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胡耀邦三度参与决策调整河北班子

改革开放初胡耀邦三度参与决策调整河北班子

钟兆云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引领河北回归正常，积极平反特大冤案，妥善解决文艺争论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示范。其中，尤以3次参与和决策调整河北省委主要领导干部，解决领导班子问题令人关注，堪为我党历史上的一个范例。

参与决策，拥护中央决定

197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河北工作汇报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主持会议。与会者除河北省委常委外，还有在冀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会上，李先念宣布了江一真赴河北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决定。胡耀邦参与了决策。

河北是“文革”重灾区，“左”的影响严重。河北省委主要领导，“文革”之初上台，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仍在原位。由于河北省委主要领导的抵触，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在燕赵之地难以贯彻，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展缓慢，以致进京上访人数居全国首位。中央亟需一位能力强者加强河北工作，扭转严峻局面，尽快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在卫生部部长任上大刀阔斧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老红军江一真，就这样被赋予重任。

3月30日会议结束前，胡耀邦在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带领下，和李先念、余秋里、王任重、宋任穷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河北工作和这次会议的重视及关心”。

中共中央批准的《河北省汇报会议纪要》称：“全体到会同志实事求是地回顾了河北省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主要经验，心平气和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地讨论了如何继续贯彻执行好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和与此有关的几个主要问题……到会同志一致拥护中央领导同志对河北工作的指示，决心认真传达、学习和贯彻好这次会议的精神……欢迎并支持江一真同志到河北工作……”

4月12日，江一真从北京起程前往河北赴任。

省委班子改组，支持江一真留任

1979年10月1日，叶剑英的国庆讲话表明了党中央坚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完成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心。江一真根据中央指示和河北干部群众的要求，建议省委要用叶剑英国庆讲话精神统一对河北“文革”十年的认识，在全省开展批极“左”、批派性活动，进一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搞“五湖四海”。但省委主要领导却说，“不能以叶帅国庆讲话套河北”，还振振有词地宣称，自己在“文革”中执行的是“革命路线”，是“顶‘四人帮’的”，对河北这些问题没有责任。

省委主要领导先是“不合作”，继而召开常委会无理围攻江一真。江一真坚定地说：“我来河北，抱定了不怕丢官、不怕开除党籍的信念，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河北广大人民的利益，只要党中央不让我走，我就必须坚守阵地，决不退却，决不能让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事业半途而废！”会后，有人反复向中央写信告状，攻击江一真破坏省委团结、不维护第一书记形象、借平反冤假错案来提高个人威信云云。有人还亲自进京找中央领导，公然要求将江一真调离河北。

江一真知道这些情况后，不得不向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领导人写信，或当面汇报澄清事实，提出如果中央还要自己留冀工作，那就有必要调走几位宗派思想严重、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不力甚至有意阻挠的领导。

河北的事情闹到了中南海。邓小平对江一真的表现和正气看在眼里，指示：江一真不能走，调开河北几位省委领导。叶剑英和胡耀邦也支持江一真。叶剑英还扶病当面听取了江一真的汇报，叮嘱他要注意斗争的灵活性。

在商定河北省委人事安排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提议江一真接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当初派江一真下河北，中央即有此意。中央领导在找河北省委主要领导谈话时，河北主要领导虽知自己早晚得离开河北，但坚决反对江一真接任第一书记，并以此作为自己离冀的条件之一。中央有的领导为安定团结大局，建议派国务院秘书长金明赴冀，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江一真仍任第二书记，同时调李尔重担任省长。

不曾料想，中央在调动河北干部时，出现了一些风波。省委某常委的妻子听说丈夫要调走，大哭大闹不说，还吃了大量安眠药以示抗争。中央领导受了一些老同志的影响，也就心软了，说那就算了吧，不要再动了。这样“算了”，另外两位原拟他调的省委书记以及其他常委也就原地不动了。如此这般，给河北的拨乱反正工作留下遗患。

召集“三驾马车”开会，指示共同把工作做好

中央定下河北省委新的核心领导后，专门召集金明、江一真、李尔重开了个小型座谈会。胡耀邦说，你们3个人的资格都很老，都可以做省委第一书记，但第一书记只有一个，希望你们能精诚团结，共同把河北的工作做好，当务之急是尽快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这是关系到党心和民心的大事，促进“四化”的大事。

胡耀邦还严肃地对金明说：“如果两年后发现你们那里还有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就要拿你是问。”他还说：“落实政策要大胆一些，处理人要慎重一些。”

对河北的派性问题，胡耀邦素有所闻，指出：派性在相当高级别的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中也有，因为他们的影响大，危害也特别大，“文革”十年，很多人都吸进了一些污浊的空气，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谁也不能说自己一贯正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深刻领会和贯彻执行小平同志关于选用干部的讲话精神，那就是“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

胡耀邦和中央领导的指示很明确，金明的态度也很明朗，江一真对河北今后的工作充满了信心。

一抓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二抓经济建设。这是中央对河北工作的期望，也是江一真下到河北后的一贯主张。河北省革委会取消，改为省人大，江一真兼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后，他还考虑省人大常委会应通过立法，有效地监督并督促政府和法院、检察院的工作。

1980年开春后，中组部派调查组帮助河北省委落实组织路线，《人民日报》也派员来冀调查并帮助落实党的政策，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河北问题的关心。

1980年4月26日，胡耀邦来到北京近邻的河北怀来县考察，结合在此前后听到的河北情况反映，感到河北的局势，总的虽然是初步稳定了，但存在的问题成堆，不安定团结的因素还不少。他为此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宋任穷作了一个批示：“任穷同志，我很担心河北问题。请同金明同志通通气……一定要坚持稳步前进。”接到胡耀邦批示后，金明、江一真、李尔重开了次碰头会，把前段时间各自下到地县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摆了摆。

5月下旬，河北省委落实政策汇报会议在石家庄召开。会上，在汇报和讨论中，大家摆出了大量事实，说明河北省落实政策不是差不多了，而是与中央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江一真的本子上记着与会者列举的一些具体问题，如：一些冤假错案还没平反；犯有严重打砸抢错误的人还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掌握大权；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而拒不认错，对十一届三、四、五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抱着抵触情绪和反对态度的人，至今还没受到处理；一些地方和部门对老干部的安排使用不当，甚至有的早该起用的老干部至今还被冷落一边；有些地方和单位领导班子还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整，以至落实政策的工作至今阻力还很大，拖着不办，甚至顶着不办……

通过会里会外的了解，江一真感到，河北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上，任务还相当艰巨。为了吹响大步前进的号声，他精心准备了一个报告，准备在常委会上吹吹风。在征求金明、李尔重的意见时，金明说：这个报告还是在大会上讲。李尔重也在征求意见稿上批道：“我看了很受教育，我认为很好。我也建议在大会上去讲为好。”

河北省委落实政策汇报会开了10天后，6月4日，江一真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在落实政策、调整领导班子工作中，要解放思想；在经济建设和各方面工作中，也要解放思想”，各地区和各单位只有结合实际，打破不符合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各种框框，才能真正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从而担负起党所交给的任务。

随后，金明在总结性的讲话中提出了几个问题，大家感到这个讲话对过去省委主要领导的态度显得模棱两可。本来根据省委的既定方案，李尔重到北京，就过去省委主要领导的错误向宋任穷作了让其检查的请示，省委前主要领导刘子厚同志也表示在一定时候做检查。这本来是个好事，但现任第一书记金明却突然改变了这一主张，还说：“我们不能仓促从事。因为有些问题省委需要研究，有些情况还需要搞清楚。”

江一真感到，第一书记对省委前主要领导的态度发生微妙变化。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好政策，整顿领导班子，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江一真坚持在河北为官的初衷。如果第一书记也有此认识，认真贯彻执行好中央制订的路线，他从内心里是愿意鼎力相助，无怨无悔做好“二当家”配角的。他所没想到的是，事隔一段时间后，虽有中央领导的批准，但河北揭批省委原主要领导的极“左”路线问题还是没有下落，由此使得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步伐踟躅不前。在调整领导班子上，“三驾马车”也出现了不同看法。

金明后来这样解剖自己：“我对调整领导班子的工作，顾虑很多，抓得很不主动。当有的同志提出调整意见时，我犹豫不决，迟迟下不了决心。本来干部交流和调整是经常有的事情，……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交流，对工作、对干部本人都有好处。有的同志到新的地方工作，比较超脱，对解决历史遗留的复杂问题更有利，对促进安定团结有利。（但我）过去片面认为，一调整就会引起许多人思想波动，就会使被调整的同志背上思想包袱，影响安定团结。……由于我对交流和调整干部的工作抓得不够有力，使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工作受到了影响……”

最让江一真意外的是，“三驾马车”对问题的不同认识，把他逼在了新的夹缝里。

但即使在这样的夹缝中，江一真仍不改初衷，按照中央要求，贯彻胡耀邦指示和批示精神，在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等工作尽力的同时，还腾出大量时间和精力，为河北的经济建设描绘蓝图。

解决分歧，客观评价问题和干部

自1980年冬始，河北省委主要领导之间的分岐问题逐步严重起来。在如何理解和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问题上，省委内部由争论发展到“争高低、论输赢”的程度。

在这方面，江一真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精神，有错必纠，尽可能不留尾巴，在纠错中批“左”，营造正气，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向着经济建设方向前进。而金明认为“十年大破坏，我们党需要护理。不只是要‘开刀’，对久病初愈的人，需要精心护理”，因此过多采取了“等等看”“和风细雨”的方式。如此久而不决，不仅使一些冤假错案难以平反，政策无法落实到位、到心，而且使河北笼罩在“左”的迷雾中，上访人数居高不下，直接影响了各种工作的开展。

3个都可以做省委第一书记的人在一省共事，工作方法不同，对问题认识不相一致，磕磕碰碰的事情难免发生。一方面是省委核心里有人批“左”不积极，一方面是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在此矛盾中，江一真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注意灵活性，忍辱负重，其中甘苦，只有他自己和几个秘书知道。

1980年9月，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金石、陈其麟受命到河北，调查了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事。中纪委副书记张启龙原先在河北工作过，对河北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给江一真捎去了一封亲笔信，说：“派他们两位来听听你的意见，可以放心谈透些。”

经交谈，江一真感到中纪委这两位同志为人正派，加上又有张启龙的信，彼此间共同语言颇多，中纪委同志对一些事情又追问得十分详细，知无不可对党言的江一真，便把省委的重大分歧给说了出来。

中纪委两同志回京后整理了一份材料，也没有事先请江一真修订核实，就上送中纪委领导。中纪委一个领导战争年代在山东时与金明关系甚笃，把此材料复印一份寄给了他。金明看了材料，生气地来找江一真：“老江，你有意见为什么不给我当面提，背后告我的状？”

中央确定“三驾马车”的格局后，江一真和金明之间是彼此关心、相互尊重的，虽然对一些问题看法不一致，但也还没有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这次谈话，金明既未明言看过材料，江一真也不便说出中纪委曾找他了解过有关情况，两人都在回避什么，使得这次谈话不深不透，为以后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1981年1月，河北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会议把揭批河北省委前领导的错误作为一项内容。出人意料的是，金明在讲话中对此轻描淡写，强调对他要一分为二。广大干部所希望的把这次会议开成河北工作“转折点”的愿望，明显落了空。

1981年5月，江一真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通知参加省委常委会。会议一开始，省委前领导体系中的几位常委就开始围攻江一真，有人吼叫要和江一真彻底决裂，有人还威胁要让江一真爬着离开河北。江一真严正声明：我是党员，中纪委找我了解情况，我只能反映实情，如果我反映的事实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你们可以去中纪委告我诬陷，我有问题，你们也可以向中纪委反映我的情况！把情况彻底弄明了，倒有利于河北的工作，省得党中央忧心，省得河北父老乡亲一个劲地往北京、石家庄上访申诉！

宋任穷得知河北省委常委会的情况后，明确叫停。一些有正义感的省委常委也无法接受省委常委会上这样的斗争方式，对江一真说：“你不向中央反映我们也要反映！”

这样，省委内部持不同意见的两部分人不断向中央写信，要求中央出面解决河北的问题。

胡耀邦了解了事情原委，认为中纪委找江一真了解河北情况、江一真向中纪委如实反映情况，本身都是光明正大的行为，问题出在中纪委领导不该将此材料私自转给被反映人，被反映人在看了材料后，不该再进行扩大，有意给江一真树立众多对立面，并采取不妥当的斗争方式。但他同时也说，如果江一真在向中纪委反映情况前，能先和被反映人谈谈，或许也就不会发生现在这样的事情。咀嚼着胡耀邦谨慎的话，江一真感觉中央高层在河北问题上有两种看法，支持被反映人者大有人在。

河北领导层的矛盾不仅公开化了，而且有进一步激化的倾向。7月间，十一届六中全会刚结束一个星期，中央书记处主持在中南海召开河北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河北各地市委书记和市长200多人。这是继1979年3月之后由中央出面召开的第二次河北工作会议，而且规模比前一次更大。中央专门在中南海召集一个省的数百人开会，河北之外再无他省，足见中央对河北问题的重视程度。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被推举为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和李先念、宋任穷、习仲勋、薄一波等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大都作了表态讲话。虽然中央高层对河北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但基本调子是批评金明和李尔重，在批省委原主要领导的极“左”路线等问题上不够积极主动时，也有人批评江一真在处理问题方法上比较急躁，不够稳健，有些讲话过了头，有欠妥之处。

河北工作会议从7月9日开到7月16日，根据胡耀邦讲话基调拟就、并经中央批准的《河北工作会议纪要》，对江一真作如是评价：“中央认为，江一真同志到河北工作两年多，在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批判刘子厚同志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和放宽农业政策等方面，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和其他同志一起，是出了力的，是有成绩的。但是，他对‘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的干部缺乏历史分析，对这些同志的教育、帮助和团结的工作做得不好……”

这次会议的重大突破是，中央第一次在公开文件上指出要批判河北省委前主要领导的错误，深入揭批极“左”路线。而且，中央还宣布免去或调离河北几位问题较多、闹得厉害的常委，同时把解峰等几位长期受错整、能力较强的干部补充进常委会。

彻底解决班子问题，宣布中央3条决定中央召开的第二次河北工作会议结束后，河北省委又开了多次常委会，金明、江一真、李尔重和常委反复交换了意见，认真组织传达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河北工作会议精神，调整了一些省直部门和地市委的领导班子，调整和加强了省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和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

8月中下旬，胡耀邦到河北视察，在接见河北省委常委和党员副省长时，切中要害地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针和方法。省委接着召开大会，批判省委前主要领导的错误和极“左”路线。借中央和省委会议春风，久拖未决的冀东、丘县两大冤案基本得出了结论。长期意见分歧的郭振声、柴晋川、刘铎、林泽培等“反革命”错案，以及过去遗留下来的十来个较大错案，都得到迅速妥善的解决。久拖不决的杨凤鸣一案终于等到了说法，杨凤鸣也受命到衡水地区担任地委副书记。

省委常委会还集中精力连续几天讨论了经济工作问题，向中央写出了报告，向全省发出了《关于加快落实政策工作的指示》。随着批“左”的深入，人们普遍引起心里震动：省委的作风变了！河北正在走向中央指引的道路上，只要全省上下团结一致向前看、奋起直追，就能赶上先进。

在大江南北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大风歌时，却也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那就是经济犯罪活动日益猖獗。

1982年2月，陈云、胡耀邦等中央领导针对广东、福建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作出打击经济上重大犯罪活动的批示，中央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

江一真和分管纪检、政法的省委书记王铮通过调研，取得共识：经济中的犯罪活动，不仅广东、福建严重，河北也不例外，不能搞例外论和特殊论。大量的事实已充分说明，在河北一些地方、单位和部门的党员干部甚至少数负责干部中，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违法犯罪活动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必须坚决打击。

很快，省委召开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座谈会。江一真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党性作保证，雷厉风行、扎扎实实地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从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完善管理制度，促进经济建设稳步健康地向前发展，使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但处理经济领域犯罪是场艰难的斗争，尤其是要做到“大义灭亲”，谈何容易！因为牵涉到各色人等的利益，加上省委内部的不同看法，一些案件难以处理，而一些风言风语开始向江一真袭来。

江一真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出乎意料地发生了，“三驾马车”在团结一阵后，又开始在路线、方针、政策及相关事情上出现了磕磕碰碰，许多工作无法顺利开展。

1982年5月，胡耀邦又一次到河北视察工作，在石家庄分别找金明、江一真、李尔重谈话，对他们的步调不一致十分生气，说：“我没想到你们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

6月16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河北省委主要领导谈话，胡耀邦、万里、习仲勋、胡启立等领导，以及刚从农垦部部长退下来的高扬等人与会。中央领导谈了河北问题和人事变动。12点半，胡耀邦宣布中央3条决定：一、高扬同志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立即到职。

二、去年8月河北工作会议以后，在开始一段时间内，河北省委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总的说来，河北省委的领导核心，没有把河北省的工作做好，主要责任在金明同志。

三、金明、江一真、李尔重3位同志都调出河北，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请3位同志接到通知后，尽快到中央报到，不要再过问河北的事。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但要对中央讲，对仲勋同志讲，不要向河北别的同志讲。此外，中央还决定再调离河北省委几位常委。

金明在谈话中说：“河北主要是方针分歧，从班长角度我负主责。”

江一真在表态时说：“拥护中央的决定，欢迎高扬同志去冀。我来河北3年多，工作没搞好，我负有一份责任。河北的路线、是非分歧，中央是清楚的，关于河北省委班子的调整意见，我相信高扬同志去后会搞好的。另外，还有一些保留意见，我找万里、习仲勋同志谈。”

事实证明，胡耀邦和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高扬在河北的3年间，带领省委一班人，努力打破禁锢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和僵化思想，暂停争论，在稳定局面、抓经济工作、文化引领、机构改革和改革开放等工作中，效率高、成效大，使“落后一大截”的河北省各项工作迅速进入了全国先进的行列。

（来源：《湘潮(上半月)》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