没有切身感受。1979年6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宣布八字调整方针的同时，继续强调“前两年多经济恢复和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指出“我们讲调整，就是要针对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而没有针对当前工作中的失误。

由于有这样的认识，一部分省市和部门的领导人对调整工作不甚积极，一下子接受不了。经济发达的地区要求允许继续前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要求不要一刀切，对于一些大项目都提出这也不能下那也不能下的要求。整个情况正如1979年9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汇报的那样：“由于许多地区和部门对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还正在贯彻、部署，没有完全落实下去，同时，随着调整工作的逐步开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因此当前国民经济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轻工业生产增长缓慢，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关系不协调的状况还没有改善。”“工业企业的调整工作进展缓慢。一些质量差、消耗高、有亏损的企业，该转的没有转，该并的没有并，该停的没有停。”“基本建设战线长、效果差的状况没有多少改变。目前施工的大中型项目仍多达1500个，比计划多了500多个。”“全年财政将有很大赤字。”

从工作的侧重点来说，这一时期主要进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地方财权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并着手制定新的长期计划。1980年1月15日至22日，国务院副总理和财委委员召开办公会议，确定国务院1980年在经济方面主要抓3件事，其中一项就是制定长期计划。2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拟定长期计划的通知，指出：从现在起，着手进行1981年至1990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的制定工作，今年内先搞出一个10年规划纲要草案。

1980年3月31日至4月22日，国务院召开长期规划座谈会。会议期间，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赵紫阳、姚依林，对拟定长期计划的方针、政策讲了一系列重要意见。7月11日至1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关于制定长期规划的一些设想。7月15日，中央书记处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的汇报。计委汇报提出，今后十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3%。”“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工农业总产值加在一起，平均每年增长5%”。8月21日，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夕，国家计委将《制订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发各省市区征求意见。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调整的第一阶段，调整政策并没有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中心任务。

经济形势的新判断：提出进一步调整的意见

第二次决策是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之后作出的。1980年8月31日至9月11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对经济形势作出乐观的评价。大会审议了《关于1980、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报告》和《关于1979年国家决算、1980年国家预算草案和1981年国家概算的报告》。前一个报告指出：1980年计划正在顺利执行，预计工农业总产值可以超额完成，1981年基本建设总的投资额控制在550亿元左右。后一个报告指出：1979年我国财政虽然出现赤字，但并未引起货币发行量的大量增加，没有给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今后把工作做好了，可以逐步减少赤字，以致最后消灭赤字，做到财政收支平衡。大会接受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的请求，并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

大会在审议上述报告时，尽管会议代表对财政赤字进行了质询，提出批评意见，但还是通过了，作出的决议认为，“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基本上是良好的，整个经济在调整中稳步前进。”1980、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国家预算和概算，“主要指标是积极稳妥的，措施是得力的。”大会圆满落幕。

但会议刚结束，国务院就发现形势和之前的估计大不相同，经济情况比预计的严重，主要是农业和能源减产，财政赤字增大，物价上涨。当时预计粮食减产400亿斤，原油减少400万吨（实际600万吨），煤炭减少2000多万吨，中央财政赤字140亿元（实际127亿元）。物价开始上涨，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6%。10月7日至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开会讨论经济形势，姚依林说：“经济形势还拢不起来。人大会后研究了一下，感到问题很大。” 从粮食减产、能源减产、财政赤字“三个方面情况考虑，明年计划要重新考虑。” 11日，国务院总理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讲话，分析了当前的困难情况后，提出“明年要进一步调整”的意见，并提出放弃已经搞了多年的长期计划的想法。

10月23日，陈云对上述意见批示赞同。24日，国务院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切实抓好调整，保证1981年经济稳定增长的几项重要措施》，第一次对1977、1978两年经济工作提出批评：“1979年中央确定的调整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回过头来看，在1979年、1980年两年中在执行上，特别是在调整基本建设方面，该退的没有退，或者没有退够。对1978年确定引进的大项目，在处理上犹豫徘徊。地方和企业财权扩大以后，又盲目上了一批重复建设的项目。”“这些说明，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年破坏造成的困难认识得不够深刻，对打倒‘四人帮’后的头两年经济工作中要求过急所产生的问题及其影响也认识得不够深刻。”

10月24日，邓小平同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谈话，听取汇报后指出：“就是这个方针，不能硬着头皮硬干。”“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做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心有余而力不足嘛。宁肯把速度放慢一点，5%也可以。总之，把人民生活搞好一点。” 25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到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说：“经济工作要接受过去的教训，再也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一定要搞扎实。”

第二次决策：置之死地而后生

真正的集体决策是在1980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会议上作出的。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1981年计划设想的汇报。首先是姚依林汇报《关于1981年财政、信贷平衡和基本建设安排的初步设想》，提出了一步退够的方案，基建规模由1980年的500亿元减少为300亿元。

陈云在会上提出：基本建设搞“铁公鸡，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后生”；好事要做，但要量力而行。邓小平说：赞成陈云同志意见；要退，要考虑这个报告退得够不够；退得够一点，也许前进的时间来得快一点。他正式提出放弃长期计划的设想：“赞成只搞5年调整计划，暂时不搞长远规划，十二大就不考虑长远规划了。”邓小平提出要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来传达这次会议的决策，并强调权力要集中，中央工作会议把道理讲清楚，只讲集中，只讲退，要一切听指挥，思想统一，行动统一。他同时提出“请陈云同志作一篇发言。要带有纲领性的，有鼓舞性的，总结经验性的东西。”

根据邓小平的提议，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确定经济上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的方针。12月16日，陈云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作了长篇发言《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系统清理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阐述了调整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依据，提出了今后经济工作应当遵循的许多重大原则。

陈云讲了14个要点：（一）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对外债要分析，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二)现在的经济形势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形势，但要看到不利的一面，许多商品都在涨价，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三）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大大有利于经济形势的改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各地区盲目的重复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四）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小的方面不合理，但是大的方面还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五）目前对国营企业产品、集体企业产品的价格至少要冻结半年。（六）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摸着石头过河”。（七）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八）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是领导干部和专家共同商量。（九）节省外汇。（十）要发展经济作物，同时必须保证粮食的逐步增产。（十一）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十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础和保证。（十三）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十四）同意财经小组提出的调整计划。

他最后说：“可能有些议论：‘这会耽误三几年。'不怕。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耽误了一百多年。而且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以上列举了14点，希望同志们提出不同的意见。因为不同意见的讨论，只会使我们的步骤更加稳妥，更加合理。”

在这次会议上，赵紫阳作了《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几个问题》的讲话，部署了调整工作。李先念在会议结束的12月25日作了《对经济调整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阐释了调整工作的重要性。邓小平作了《贯彻调整方针，改善党的工作，保证安定团结》的总结讲话，高度评价了陈云的意见，认为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同时强调为了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

1981年1月，中共中央以1号文件的形式把上述4位常委（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赵紫阳）的讲话发到全国，统一思想，真正拉开国民经济调整的序幕。文件指出：“这次会议决定了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的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的安定的重大方针。这是当前我国经济和政治的唯一正确的方针。贯彻执行这一方针，需要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共同进行坚韧不拔的艰苦努力。”

此后，1981年至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国民经济调整进展顺利，取得了明显效果和良好成绩。1981年五届全国人民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对调整作了总结和评价：“今年以来，各级政府坚决执行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一系列紧急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国民经济已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指出：“现在我国经济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 1982年11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指出：“经过这几年的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已经基本上趋于协调。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深入的阶段。现在的调整工作，就是要在统筹安排人民生活和生产建设的前提下，进一步调整农业、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使国民经济在稳定发展中大大提高经济效益。” 至此，新时期国民经济调整第二阶段圆满完成。

（来源：《湘潮(上半月)》 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