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陈云与中央顾问委员会

邓小平、陈云与中央顾问委员会

黎虹

1982年成立、1992年撤销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顾委”），是在邓小平大力倡导、陈云等鼎力支持下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党的历史上的一大创举。中顾委历时两届、十年。第一届的主任是邓小平，第二届的主任是陈云。中顾委以这种特定时期的独特形式，为解决中央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件事要在历史上大书特书”。

共同的战略远见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实现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年轻化是邓小平、陈云的共同主张。而成立顾问委员会只不过是实现新老交替的一种过渡形式。这个想法，从酝酿提出，到正式讨论，作出决定，经历了大约五年的时间。这期间虽然遇到不少阻力，但邓小平、陈云却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勇气和魄力，密切配合，说服动员，最终使这一战略决策得到全面落实。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邓小平、陈云就敏锐地察觉到干部队伍的老化情况十分严重。伴随着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运动中遭受迫害的大批干部纷纷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然而，岁月不饶人。从反右派斗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持续了20年，原来的年轻人已进入中年，中年人已变成了老年人。当时陈云对干部“老龄化”的状况有一个概括：“现在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六十岁以上，其中不少是七十岁以上，政府各部门负责同志大体上也一样……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中顾委1982年成立时，我们也曾做过一个统计，172名委员中年龄最大的86岁，最小的63岁，平均年龄74岁。他们绝大部分是刚从第一线退下来的省部级岗位上的第一把手。不难想象，这么大的年龄，要在第一线重要岗位上领导完成改革开放初期繁重而艰巨的任务，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与此相比较，我们再看看新中国成立时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年龄状况：毛泽东56岁，周恩来、刘少奇51岁，邓小平45岁，陈云44岁。

面对这种干部老化的严重状况，邓小平、陈云深感忧虑。他们在一些重要场合，一再呼吁解决领导干部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邓小平1977年第三次复出不久，首先在海军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尽管有人不通，但总是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在了，将来很难解决。”邓小平还形象地说：“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他提出：“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见不了马克思。”【《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1、192、193页。】

1979年11月，邓小平又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再次强调：“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老干部“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八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八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他提出：“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行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帐。”【《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1、222—223页。】

1980年5月，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中，除提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外，还提出“废除领袖终身制”的问题。他说：“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42页。】陈云对此也有同感。他在1981年3月给陆定一的一封信里说：“老干部是重要的，但如果现在不提拔四十几岁的青年干部在各种级别岗位上参加工作，让他们在工作中取得经验，则接班问题就要成大问题。现在部长一级、省委第一书记一级都是六十开外了，如不在这一两年中提拔一批青年干部，则将是极大的危险。这批青年干部，第一批应该有一二千人，以后陆续再提。但现在阻力很大，即使先进后出，也进不去。我正为此而呼吁。”【《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99页。】

1981年5月8日，陈云撰写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文章分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领导干部的年龄状况后提出：“目前在我们面前放着两种办法由我们选择：一种选择，继续不警惕党内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不采取果断措施，任其继续拖下去”，最后“被迫地不得不仓促提拔一些不很适当的中青年干部来担任领导工作”。“另一种选择，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老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后一种选择对我们党的事业有利。文章号召：“我们所有退居二线、三线的老干部应该继续胸怀大志，以党和国家的事业为重，热心地主动地让出工作岗位，让大批中青年干部在实际工作岗位上挑起重担，并且随时向这些中青年干部提出建议，给以帮助。”【《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297页。】

陈云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曾分送邓小平、胡耀邦、宋任穷（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征求意见，并提出：“可否在六中全会时讨论一下青年干部问题。”他们均表示同意。邓小平还批示：为了做好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工作，必须妥善处理老干部的问题。为此，陈云于6月8日召集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负责人，就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进行座谈，并主持起草了《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纪要》指出：中国革命经过长期斗争，党内保存了大批老干部，他们都是60以上、70以上高龄，目前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绝大多数都是60岁以上。有相当一批老干部带病工作，不能经受劳累。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纪要》指出：“干部必须实行离休退休制度，这是根本办法。当顾问或成立顾问委员会，只能解决少数人的问题，多数人只能离休退休。”【《陈云传》（下），第1702—1703页。】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会上印发了陈云撰写的《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和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会后，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做好老干部工作问题。邓小平在会议最后作了总结性讲话。邓小平说：“我们历来讲，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来一次灾难。”“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原来我们还是手脚小了一点，陈云同志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现在就是要大家来讨论怎样具体化。不开明可不行呀！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选拔中青年干部。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4、385、388页。】

在邓小平、陈云等的推动下，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干部新老交替，数十万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得到提拔，100多万老干部办理了离退休手续，数千名老干部担任各部门的顾问。所有这些，都为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切合党情的创举

以顾问制作为过渡，最终实现退休制，是邓小平、陈云的共同思想。早在1975年7月，邓小平就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在军队设顾问组的问题。他指出：“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顾问组的组长，不参加党委，可以列席党委会，好同顾问组通气。”“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顾问要会当，要超脱。不然，遇事都过问，同级党委吃不消。设了顾问，究竟会有什么问题，等搞年把子再来总结经验。”【《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24页。】当时，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下，顾问制度并不完全行得通。后来，由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设顾问的事情便被搁置下来。

1977年邓小平、陈云复出后，站在党的事业全局的高度，结合党情、国情，提出分步骤地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实行顾问制。第一步先在县以上的部门设立顾问，第二步再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设立顾问委员会。邓小平又指出：“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现在看来，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77页。】

1980年8月，在邓小平、陈云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设置顾问的决定》。《决定》指出，老干部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为了爱护这些老同志，使他们能够健康长寿，并利用自己的经验在晚年尽可能地为党做一些工作，以保证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代代相传，更好地完成党的各项任务，中央决定，在县级以上单位设置顾问。这是力图使年轻干部尽快走上工作第一线的一项过渡措施。7月30日，陈云在审阅这份文件时曾作了批示：“退当顾问和离休制度，势在必行。”【《陈云传》（下），第1697页。】

在颁布这项决定之前，邓小平已在考虑成立顾问委员会的问题。1980年1月28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对《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稿的修改意见时，第一次提出，在党章里要加一条，就是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设立顾问委员会。他说：“党章作这一规定的目的，是使党的各级委员会逐步年轻化。要讲清各级顾问委员会的性质、职权。它应是同级党委的咨询机构，党委决定重大问题时要向它提供情况、材料，听取它的意见。中央顾问委员会成员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各级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也可列席同级党委会或常委会。这个规定，不只是解决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退出中央委员会当参谋的问题，就是那些有过重大贡献、在全国德高望重的人，也可以转入第二线。与此相联系的问题，还是要按国家规定实行干部离职退休制度，都安排当顾问不可能。”【《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98—599页。】

1980年6月，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关于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汇报时表示：“赞成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恐怕得立一些庙，菩萨才好安置。老同志安排好以后，就可以把中年同志提拔起来。老同志的安排，一方面组织上要想办法，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要提过高的要求。不在其位了，相应的有些待遇也可以改变一下。”【《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50页。】

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首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9页。】

1982年7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十二大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邓小平在会上再次就中顾委性质和为什么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组织形式作了详细说明，征求大家意见，以便提交十二大讨论通过。邓小平说：“这次的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邓小平所说的“障碍重重”是指大批老干部“文化大革命”后刚刚恢复工作不久，一下子要他们离休回家，思想上难以接受。所以，邓小平提出：“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那时我们在座的有几个还在？要是两届的话，现在六十岁的就是七十岁，七十岁的就是八十岁，八十岁的就是九十岁。所以，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3、414页。】

陈云在这次会议上发言支持邓小平的讲话。他说，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是进一步实现干部方面的交接班问题。这是党的一件大事。为什么一大批老干部必须退出中央委员会或者现在的领导岗位？“这是因为：一、这些老同志现在比以前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年龄增大了，体力变弱了。对许多繁重的工作，已经力不从心。二、党必须建立一套承前启后的干部制度，使精力旺盛、德才兼备的干部站在第一线工作，这是党和国家必须做的大事。”“老同志虽然退出了中央委员会或现在的领导岗位，但是每个同志的革命精神决不能衰退。而且要担负起对中青年干部传帮带的工作。只有把传帮带的工作做好了，才算我们老同志对党和革命事业尽了最后一把力。”【《陈云传》（下），第1709页。】

胡乔木、邓力群遵照邓小平、陈云和政治局同志的意见，对党章进行了反复修改，最后由邓小平审核定稿，提交十二大审议。党章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它的任务有四项：一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二是“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三是“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四是“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对中顾委委员的条件也是四条：一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必须具有四十年以上的党龄”；二是“对党有过较大贡献”；三是“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四是“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对中顾委的政治待遇，党章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它的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中央政治局认为必要的时候，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

当好中央的参谋助手

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产生了172名中顾委委员。十二大闭幕后第三天，即9月13日，中顾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顾委主任，薄一波（常务）、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同时选举常务委员24人。在1987年召开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陈云为中顾委主任，薄一波、宋任穷为副主任。因原来的副主任谭震林、李维汉、许世友病逝，常务委员由24人改为22人。秘书长由李力安接替荣高棠。在中顾委存在的十年中间，邓小平、陈云先后领导中顾委严格按照党章规定，协助中央做了一些事情，较好地发挥了参谋助手作用。总的说，第一届中顾委的活动较多，第二届根据中央精神有意识地減少活动，以便为十四大撤销中顾委做准备。据我所知，邓小平、陈云在先后担任中顾委主任期间，主要抓了以下几件大事。

（一）立规矩，定制度，解决中顾委怎样工作的问题

1982年9月13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中顾委成立的目的、性质、任务、规格、工作方法、办事机构、注意事项，作了全面阐述。他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他指出：“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现在着手来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应当说，这一次在解决新老交替问题上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如果花两个五年的时间，通过这种过渡的形式，稳妥地顺当地解决好这个问题，把退休制度逐步建立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这对于我们国家以后的发展，是办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可以设想，再经过十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邓小平阐述了党章规定的四项任务后提出：“顾问委员会的工作怎样做，做些什么事情，我们还没有议。总的说就要按照新的党章办事，但要具体化。建议这个会以后，由薄一波主持，请一些常委和在京的委员参加，座谈顾问委员会怎么办，先议出若干条，然后经过中央政治局，以适当的方式通知顾问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顺便说下，以后顾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请薄一波同志主持，因为我想减轻一些负担。（薄一波插话：有小平同志压阵就行了，具体事情由我们来搞）办事机构要精干，人不要多。”最后，邓小平着重讲了对顾问委员会的要求。他说：“我们都是老同志，说话开门见山。顾问委员会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老同志要自觉，我们都是老上级、老领导，牌子大、牌子硬啊，比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牌子硬啊。以后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是我们的后辈。我们的态度正确，对推动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的工作，很有好处。如果搞得不适当，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不仅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包括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工作，也不要妨碍下面各级的工作。比如我们的同志到哪个省去了解情况，我看不要随便发表意见，首先要认真调查研究，学习下面的实际经验。发现确实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应该采取帮助省委或者帮助某个基层组织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要注意起传帮带的作用，而不是去发号施令。我们这些老资格，讲话是有人听的，是有分量的，所以要慎重。”要注意的第二件事情，“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可不可以这样设想，除了身体不好的同志，凡是还能做点工作的，可以联系一个基层单位，比如联系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科学研究机关，一个地委或者县委，甚至一个农村基层组似，深入地了解情况。这样就可以对党中央更好地起到参谋和助手的作用”。要注意的第三件事情，“我们还可以起一个作用，就是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以身作则。搞精神文明，关键是以身作则。我们这些老同志下去，人家是非常尊重的，生活上是会照顾的，我们自己要注意不要过分麻烦人家”。【会议记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7页。】

中顾委第一次全会刚结束，中顾委主任、副主任就要中顾委办公室的同志对委员们的基本情况分类进行统计，以便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工作条例。据统计，在172名委员中，平均年龄74岁，其中最大的86岁，最小的63岁；大革命时期入党的74人，红军时期入党的95人，抗日战争初期人党的只有3人；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13人，新中国成立初期授予大将军衔的2人，授予上将军衔的15人，授予中将军衔的29人；全部委员都是正部（省）级以上干部，大多在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在北京的委员119人，超过2/3；军队系统的委员54人，将近1/3;有20多位委员仍在第一线担任实职，20多位委员在原单位担任顾问等职；有30多位委员年高多病，不能经常参加活动。

邓小平讲话后的第二天，即9月14日上午，薄一波即遵照邓小平指示，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顾委第一次常委会议，研究制定中顾委的工作条例。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薄一波、耿飚、程子华、王首道、刘澜涛、萧克等六位同志组成的临时工作小组，研究中顾委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

从9月18日开始，六人小组经过四天的紧张工作，于22日拟定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草稿）。规定共分九条，要点是：（1）中顾委如就党的方针政策向中央提出建议，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用个人名义或联名方式提出，但属重大建议，需经中顾委全体会议或常委会讨论通过后，用顾问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的名义提出。（2）根据中央对有关问题的咨询要求，在缜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集体的或个人的参考意见。（3）受中央的委托或经过中央的批准，协助中央调查某些重要事宜和承担其他交办的任务。（4）确定退居二线尚未离职的中顾委委员，在过渡期间，应当从实际出发，积极协助所在单位把机构改革工作和领导干部交接工作认真做好。（5）中顾委委员要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了解情况，向党内外宣讲国内国际形势和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根据个人的情况，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直接联系一个或几个基层单位。（6）中顾委委员要协助中央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发现和选拔年轻有为的干部。（7）中顾委委员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方面，在遵守党章和宪法、法律方面，都要以身作则，并且同各种违法乱纪和败坏党风的行为进行斗争。在同各级组织和干部的交往中要谦虚谨慎，密切合作，切不可以以老领导自居，发号施令。（8）中顾委的工作一般说来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工作方式可以松散一些。（9）中顾委的办事机构要精干，秘书、信访、行政工作由中央办公厅负责。上述规定，经中顾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即报邓小平审定。9月30日中央批准并转发了这一暂行规定，要求顾问委员会遵照执行。至此，中顾委的日常工作步入正轨。

（二）要求委员们以各种方式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议

按照党章规定和邓小平指示，中顾委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就大政方针发表意见，提出建议。一是中顾委委员列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顾委常务委员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直接参与某些重大决策的讨论。二是在中央的统一布置下，就某些重要政策的制定进行专题讨论。如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一号文件）、整党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七五”计划、“八五”计划、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等重要文件，在形成过程中，中顾委委员都提出过建设性意见。三是定期集中学习和讨论方针政治性问题。在北京的100多位委员按原来从事的工作性质，分为党政、经济、文化、军事4个支部，每半个月开一次会；在外地的40多位委员，按地区分组，每半年开一次会，对党的各项工作提出改进意见。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外地的委员，大家所提的意见和建议，中顾委办公室（后改办公厅）都要以会议简报或专题报告的形式先送薄一波和中顾委常委。据不完全统计，10年间中共编写会议简报800多期，专题报告近100期，共约1000万字。这些简报和专报，均由薄一波将其中重要者批送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参阅。

为了使建议切合实际，委员们遵照邓小平指示，每年都要深入基层，走群众路线，做了多方面的调査研究，并写出近300篇调查报告，200多万字。不少报告，对中央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措施起了参考作用。李维汉、谭震林、粟裕等十几位委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整顿党风和改进工作留下宝贵意见，这体现了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事业忠诚不渝的坚强党性。有50多位委员到当年战斗过的地方，看望在艰苦岁月生死与共的干部和群众，带去党的关怀，宣讲党的政策，了解和反映群众的迫切要求。

（三）要求中顾委协助中央承办的一些重要工作

据我所知，十年中，中央委派中顾委承办的重要工作主要有以下六项。

第一项工作是协助中央把整党工作搞好。1983年10月11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选举产生了由16人组成的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胡耀邦为主任，万里、余秋里、薄一波、胡启立、王鹤寿为副主任，薄一波为常务副主任。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第三天（10月15日），中顾委召开第二次全会，胡耀邦受邓小平的委托到会讲话。他说：“这次整党的任务就是邓小平同志概括的四句话：‘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这次整党，是关系到我们党的兴衰的大事。我们老同志都应当尽到也一定能够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量和责任。在中央整党决定的起草过程中，中顾委常委曾开了三次扩大会议，提了不少好的意见，其中有些重要的意见被采纳了，我们为整党决定的形成尽了一份力量。现在整党已经开始，中央又委以重托，我们应当尽更多的力量。中顾委向中央的报告中，把积极参加整党工作列为今后工作安排的第一项。在这次全会之后，中顾委准备开几天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中顾委如何参加整党的问题。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协助中央把整党工作搞好。”

中顾委于10月16日就召开常委会，研究中顾委协助中央进行整党问题。会议决定，选派28名委员参加整党指导委员会的工作。经中央批准，其中有5人担任中央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并分别兼任办公室主任、检查组组长、检查“三种人”小组组长等职；有13人担任中央党群口、工交口、政法口、财贸口、外事口、综合口以及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体委、中央统战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兵器部的整党指导工作；有10人担任上海、河北、湖南、湖北、福建、广西、四川、新疆等省市自治区的整党联络组组长。由于人手不够，后来中顾委又选派11名委员（先后共派39名委员），参加中央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在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委员们尽心尽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有的还受到邓小平的表扬。

第二项工作是协助中央解决“学潮”问题。1985年秋冬之交，从北京开始，全国范围内骤然掀起一阵“学潮”。北京大学率先在校园里张贴出大字报和大标语，并在校园内举行游行活动，强烈谴责日本内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呼吁政府把“九一八”定为“国耻日”。从11月中旬开始，在北大的大字报中，出现了攻击党的领导、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要民主、要自由”等内容，并到天安门广场集会。继而在外地的一些高等院校也出现游行集会活动，严重影响教学秩序和社会安定。党中央和邓小平对此非常重视。鉴于中顾委老同志中有许多人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又善于做青年的思想工作，中央就委托中顾委在“一二·九”运动前夕，举行纪念“一二·九”50周年座谈会。为了开好这次座谈会，中顾委常委会决定，请蒋南翔、刘澜涛、段君毅、呂正操、李昌组成五人小组，具体负责这项工作。11月23日至27日，座谈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参加座谈会的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和社会人士93人，来自北京、上海、西安、成都、广州、昆明等地16所高校的学生代表118人，教师和院校干部代表27人，共387人。由于参加座谈的人数较多，会议有分有合。在会上发言的共有163人，多数是学生代表，老同志也有几十位发言。大家围绕“发扬一二·九光荣传统，站在建设和改革前列”这个主题，回顾当年，面对今天，展望未来，亲切交谈。座谈中，老同志首先对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予以肯定，同时指出同学们有些观点和主张存在偏激和情绪化的问题，希望同学们要学会历史地、全面地看待当前的问题。老同志还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劝告青年一代，指出“一二·九”时期的青年的历史使命是拯救中国，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是建设中国。我们青年一代要发扬“一二·九”运动的光荣传统，就要像前辈那样，认清自己所处的形势，肩负起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这次座谈会收到了良好效果，只可惜没有动员全党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继续深入地做下去。

1986年，学生闹事愈演愈烈。中顾委的老同志对此十分关切，纷纷要求中央采取必要的措施。同年12月，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4页。】

第三项工作是中顾委自身也要新老交替、有进有出。为了加快新老交替的步伐，中央决定，1985年9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委员会的成员做一次比较大的调整，退出一批年龄大的同志，增补一些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为了做好这次调整工作，中央常委决定，由胡耀邦、薄一坡、宋任穷、余秋里、乔石、王鹤寿同志组成工作小组，指导三个委员会的人事调整工作。中顾委虽是二线机构，但也要有进有出，让体弱多病、丧失工作能力的委员退出中顾委，腾出位置，以便让仍在一线工作的老同志进入中顾委。为此，中顾委也由薄一波牵头，成立由萧克、伍修权、陈野苹、荣高棠组成的五人小组，负责调整工作。经研究，薄一波请示邓小平后提出退出中顾委的四条杠杠：一是85岁以上的同志；二是80岁以上身体不好的同志；三是身体多病、丧失工作能力的同志；四是在人大、政协有职务的中顾委委员，只能在一头任职，职务不交叉。按照这个原则，五人小组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商量，最后拟定了37位老同志退出中顾委的名单。正在这时，名单中的刘俊秀同志去世，所以名单改成36名。这36位同志不愧为受党教育多年的老革命家，他们以党的利益为重，联名致信党中央，表示愿意退出中顾委。这些委员退出后，另增补56人，这样，中顾委委员总人数达182人，比十二大增多10人。中顾委的主任仍是邓小平，但副主任、常委都有变化。原中顾委副主任谭震林、李维汉、许世友先后去世，选举王震、宋任穷为副主任。原常委中有4位去世，增补了黄镇、李一氓为常委。因此，常委由24人减为22人。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邓小平、胡耀邦邀请退下来的老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合影留念，共同聚餐。参加聚餐的领导人还有李先念、胡启立、彭真、杨尚昆、邓颖超。席间，薄一波以主持人的身份首先讲话。他说：“在座的老同志们，我们在一起共事，有半个多世纪了。今天，你们退下来了。小平同志说，让耀邦赞助（出钱），和大家照个相，做个纪念。”

何长工代表老同志讲话。他深情地说：“我代表退下来的同志们感谢中央，感谢中央请我们吃饭。我已经八十五岁了。中央一再说要把我们生活保证好，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一定听中央的话，把退休制度坚持搞下去。”

万毅的心情非常激动，他用清代诗人龚自珍的诗句来表达对党的深情。他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今天，我们这些老同志虽然离休了，但正如陈云同志所说，作为共产党员，没有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共产党员，活着就永远处在第一线。”

邓小平这时站起来说：“听了你们这些话，我也要讲两句。你们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了干部制度改革。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要大书特书。我要敬你们一杯！”

邓颖超对胡耀邦举杯说：“我祝常委同志们健康长寿，寿比南山，活100岁。”

胡耀邦回应说：“祝同志们健康长寿！”

傅钟对邓小平、胡耀邦说：“希望你们都要活到100岁。”胡耀邦对傅钟说：“那你先要活到100岁。”

邓小平抽着烟插话说：“够呛。我，耀邦，李井泉，我们三个人都抽烟。”

这次聚会谈笑风生，其乐融融，充满了老一代共产党人之间的深情厚谊和祥和欢乐的气氛。

时隔一年，即1987年10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定着手筹备十三大的换届工作。为安排十三大的人事调整，中央常委决定成立七人小组，由薄一波牵头，成员有王震、杨尚昆、姚依林、宋任穷、伍修权、高扬。邓小平找七人小组谈话时说：三个委员会的人选就委托七人小组负责了，我也听七人小组的安排。十三大的中央领导班子一定要年轻化，选拔的人要正派，与“三种人”不沾边。【根据伍修权的传达记录。】

就在十二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以身作则，共同约定一起退下来，而且一退到底，不再担任任何职务。消息传到中顾委，许多老同志都表示不能接受，要求薄一波向邓小平反映他们的意见。薄一波向邓小平反映后向委员们传达说：“我向小平同志反映了大家的要求，小平同志说，我这次如果不退，再搞一届，我就成了‘世界第一’啦！我说丘吉尔就干到八十岁呀，小平同志说，丘吉尔是七十九岁退下来的，后来当‘后排议员’，拿着大烟斗，坐在后排打瞌睡。我又说，阿登纳不是干到85岁吗？他说，是啊，如果我再干一届，就88岁了，那就不是变成‘世界第一’了吗？他还说，现在我的脑筋确实还可以，身体也不错，还能游70分钟泳，可是，人过80，谁晓得哪一天起变化啊，什么‘长命百岁’、‘万寿无疆’，正是因为长命百岁不容易，万寿无疆不可能，所以人们才这样说。他还说，如果现在我们这些老同志不开明一点儿，不退下去，新的人不上来，也就锻炼不了，那么，有朝一日，我们大家都到了90岁了，好啊，都退下吧，可谁来接班啊!”【根据会议记录。】邓小平的肺腑之言，深深感动了中顾委的老同志，认为他以实际行动为全党作出了表率。但委员们鉴于当时国内外的复杂局势，仍希望他们再留一段时间，为党中央把把舵。在大家的要求下，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酝酿，并征求多方意见，才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人“半退”，即退出中央委员会，各担任一个职务。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任全国政协主席。

十三大换届时，中顾委的成员又作了一次调整。主任为陈云，副主任为薄一波、宋任穷。退出31人，增补59人，共200人。这是最后一次人员调整。据统计，从十二大到十四大前，先后进入中顾委的委员共有287人，中途退出中顾委的有95人，十年间因病去世的有57人。

第四项工作是支持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平息八九政治风波。1989年春节之前，陈云去杭州休息。后来见到北京局势不断恶化，他再也无心在杭州休息了。5月7日，陈云返回北京。5月19日上午，李先念、杨尚昆受邓小平的委托来到陈云住地，通报中央关于实行戒严的决定。陈云表示坚决拥护，说“北京定，天下定”。5月2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陈云连续几天找中顾委的一些老同志、老将军谈话。5月26日，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议，传达中央、国务院关于反对动乱、维护社会安定的指示精神，并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讲了两点意见：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2000万革命烈士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宋任穷，常委王平、王首道、伍修权、刘澜涛、江华、杨得志、萧克、余秋里、宋时轮、张劲夫、陆定一、陈丕显、陈锡联、胡乔木、段君毅、耿飚、姬鹏飞、黄镇、康世恩、黄火青等23位同志。会上有16位同志发言，一致表示坚决拥护陈云同志的重要讲话，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正确决策和采取的果断措施。他们在发言中说，我们都是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创建和建设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同志，深知胜利来之不易，深知如果不把极少数人制造的这场动乱坚决平息下去，就会党无宁日，国无宁日。在此紧急关头，我们老同志一定要挺身而出，和全党同志一道，坚决揭露极少数制造动乱的人的阴谋诡计，坚决同他们斗争：同时，我们要把极少数人同广大青年学生严格区分开来，坚决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这是我们每一个老同志的责任。第二天，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消息。

在平息这场风波中，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一位中顾委常委感叹地说：“在这个关键时刻，陈云同志讲话本身，就是有重大意义。我想，我们党的历史上会写这一笔的。”宋任穷说：“在这场斗争中，小平、陈云、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家，坚决支持中央常委多数同志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第五项工作是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在八九政治风波中，中顾委有四位同志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中顾委常委会决定召开党的生活会，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从7月中旬到10月初，中顾委召开了近十次会议，先由这四位同志在会上做检查，然后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10月6日，中顾委常委会决定，批评帮助告一段落，处理意见待中央统一平衡后再议。直到1990年4月中旬，中顾委常委会给陈云写一报告，提出拟对这四位同志暂缓进行党员登记。陈云经过反复考虑后，于5月24日把薄一波、宋任穷请到他的住处，谈了他的看法。他说：“我反复考虑，这次党员登记时，应该允许他们登记。”为什么这样做？陈云讲了三条理由：一是：“在党员登记工作中，暂缓登记可以有，但是要把政治问题同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分开。在政治问题上，处理要格外慎重，只要检讨了（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表示了本人现在对错误的认识程度，这就是记录在案了。不要扭住不放，这不是我们的好作风。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很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二是：“1989年这场风波，是建国以来没有发生过的非常复杂的政治事件，也是我们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场特殊的政治斗争，当时中央常委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加上中央有些报纸进行了错误的宣传，使得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同志都不了解真实情况。所以我主张，对于这场政治斗争，应该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来处理=就是说，应该从全局的观点，即从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对犯错误同志的审査，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当然，对于那些触犯法律的，应该依法惩办。”

三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开七大的时候，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还是被选进中央委员会，李立三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去年我们撤销了赵紫阳同志党内一切职务，但并没有开除他的党籍。”“我认为这样做是很好的，是有利于安定团结的，有利于教育团结绝大多数人的。中国现在是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动乱不得。”

薄一波、宋任穷表示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薄一波说：“在七大时，对几个犯错误的人，包括王明、博古，也没有给什么处理。”陈云说：“对，还是中央委员。”【陈云同志的谈话记录。】

第二天，即5月25日，陈云写信给薄一波、宋任穷并中顾委常委说：“如果大家同意上述意见，请以中顾委名义，报请中央常委审定。”中顾委常委认为，陈云“站得高、看得远”，“所谈意见，体现了实事求是地慎重处理党内政治问题的优良传统”。“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维护国家的稳定，也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90年6月2日中顾委常委会议纪要。】

第六项工作是中顾委老同志要带头学哲学。八九政治风波后，陈云认为，全党各级干部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提高哲学思维能力。1989年9月14日，陈云同薄一波、宋任穷谈话，提出应该组织中顾委常委和在京委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随后，陈云给中顾委常委写了一封信，解释他为什么要在中顾委提倡学哲学。他说：“其目的有二：一是我们这些老同志有丰富经验，但需要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二是带动新干部乃至全党同志都来学习哲学。”9月27日，中顾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如何落实陈云关于组织中顾委成员学哲学的问题。与会同志认为，“陈云同志提出要组织高级干部（包括中顾委老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确实是当前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这不仅对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十分必要，而且对我们统一思想，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着深远的意义。因此，应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中顾委常委会会议纪要。】。考虑到中顾委成员年事已高，不宜阅读太多的哲学书籍，决定以专家授课为主，阅读理论书籍要少而精，并委托胡乔木、邓力群做一计划。后来，请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同志讲了两次课，各支部也进行了几次讨论。

1990年2月，中顾委又把春节期间陈云给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题写的15字条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解释，印发给委员们学习。陈云说：“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才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方说，看这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没有把，两人各看到一面，如果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那末，对茶杯这个事物我们就得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论持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战必亡’的亡国论和台儿庄战役胜利后滋长起来的速胜论。毛主席说，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也是毛主席的办法。他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据档案。】

适时撤销中顾委

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曾同陈云商量中顾委撤销的时间问题。他们一致意见，到十四大的时候，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陈云传》（下），第1824页。】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谈自己在十三届五中全会退休问题时，同时提出：“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6页。】

1990年夏，邓小平从北戴河回京后，又请杨尚昆转告薄一波：“要考虑十四大取消中顾委，你有什么意见？”薄一波表示：“没有意见。中央和小平同志怎样考虑，我就怎样执行。”【薄一波1990年10月7日讲话记录。】

1992年2月23日，陈云在上海同陈丕显谈话时，请陈丕显带口信给薄一波、宋任穷，说：十四大以后，“我退下来”，“中顾委要不要，也请他们考虑”。陈丕显回京后，向薄一波、宋任穷转达了陈云的意见。为了慎重起见，薄一波又专门打电话征询陈云的意见，得到明确的回答是：“陈云同志的意见是撤销中顾委。”薄一波表示：“我和任穷都表示退”。【《陈云传》（下），第1824页。】

1992年8月底9月初，邓小平又严肃地讲：“中顾委必须撤销。”【薄一波1990年10月7日讲话记录。】

经中顾委常委会决定并报陈云同意以后，薄一波、宋任穷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报告稿说：“十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邓小平、陈云同志的先后主持下，中顾委根据党章规定的任务，并且按照‘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和‘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方针，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报告稿在概述中顾委所做的主要工作和发挥的作用后说：“顾问委员会是从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过渡性组织，设立顾问委员会是我们党的一项创举。实践证明，党中央的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我们的党情和国情的。”报告提出：“鉴于党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正在顺利执行，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已取得预期的进展；鉴于中顾委已历时两届，委员们的年事都很高了，已基本上完成了作为一种过渡性组织的任务，为此我们建议，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可以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1992年10月7日下午，薄一波在中顾委会议室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讨论中顾委向十四大的工作报告稿。到会144人。大家对中顾委十年的工作和发挥的作用没有提出异议，但对建议十四大不再设立中顾委则反应强烈。会上有十多位委员发言，大家各抒己见。有些委员认为中顾委已完成历史使命，可以撤销了；多数委员思想不大通，认为当前国内外局势还很复杂，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任务很重，还需要老同志帮助出出主意，要求把中顾委再保留一届。第二天继续开会，薄一波、宋任穷把邓小平、陈云提出撤销中顾委的过程和必要性给大家作了说明，并且提出：“小平同志讲了话，陈云同志讲了话，他们两位是十二届、十三届的中顾委主任，中央又作了决定。”“维持原来的报告对党、对开好十四大、对中顾委、对个人都有利。我提议，明天开中顾委全会时，大家鼓掌通过，这样才显示出我们拥护中央，拥护小平同志。”说到这里，大家热烈鼓掌，显示出老同志讲党性、顾大局的崇高精神。

10月9日，中顾委第九次全会在北京召开，薄一波、宋任穷受陈云委托主持这次会议。全会一致通过了中顾委的工作报告，提请中共十四大审议。

10月18日，中共十四大通过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中说：“大会认为，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十年来，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大会高度赞扬老同志为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新老干部的交替与合作，保证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后继有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大会向中央顾问委员会和老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至此，由邓小平、陈云主持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在经历了两届之后，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本文作者：原中顾委副秘书长 北京 100034）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