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研究：异域嘤鸣传友声

李大钊研究：异域嘤鸣传友声

——读后藤延子《李大钊留日学生群体与日本社会思潮》书稿

朱成甲

今年是李大钊诞辰125周年，后藤延子[1]先生《李大钊留日学生群体与日本社会思潮》这部书稿，经由韩一德先生几年的苦心译编，在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王学珍会长和古平秘书长的重视与支持下，终于即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世。在付梓之前我有幸受而读之，是以，在此发表我的一点评论意见。

一、一部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之作

中日文化交流，可谓源远流长。从近代交流史来看，鲁迅与中日两国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是始终居于首位的。那么，鲁迅之后谁又能居于第二位呢？历史证明，就是李大钊，而日本学者清水安三认为：“应该说与鲁迅情况差不多的李大钊在日本也许更有名气。”（见书稿附录：《回忆李大钊先生》）。

鲁迅于1902年即甲午战后的第七年，应国家的意志“别求新声于异邦”[2]；而李大钊于1913年即民国成立后的第二年，由于个人的自觉也负笈东瀛，以寻求“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3]这两位人物对中国其后命运的影响和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并永远为中日两国人民所敬重。

鲁迅在中日文化史上所留下的藤野先生形象和在1933年那个特殊年代书赠日本西村真琴博士所留下的“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诗句[4]，其价值是永远难以估量的。李大钊由于“留东三年”，从而确立了以人（“民彝”）为本的政治观，确立了以“更生”、“再造”为务而超越孙中山以“振兴”、“复兴”为旨的“青春”的民族观与国家观。继而，他又首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其最初的理论传播渠道也是来自日本，来自河上肇先生。自此以后，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不管道路如何曲折，其主线自然都永远离不开这两位人物。这部书稿所反映的是李大钊留日的那个特殊时代，而作者所走过的李大钊研究以及与中国学者的文化交流之路，则反映了日本战后与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特殊的新时代，因此，它才值得予以重视。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随之揭开了新篇章。1984年10月在乐亭召开的纪念李大钊诞辰95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和后藤先生的破难与会[5]，就是这种新篇章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迄于今，已整整30年了。

30余年来，中国的李大钊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也取得前所未有的繁荣与成绩，而在这些成绩中，也都有日本学者特别是后藤先生的贡献。她从1989年起，连续三次都来中国参加全国性的纪念李大钊学术活动。她每次都带来新的学术成果进行交流，而每次回国以后，又将活动情况和我国李大钊研究情况向日本学者进行介绍。她自然地成为中日之间学术交流的一位热情使者，也由此成为中国学者最为熟悉的、备受尊重的学者、友人。

后藤先生对于李大钊的执著研究，数十年如一日。她1969年3月在京都大学获博士学位后，1970年即发表《李大钊的过渡期思想》。其后，1974年发表《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中国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1976年发表《李大钊对“世界史”的发现》，1977年发表《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论》，1983年发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十多年的成果，都是在她与中国学者见面交流之前取得的。我们可以想象，她在并无机会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的情况下，就不惜以自己的青春与智慧倾注于对李大钊这位历史人物的研究，倾注于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这是一种何等真挚的感情与崇高的精神追求！诗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6]后藤先生由此开始传给我们的，应该就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属于一个新时代的、诚挚的学者的心声、友声！

后藤先生的李大钊研究，反映出属于一个新时代的学者断然摒弃祸人害己的狭隘民族主义、追求人类文明共同理念的品格与灵魂，从而，也就使中日文化交流达到一种新的科学理性水平。对此，我们通过她的一篇手稿（1999年由韩一德翻译，题为《日本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7]）可以看得更为明白，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位邻邦学者对李大钊这位中国伟人的研究，为什么竟会到了几乎不惜付出自己毕生心血的地步。

后藤先生说：“正确地反映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这是日中之间建立真正平等的、世代友好的关系不可缺少的重要课题。”为此，日本学者从“日本战败那一天起，一直在对这次战争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寻求研究中国的正确观点和方法”。后藤先生更为明确尖锐地说：“它意味着必须对那些导致主观地、歪曲地认识中国的日本历来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进行深刻地清算，也可以说这实质是日本人自我认识的问题。”她也深知，这当然“是一条曲折的、充满险阻的道路”。中国学者今天在面对这位30余年友人的时候，应该真正地、深刻地、高度地了解并珍视她的这种坚强勇敢的意志与精神境界。

后藤先生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及其思想，就成了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和马克思主义源流的基点，引起日本学者的特别关注”。成为“战后日本学者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且“研究得最多的一个课题”。也就是说，这个新时代的日本学者认为，研究李大钊这个人物，就是反省日本过去的道路和正确理解与认识中国的“正确观点和方法”。几十年来，日本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诸多专家学者，例如斋藤道彦、里井彦七郎、西顺代藏、野原四郎、野村浩一、丸山松幸、近藤邦康、森正夫、藤谷博、村田雄二郎、富田昇等，都曾发表过关于研究李大钊的成果，而后藤先生则是这方面用功最勤、持续时间最长、成就也最突出的一位杰出代表。她即将出版的这部著作，是继《李大钊思想研究》之后的又一本中文译著，也是年逾古稀的她，不顾劳瘁，对中日文化交流的又一重要贡献。

二、新时代的科学理性追求与对中国学者的文化交流

后藤先生作为著名史家不仅在知识、学术层面上对中国的李大钊研究作出重要贡献，而且在治学的观念、品格、学风、方法等方面，也颇为中国学者所重视、所称道。自然，中国学者这方面的成就与优势，后藤先生也同样给予高度重视与评价。

（一）后藤先生所秉持的治学理念，中国学者应该予以高度评价

学者的基本治学理念，必然反映学者的灵魂。后藤先生将李大钊研究作为自己人生的重要选择与学术上的执著追求，其精神境界与灵魂置诸当时日本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实在不能不给人以震撼般的感受。

日本的现代化道路开启以后，法治势力与军阀势力之间就曾不断地进行反复较量，但不幸邪竟压正，终于在甲午之后走上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道路。这样的国家，在它战败之后，要对其思想文化从根本上进行“反省”和“清算”，谈何容易！而后藤先生恰恰就是“不顾险阻”，下决心这样做的学者与志士仁人。

“反省”与“清算”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根本突破点，就是首先要摒弃那种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极端狭隘的爱国主义。日本的侵略者、军国主义分子，正是在此根本点上对于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观做了根本的颠倒与践踏。历史证明，正是在这两种极端狭隘反动的“主义”基础之上，才进而形成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与对内专制独裁的法西斯主义，否则，就绝不可能形成那样的大气候。也可以说，正是由于军阀势力将这四种“主义”捆绑在一起，才造成反人权、反人类的大“劫波”。李大钊在五四时期，就曾发表多篇文章对此发出警讯，并进行批判。后藤先生的治学观，正是由于这种根本性的突破，才使她的学术思想达到与人类历史潮流、与人类文明理念相一致的高度，达到现代科学理性的高度。

（二）后藤先生实事求是的学风，也给中国学者以积极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了双方的学术交流

史家从来都应该是重褒贬而又慎褒贬的，因此，也就更需要实事求是的学术良心与品格，而后藤先生的学术实践正是自然地体现了这种品格与学风。

追求实事求是，在很多情况下实在是很不容易。我正是在追求实事求是的过程中，在尚未能完全脱离传统气氛压力的情况下，曾受到后藤先生的这种品格的鼓舞。

1983年12月，我抱着不避风险的态度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的文章。在我准备迎受批判的时候，1984年1月，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李新同志在重要的学者聚会上，对我的实事求是精神首先给予了高度赞扬。两个月后，作为李大钊研究领军人物的张静如先生，也来信给予高度肯定。尽管如此，我仍是不能免去惴惴之心去参加10月份的乐亭会议，并做好了在会上可能受到围攻和批判的准备。届时这种情况虽然没有发生，但确实有的同志表现出抵触情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异域学者的后藤先生，在继李新、张静如两位先生之后，也表达了极为鲜明的态度。

我和后藤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餐桌上。因为有事，我入座时大家已相互介绍完毕，并已开始用餐。我表示歉意坐下后，坐在她一旁的韩一德先生向她作介绍，她顿时非常惊讶与喜悦，满面笑容地点头，说她知道我，并兴奋地用手比划说：“朱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是高水平的学术著作。”用餐后，我们在院子里又说了一会儿。她非常庄重地称我的“学术成就”很让她“钦佩”！她还谈到日本学者对中国学者的一些不实事求是的说法和曾有看法，并赞叹：“现在看来，中国真还是有人才的！”韩一德先生后来告诉我，在送后藤先生到机场的路上，她还再三地称道我。由此可见，她这一次也是来到“异域”，中国人、中国事对于她来说，印象是多么新鲜而深刻！[8]

李大钊学术讨论会30年来已举行过多次，但乐亭这一次却最具文化标志性意义。它不仅使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李大钊研究领域揭开序幕，而且通过这一次交流了解到双方共同尊奉的实事求是学术标准和心声。这次会上，张静如先生在主持讨论时再一次明确地表示对我实事求是学风追求的肯定。在返京途中，会议期间与我共住一室并从此成为终生好友的姚维斗同志也向我坦诚地表示，他自己就曾和几位同志不能接受我的文章，并几次集议写文章批判，经过这次讨论会，认识才终于根本转变。经过乐亭会议与中日学者之间的交流，中国李大钊研究的实事求是精神有了进一步的新发展。这种根本性变化的时代信息，经由后藤先生也自然地传到日本，传到一直以高度重视李大钊研究作为民族自我“反省”、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寻找文化之路的日本友人那里。所以，只有这种双方共认的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才是中日之间学术交流的共同基础。25年后，后藤先生在此问题上果然又一次发出了不平凡的声音。

2009年10月，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后藤先生在中国友人的期待中又一次来参加。报到后，她收到中国李大钊研究会选编的1978年以来，特别是其后20年的“代表性研究论文”——《李大钊研究论文集》。其中，收有我2009年8月在《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上发表的文章，即：《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李大钊历史作用问题的探讨——兼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有关论述》。后藤先生在第一天开幕式的大会发言中说，已经读了我评论石川的文章，并明确表示“同意”我对于石川先生的批评意见。《文集》的文章很多，共有480页；我的文章很长，有25页。她不顾旅途劳累，竟连夜看了我这篇文章，并在“实事求是”这一学术品格上明确表态，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后藤先生的确是已把“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人称之为思想指导原则的标准，融化于自己的人生意义与学术品格的不懈追求当中。更想不到的是，她的这种追求，在五年后竟成为我现在所看到的这本书稿的由来和基本线索。[9]她的这种品格，作为中国的学者怎能不三致意焉！

后藤先生对李大钊在中国近代史上特殊重要地位的理解和在中日文化史上重要地位的理解，对李大钊这一伟大人物作为思想家、理论家特点的把握和攻坚克难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以及在研究过程中既重视理性思辨又极为重视扎实细致的考证工夫，都很值得我们重视。[10]正因为有后藤先生和其他一些日本学者友人与我们共同致力于李大钊的研究，才使得我们的研究成果有互相辉映之效，并具有更深层的思想文化意义。

最后，也要衷心感谢韩一德先生30余年来在李大钊研究领域和中日文化交流中的艰苦努力与突出贡献。她也以与后藤先生相辉映的品格与追求，在这两个领域留下永远值得珍视的成果。

[1]后藤延子：1940年生，日本国立信州大学教授，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李大钊研究著名学者。

[2]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

[3]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7页。

[4]鲁迅：《题三义塔》，《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页。

[5]后藤先生经曲阜师大吕明灼先生传来信息，希望能够出席乐亭会议。经河北省委审批后，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向她发出邀请。由于当时唐山地区尚未对外开放，故由韩一德先生专程到天津市公安局申请特批，才得以实现。——见韩一德对于书稿的《译序》。

[6]《诗经?小雅?伐木》。

[7]王青等译：《李大钊思想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

[8]后藤在书稿《序章》中说：“与中国学者真挚的交流，给我留下了珍贵美好的记忆，他们在困难条件下的学术追求使人深受感动，从此相互交流一直持续着。”“从而开始了李大钊研究的新阶段”。

[9]后藤在书稿《序章》中说：该书的写作是由于2009年第三次来京出席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时，因看到对石川禛浩的批评而引发的思考。她认为“考察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需有更广视野”，故不仅对李大钊而且对当年其他留日学生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所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也进行了考察。其目的是为了说明李大钊率先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具有必然性的社会历史背景，并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

[10]书稿分上、下编，下编附有后藤重要的学术论文。其中，《李大钊与中国社会党关系的考察》《李大钊与日本社会主义同盟》《严译＜天演论＞早期版本考察》等，都是中国学者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值得我国学者予以重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来源：《北京党史》2014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