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陈云关于研究、利用和警惕资本主义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20世纪70年代陈云关于研究、利用和警惕资本主义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吕薇洲
20世纪 70年代后，陈云在协助周恩来抓对外贸易工作的过程中，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利用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通过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思考，提出了研究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和警惕资本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不仅促进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升了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及其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而且对今天正确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有效规避各种风险、妥善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陈云关于研究、利用和警惕资本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陈云就强调过与世界各国发展贸易关系的重要性。他指出：“人民政府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愿与各国政府及人民恢复和发展通商关系。”（《陈云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4页。）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遭到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中国的对外贸易大都只能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正如陈云指出的：“那时，我们的外贸，对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占了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只占百分之二十五。”（《陈云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414页。）“文革”开始后极左思潮的蔓延，使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成为了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使中国外贸工作几乎陷入了瘫痪。20世纪 70年代，陈云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深入调查、研究和思考，并对国内外形势进行客观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利用和警惕资本主义的思想。这一思想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一）深入研究资本主义金融、货币领域的新情况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
研究资本主义金融、货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是陈云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和举措。20世纪 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完全脱钩且不断贬值。陈云深刻洞察到这一新情况，明确提出：“一九四四年建立起来的那种国际货币体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用货币升值、贬值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采用贸易手段”。（《陈云文集》第 3卷，第 415页。）为了系统深入地了解和掌握世界金融、货币领域出现的新变化，陈云委托中国人民银行系统收集美、日、英、西德、法各国从 1969年至 1973年的货币发行量、外汇储备、黄金储备，世界黄金年总产量以及各产金国的年产量，世界各国货币总流通量和世界各国黄金总持有量并计算其大致比例，对世界经济和货币、金融情况的近期和远期估计等材料。根据对这些材料的研究和分析，陈云对我国的汇率和外贸政策等提出了不少意见。譬如，陈云在美元贬值黄金看涨的情况下，果断提出了“用外汇买进一些黄金保值”（《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79页。）的建议，有关部门参照这一建议在 1973年至 1974年国际货币动荡时，用存在瑞士银行的外汇储备购买了不少黄金，既避免了外汇贬值的危险，又大大增加了我国的黄金储备，为改革开放后大规模引进技术设备加强了资金保障。
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及其应对举措，是陈云提出并密切关注的另一个重点。1973年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发达国家的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危机爆发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明显放慢，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 8.1%，大批企业破产，失业人数剧增，国际贸易和国际收入逆差严重。（参见〔美〕丹尼尔·耶金：《石油金钱权力》，新华出版社 1992年版，第 643页。）陈云深刻认识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变化直接影响到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几次回升和停滞”。基于此，他强调提出：“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中的各个因素，比如次数、周期变化，要好好研究。这对我们外贸特别是对我们进口贸易很有关系。”（《陈云文集》第 3卷，第415、416页。）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陈云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和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他明确指出：石油危机只是突然加重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非危机的根源，危机的根源还是生产力超过了市场购买力。总之，生产力越来越大，而市场的容量有限，因而矛盾越来越大，最后导致经济危机。陈云还将此次危机与 1929年的危机进行了比较，认为它的广度与深度，还不到 1929年的程度。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他1974年 7月完成的《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和《这次经济危机与一九二九年危机的比较》两份手稿中。（参见《陈云年谱》下卷，第 191—192页。）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入研究和剖析，陈云大胆地提出：要充分利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急于摆脱危机，国际上游资充斥的情况，大胆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参见沈传宝：《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陈云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及认识》，《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 6期。）
（二）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资金、技术以及商品交易所
一是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基于 20世纪 70年代初国内劳动力丰富而原材料短缺的状况，陈云明确提出“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的主张。在他看来，“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工业建设”。（《陈云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223、224页。）尤其是当时，国内棉花歉收，棉布供应紧张，而国际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偏低，进口棉花加工成棉布后部分解决国内需要，部分用于出口换汇，不仅可以缓解国内困难，而且还能够得到一定的外汇和利润。然而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有人却简单地将进口棉花视为“依靠外国，不是坚持自力更生”，陈云针对这一错误观点进行了反驳，强烈建议“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并坚持认为“不这样做就是傻瓜”。（《陈云文选》第 3卷，第 223页。）根据陈云的上述建议，外贸部门仅在 1973年就进口了 850万担棉花，用于棉布的加工生产。陈云还将其进口棉花的主张进一步扩展到化肥等其他领域，他指出：“中国人多，进口化肥设备，进口化肥，增产粮食，出口大米，出口肉类，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的道理是一样的。”（《陈云文选》第 3卷，第 224页。）
二是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设备、技术和资金。“外资还要不要，外国技术还要不要？一定要，而且还要充分利用”（《陈云文选》第 3卷，第 254页。），这段论述表明了陈云对待资本主义先进设备、技术和资金的鲜明态度和立场。比如，当时正在从国外进口的一套三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遭到了“四人帮”的阻挠，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洋奴”的表现，对此陈云运用数据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驳斥：“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三百万吨，两年就是六百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三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陈云文选》第 3卷，第 224页。）正是由于陈云等人的坚持，我国在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和成套设备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1972年至 1977年，中国从西方国家进口技术和成套设备，谈成了包括化肥、化纤、石油、化工、轧钢等在内的 222个进口项目，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又如，在利用外资的问题上，当时也有人担心这样做与“自力更生方针和党的路线”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不符合，对此陈云的立场也很鲜明：“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根据陈云的上述思想，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多次调查研究，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的工作，1973年筹措到外汇资金 10亿多元，有力支持了当时的对外引进工作。（参见李成瑞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年版，第 377页。）
三是利用资本主义商品交易所。对于能否利用资本主义商品交易所为自己服务，陈云也结合现实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思考，他明确指出：我们可以利用交易所。“交易所有两重性：一是投机性，二是大宗交易场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投机性的一面，忽视它是大宗交易场所的一面，有片面性。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可以利用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 ”（《陈云年谱》下卷，第 178页。）陈云还专门就此事为对外贸易部起草了向国务院的请示报告：“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陈云文选》第 3卷，第 222页。）陈云的观点和建议，有效化解了外贸部门工作人员的思想顾虑，提高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三）高度警惕资本家的投机行为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作风的侵蚀
主张研究、利用资本主义的同时，陈云反复提醒利用资本主义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并反复强调要高度警惕资本家的投机行为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作风的侵袭。
在 1973年起草的给国务院的请示报告中，陈云一方面强调，利用商品交易所是为了防止外国商人“乘机抬价”，同时也明确指出：“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利用交易所是一种迂回的保护性措施，是为了使我们不吃亏或少吃亏。”（《陈云文选》第 3卷，第 222页。）改革开放后在分析我国经济形势和经验教训时，陈云明确要求“要十分谨慎地使用”外债尤其是那些带援助性质的外债。他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警惕”，他强调最多的一句话是：“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陈云文选》第 3卷，第 277页。）由此可见，陈云对于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始终保持着谨慎态度，在主张扩大对外经济交流的同时，也非常有远见地提出了坚持独立自主、防止受制于人的战略问题，包括借债时要认识到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性，考虑到偿还能力，防止人家逼债时陷入被动；对外贸易中要考虑到资本家利用低价倾销的不利条件等。在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有益成果，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联系的同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难免也会渗透进来，由此，陈云反复强调，要警惕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侵蚀，对这一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一定要同种种丑恶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
二、陈云关于研究、利用和警惕资本主义的思想提出的背景
陈云之所以能够在 20世纪 70年代提出研究、利用和警惕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同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密不可分的。“文革”后期复出工作的陈云，受周恩来委托，研究当时有着重要而紧迫意义的国际经济形势与对外贸易发展问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陈云明确提出了这一思想。
（一）国际形势的变化
随着 20世纪 60年代中苏关系的日趋紧张，中国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额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与此同时，经历战后快速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于 20世纪 70年代初陷入经济危机，为走出危机，西方国家试图从发展中国家寻找新的投资场所和市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发展两国间的贸易，结束两国 20余年的相互隔绝状况。受中美关系缓和的影响，中日邦交也实现了正常化，大批西方国家亦陆续与中国建交。
“自（20世纪）60年代末至 7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往来日趋增多。与此同时，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一些西方国家与中国建交，大大削弱了国际敌对势力长期以来对我国的封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2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年版，第 862—863页。）随着对外关系的迅速改善，美国、日本、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逐步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市场，到 20世纪 70年代初，中国对西方国家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25%上升到了75%以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为中国扩大同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加强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提供了条件。陈云敏锐地抓住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有利时机，明确要求“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强调指出：“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陈云文选》第 3卷，第 218页。）
（二）国内形势的变化
20世纪 70年代初的中国仍处于“文革”期间，但此时极左思潮的危害已为部分中央领导和干部群众所认识，九届二中全会后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为批判极左思潮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反复强调反对极左思潮的必要性，切实采取了包括加快落实干部政策、调整和整顿国民经济等在内的一系列措施，批判和纠正“文革”以来的极左错误，把陷入混乱状态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工作逐渐引向正轨。
曾长期从事经济领导工作的陈云 1972年回到北京后，就被中央委以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的重任。凭借其丰富的经济工作尤其是对外贸易工作方面的经验，陈云在进行了一系列缜密的调查研究后，明确提出“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现在形势变了”，“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陈云文选》第 3卷，第 219页。），多次强调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并着手恢复和建立受到破坏和撤销的国际经济问题研究机构。在1973年 6月听取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汇报时，陈云指出：“外贸部门主要是搞货价研究的，全面的经济研究还是要由银行担负起来。”（《陈云文选》第 3卷，第 217页。）他要求恢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并对该机构恢复后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
在当时，顶着可能被扣上“崇洋媚外”“修正主义”帽子的压力，陈云大胆提出了对包括商品交易所在内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应该研究和利用而不能消极回避的思想，提出并采取了诸多旨在打破“左”的禁区和适应新情况新形势的观点和举措，有力推进了当时中国外贸工作的新局面。1973年至 1974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1974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 145.7亿美元，是 1970年的 3.2倍。
一方面，成套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促进了冶金、化肥、石化等基础工业的发展，为 20世纪 80年代我国经济建设的腾飞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外贸出口创汇也得到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外成套设备的引进，1974年出口总额达到 69.5亿美元，是 1970年的 3.07倍。（参见《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下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附录三。）
三、陈云关于研究、利用和警惕资本主义的思想的当代意义
陈云关于研究、利用和警惕资本主义的思想尽管主要是 20世纪 70年代中前期提出的，但其意义不仅仅是对改革开放前后一段时间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指导作用，而且对当前正在全面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也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在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依然并存并激烈竞争的当下，社会主义力量在世界总体格局中依然处于弱势，国际敌对势力阻碍、遏制中国崛起甚至演变、颠覆中国社会主义政权之心不死，社会主义中国要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并最终胜出，深入研究、充分利用、高度警惕资本主义依然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重要课题。
（一）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规律和趋势，是我们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参考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资本主义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今世界，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判断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更有效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陈云 20世纪 70年代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既涉及美、英等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涉及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当时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既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分配等环节，也包括价格、金融、货币、外汇、股票、利率等要素。此外，陈云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经济危机等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研究。陈云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研究的内容也非常深入。正是在对资本主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中，陈云洞察到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掌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指导制定了我国经济社会尤其是对外贸易发展的应对之策。
当前，与 20世纪 70年代相比，资本主义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近年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资本主义各国对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外交等制度和政策都进行了调整，对此我们一定要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分析其性质、特点和影响，从而为我们制定相应的对策提供参考。
（二）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是我们弥补短板、完善自己的重要渠道
列宁早就说过：社会主义不能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而存在，“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 34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352页。）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资金、技术以及商品交易所等，是陈云在 20世纪 70年代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思想主张和政策措施，对当时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当前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显著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大大提升，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已变得空前紧密，中国对世界和世界对中国的影响正在同时显现且愈益深刻。2014年中国进出口总值达到了 43030.4亿美元，进出口总值增速快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市场份额稳中有升，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参见《2014年中国保持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中国新闻网 2015年 1月 14日。）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更应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认清当今世界形势和国际环境，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谋划中国的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人民日报》2014年 12月 1日。）特别是当前，随着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蓬勃发展，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高技术产品和服务领域取得了快速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和经验是我们应当积极学习和大胆借鉴的。
（三）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对我国进行遏制与侵蚀、“分化”与“西化”的图谋，是有效防范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的必要举措
利用资本主义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思想体系、两种生产方式较量的过程。因此，陈云在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的同时，一直都在强调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时要头脑清醒。针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陈云早就强调指出：“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陈云文选》第 3卷，第 370页。） ，并提出了一系列反“和平演变”、警惕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侵蚀、防范和化解改革开放中带来的各种风险的思想。
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当今世界，两种社会制度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日趋显现，特别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的手法不断变化、力度不断加大、方式也更加隐蔽。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崩溃论”，从“中国傲慢论”到“中国责任论”，
直至西方主流学者热炒“国家资本主义论”，从本质上看，这些论调无一不是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意抹黑和蓄意攻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打压中国，丑化我国的国际形象，破坏我国的社会稳定，妄图颠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譬如，指责中国利用国际游戏规则中的漏洞“搭便车”，并以此为由不断制造针对我国的经济贸易摩擦案件；把中国作为其主要对手，推行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东亚地区加强针对中国的兵力部署；插手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有意使有关问题复杂化，等等。这些因素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外部战略环境的稳定。
当前，学习和借鉴陈云关于警惕资本主义的思想，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没有放松对我“分化”和“西化”的图谋，所以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还会是尖锐的，因此，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另一方面要清醒认识到，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经济大范围的萧条，各国经济一直处于在低谷中徘徊的状态，至今依然复苏乏力。受之影响，我国外贸呈现总体下滑态势，拖累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外汇、金融管理，防范国际债务风险和金融危机。
〔作者吕薇洲，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732〕
（责任编辑：高长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