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渡嘉陵江 迎接党中央——父亲徐向前长征中的一段故事

强渡嘉陵江 迎接党中央——父亲徐向前

长征中的一段故事

徐小岩

1932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了鄂豫皖苏区，开始了西行转战，经“枣阳新集之战”“漫川关突围”，越秦岭，走汉中，渡汉水，翻越风雪大巴山，行程3000里，于当年12月进入大巴山。

这时恰逢四川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混战正酣，红四方面军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进据通、南、巴，开辟川陕根据地。通南巴是四川军阀田颂尧的地盘，他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纠集六万兵力，对红军进行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根据大巴山的地理特点，制定了“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击，重点突破”战术，经过四个月的战斗，取得空山壩大捷，粉碎了三路围攻，巩固了川陕根据地。之后召开木门会议，将红四方面军由四个师扩编为红四、红九、红三十、红三十一军和红三十三军五个军。扩编后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展为22个县市革命政权，人口600余万，成为当时中国大西部的唯一红色战略根据地。1933年末，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联合在一起，纠集了140个团（约25万人）向川陕根据地发起了“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苦战十个月，最终全面粉碎敌人进攻,取得了歼敌八万的历史性胜利。这一胜利，在巩固党和红军在大西部的战略基地的同时，也为红军战略转移，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创造了徐向前元帅极其重要的条件。

强渡嘉陵江

但是，取得“反六路围攻”胜利的川陕苏区，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作战，基本上在苏区范围之内进行，根据地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父亲徐向前回忆说：“战役结束后，我从前线回到后方。沿途所见，皆为战争破坏带来的灾难景象。良田久荒，十室半毁，新塚满目，哀鸿遍野，令人惊心惨目。”这时，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都在长征途中，川陕苏区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他亲自部署，并派出驻川参谋团，谋划出动中央军胡宗南部和川陕两省兵力，实行“川陕会剿”。

面对严峻形势，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向红军指战员和川陕苏区人民提出了“准备一切力量，冲破‘川陕会剿’”“拿战胜刘湘的精神，去战胜蒋介石主力”“唯有斗争才是出路”“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首先拿下四川”等号召。接着于11月间召开了毛浴镇党政工作会议和清江渡军事工作会议，总结“反六路围攻”的经验，并根据新的形势，确定以冲破敌人“川陕会剿”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毛浴镇会议上制定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16字训词。父亲认识到守在原有的苏区是不可能冲破敌人的“川陕会剿”的，必须向外发展。在清江渡会议上，父亲提出了向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构想，基本指导思想是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重点夺取甘南的碧口和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并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发展，以打破敌人的“川陕会剿”。父亲认为，从各方面条件看，这个计划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们集中三个军以上的精锐部队突然出击，不惜花上大的代价拿下甘南的战略要地碧口，打开战局，搞掉胡宗南一部，我军就能缴获一批自动步枪、火炮，装备会大大加强，弹药也能得到很大补充。有了新的根据地，既能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又能解决粮食、兵员等困难，粉碎敌人的“川陕会剿”。而且，这对正在转战中的中央红军，无疑也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和支援。清江渡会议同意了这一方针和计划。为了实行该计划，红四方面军又组织了三个月的整训，部队兵员、物资也得到了补充，进一步提高了士气和战斗力。

正在这时，率领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境内的党中央，电示红四方面军钳制四川全部敌军，配合中央红军行动。为了策应中央红军行动并实施川陕甘计划，1935年1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发起广昭战役，目的是歼灭胡宗南伸入广元、昭化地区的部队，夺取广、昭两城，以利尔后向甘肃南部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发展，寻歼胡宗南部主力。父亲率部出征。1月22日，战役打响，经过几天激战，红军歼敌一部，占领广、昭两城所在的川陕甘边大片地域，并悉数扫清两城外围。

这时，中共西北军委收到了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1月22日电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战中包围消灭之。”接电后，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父亲（西线广昭）、陈昌浩（东线巴中）等，火速赶回旺苍，召开紧急会议商议，讨论这一牵动全局的作战方针问题。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进。这就是说，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将离开川陕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发展。会上一致认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处境相当艰难，中央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紧要的事。会议做出决定，暂时停止广昭战役，准备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

可是，嘉陵江昭化以南江阔水深，又有敌重兵防守，300余里的嘉陵江沿线，其中有胡宗南和川军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等部100佘团10万余人的坚固设防，若无充分的准备，难以实施渡江作战。昭化以北渡江较易，但渡江后又有剑门之险，向南发展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据此，会上决定：由张国焘指挥第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积极进行渡江准备；由徐向前指挥12个团出击陕南，以迷惑调动沿江敌人，为西渡嘉陵江创造条件；由陈昌浩指挥抗击东线敌人和逐步收缩战线。

2月上旬，父亲指挥发起陕南战役,在歼敌四个多团，扩大红军数千人的同时，达到了调动敌军主力北向，从嘉陵江上游拉开敌军江防的目的。接着，率参战部队回师川北，又抓住战机，亲自部署指挥，发起苍溪、仪陇地区作战，歼灭了田颂尧、罗泽洲部伸进根据地的部队共八个团中的全部或一部，共计80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0余支，控制了嘉陵江中段的数百里东岸，为大规模强渡嘉陵江作战扫清了障碍。

为了保证渡江作战成功，父亲他们在抓紧专班造船的同时，专门组建直属水兵连，各参战部队也都在秘密进行紧张严格的渡江技战术训练。选好渡江突破口至关重要，父亲慎之又慎，沿江跋涉三四百里，仔细观察地形、水文和敌情，选定了苍溪和阆中之间的三个渡江点。紧接着，父亲主持制订了渡江作战计划，决定集中主力，选择川军防御薄弱环节实施多路而有重点的突破。突破成功后，先以穿插迂回战术消灭沿岸防御之敌，夺取要点，而后则以主力向敌纵深发展，占领嘉陵江、涪江之间广大地区，打开战场，求得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从而为下一步向甘南发展创造条件。部署规定:第三十军实施主要突击，从苍溪以南之塔子山附近突破，消灭江防守敌后向剑阁方向进攻，并协同第三十一军消灭剑门关之敌；第三十一军从苍溪以北之鸳溪口突破，而后消灭剑门关守敌，并迅速向广元、昭化方向发展，以打击邓锡侯部和阻击甘南之胡宗南部南下，保障右翼安全；第九军于阆中以北涧溪口突破，尔后以一部协助第三十军向北进攻，另一部负责消灭阆中、南部之敌，保障左翼安全。第四军为方面军第二梯队，除相机支援第一梯队消灭沿江之敌外，在第一梯队渡江成功后，于苍溪渡江，以一部向南迂回，协同第九军消灭南部守敌，主力则向梓潼方向发展。总部炮兵团配置在苍溪塔子山上，掩护第三十军强渡。

为了达成战役的突然性，父亲一面要求全军隐蔽企图，一面使出各种手段迷惑敌人。在渡江作战发起的前几天，他和陈昌浩专门召集了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第四军政委王建安和第九军副军长许世友参加的会议，决定集中第四、第九、第三十军十个团组成作战集团，由陈昌浩统一指挥，突然转兵向南，对南线川军第四路杨森部和第五路唐式遵部虚张声势，发起猛烈攻势，向敌阵推进。红军虚晃一枪，致使蒋介石和川军发生误判，慌忙调动兵力，加强南线防御。而此时西线嘉陵江沿线的川军田颂尧部也为红军假象所迷惑，防御亦显松懈。

3月28日夜，父亲准时发出了强渡嘉陵江的作战命令，红四方面军八万大军在“强渡嘉陵江，迎接党中央”的旗帜和口号下，从200多里波涛汹涌的嘉陵江防线上强行突破，渡江作战的历史画卷全面展开。

实现懋功会师

28日夜，红四方面军渡江作战三路突破成功，大部队迅速跟进。第二天上午，父亲和方面军指挥部，随中路过了江。中路第三十军直趋剑'阁。与此同时，右翼第三十一军和左翼第九军强渡成功后，亦迅猛向前扩展。接着，第二梯队第四军从中路渡江。红四方面军四个军的兵力全部投入了嘉陵江西作战。红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江防之敌。一时间，各部捷报频传。

左翼第九军一部在第四军一部配合下，从阆中地区南下，溃田颂尧部王铭章师，歼李炜如三个团，并于4月2日攻占南部县城。右翼第三十一军击溃刘汉雄一部后，迅速向剑门关推进。中路第三十军连破敌军江防阻截，并于3月31日在第九军另一部配合下一举攻占剑阁县城。接着以第八十九师控制县城，第八十八师向东北疾进，协同第三十一军攻占剑门关。

父亲在占领剑阁后进入城内。红军战若雷霆,敌军一片慌乱。父亲回忆说，刚进剑阁，别处的敌人不知剑阁已失，打来电话询问：“赤匪到哪里了？你们怎么样呀？”干部、战士们又好气又好笑，有的干脆回答：“老子是红军，你们完蛋啦！”父亲叫通讯队把电话机守起来，敌人来电话就装作是他们的人回答，趁机了解敌情，迷惑敌人。

攻克剑门关，是最终撕裂敌军江防的关键,父亲极为重视，特别委托副总指挥王树声在前面统一指挥，迅速拿下剑门关。4月2日，第三十军八十八师、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及九十一师一个团，分别进抵剑门关下，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剑门关及剑门主峰。剑门关位于横亘剑阁、昭化之间的剑门山上，扼控川陕大道，地势险要，既是战略要地，又是嘉陵江上游邓锡侯江防部署的重要支撑点。守敌为第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刁文俊所率三个团。敌军依托险要地势遍布集团工事。11时许，第三十一军向隘口东侧、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向隘口西侧，同时发起猛攻。红军集中迫击炮和机枪火力，掩护突击队对敌各集团工事实行逐点攻击。指战员前仆后继，猛烈向敌阵地突击，多次与敌人展开肉搏。经半天激战，守敌三个团被全歼，红军一举占领了天险剑门关。江防重要支撑点一失，邓锡侯部即纷纷溃逃。红军乘胜进击，于3日攻克昭化县城，又歼守敌一个团。

至此，敌人的沿江防线悉被摧毁，红军控制了北起广元、南至南部约400里的嘉陵江西岸地区，渡江作战第一阶段胜利结束。这时，敌田颂尧部已逃向射洪、盐亭、三台地区；邓锡侯第二十八军一部退缩于广元及其以北地区，另有三个旅和军部所率之部分机动兵力，布防于梓潼、魏城、江油、中坝地区；胡宗南部仍在川甘交界的青川、碧口至南坪一线。据此，父亲和方面军前方指挥部为了取得战役的全胜，当即下定了向敌纵深发展，横扫沱嘉流域敌人的决心，决定集中主力歼灭梓潼、江油地区的邓锡侯部，并伺机向川甘边发展攻势。即令王树声率第三十一军主力进至羊模坝、三磊坝地区并围困广元；令李先念率第三十军八十九师出青川、平武分割广元、江油敌军并阻击胡宗南部南下，保障右翼安全;父亲亲率第九、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主力，分别向江油、梓潼地区实施进攻。

4月10日，第九军渡过涪江，包围江油县城，第三十军亦连破敌军阻击，前锋直指中坝，并于11日相继占领中现、彰明两城。13日，第四军一部包围梓潼。这一攻势，直接威胁成都、绵阳，使刘湘、邓锡侯大为震惊。邓锡侯慌忙拼凑十个团的兵力，亲自率领，计划经彰明、中坝向江油增援。江油守敌一个旅，依托坚固工事和优势火力固守，红军一时难以攻克。获悉邓部来援，父亲当机立断，决定打援。遂令第九军二十七师继续围困江油城，进入中坝、彰明的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先退一步，撤出中坝、彰明，协同第九军二十五师以及第四军十、十一两师各一部，在中坝以北江油以南的塔子山、雉关山一带，布下阵势，专候邓锡侯援兵到来。17日拂晓，战斗打响。经两天激战，红军全歼敌四个团，乘胜追歼逃敌，18日克中坝，19日克彰明，邓锡侯差一点被活捉。第四军一部于18日克梓潼，歼敌一个多团，一部向西又克北川，另一部一度袭占了绵竹县城。向西北推进的第三十军八十九师，亦相继占领青川、平武。

经过这一段进击，红四方面军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抵青川，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纤一万余人，解放县城九座。

在展开渡江战役后，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转到了嘉陵江以西作战，逐步撤离了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这次撤离川陕根据地与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不同，不是由于军事斗争的失利，是在军事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有计划撒离的，走上了长征路。父亲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整个说来，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有它的复杂原因。优势敌人的压迫，长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凑在一起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后,没有留下足够兵力坚持游击战争，……强渡嘉陵江后，犹豫徘徊，丧失了进击甘南的战机,使‘川陕甘计划’流产。‘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非常失策，是关系整个革命命运的问题。如果当时实现了这个计划，我军将能得到更大补充，中央红军北上就有了立脚点，形势会不一样的。”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按原计划向甘南进击，父亲深感兵力不足。下一步怎么办？他发电报给后面的张国焘、陈昌浩，要他们表态。接着又打电话催促，建议把南边的部队向北集中，迂回碧口，抄胡宗南的后路，进取甘南。可是，张国焘一直没有回复。其实，那时他们正在后面放弃川陕根据地，搞一窝端，大搬家。

进军甘南计划，张国焘不表态，父亲毫无办法，只能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上，同时大力“扩红”，补充兵员、给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父亲和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深深地认识到红色政权对红军的重要作用，所以每到一地，只要取得军事斗争胜利，打开局面，便立即动手发动人民群众，建立根据地。同样，进入嘉陵江、涪江流域后，战局一开，建立根据地工作立刻全面展开，短时间内，新建立了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2000多个，其中县（市）18个，区（镇）70个，乡387个，村1972个。这些基层政权领导土地革命，动员广大贫苦青年参加红军和游击队，在嘉陵江西搞得一片火红。红军主力部队在大量扩充员额的同时，苏区各县也纷纷成立了红军游击武装，其中江油县游击队有500余人。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这里筹集的粮食物资，对于保障会师前后两个方面军十余万人的给养，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4月下旬，中央红军进入云南。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判断中央红军可能伺机北上川西。这时，张国表、陈昌浩从后方来到江油，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张国表在会上说，撤出川陕根据地，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两军会合后，要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赤化川、康、陕、甘、青等省，四方面军下一步应首先占领北川、茂县、理县、松潘一带地区，背靠西康，作立足点。会后，红四方面军全军紧急行动，提出口号：向西进军，建立川西北苏维埃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实现两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红四方面军进军岷江流域的松潘、茂州、理番（今理县）、汶川一带地区，北川境内的北川河谷是唯一通道。这里东起曲山，西至茂州，只有一条沿河延伸的小道，小道南北两面是一壁万仞的高山。南面从东向西的高山有伏泉山、青岭山、皇宫山、老君崖、大垭口、千佛山、观音梁子、上下横梁子，蜿蜒百余里，是南扼川西平原、北控北川河谷的天然屏障，地形十分险要。而北川河谷中段，有一座名曰土门的小镇，依山险而居，为东达北川、西进茂县的要隘，人称土门险关。为防止红军西进，川军邓锡侯部在土门险关这一进入川西北的咽喉要地，设置了三道防线，陈兵三万余人，凭险筑垒，以封锁土门，全力守备北川河谷。

为了实行西进计划，迎接中央红军，实现两军的胜利会师，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由父亲亲自指挥发起土门战役，夺取北川河谷，打开西进通道。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作战，红军处于特殊战场，山地战、丛林战、河川战、夜战、近战、白刃战相结合，攻坚战、防御战交相使用，也是对红四方面军战术运用、作战能力和战斗作风的考验。战役发起后，由于敌对双方焦点高度集中，战役规模迅速扩大，敌人投入的兵力达20个旅14万人。经过20多天的激战，红军歼敌一万余人，终于打开并控制了北川河谷，取得了土门战役的全胜。

土门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历史意义。首先，它保证了红四方面军完成战略行动，成功进入岷江流域。同时，由于土门战役的战场所在位置在千佛山等地，该地人称之为成都和川西平原的“北边城墙”，直接牵动着敌人的成都安危的敏感神经，有力地吸引了川军主力，致使原部署在川南的川南“剿总”潘文华部也被迫赶往成都方向，因而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入川北进行动。

5月初，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准备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5月15日，土门战役后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前锋，穿过北川河谷，进占茂县（今茂汶羌族自治县）。接着，一部西渡岷江，向理番前进，一部沿岷江南下，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威州等要点，逼近汶川。另一部沿岷江北上，进据松潘以南的镇江关及平武以南的片口等地。

两军会师，指日可待。5月底，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茂县开会，研究迎接中央红军的工作。会议决定：由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第九军军长何畏率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及第九军二十五、二十七师各一部，分东西两路，由岷江地区兼程南进，消灭沿途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其次是动员部队做好两军会师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要求各部队层层深入动员，以坚持战斗岗位，多多消灭敌人，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大力筹集和捐献慰劳品等实际行动，迎接兄弟部队。

父亲考虑得很细，联想到当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战进入川陕途中，最难的是吃不好、睡不好，设身处地估计到转战中的中央红军，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所以，会上他特别提出，要从各部队抽调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跟随前往迎接的第八十八师一起行动，会师后立即将其补充到中央红军，先解决吃饭问题。

两军即将会师，父亲极为兴奋。会后，他还专门和李先念作了一次长谈。既谈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也谈到了两军会合后的战略发展方向，他们认为还是原来的“川陕甘计划”比较理想。

红四方面军刚刚进入的岷江流域地区，为汉、藏、羌、回等民族杂居区域，高山连绵，人口稀少，粮食产量甚低，交通运输不便，绝非大军久驻之地。红四方面军总部一面指挥前线部队遏阻川敌和胡宗南部的进攻，一面分兵发动群众，筹集粮食、被服、牛羊、盐巴、茶叶、羊毛等，在全军开展制作和捐献慰问品的活动，准备迎接红一方面军。从军队到地方，从总部到连队，一派紧张而热闹的景象。

6月上旬，南下迎接的第九军和第三十军部队分头进入夹金山北麓。8日，李先念西路攻占懋功（今小金），歼灭守敌邓锡侯两个营及反动地方武装近千人，接着占领懋功以东之要镇达维。何畏东路严密控占通往成都方向的日隆关、巴郎关等要隘，以保障会师部队的右翼安全。这时，红一方面军已过大渡河、泸定桥，经天全、芦山向宝兴（穆坪）急进。12日，红四方面军迎接部队的东、西两路之先头第二十五师七十四团（西路）和第二十七师八十团（东路），在夹金山北麓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四团胜利会师。

会师后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兄弟部队的指战员，紧紧握手拥抱，欢呼跳跃，激动得热泪盈眶。会师的喜讯很快传遍整个红四方面军。当日（12日），父亲受张国焘委托，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的名义起草并发出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电报，报告了当前敌情和四方面军各部队的位置，提出了当前任务的意见请中央决定，电报中还表示：“弟等意见：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位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最后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千万工农群众，正准备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

电报中用了“长征”一词，因而这份电报也成为当年最早提出和记载这一名词的极少数历史文献之一。

与中央红军会师后，父亲在芦花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同志。毛泽东亲自将一枚金质五星奖章授予父亲，以表彰红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朱德总司令语重心长地同父亲交谈两军加强团结、取长补短的问题。由于工作关系，父亲与朱德接触较多，了解到红一方面军兵员损失很大，遂与陈昌浩商量，建议从红四方面军抽调几个建制团补给红一方面军，也请他们调些干部来红四方面军，以利相互学习。陈昌浩赞同，一起向张国焘报告，张也表示同意。后经中央批准，抽调了三个团3800余人去了红一方面军；从红一方面军调来了李卓然、张宗逊、陈伯钩、李天佑、李聚奎、朱良才等，在总部工作或任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职。

（作者是徐向前之子，曾任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2005年升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军衔）

（来源：《百年潮》2016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