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广元人民的未了情

胡耀邦与广元人民的未了情

何广华 何明圆

1949年10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与司令员贺龙等人一起，率领兵团沿秦岭北麓分左、中、右3路，昼夜兼程，向敌人的大巴山防线进军。12月14日，解放军的两个团以破竹之势解放了川北重镇广元，古老的广元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12月16日，胡耀邦等到达广元，住上河街赵朗如公寓。傍晚，胡耀邦等在大西门外周家院接见了广元县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成员。在听取了汇报后，胡耀邦指示将“广元临时治安委员会”改称“广元县支前委员会”，并叮嘱支前委副主任马凤岐给旺苍知名人士李克明写信，要求其转告国民党旺苍县长向伯矩，要他坚守岗位，迎接解放，等待接管。旺苍地方当局见大势所趋，表示愿意接受和平解放。

1950年2月，胡耀邦出任中共川北区委员会书记兼川军区政委，川北行政公署主任，成为川北党政军一把手，从此，他便与广元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川北区辖南充、遂宁、达县、剑阁等4个行署专区，而剑阁专区区委、行署则设在广元，胡耀邦曾在军分区政治部即广元将军桥南约300米的一幢青瓦小楼里办公。在一次会议上，胡耀邦动情地说：“今后要把咱们的嘉陵江建设得像伏尔加河那么美丽，让轮船从重庆直接开到广元来。”

“呜，呜！”2014年12 月 27 日上午11时许，伴随着浑厚的汽笛声，长 66 米、宽10.09米的首艘“广元造”千吨级集散两用轮船“腾胜贰号”，平稳驶离红岩港口，标志着胡耀邦64年前的预言已经实现。然青山尤在，斯人已去。

“独秀红梅随冬去，落絮细雨泣无声。人生自古谁无死，忠魂丹心慰后人。”在2015年胡耀邦百年诞辰之前，笔者辗转广元、绵阳、成都等地，查阅了大量史料，先后采访了6位广元人或他们的后代，听他们讲述了当年与胡耀邦那段鲜为人知而又非同寻常的交往……

与回民领袖肝胆相照

“别来卅载会难期，夙夜愀然我自思。虚度年华今又老，愧无一善报君知。”

“这是我1982年写给胡耀邦信中的一首诗，不知他收到没有。”原川北30多个县的回民领袖、四川省伊斯兰协会副主席、省政协委员余子云，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1908年2月2日，余子云出生于广元县下河街一个回族家庭，伊斯兰教经名“达吾法”，1930年毕业于广元中学师范班。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23岁的余子云凭着一腔热血，在广元组织学生成立抗日救国义勇军，自任队长，并率队到成都请求出川抗日，后被强令解散。旋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二混成旅五团任少校书记。1935年任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抚边知事，翌年任广元县财务委员、军运代办所所长、粮秣处长、参议员，被公推为回教救国协会广元支会总干事。1945年，余子云创办了广元第一所少数民族学校清真小学并出任校长，学校后更名为广元县伊斯兰完全小学。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思想进步的余子云曾多次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党员。

1949年下半年，胡耀邦派人与余子云取得联系，并给他布置了5项任务：保护地方档案；保护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保护全县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保护仓库；保护银行。余子云按照胡耀邦的指示暗中做了部署。

不久，第十八兵团先遣团马团长秘密潜入广元，对余子云说：“余先生，明天大部队就要到，请先生想法为大军筹集粮草，广元、昭化、旺苍等后方的事还请先生多费心。”余子云一口答应下来。

由于县城无大量存粮可供，余子云连夜派人到元坝、大石等地鸣锣通知，要各保各甲各出二担粮食，连夜送往广元县衙。余子云一面派人给解放军送粮，一面辗转各地继续筹粮，并源源不断送到广元，保证了解放大军的供给。

解放以后，为了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团结政策，余子云将伊斯兰完全小学捐给人民政府，更名为广元民族小学（现嘉陵小学）。

1950年上半年，毛泽东亲笔签发了任命余子云为川北行署委员的任命书，当时的《川北日报》也刊发了这一消息。余子云事后得知，他的这一任职是由胡耀邦亲自向毛泽东推荐的。

当时，余子云既高兴又有疑虑，因为他在川北行署人地生疏，不知道自己能否与那里的领导相处融洽。

在南充，各级领导尤其是胡耀邦，十分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的正直无私、襟怀坦荡，特别是对党外民主人士的真诚相待，使余子云感到十分温暖，消除了心中的疑虑。

1950年6月23日，川北各界代表大会召开，许多委员踊跃发言，而余子云因为有思想顾虑，直到大会结束那天仍一言不发。细心的胡耀邦发现这一情况后，在会间休息时来到余子云面前，说：“你是川北几十个县的回民代表，不讲话不好嘛！谈谈回民对党的民族政策有何意见和要求吧？”余子云受到鼓舞和激励，于是走向讲台，把他到行署几天来的亲身感受及疑虑毫无忌讳地讲了出来。

“余先生的讲话，明天就见报。”胡耀邦握着余子云的手说，“余先生，你讲得好，我们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交朋友，就是要推心置腹，开心见肠，无话不谈。若是有话隐在心里，彼此猜疑，怎么能共事呢？”听了胡耀邦这番话，余子云既惭愧，又激动，把胡耀邦的手握得更紧：“胡主任，共产党把我当真朋友，我就大胆干！”会后，胡耀邦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当喊到最后一句：“我们要为川北人民做好事做到底，我们要为建设新川北而奋斗”时，余子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川北日报》果然登出了余子云发言的文章。

在清匪反霸、土改的日子里，按照胡耀邦的安排，余子云一直在广元忙着硝磺厂里的事。一天，他突然接到从南充发来的急电：立即赶回南充。余子云急忙丢下工作连夜赶到南充。

一见着余子云，胡耀邦劈头就问：“你的土地是如何解决的？”

“我没有一片土地。”余子云回答。

胡耀邦疑惑不解地说：“那你一家二十多口人的吃饭、生活从哪里来？”

“靠父亲行医，买粮吃饭呀！”余子云据实回答。

“这次反霸，群众给你提了什么意见？”胡耀邦又问。

“没有。”

“你是地方上的当权派、川北几县的舵把子、袍哥大爷，当过县长，二十几岁就在国民党军队任少校秘书，群众哪能没意见？”

“这两个月来，天天都在开群众大会，诉苦伸冤，没有听说有人给我提意见呐！”余子云一头雾水，不明白胡耀邦到底要说什么。

胡耀邦点燃一支香烟，叮嘱道：“好，那我放心了，你回去吧，就在行署，哪里都不要去，地方上的工作暂时放一下，以后再说。”

从胡耀邦办公室出来后，余子云对川北行署任副主任兼工业厅长、川北土改工作委员会主任裴昌会讲了见到胡耀邦的情况，纳闷地说：“我以为有什么大事，就是问问我家里的土地……”

裴昌会打断余子云的话，说：“你太糊涂了，这么大的运动，哪个行署委员还敢呆在地方家里呢？如果你出了事，行署要人，地方不放，怎么办！胡主任要我急电让你来南充，就是让你免受群众冲击，你还不知道呢！”听裴昌会这么一说，余子云才恍然大悟，深感胡耀邦的用心良苦，心里十分感动。

原来，当时一些人对过去的军阀、起义投诚人员不满，认为这些人昨天还拿枪打共产党，今天又成了民主人士，当了共产党的座上客。尤其是在清匪反霸中，各地农民对一些过去有民愤的民主人士意见很大，纷纷要求政府逮捕法办。巴中、江油、平武、达县的一批农民代表甚至到行署要人，胡耀邦一面派人到各县做说服工作，一面通知当地政府对民主人士加以保护。胡耀邦担心余子云在广元受到当地农民冲击，故托裴昌会急电将其召回南充保护起来。不仅如此，不少民主人士包括其家属都被胡耀邦接到了行署，并做了妥善的安排。

最让余子云难忘的是1952年的一件事，那年春旱，川北各地受灾严重，不少农民以红苕叶充饥度日。在一次例会上，胡耀邦说：“眼下春旱严重，共产党不准饿死一个人，前几天我已派人到农村查看灾情，发放钱粮，救济工作已在进行。我担心的是接着夏旱，到那时我愿带头到农村抗旱，大家愿不愿意跟我去？”

“愿意！”大家一致表态拥护。

胡耀邦提高了声音说：“从今天起，我带头将小灶伙食改为大灶伙食，同人民共度难关，不知各位先生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大家一致同意。

第二天，川北行署包括胡耀邦在内的高级干部以及民主人士都开始吃大锅伙食了。

1952年9月，川北、川南、川东、川西行署均被撤销，合并为四川省，余子云调入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任委员，胡耀邦亲自给余子云写了鉴定：“余子云解放前与十八兵团有联系，筹集粮食支援部队，解放后为政府办厂有功……”

“文化大革命”中，余子云被红卫兵抄了家，扫地出门，毛泽东亲笔签发的委任书，胡耀邦亲笔写的鉴定以及他和胡耀邦的合影照片，《四川省伊斯兰教史》手稿均被作为“罪证”抄走，从此没有了下落。

1982年夏天，余子云赴京参加全国伊斯兰教协会会议，打算把朱德送给其老师刘寿川的一根拐棍（因余子云与刘寿川曾在川北行署共过事，又一同住成都的一个宅院，相处甚密，故刘寿川转送给了他）亲手转送给胡耀邦。

到京后，恰逢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召开前夕，余子云觉得胡耀邦日理万机，不便前去打扰，于是提笔给胡耀邦写了一封问候信：“胡书记您好，川北匆匆一别，相见亦难，迄今已30余年矣，昔日承蒙您的关心，子云得以在川北行署立足，您对民主人士以诚相待，改变了我的人生，坚定了我跟共产党走的信念，子云当终生铭记。惭愧的是吾年过七旬尚无建树，大恩何以为报？本想登门面会，再次聆听您的教诲，又恐打扰您，故致书短叙且赋诗一首：别来卅载会难期，夙夜愀然我自思。虚度年华今又老，愧无一善报君知。”

信写好了后，余子云委托大会秘书处转交给胡耀邦。也就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余子云先后入选《中国回族大辞典》《世界宗教人物辞典》，2002年9月病逝于成都，享年93岁。

过问川北“李鼎铭”平反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胡耀邦对我的好，以至于梦里经常见到他，胡耀邦还是那么平易近人，那么和蔼可亲，尤其是‘我们一起干革命’那句话，永远回荡在我的耳旁，激励伴随着我这一生，成为我始终不渝的信念。”

2015年1月，当笔者在绵阳找到陈守荣时，这位94岁高龄的老人提起他和胡耀邦的情谊，顿时激动不已：“如果不是胡耀邦关心，我不会成为川北的‘李鼎铭’，也不会当上人民政府的副县长，如果不是胡耀邦亲自过问，我的沉冤昭雪不会来得那么快。”

1921年7月，陈守荣出生在昭化县宝轮院乡（现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一个大地主家庭 ，1937年到成都济川中学插读，结识了四川秘密党组织负责人康乃尔的弟弟康克明，萌生了进步思想。因为人仗义豪爽，喜欢结交朋友，18岁的他当上了宝轮乡乡长、自卫大队队长。

当时，陈守荣很想干点事情，于是以乡长的身份，在宝轮乡组织了一个宣传队，进行抗日宣传。

临近解放，中共秘密党组织在宝轮院活动愈加频繁，常常在大街上张贴“打倒国民党”“迎接解放大军到来”的标语。有天深夜，陈守荣带了几个人到中街巡查。发现有个人形迹可疑，便命士兵将那人逮住，并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卷红色标语，陈守荣二话没说就把他放了。

1949年6月，陈守荣以武装全县12个乡的自卫队为名，通过在国民党第三十八军第五十五师任师长的表姐夫黄家宣的关系，弄到1500条枪、1000多箱子弹，另外还有10挺机枪与1部电台，秘密藏在宝轮院茧厂和郭家渡粮库里，准备送给解放军。

1949年12月14日晚上，广元解放在即。陈守荣立即以乡长名义写了几张欢迎解放军的布告，又重金雇了个乞丐四处张贴。内容是：解放军是穷人的大救星，他们是为救民而来到昭化，全乡百姓要拥护；不要听信谣言，自觉维持社会秩序，不得扰乱社会治安；军民人等不得离乡逃跑，已经逃跑的要立即返乡回家；商店、饭店要照常营业，保持社会正常供应等。

陈守荣还及时与进驻的解放军取得了联系，并派人到山里动员群众回家，让饭店开门卖饭，商店开门营业，使得社会生活很快走上正轨。

当时成千上万的解放军部队路过宝轮院，部队政委、昭化县代理县长张向震很为大军的粮草发愁。于是，陈守荣把1500多条枪和1000多箱子弹的来历告诉了张向要，并说明还有9万多公斤粮食存放在郭家渡粮库，另外在宝轮院还存放了4.5万多公斤粮食。

张向震听了非常高兴，他紧紧握住陈守荣的手，说，你这个年轻人很有觉悟、很有见识，昨天你是国民党的乡长，而今天则是我们的乡长了。陈守荣立即向他敬了一个礼，说，谢谢首长的信任。

凭借过去的交情，陈守荣又说服了三堆乡的土匪郭守岐、白水乡的土匪曹子太、凉葛乡的土匪闵绍骞等近千人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缴械投诚。

陈守荣的义举，不仅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拥护，受到昭化县委书记胡谦、代理县长张向震的称赞，还受到时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的褒扬。

“胡主任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实属不易，就想见见我。1950年3月底的一天，剑阁(广元)地委书记胡亦仁找到我，要我到南充去见胡耀邦。”陈守荣说。

在南充，陈守荣被安排住在川北区委统战部楼上。“第二天一早，统战部副部长刘玉衡通知我到行署去。上午10点左右，我们到了行署的一间办公室坐下。不一会儿，一个身穿浅灰色中山装、有点瘦的中年人走了进来，旁边还跟了个秘书。”陈守荣说。当时他并不认识胡耀邦，还是听刘玉衡介绍才知道来人正是胡耀邦。

“哪位是陈守荣？”胡耀邦问。

“我就是陈守荣，胡主任!”陈守荣回答道。

胡耀邦微微一笑，握住他的手夸道：“不错嘛，陈守荣，你的事县里的领导都给我说了，你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交给了人民政府。”接着又问他结婚没有，家里还有什么人。

陈守荣据实回答：“我家是个大地主，有300多亩土地。我5岁的时候，父亲被劣绅勾结的土匪杀害，母亲也被迫投河自尽。妻子不久前去世，家里就我一个人。”

胡耀邦稍微沉默后，拍着他的肩膀说：“陈守荣，别难过，现在你孤身一人，正好跟我们一起干革命嘛！”

“胡主任，您说得对，我现在无亲无故，共产党就是我的亲人。”面对胡耀邦的鼓励，陈守荣十分激动。陈守荣说，胡耀邦没有一点官架子，足足和他谈了20分钟。

陈守荣第二次与胡耀邦见面是在川北区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上，时间是1950年6月23日，全区各市县共4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昭化县当时仅有2名代表，即陈守荣和一个姓罗的教师。会议期间，陈守荣聆听了胡耀邦题为《川北区施政方针》的报告。

陈守荣回忆道：“那天，与会代表坐的都是硬板凳，唯独前排摆放着一排藤椅，认为这是为首长准备的。但胡耀邦看代表们到齐后，笑容满面地走到台前，鞠了一躬说，请60岁以上的代表到藤椅上就座。他打着手势，邀请老年代表上前就座。胡耀邦的尊老之举和平易近人的作风，赢得全场一片掌声和笑声。”

“在谈到党对待民主人士的问题时，胡耀邦突然提到我，这让我万万没想到。”陈守荣说，他至今都记得当时的情景。

“昭化县代表陈守荣是个民主人士，此人解放前是个大地主，解放广元时将1500多支步枪、1000多箱子弹、20多万斤粮食、800块银元以及房产土地都交给了解放军和人民政府。陕甘宁边区有个大地主叫李鼎铭，他的土地比陈守荣的还多，他诚心诚意地跟着党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工作，毛主席称赞他是一个开明绅士。陈守荣跟李鼎铭先生一样，也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工作，他就是川北区李鼎铭式的人物。”胡耀邦说到激动处，把手一挥。

在陈守荣眼里，胡耀邦才思敏捷、记忆超群。他在发表讲话时时而引经据典，鞭辟入里；时而穿插故事，妙趣横生；时而咏诗诵赋，文采飞扬。听众情绪热烈，会场气氛活跃。“他讲话不用稿子，只在手板心里写几个字，讲一阵后会看一下手板，又继续讲，而且不重复”。

会后，胡耀邦还与全体参会人员一起照了相。当时的《川北日报》也报道了陈守荣缴纳大量枪支弹药粮食以及英勇抗击土匪的事迹。只可惜，这些照片和报纸后来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走了。

从南充回来不久，陈守荣担任了昭化县工商科科长。1950年12月，任昭化县工商联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又被任命为昭化县副县长。

朝鲜战争爆发后，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兴起。1951年7月25日，赴朝慰问团来到昭化，举行了上万人的报告会。陈守荣也在大会上发言，表示坚决拥护抗美援朝，要求参加志愿军，并把他唯一的积蓄800银元捐献出来。他的义举得到群众的欢迎，在场的朝鲜代表连连竖起了大拇指。

1955年初，陈守荣被调到绵阳专署交通科任副科长。经人介绍，他与陈先惠结为夫妻。

“文化大革命”中，时任绵阳地区交通局副局长的陈守荣受到牵连，造反派给他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组织了1000多名干部群众进行批斗。地委书记彭华、副书记张黎群等人陪斗。当时造反派质问彭华：“陈守荣是个特务，你为啥还重用他？”

彭华答道：“重用他是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不是我！”

造反派恶狠狠地说：“胡耀邦是黑帮分子，现在已被揪出来了。”

陈守荣不知哪来的勇气，大声说：“胡耀邦是个红小鬼，咋成了黑帮分子？”

彭华也据理力争：“陈守荣当副县长是省政府任命的，我只是一个地委书记，怎敢违背省委的决定。再说，陈守荣在解放时立了大功，他投诚时缴1000多支枪几十万斤粮食。在土匪包围区政府时，他勇敢参加战斗，保卫了区政府。如果当时我是广元地委书记，也会重用他的……”

造反派理屈词穷，恼羞成怒，随后将陈守荣发配到罗江县白马关放牛护院。在那里，陈守荣度过了整整10年。

从1974年开始，陈守荣不断往省里和北京写申诉材料， “现在也记不得写了多少申诉信，反正很多”。

1977年8月的一天，刚从北京开会回来的绵阳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烈对陈守荣说：“老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要不了多久你就要官复原职了。”

李烈说他在北京时，见到了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在听了陈守荣的遭遇后，胡耀邦当即说陈守荣是个开明人士，当年为革命事业做了贡献，党不能忘记这样的人。胡耀邦再三叮嘱李烈为陈守荣落实政策，一要平反，二要官复原职，三要补发工资。

“我和胡耀邦见面也就两次，真没想到他还一直记着我，而且我调到绵阳他也晓得。听李部长这么一说，我当时很激动，也很感谢他。”

1978年，陈守荣被彻底平反，摘掉了所谓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恢复了他交通局副局长的职务，并补发了工资8000多元。陈守荣立即将这笔钱捐给了发生自然灾害的广元灾区。

1987年12月，陈守荣从绵阳市交通局副局长（正县级）任上离休。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不幸病逝的噩耗传来，陈守荣悲痛欲绝，连续几个夜晚难以入眠，胡耀邦对他的鼓励、对他关心、对他的帮助，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仿佛昨天发生的一样。他常常深情地对家人说：“没有胡耀邦，就没有我陈守荣……”

鼓励民族资本家大胆干

1950年初的川北，满目疮痍，百业调弊，民不聊生。全区有8万多工业户，除广元大华纱厂、南充丝二厂、三厂和阆中丝四厂外，96.8%的是手工业，工业总产值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5%，加上手工业也仅占15%左右。

1950年10月23日至11月6日，在川北区首次召开的各县市工商界代表会议上，时任川北区委书记、行政公署主任和川北军区政委的胡耀邦作了《消除顾虑，增强信心，为恢复与发展川北工商业而奋斗》的报告，报告明确提出，党的政策是保护、扶持工商业。胡耀邦还与工商界人士座谈，要大家消除思想顾虑，搞好经营，努力恢复生产。

大华纱厂于1939 年10 月从西安迁来广元，是四川最早最大的近代工业企业，其创始人石凤翔是蒋介石的亲家。胡耀邦在广元期间，曾亲自指挥过广元煤矿、嘉陵火柴厂等34家国营和集体企业、龙潭造纸厂等16家私营企业的建设，对广元大华纱厂的发展更是寄予了极大期望……

然而，由于解放前夕资方从广元大华纱厂抽走大量机棉和成品，当时的大华纱厂处于资金无着、原料匮乏、生产停顿、人心混乱的境地。

1950年4月，30多岁的苏先劼出任广元大华纱厂经理。

苏先劼是一位开明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出生于名声显赫的纺织世家，是武汉“裕大华”纺织集团的创始人苏汰馀的小儿子。他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纺织系，后赴美国专攻纺织学和电工机械学，回国后曾在重庆裕华纱厂当稽核和工程师，担任过广元大华纱厂训练主任。

尽快让大华纱厂恢复生产，成了苏先劼上任后最迫切的问题。

关键时候，党组织给了他支持鼓励。厂党委书记武光政不仅与他促膝谈心，交换思想，勾通认识，而且还邀请他参加党委会议，研究企业生产经营等重大问题。剑阁行政公署专员和地委副书记姜英岩也经常来厂视察，听取生产汇报，并表示地委一定大力支持大华纱厂的工作。

更让苏先劼感动的是，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在百忙之中亲自接见了他，胡耀邦对他说：“大华纱厂是个私营企业，我们允许其发展。因为，现在这种企业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必须发展。这种发展，对于人民有益，国家有益，经济建设有益。”

胡耀邦还向他宣传解释党在现阶段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希望他能发挥聪明才智，把大华纱厂搞好，为川北私营资本主义企业带个头，在对资改造中，争取做自觉接受共产党改造的好典型。

后来，胡耀邦又多次接见苏先劼，详细询问大华纱厂的生产及职工的思想状况。在听了苏先劼汇报工厂面临的困难以及准备采取的措施后，胡耀邦说：“工农是我们的基础，没有基础不行。但没有朋友也没有力量，基础就不稳固。”最后，胡耀邦勉励他：“你的这些想法很好嘛，搞企业你是内行，就这么办，大胆工作，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到川北行署来找我！”

苏先劼深感共产党信任他，各级政府支持他，逐渐稳定了思想情绪，树立了信心，决心同全厂职工一道战胜困难，搞好生产。

1952年，苏先劼向武汉裕大华总公司要回30万元，用这笔钱将12768枚旧纱锭全部更换为新纱锭，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武汉裕大华总公司考虑到苏氏一家的影响，还帮助解决了1台1000瓦发电机、3台梳棉机、2台筒子机、1台英国进口的受热面3100平方英寸的锅炉、1台英国进口的12尺龙门刨床，为恢复企业生产奠定了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苏先劼号召全厂职工积极生产，支援国家建设，并带头捐献资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全厂共捐款1.25亿元（旧币），其中黄金6.76两、银元73.5元，拥军优属款711.56万元，支援农民抗旱救灾款518.9万元，受到广元县人民政府的表彰。苏先劼先后当选为广元县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四川省人民代表。

1953年，苏先劼设计制造了我国首台“纤维杂质分离机”，解决了抄车花、斩刀花、头破籽花、棉节杂质多的问题，提高了棉纱的质量，全年一等一级品率达到了46.42%，每件纱用棉平均比1951年下降5.38公斤。

1956年，大华纱厂开展了川棉纺优级纱的技术攻关活动，经过上百次试验获得成功，当时，工厂生产的“雁塔牌”优质纱风靡海内外，获得中纺部“进步快厂”的称号，受到四川省人民政府的表彰。

从1950年7月至1956年12月，大华纱厂为国家代纺了中低支棉纱6万余件，为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

1957年，苏先劼被调往重庆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苏先劼因有美国留学背景，又是资本家，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屡遭批斗。改革开放以后，在胡耀邦的直接关心下，党和政府为苏先劼落实了政策，使他能够重新出来工作。

1993年，苏先劼病逝于重庆。

亲笔传书命刀下留人

1951年，时任川北行署主任的胡耀邦亲笔书写了一张便签，指示苍溪县龙王乡、石门乡政府刀下留人，释放开明人士陶泽祥及陶鑫传。然而由于苍溪县个别领导迫于“群众”压力，误听谗言，仍将陶泽祥及陶鑫传两人冤杀。30年后，陶泽祥及陶鑫传两人终被平反。

胡耀邦为什么要亲笔传书刀下解救陶泽祥及陶鑫传呢？

陶泽祥（1915-1951年），字育民，苍溪县城陶家巷人。在苍溪中学读初中期间，陶泽祥受时任红军妇女独立团副营长的胞姐陶淑良的影响，暗中与共产党人往来。他与侄儿陶鑫传因此被列为激进分子。

1933年7月，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带着给红四方面军的批示和一本敌军密码电报破译法，同交通员杨德安（化名王志齐）一道，秘密从上海抵达成都，与四川省委取得了联系，欲经阆中、苍溪出川北，前往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巴中，随往的还有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

廖承志一行通过在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部任监印书记官的中共秘密党员卿鑫，搞到了防区特别通行证前往阆中城，在苍溪秘密党组织的安排下前往巴中。

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安排何芗负责秘密迎接与护送工作。

何芗即派人将正在读高中的陶泽祥召回苍溪，把自己有3位“朋友”要秘密经过苍溪，需要特别护送的事给陶泽祥讲了，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由于何芗祖父辈皆为陶家的账房先生，代陶家管理龙王、三川一带的大片田庄与商铺；陶泽祥与何芗自小称兄道弟，后来还打过儿女亲家。而时任苍溪县三地区民团团总的罗敬三，其祖孙三代均为陶家的手下。廖承志等人要过白色统治下的云峰、王渡、五里三地区，只有陶泽祥才能疏通关节。

1933年7月的一天上午，廖承志一行3人，在何芗、陶泽祥及夫人刘碧芳、苍溪王渡团总罗敬三等人的帮助下，以“撞亲”为掩护，来到了苍溪县界，在板庙子与红四方面军联络员接上了头。临别时，廖承志在陶泽祥的笔记本上写下了“题赠陶泽祥同学：喜看人间风云会，懒听琵琶空洒泪。将有白雪迎东风，寒梅逢春人陶醉”的赠言。

1939年从成都大学毕业后，陶泽祥回到家乡苍溪，先后担任县政府秘书兼统计室主任、户籍室副主任等职。1948年底，陶泽祥被任命为大竹县县长，但他未赴任。

在县政府工作期间，陶泽祥利用职务之便，为中共苍溪县委及基层政权组织、队伍的建设收传情报、购买枪支弹药和医药用品，常年接济和多次掩护、搭救何芗等中共秘密党员，安排一些秘密党员在国民党苍溪县党部、县政府及其所辖乡镇党政机关、学校工作，以便其开展秘密活动。

苍溪解放后，陶泽祥主动向人民政府交出了全部家产，被苍溪县临时解放委员会、中共苍溪县委列为开明人士。

1949年11月，受国民党中统特务 “夜鹰”的外联，蒋介石特别委任苍溪县长向竹修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向竹修组建了一支5000余人的“九龙山反共救国军”， 到处烧杀掠抢，一些乡政府机关被砸，几名公职人员惨遭杀害。

12月13日，向竹修携带家眷和亲信挂印潜逃。临行前，他把“九龙山反共救国军”总司令之职委托给了侯文林。而侯文林的妻子陶雪传，正是陶泽祥的侄女，也是陶泽祥的养女。

1950年2月28日，胡耀邦和川北军区司令员韦杰亲赴苍溪秘会了陶泽祥，“育民先生，我与韦杰司令员专程造访，是关于九龙山一带匪徒的事。‘九龙山反共救国军’一日不除，人民就不得安宁。”胡耀邦开门见山。

“耀邦先生，韦杰将军，你们要育民怎么做？请吩咐即是，只要育民能做的，一定尽力而为。”

其实，在这之前，陶泽祥已经带信把女婿侯文林叫到家中，给他分析国内外的形势，向他讲析民族利益，但是并没有说服侯文林。

万般无奈之下，陶泽祥只好说：“你把雪传母子俩给我送回来，你要带军打仗怎么行？”

侯文林一笑：“谢谢泰山大人的关爱，儿子回去就用八抬大轿把雪传母子送回来。”

侯文林走后便难觅踪迹，陶泽祥就连雪传母子是不是平安也不得而知。

这次胡耀邦等来拜访，陶泽祥便把此事也告诉了他们。

“我看，侯文林已经没拿育民先生当泰山大人了。”韦杰叹息道。

“你们父女俩的感情如何？”半晌，胡耀邦问道。

陶泽祥肯定地说：“感情很深厚，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现在想起女儿雪传的处境来，我的心里就像刀在剜。我想女儿雪传也是如此。”

“那就对了。”胡耀邦说。

胡耀邦决定演一出戏。这幕戏的主角自然是陶泽祥，配角则是陶泽祥家人。

次日一早，陶泽祥安排人悄悄给女儿陶雪传送去了一封书信。

不日，陶雪传突然口吐鲜血，倒在床上。看着妻子遭此大劫，侯文林痛心疾首。

很快，从苍溪县城传来陶泽祥的口信：“九龙山那个匪窝，我不想看到，要给女儿雪传治病，必须把她送到龙王场的家里住下才可。”侯文林爱妻心切，乖乖照办了。

有苍溪县城的名医薛仁德坐诊，有陶夫人的精心照料，加之侯文林不时下山回家看望，不几日，陶雪传的病逐渐地好了起来。

随着陶雪传的康复，侯文林像换了一个人，对共产党不再像过去那样仇视，还有了率领“九龙山反共救国军”归顺的想法，并提出了“能不能请胡耀邦亲自来一趟龙王场面谈”的要求。原来，陶雪传的病是假的。医生薛仁德则是由胡耀邦派来的副秘书长彭长登化装扮演的。而那些薛医生的徒弟及随从，全是韦杰从部队里抽派的精兵强将。与此同时，陶泽祥暗中做龙王场团丁的策反工作。由于团丁们大多是陶泽祥祖上的佃农或家里的长短工，因此陶泽祥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3月的一个赶场日，龙王场热闹非凡。拥挤的人群中，两个收山货的人各骑着一匹瘦马走进了陶家巷。这两个收山货的人正是胡耀邦和韦杰。

原来，为了打消侯文林的顾虑，彭长登飞马给胡耀邦传了一封鸡毛信，报告了侯文林的想法。为了表达对收编“九龙山反共救国军”的诚心，胡耀邦与韦杰亲自来到了龙王场……

后来，沿着胡耀邦指引的光明路，通过侯文林的努力，“九龙山反共救国军”逐步被分批瓦解了。

然而，由于陶泽祥以前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官，也难免得罪过一些人，加之当时苍溪县领导主要是南下干部，他们对陶泽祥帮助共产党、护送廖承志等情况不了解，偏听偏信了那些添油加醋的谗言。

1951年寒冬的一个夜晚，陶泽祥突然被当地武装人员逮捕，押至百余里外的龙王乡政府后院，遭到残酷拷打，并强迫他交代解放前出卖苍溪秘密党组织等莫须有的罪行。接着，他的侄子陶鑫传也被石门场一伙人逮捕。

当时，胡耀邦的秘书彭长登到苍溪县检查采伐采运木材情况，得知陶泽祥及陶鑫传突然被捕，立即赶到龙王场与石门场了解情况，并要求当地政府向群众做好解释工作。但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受人煽动，仍然要求立即处决陶泽祥及陶鑫传。

感到无力阻止这场惨剧，彭长登立即写了书信，托人连夜送给在川北行政公署的胡耀邦，想请胡耀邦刀下救人。

胡耀邦得知情况后，当即手书了一张便签：“彭长登：陶金山、陶育民属开明人士，对革命有功，不予镇压，考虑给当地群众做好解释工作。特此函告。胡耀邦，1951年11月17日。”并立即请来人带信连夜赶回苍溪。

尽管有胡耀邦的亲笔信，彭长登也及时把胡耀邦的指示传达给了当地政府。然而，当彭长登离开现场后，陶鑫传及陶泽祥还是先后惨遭杀害。其子女也被迫离开苍溪，生活艰难。

因“左”的思潮迟迟不散，陶泽祥的沉冤长期难以昭雪 。

“政策难道不能尽快地落实到陶泽祥头上吗？陶泽祥的子女要求回到苍溪县城，靠自食其力生活过分吗？”1980年，时任苍溪县政协副主席的李蕴璞忍不住拍案而起。

李蕴璞为原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之父，是苍溪县乃至川北地区最早加入秘密党组织的老党员，1950年曾任苍溪县副县长。这位老革命拄着拐杖，找到当年的见证人何芗等人签字，特别提到了胡耀邦曾救过陶泽祥和陶鑫传。

1981年，陶泽祥一家被平反昭雪。1982年底，陶泽祥的长子陶正传一家终于回到了苍溪县城。如果陶泽祥及陶鑫传九泉有知，当可瞑目了。

与“红小鬼”的莫逆之交

曲飞与胡耀邦相识于1952年，几十年情谊不辍。

曲飞原名罗坤、罗正坤，1921年3月出生于广元市苍溪县双石乡一个穷苦人家庭。1933 年参加革命，1934 年参加红军，与董必武夫人何莲芝、谢觉哉夫人王定国3人，被誉为红四方面军中的“美女三姐妹”。

抗日战争时期，曲飞先后做过护士、妇女委员长，搞过后勤工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经组织介绍与老红军徐其海结为夫妻。

1952年10月，曲飞在中央财经委员会行政司工作。一个周日上午，何莲芝、王定国找上门，约她前往胡耀邦家做客。那年胡耀邦37岁，任团中央书记。

“3位女士来啦！快请坐，快请坐！每次都是来两位，今天是二加一呀，难怪清早喜鹊喳喳叫。”胡耀邦早已候在了客厅，“早知红四方面军有3个好姐妹，今日得见果不其然”。

交谈中，胡耀邦感慨地说：“红四方面军走过的弯路，不但给革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也让你们这些女同志吃不少苦。我随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天天都惦念还在雪山草地折腾的红四方面军。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难不倒红军，却让一个错误路线整苦了一个方面军。几万红军将士的生命，白白牺牲在错误路线的阴影下，张国焘真是罪过啊！”

热情好客的胡耀邦，给曲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曲飞历任中南局商业部五金公司、石油煤建公司、医药公司等单位经理，1960年又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信贷处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10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曲飞从附近一所中学高音喇叭广播中得知，当晚在中直机关大院批斗胡耀邦等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她不禁大吃一惊，凭着十几年对胡耀邦的了解，曲飞打死也不相信他是“走资派”。

曲飞挤进批斗场。只见批斗会开始了，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胡耀邦等10多名“走资派”陆续被红卫兵押了进来。近两个月被关押、被批斗的生活，使胡耀邦的身体明显消瘦了。就在这时，曲飞看见胡耀邦向她这边转头，似乎是在暗示她离开。

“把‘走资派’胡耀邦押上来！”随着一声吼叫，曲飞的心立刻揪到了嗓子眼儿。这时，又有人喊：“让胡耀邦从狗洞子钻过来！”所谓“狗洞”即用两条板凳架一起腾出的空当。听到这侮辱人格的话，曲飞怒火中烧，刚要发作，却见胡耀邦瞅她一眼后把头转了过去，分明在告诉她要冷静。

可曲飞顾不上那么多了，她鼓起勇气高喊：“红卫兵小将们，我知道胡耀邦是长征路上的红小鬼，在延安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今天，红卫兵小将又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咋能有一个钻狗洞子呢？让胡耀邦钻了狗洞，毛主席知道了不高兴，咱们自己也不光彩吧？我建议，凡是被毛主席表扬过的不论是红小鬼还是红卫兵，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作为战友，胡耀邦有错就帮他改正错误，暂时没错就进行下一个！”

曲飞的大嗓门立刻发挥了作用，会场先是片刻的肃静，接着发出一片掌声和叫好声。这时，几个恼怒的红卫兵质问曲飞：“你是什么人？凭什么敢破坏批斗会？你再闹，连你也挂牌子站上来一块批！”只听有人高声答：“她是红小鬼，毛主席在延安表扬过，她叫曲飞，在毛主席那里都挂了号。”

这番话镇住了那些红卫兵，只见他们商量了一下便收起板凳，让胡耀邦站到已批斗完的队伍当中去了。

胡耀邦被罢官后，曲飞又多次到他家看望慰问。之后，总会有好心人劝曲飞别惹麻烦，也有特殊身份的人对曲飞提出警告，但曲飞坚信自己没有错，仍然毫无顾忌地去看望胡耀邦。

一次，曲飞再次来到胡耀邦家探望，胡耀邦快步迎了出来，他的夫人李昭端来热茶说：“请用茶。” 胡耀邦接口说：“不对，应该说请用香茶，曲飞可是在曲曲折折中飞来的报春鸟呀！”

当曲飞转达何莲芝和王定国两位大姐的问候时，胡耀邦紧锁眉头：“她们也不容易啊，遭受的打击比我重，比我还艰难。”

胡耀邦话锋一转：“曲飞你胆子不小呀，那天的批斗会你也敢来，原以为你听听就得了，你还敢说，而且那么大声说。我深深感谢你的勇敢，感谢由于你的勇敢带来的‘从轻发落’，也让在场有正义感的人受到了教育受到了震动，正义自在人心么！可你知不知道，帮你解脱的那些人中，像你一样对革命赤胆忠心的人可不少呢， 他们不但在暗中保护我，同时也帮了你。不然的话，那些发了疯的人怎么轻易放过你？”

曲飞最后一次去胡耀邦家，是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那是5年间唯一的一次，别人问她为啥去的少了，曲飞说，我的性格就这样，你行的时候，我不求你；你忙的时候，我不干扰你；你遭难时，我不离开你！

那次，曲飞由人民银行总行信贷处调任湖北省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上门向胡耀邦辞行。胡耀邦打趣说：“官大了，工作性质变了，红小鬼本性也该丢啦！”曲飞赶紧接过话茬：“红小鬼本性变不了，党性原则也变不了，嗓门可能会小一点，这次来就是听总书记嘱咐的。再说，厅级干部和您比，算个啥子官哟，真想要官，你又小气得很，要也不会给。”

站在一旁的李昭听了这话笑弯了腰：“曲妹妹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欢笑之后，胡耀邦对曲飞上任后应注意些什么问题，认真地交代了一番，因为曲飞毕竟在银行干了15年，对办事处工作很陌生。

带着感激的心情，曲飞告别了胡耀邦夫妇。未曾想，这一别竟是与胡耀邦的永别。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经全力治疗无效，于4月15日晨7时53分逝世，享年73岁。

得知噩耗，曲飞整日以泪洗面，由于她自己也刚因病做了手术，不能前往胡耀邦家吊唁，便决定派二女儿徐莎莉和女婿郑知行前往北京志哀，并挥笔写了挽词：“川北任职主任时，群众即颂包青天。伟烈丰功，费尽移心力；公正无私，一言万民齐。其人虽已去，千载有深情，催我泪如雨，丹心痛入天，碧玉归天地，民心亦可期。”

1999年4月1日，在胡耀邦逝世10周年清明节前四天，曲飞不顾身体虚弱，不顾孩子们的规劝，毅然踏上去北京的列车。

清明节那天上午，在女儿女婿陪同下，曲飞缓缓地迈进胡耀邦家的大门，李昭迎上来握住她的双手。看着李昭消瘦的面容，曲飞禁不住热泪奔涌。两人相视无语，此刻任何语言都显苍白，只有半世的相知才换得半世的牵挂。

随即，曲飞写下一首诗献给了胡耀邦：“当年红小鬼，后日矗丰碑，一身正气歌，两袖清风吹，呜咽君离去，神州大地悲，黎庶悼骄子，党心民心归。”

（来源：《党史纵览》2015年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