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道理”到“洋经历”：陈云为何没有走完长征却留下长征最珍贵的记录？
陈云的长征经历很独特，他是这块巍峨丰碑的亲历者，也是这篇壮丽史诗的记录者。虽然由于中央的特殊安排, 陈云没有走完二万五千里的全程，但他对在长征中起关键作用的遵义会议做出的重大贡献，使他的长征经历大放异彩。
“毛主席讲话很有把握”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八万多人开始突围。11月底，红军同国民党军在湘江沿岸发生激战。在这次突围中，中央红军折损过半，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湘江战役的惨败，以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处处被动，同前几次反“围剿”战斗形成鲜明对比，红军干部和战士心中产生许多疑问和不满。对下一步前进的方向和怎样挽救危局，高层领导人中间也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分歧。这种争论，成为遵义会议召开的原因和会议讨论的焦点。争论的双方，一边是以博古为代表的掌握革命领导权却不熟悉中国实际的一方，一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深入了解中国革命实际但作战意见却“完全没有被采纳”的一方。
陈云作为政治局常委，他的态度和意见十分重要。陈云是怎样认识的呢？
陈云在回忆长征前后时说:“在瑞金时，我住在总工会。那时根本不懂得军事问题，所以也没有听到过什么反面意见。当时听说，共产国际讲毛主席的路线是右倾。但是我觉得，毛主席讲话很有把握，而博古他们讲的是‘洋道理’。”
这段话反映出，尽管已经知道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态度，陈云却并未盲目相信。他看重的是中国革命的实际。
陈云对“洋道理”局限性的认识，在长征中更深刻了。陈云处于一线，对敌情和自身情况有深切了解。长征中的接连失利，使陈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左”倾教条主义军事指挥的危害，他从思想上产生了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教训的想法，急切地盼望着红军能够尽快扭转这种局面，走出困境。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陈云参加了这次会议。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支持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
作为与会的政治局常委，陈云的支持绝不是无关轻重的。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秘密使命
遵义会议的决议，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此时显然有必要及时地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内容，以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支持。这个任务，是陈云完成的。
1935年5月31日，红军到达泸定县后，召开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出于保密需要，陈云只身悄悄地离开队伍。刘英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说：“1937年，他和王明回到延安，人们才知道他到苏联去了，许多人都曾经以为他不在了。”
7月，陈云辗转到达上海。陈云与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着手恢复白区工作，但很快，上海地下党组织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形势严峻，陈云等人面临着随时被捕的危险。8月上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陈云等人立即离开上海，乘船前往苏联。
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详细地汇报了红军长征尤其是遵义会议的情况。这是中国共产党高层亲历者系统阐述长征的最早报告。在谈到遵义会议时，陈云着重指出：“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
陈云的汇报，使共产国际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恢复了自湘江之战后双方中断近一年的联系，并开始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成长起来、获得党内多数认可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领导集体。这对中共中央在此后获得共产国际政治、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产生了积极影响。
珍贵的历史文献
遵义会议指定毛泽东、张闻天、陈云为遵义会议的传达者。为准确传达会议精神，陈云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传达提纲具体回答了遵义会议召开的原因、过程、决议、参会人员等详细内容。多年以后，当党史研究者面对长征档案资料严重缺乏和相关的回忆资料在历史细节上出现不准确甚至矛盾之处的困境时，陈云的传达提纲在档案库中再次被发现，解决了这个难题。
此外，陈云撰写的向共产国际系统阐述长征的报告被整理出来后，以《英勇的西征》为题发表，成为最早向世界介绍、宣传中国红军长征和中共领袖毛泽东等人的重要文献之一。它和几乎同时出版、陈云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以及《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起，成为后人研究长征和遵义会议历史的珍贵史料。
（执笔人：迟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