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德如海 大公至正——读《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有感

作者:    发布时间:2017-04-12   
分享到 :

盛德如海 大公至正

——读《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有感

聂公佐

“他的胸怀像大海一样宽阔,人品像青山一样崇高”,他传奇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作为党员干部,通过品读《难忘的二十年》一书,追思习仲勋同志“一生光辉、历经坎坷”的奋斗历程,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忠诚二字的责任和分量。

再次满怀敬仰地打开了《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一书,我伏案细读,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本书作者张志功同志在“文革”前和改革开放后先后两次担任习仲勋同志的秘书,前后加起来正好20年,是习仲勋同志光辉历史的目击者和见证人。在书中,作者回顾了同习仲勋同志一起工作和生活的日日夜夜。全书篇幅不长,文风朴实,亦如习仲勋同志的为人——纯朴、简单、真实。翻开书页,同作者一道感受习仲勋同志的喜怒哀乐、嬉笑怒骂,感受他起起伏伏、波澜壮阔的一生,令人不禁动容感慨。

惟其忠诚方能信仰笃定,信念如山

信仰必经万般委屈而不悔,忠诚必经严峻考验而不改。没有坚定的信仰信念,忠诚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品读这本书,就能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信仰信念,什么是忠诚坚贞。该书开篇就讲了习仲勋同志蒙冤受屈的那段艰难岁月。1962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问题”遭诬陷,被扣上“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等莫须有罪名,受批判、审查长达16年之久,其间竟有7年没有见过家人。但在这样一种痛苦无处诉的情况下,他仍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学习理论,坚持锻炼身体,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公正解决。艰苦生活的磨练、身陷囹圄的磨难和种种不公正待遇,没有改变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没有改变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彰显了一个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品质和崇高气节。19784月,在还没有得到公开平反的情况下,他服从组织决定,毅然南下广东省委主持工作,毫不计较个人的委屈和得失,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承诺——“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书中还记录了一段他和好友班禅的对话,习仲勋和班禅的冤案在平反后,老友重逢,感慨万千。班禅很不安地说:“因为我的《七万言书》,把你给连累了,真对不起。”习仲勋同志却对他说:“这不是谁连累谁的问题,我们都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增长了见识,党对你是了解的。”朴实的话语,透着对党的无限忠诚,表达着对组织的无比热爱,令人肃然起敬。人生能有几个16年啊?习仲勋同志完全有理由为自己所遭受的不白之冤表达自己的委屈,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16年冤屈”当作“锻炼和考验”,始终对党保持忠诚之心。支撑他至死不渝对党忠诚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是信仰。是信仰决定了他没有把职位用于谋求个人利益,而是用来为党工作、造福人民;是信仰决定了他把个人荣辱寓于党的事业,始终把组织需要和组织安排置于个人意愿之上。

惟其忠诚方能秉持真理,矢志不移

习仲勋同志是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群众领袖,最懂得实践的重要性,最讲实事求是,不论什么时候都讲实话、讲品德、讲良心,更讲党性,从不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为既然是错误的东西,不管来自谁的决定,不管有多大压力,都要彻底纠正。他在广东平反冤假错案时,以革命家的勇气,以雷厉风行、一抓到底的作风,顶住层层压力,坚持实事求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在处理广东“地方主义”问题时,有人问他“有人说你为‘地方主义’翻案,你知道不知道?”他掷地有声地回答:“知道,我做这件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是把平反‘地方主义’搞成。”他在广东主政3年期间,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使多达20万干部群众得以平反昭雪,而当时他自己的冤案还没有得到公开平反。他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坚持真理的革命情怀,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感染了他的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他的秘书张志功也遭到秘密逮捕,被隔离审查了近两年时间,历经苦难折磨,但他牢记习仲勋同志的教诲,始终不为自己过关而歪曲事实、无中生有。这就是党性,就是忠诚,就是共产党人的坚贞和伟大。此情此景,今天读来仍让人不禁潸然泪下。

惟其忠诚方能大公至正,胸怀天下

对党忠诚必然涉及“公”与“私”的问题。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习仲勋同志从入党的一刻起就将一生献给党和人民,从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有时甚至因公废私、公而忘私。1944年,他在新婚燕尔之际就对妻子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陷在小圈子里,今后我可能在很多方面照顾不了你。”解放战争时期,夫妻相隔几百里,长时间不能团聚,他常常只能写信给妻子,一面传递思念之情,一面鼓励她安心在基层工作。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时有一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的地位和影响经商,有的违法乱纪,在社会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他对此十分忧虑,认为纠正党风,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家属做起,因此治家很严,甚至有些不近人情。1983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光英筹建“光大公司”,想调习仲勋同志的女儿乾平去工作,他谢绝了,说:“你这个‘光大’公司名气太大,众目睽睽,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还是不要调她去为好。”他还严肃而委婉地开导女儿:“人只要有本事,在哪里都可以发挥作用,就怕你没有本事。因为我的身份,你去‘光大’难免会有议论。你是我的女儿,就要学会低调做人。”作为一名丈夫、父亲,对妻子、儿女的爱是真挚而纯粹的,特别是多年的革命生涯、起起落落,愧欠家人太多太多,如何弥补都不为过,但作为一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党和国家的利益面前,个人情感抛之一边,即便调动工作这等小事都不讲情面。看似绝情实则大义,他是真正用坚强党性和不二忠诚支撑自我的大写的共产党人。

惟其忠诚方能不忘初心,心系苍生

共产党员对党忠诚,就是对人民忠诚,就是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干实事,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在习仲勋同志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农民那种勤劳、勤俭和朴实无华的作风。他几十年如一日,过着简朴、平常的生活,却时时牵挂着基层劳动群众的疾苦,始终“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认为人民群众的事情,不论大小,都是国家大事的体现,都要认真对待,马虎不得。19603月,革命老区陕西省耀县黑田峡大队派人到河南洛阳购买胶轮马车,途经渑池县时,被疑为投机倒把,人被扣留,款被没收。他得知后,详细询问了事情的经过,亲自调解渑池县退还了被扣的马车款。他视人民群众如父母,始终以炽热之心为人民群众服务,甚至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依然初心不改。1967年,在被批斗期间,他还两次上书毛主席,反对“文攻武斗”,建议恢复春耕生产。这样一位被红卫兵看管、失去人身自由并遭到轮番批斗、身心极度疲惫的“反党分子”,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冤情,而是制止武斗和恢复春耕生产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逃港潮”泛滥,他经过深入调研后认为,不只是沿海人觉悟出了问题,主要还是经济上出了问题。因而,他一方面坚决反对把偷渡外逃的群众视为犯罪分子,另一方面加快改革步伐,推动特区建设,用发展这把钥匙破解群众温饱问题。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体察民间疾苦的精神,直到今天依然让人钦佩。他还十分注意同群众沟通的方式方法,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善于倾听群众的声音,用一点一滴的“小事”,诠释了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对群众极端热忱、对人民极端负责的品格和情怀。

惟其忠诚方能务实担当,不计得失

唯有担当,方显忠诚。担当精神是共产党人的魂,是精神脊梁,是对党忠诚的根本体现。党员干部对于应该做的事,顶着压力也要干好;对于应肩负的责任,迎着风险也要履行。习仲勋同志在工作上从不揽功诿过,敢于承担责任,总是为他人遮风挡雨。比如,在蒙冤受屈的日子里,他对所谓“反党”问题抱着尽量少牵扯别人的态度看,能揽过来就揽过来,宁可自己一个人承担责任,也尽可能不连累别人,他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到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即使对那些做过错事,甚至伤害过他的人,也从来不计较,更不打击报复。“文革”期间,他被西安造反派从洛阳揪到西安批斗,拼刺刀会,拳脚交加、推搡凌辱,百般侮辱,但他对这群红卫兵并无怨恨,多年以后还为他们开脱说:“他们年轻幼稚,不懂得革命道理,单凭一股热情,容易受蒙蔽上当,不能怪罪他们。”胸襟之博大、气度之恢弘令人崇敬。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主政广东期间,面对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现实,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团结和带领省委一班人,率先向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形势,赋予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特区,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这一建议被中央采纳,经济特区由此而生,“杀出了一条血路来”。在这段惊心动魄而又荡气回肠的历史进程中,他说过:特区之特,关键在敢于改革,敢于试验,敢于牺牲。这个特,不是指在生活上特,不是要脱离群众。敢试,有时候可能会试错,这没有关系,顶多不就是一个乌纱帽嘛。敢想、敢干、敢于担当。这种果敢与实干,源于他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源于他对民生福祉的关切。

“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是共产党员入党时的庄严承诺。是否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是每个共产党人都要自省自问的问题。习远平同志在回忆父亲习仲勋的文章中写到:“父亲为什么能够天天如一地无畏面对,是因为在他心里,人民至上,党至上,为党和人民而战斗、奋斗,是他心里的无上快乐。‘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16个字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顺境如此,逆境亦如此。”品读这本书,我们看到了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既铁骨铮铮、光辉伟岸又平易近人、举重若轻的形象,他有志存高远的追求,有百折不挠的意志,有摆脱名利束缚的定力,任何时候都不移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任何情况都不改对组织的信任。斯人已逝,精神长留。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来源:《学习时报》20174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