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问题考

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问题考

魏德平

　长期以来，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说法广为流传和盛行，而张闻天在解决这件事情上发挥的作用却被有意无意忽略和淡忘。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说法受到质疑和挑战。尤其是《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以及其他资料的问世，对毛泽东初到陕北的基本事实有详细的介绍，这为研究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处理“陕北肃反”问题上的贡献创造了条件。笔者试就上述问题做一点考证和辨析。

　 毛泽东没有主持解决“陕北肃反”问题

　关于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说法，讲得最具体、最形象生动的是当时负责调查“陕北肃反”的红军保卫局局长王首道。他回忆说：“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在吴起镇和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正当毛主席紧张部署直罗镇战役的时候，陕甘边区的干部和群众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个严重的情况，一个多月前，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大批负责同志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对此，广大干部群众无比义愤，希望毛主席、党中央公道处理。毛主席仔细地倾听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映后，立即指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王首道还对毛泽东决策为刘志丹等“陕北肃反”的受害者平反的史实做了比较生动和详细的记载：“直罗镇战役结束以后，毛主席来到了瓦窑堡，我们即将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汇报，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了我们的看法，并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同时，为严明党纪，毛主席、党中央对制造这起冤案的有关负责人作出了处理。对戴季英给予最后警告处分，并撤消了他的领导职务。”

　在王首道的回忆中，领导解决“陕北肃反”的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只字未提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的作为。在后来的许多著作或研究文章中，由于王首道是直接参与处理过“陕北肃反”的重要当事人，又留下了到目前为止，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解决“陕北肃反”问题最详细、最生动的文字材料，因此在论及这段历史时，在史实依据方面大多援引这段论述。

　 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的观点也开始随之动摇。虽然毛泽东对“陕北肃反”问题也采取了积极干预的态度，但是当时解决“陕北肃反”的具体工作毛泽东则无暇顾及。在得知“陕北肃反”严峻形势和刘志丹等被关押的情况后，毛泽东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在得知“陕北肃反”的详情后，毛泽东明确表态，积极制止了肃反的恶性发展。此后，中共中央直接介入“陕北肃反”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最后颁布《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和《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两个文件，对“陕北肃反”进行了处理和解决。在此期间，毛泽东一直在前线主持打退国民党对西北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没有直接负责处理“陕北肃反”问题。毛泽东在参加下寺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根据会议决议11月4日率部南下，组织领导以直罗镇战役为中心的反国民党“围剿”的军事作战，一直在前方，直到12月13日才返回当时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关于处理“陕北肃反”问题，只是在“11月18日，在张村驿，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虑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提出纠正肃反中的错误。”（《毛泽东年谱（1893-1949）》）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从毛泽东给张闻天等的电文中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虽然认为“陕北肃反”在执行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错捕”的“事实”，必须纠正，但是对于肃反本身是否正确，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表态。

　张闻天领导解决了“陕北肃反”问题

　新世纪以来，一些相关著作的问世出版和相关史料的面世，使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史实逐渐为世人所知。

　学者何方在其著作中说：“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陕北肃反错误、释放刘志丹等人，是张闻天直接领导和亲自处理的。”（《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共中央领导处理“陕北肃反”重要的历史见证人，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回忆也明确谈到了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史实。刘英回忆：“闻天抓得很紧（指处理‘陕北肃反’问题——引者注），错误很快得到纠正。十一月下旬就为刘志丹、习仲勋等彻底平反，被关起来的红二十六军干部也都放了出来，恢复了他们的工作。”（《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陕北肃反”期间担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的郭洪涛在回忆中也明确讲：“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等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同志领导的。”（《郭洪涛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

　以上研究和回忆是肯定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尤其是《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等有分量著作的问世和一些珍贵史料的公开，为研究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的基本史实创造了条件。

　张闻天在得知“陕北肃反”基本情况后，明确表达了制止肃反的意见，及时派人制止肃反的扩散蔓延。在吴起镇期间，活动在当地的原红二十六军干部张明科、龚逢春等先后向张闻天、毛泽东等汇报了“陕北肃反”的部分情况，使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意识到肃反的严重性和解决肃反问题的紧迫性。在得知“陕北肃反”比较详细的情况后，张闻天提出要纠正“陕北肃反”问题，并采取了初步措施。中共中央抵达甘泉县下寺湾后，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等会面，听取郭洪涛关于肃反问题汇报后，当即与毛泽东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立即释放刘志丹，并决定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等带无线电台先去瓦窑堡，制止错误肃反，调查情况，等候中央处理。（《张闻天年谱（1900-1976）》）

　在到达关押刘志丹等人的瓦窑堡后，张闻天直接领导了对“陕北肃反”的调查研究、分析定性和解决处理等工作。11月10日（一说11月7日），张闻天率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进入瓦窑堡，随即接管了原西北代表团保卫局，任命王首道为保卫局局长，并指示成立五人（王首道、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领导小组负责调查审理“陕北肃反”问题。五人小组“在洛甫领导下”（《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经过整整二十天的调查，十一月二十六日，以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名义，作出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董必武传（1886-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11月30日，张闻天主持为刘志丹等平反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张闻天年谱（1900-1976）》）至此，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完成了对“陕北肃反”的基本处理工作。

　通过以上资料的介绍，可以清晰地看出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概况，是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主持解决了“陕北肃反”，代表中共中央释放了受到残酷刑讯折磨和政治诬蔑的刘志丹等原陕甘边根据地为主的西北根据地领导人。自此以后直到延安整风西北高干会召开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陕北肃反”问题都基本维持着张闻天主持确定的相关结论。

　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的贡献与局限

　张闻天在主持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也遗留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给后来几经起伏的“陕北肃反”争论以及张闻天历史功绩被埋没留下了隐患。

　张闻天在主持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的局限性在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处理“陕北肃反”的标志性文件《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中表现比较明显。这两个文件肯定，“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对“陕北肃反”存在的问题仅仅认为是：“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因此仅仅处理了当时直接负责肃反工作的原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聂洪钧和原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但是主持领导“陕北肃反”的机关及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都没有追究。这造成了受迫害当事人的严重不满，给“陕北肃反”后续斗争留下了组织隐患。这也是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后其历史贡献不被认可或者被刻意回避的重要原因。

　与此相对的是，毛泽东在解决“陕北肃反”后续争论问题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推动“陕北肃反”问题解决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延安整风期间解决了“陕北肃反”的主要争论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参与的西北高干会，几乎完全否定了张闻天主持制定的解决“陕北肃反”的结论，为受到冤屈的刘志丹、高岗等人平反昭雪。11月21日、23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在西北高干会上的报告》的长篇演讲。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朱理治和郭洪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对他们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定性。同时，对在“陕北肃反”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刘志丹、高岗等人作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12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这个决定再次肯定了刘志丹、高岗等的历史贡献，并指出，一九三五年中央党务委员会所作决定中的错误内容，“其基本原因是在于那时中央还没有做出‘在遵义会议以前一个时期内中国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这一决定的缘故。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所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是这一错误路线在陕北的具体化，其所造成的错误肃反，则是这一路线的登峰造极的结果。”“中央党务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的决议除对戴、聂处分仍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至此，张闻天主持制定的关于“陕北肃反”的结论基本被否定，“陕北肃反”受害者在政治上彻底翻身，在组织上受歧视和排挤的问题也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深入了解了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后主持解决了“陕北肃反”相关遗留问题，思想上，分清了是非，清算了“左”的指导思想；政治上，肯定了刘志丹、高岗等在西北根据地历史上的功绩和代表“正确路线”的地位；组织上，继续追究“陕北肃反”领导者、参与者的责任，启用和重用“陕北肃反”受害者。由于上述原因，当事人在回忆“陕北肃反”时，在评说领导人历史功绩和贡献时，淡化和回避张闻天，高度肯定和颂扬毛泽东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作者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来源：《北京日报》2014年0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