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贡献

叶剑英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贡献

陈弘君

叶剑英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正确指导思想与错误指导思想、健康力量与极左势力尖锐对立、激烈交锋的阶段，以及在实现转折、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阶段，叶剑英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奠基开创者之一。

抵制极左思潮和“左”倾错误思想，遏制内乱，

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排除障碍

在“文化大革命”中，叶剑英不断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努力阻止内乱，减少内耗，消除“左”倾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他为终结这场运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是积极参与、坚决支持批判极左思潮和落实党的政策。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推动全军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干部政策，调整领导班子。他建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让他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并参与挫败了江青一伙阻挠邓小平复出的企图。

叶剑英大力支持周恩来开展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并在毛泽东支持下，解放了一批高级干部。在周恩来患病治疗和离京期间，报经毛泽东同意，由叶剑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周恩来、叶剑英等努力下，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力量得到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为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条件。

但是，由于江青等人诬告，毛泽东认为纠“左”已超过了限度，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了批评，江青等人则仍然受到信任。江青一伙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并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不过，叶剑英仍想方设法阻止江青一伙搞乱军队，没有具体布置军队的“批林批孔”运动。于是，江青、王洪文等人到军队系统煽风点火，还在万人大会上把攻击矛头对准周恩来和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指责叶剑英抓军队运动不力。叶剑英巧妙应对，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接受江青等人的“帮助”，毛泽东为此批评了江青等人，江青等人的图谋被挫败。

叶剑英坚决贯彻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在全军肃清林彪破坏军队建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大抓军事训练和战备，恢复和增设军事院校，推进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二是参与打开中国对外关系新局面，捍卫国家领土主权。

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后，婉转地表达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苏联却在中苏边境多次制造流血事件。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叶剑英等四位老帅多次座谈讨论。他们不同意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的看法，强调要利用美、苏和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尽快打开中美之间的僵局。他们多次向中央呈送报告，为中国调整外交战略、打破中美僵局、正确应对苏联反华行径，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971年5月起，叶剑英担任中央中美关系工作小组负责人，协助周恩来多次同基辛格举行会谈，并参与接待尼克松，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参与研究、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促使中日建交。然而，周恩来、叶剑英的外交观点和活动，被江青一伙诬蔑为“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毛泽东依据不正确的汇报，让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他们。江青一伙企图打倒周恩来、叶剑英，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但毛泽东否定了这种提法。此外，叶剑英还提出发展对外关系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等独到见解，批评闭关锁国、强加于人的错误。上述思想和实践对于纠正对外关系方面的极左错误、为对外开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史无前例的内乱尚未结束之时，1974年，南越当局派兵侵占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一些岛屿。叶剑英及时向周恩来报告并提出建议、研究对策，经报毛泽东同意后，叶剑英受命牵头组织领导小组，指挥收复岛屿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三是全力支持1975年的全面整顿，并在粉碎江青集团和终结“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974年，毛泽东获悉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运动搞乱全国，数次加以批评和制止。叶剑英多次到医院看望病重的周恩来，向他汇报和商讨工作。他们提议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支持他抓全面整顿。叶剑英尽力让邓小平参与抓军队的整顿，抵制江青、王洪文在军队系统内培植亲信的行为。他还与医疗专家制订有效方案，支持周恩来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挫败了江青等的“组阁”图谋。

1975年6月至7月，叶剑英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江青搞乱部队思想的行径，指出：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会议期间，他还向高级干部们分别传达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会后，中央批准成立由叶剑英等六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对全军各大单位领导班子进行调整。

在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支持邓小平推行全面整顿。江青一伙极力阻挠和反对，把整顿的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毛泽东作出批评江青等大反“经验主义”的批示，中央政治局开会传达，邓小平、叶剑英等严厉地批评了江青等人。毛泽东还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当众批评江青一伙，赞扬叶剑英。1975年7月1日，叶剑英致信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得到毛泽东的同意。邓小平全面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全面整顿有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但由于整顿发展到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系统纠正的程度，不仅“四人帮”不断诋毁，毛泽东也不再容许。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对邓小平进行了错误的批评，邓小平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周恩来逝世后，张春桥提出由叶剑英为其致悼词，叶剑英立即表示反对，提议由邓小平来做。他的提议在中央政治局获得通过。

1976年2月，邓小平、叶剑英实际上被停止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有人劝叶剑英到南方休养，但他坚决不走，而是留下来与江青集团进行斗争。江青一伙诬蔑邓小平、叶剑英等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并促使政治局会议将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叶剑英被诬蔑为“军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和“幕后策划者”，不断遭到攻击。“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推向全国。

毛泽东临终前握住叶剑英的手，想对他有所交代，但说不出话来。毛泽东逝世当天，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受到华国锋、叶剑英的抵制。“四人帮”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阴谋活动的步伐，引起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的高度警觉。经过商议，他们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在随即召开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上，当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党中央主席时，叶剑英坚决推辞，并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会议赞成叶剑英意见。叶剑英还对粉碎“四人帮”后的工作提出了重要的建议。

在长达十年的内乱中，叶剑英不屈不挠地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作斗争，千方百计地抵制和纠正“左”倾错误，并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不终结它，就不可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拨乱反正，消除“文化大革命”和“左”倾错误的危害，

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基石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作为党中央排名第一的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不久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成为在党内外享有最崇高威望的领导人之一，他的思想和作为，对于党、军队和国家工作大局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叶剑英科学总结经验教训，极力消除林彪、“四人帮”以至“文化大革命”的毒害和影响，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他坚定地领导拨乱反正，努力推动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石。

一是在政治上，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发动掲批“四人帮”的斗争，消除“左”倾错误危害和影响，提出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的主要标志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推动工作着重点转移。

叶剑英力主为天安门事件等冤假错案平反，较早提出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1977年11月，他提出：“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的主要标志是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现在，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充分地利用这种国际和国内的有利形势，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地搞上去”。

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讲话，认真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正如邓小平所说：“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的国庆讲话，不单是带有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实际上总结了、或者说基本上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年的经验教训。”

二是在思想上，提出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必须接受实际检验，推动思想解放，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扫除思想障碍。

叶剑英较早部署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四人帮”的影响，推动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他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贯彻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决不能像‘四人帮’、林彪那样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摘取片言只语，骗人吓人”。叶剑英提出恢复中共中央党校，并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理论密切联我认为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产生了不同意见。叶剑英十分赞同文章的观点，他在政治局常委会研究真理标准讨论时，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不主张对讨论采取压制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他提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思想认识。邓小平十分赞成叶剑英的提议。这一鲜明主张，有力地促进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进行，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因即将复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刊发批评“两个凡是”的文章，不同意发行。叶剑英阅读该刊编辑部来信和文章后，认为可以发表，随即找该主管领导同志谈话，《中国青年》才得以公开发行。

在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叶剑英指出：“有些同志还是前怕狼后怕虎，墨守陈规，因循守旧，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迈出一步。怕什么？是不是怕人家说自己‘复辟资本主义’，怕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怕丢乌纱帽？如果是那样，那他们为什么不怕两千多年来遗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继续保存下去，不怕中国贫穷落后，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这一讲话与邓小平的讲话在思想上髙度一致，共同为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

三是在组织上，提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主张，参与领导摧毁、清查林彪和“四人帮”残余势力的斗争，让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掌握领导权，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组织保障。

在叶剑英的参与主持下，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全面展开，解放了大批干部。叶剑英多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其职务恢复后，叶剑英又多次提出将他的职位摆到自己的前面，并提议由他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不过，这些提议并未得到批准。于是叶剑英又在汇报工作、批阅文件的程序上，让位于邓小平，处处维护其威望，为他发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作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叶剑英提议安排陈云等同志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并在陈云于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之前，专门听取其意见，明确表示支持。叶剑英认为，凡是冤假错案都要纠正过来。他还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在组织建设上的错误主张和所作所为，要求总结经验教训，肃清其恶劣影响，提出选配各级领导干部的条件，以及整顿干部队伍、改变干部队伍结构等正确主张。

四是在军队建设上，揭露、澄清并消除林彪、“四人帮”破坏军队建设的恶劣影响，力推全军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不久，叶剑英重新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军委座谈会上，他针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军队建设所带来的恶果，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的需要，尖锐地提出十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并作出肯定的回答和科学的阐释，澄清了军队建设中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全军由此开展了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把被他们颠倒的是非纠正过来，促进了全军各方面的拨乱反正。

叶剑英还在庆祝建军50周年大会上回顾历史，论述毛泽东军事思想，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军队建设的罪行，阐明人民军队的历史使命，使全军指战员和亿万民兵明确了努力的方向。1977年12月，他与华国锋等主持中央军委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十余个关系全军建设的重要文件。叶剑英在会上作报告，提出了全面加强军队建设和战备等十项任务。该报告成为历史转折时期解放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在1978年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叶剑英阐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任务，强调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他主持下，全军为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

叶剑英等在各个方面的努力，从根本上消除了“文化大革命”和极左指导思想的危害，实现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扫除了障碍，奠定了坚实基础。

提出一系列思想主张，主持有关建设，

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直接贡献

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叶剑英提出了一系列思想和主张，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推动创办特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军队和国防建设，发展统一战线和“一国两制”构想，加强党的建设。

一是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改善人民生活。

叶剑英强调：“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国家的巩固，社会的安定，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最终都取决于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取决于生产的发展。他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为这个中心服务。”

二是通过批判林彪、“四人帮”和“左”的谬论，指明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

叶剑英指出：“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同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他强调：“不是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是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真正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叶剑英较早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改革的主张。1977年11月，他与广东省委及梅县地区有关领导同志座谈时，指出了体制机制方面的弊病，强调一切围绕着解决政策上存在的问题，从落实政策、调动积极性方面寻求突破。“要首先搞好生产，要提高积极性。”随后，叶剑英了解到，按照当时的体制，中央有关部门将有收入的项目都揽起来，亏本生意就由地方搞。对此，他指出：“还是要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叶剑英强调：“特别是要学会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学会科学的经济管理方法”；“必须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使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都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要扩大企业在生产经营、资金使用、物资管理、劳动力安排、收入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把企业收入的高低同经营的好坏密切联系起来，把劳动者报酬的多少同他们对国家对企业的贡献大小密切联系起来。要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适当扩大地方的经济权限”。

叶剑英较早主张了解世界、对外开放。1978年6月，中央政治局听取谷牧等考察西欧五国的汇报。叶剑英鼓励谷牧大胆讲：“别人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要有顾虑。”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可用来照照自己是什么情况，没有比较不行。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他从战略上强调：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重点应放在西欧。

此外，叶剑英强调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并特别举荐荣毅仁等过去的实业界人士，支持荣毅仁筹办国际信托投资事业。叶剑英还多次到各地视察，支持改革开放事业。当有些地方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内出现不同意见时，叶剑英表示支持这一重大改革，并将一些地方好的经验加以推广。当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遭到非议时，叶剑英坚决表示支持。他担心分管开放和特区工作的谷牧的处境，听到谷牧表示能顶住压力时，十分高兴地说：“那就好！”关切和支持之情，溢于言表。

三是鼓励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大胆探索，创办经济特区，并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第一个到特区视察。

粉碎“四人帮”不久，叶剑英看到濒临港澳的广东还很贫穷落后，急切地要求广东设法把经济搞上去。省委酝酿提出，让广东先行一步，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吸引外资。对此，叶剑英明确表示赞同，并用实际行动支持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为广东先行一步撑腰鼓劲。谷牧率工作组到粵、闽指导起草有关请示报告，叶剑英听取其汇报，随后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报告，决定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试办特区。叶剑英随即接见广东各级主要领导干部，深情勉励道：“你们要带好头。”“希望你们先走一步。”他要求广东充分利用海外关系多，华侨、港澳同胞非常热心祖国建设的有利条件。

1980年4月，叶剑英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第一个来到深圳、珠海特区视察，详细了解情况，肯定成绩，勉励大家继续努力，并亲自帮助解决问题和困难。8月，他领导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较短时间内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并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各项单行经济法规。这就为办好特区提供了法律保障，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和高度赞扬。

四是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建设的新局面。

叶剑英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是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他强调：“必须在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充分发扬民主，在各级组织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不能少数人说了算，不能搞‘一言堂’，不能容许任何个人凌驾于组织和群众之上。”

与此同时，他提出：“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这种法律和制度要有稳定性、连续性……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能以任何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检察机关和法院，在自己的工作中一定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事实真相，一定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有一批大无畏的不惜以身殉职的检察官和法官，这样才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在人民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定要实行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在他的主持下，五届全国人大及其会修改《宪法》，制定了《经济合同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62个法律和有法律问题的决定，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法障，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新局面。

五是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髙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广东调研时，他指出：“要提髙文化，提高觉悟，共产主义才能达到”；“这两条要抓紧，一是搞好生产，一是提高觉悟”；“不能只埋头生产，不管政治”。

六是提出军队与国防建设及其改革的指导意见。

1977年12月，叶剑英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提出了全面加强军队建设的十项任务，阐明现代战争与过去战争的不同特点，指出：“我们的军事思想，一定要随着战争的变化而发展。”他强调：“我们的同志研究军事科学，一定要着眼于现代战争的特点，着眼于发展”；“我们要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改变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和国防工业生产一散、二乱、三落后的局面，实行科研、生产、使用三结合，把科研和军工生产很快搞上去，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叶剑英还提出了军队和国防体制改革的意见。他在前述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强调贯彻精简整编的方针：“要精简机关，充实连队”；“编制就是法规。要加强编制管理”。1980年2月，他审阅了《关于改革编制体制压缩军队定额的方案》，表示原则同意，并要求进一步研究成立陆军领导机构问题，认为第二炮兵不宜与国防工委合并，要解决技术侦察部队等体制问题。

叶剑英强调：“过去军队强调合同战术，现在有空中、太空、海上、海底的纵的联合、纵的协同，还有地面的协同，要合得成、联得上。”“第一，要求战士们，人同技术结合起来；第二，部队与部队之间、各军兵种之间要协同起来，合得成、联得上才能打得胜。”他提出，要从现代战争特点出发采取后勤保障措施，研究借鉴外国军队有关经验。他还就现代战争的战略、军事院校设置、提高官兵知识化和专业化水平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

七是提出爱国统一战线和“一国两制”的思想主张，并亲力亲为，广交海内外朋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人心。

1977年12月，叶剑英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一系列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主张，强调“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

叶剑英尤其重视发挥华侨对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多次要求做好华侨工作。1979年，他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广东省代表团讨论会上，分析了华侨产生的原因和他们的心愿，指出：“我们要很好利用海外的条件，把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好。要重视这批人才，包括重视这方面的外汇、资金的利用。”他得知著名的华侨学府暨南大学的校舍被占用，即要求占用单位限期搬出，使暨南大学得以重新开学。

叶剑英较早提出祖国和平统一的主张，指出：“我们要同台湾同胞一起最后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1978年12月，他主持召开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阐述中国政府有关台湾回归和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和态度，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热烈欢迎，台湾海峡逐步出现了和缓气氛。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重要谈话，进一步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实际上明确表达了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在国内外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反响，对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叶剑英不仅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针政策，而且身体力行，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争取海内外各界人士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一大批海内外人士牢记他的嘱托，在祖国的经济特区建设等改革开放事业和家乡建设发展、祖国统一大业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八是提出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并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表率。

叶剑英多次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提出了要重视预防腐败的意见，指出：“在我们干部和机关中，官僚主义有严重的发展，已经成为我们队伍中的痈疽”，“我们决不能允许那些官僚主义者把我们的国家机关变成官僚主义机构”；“现在干部多吃多占又有抬头，浮夸、虚报等歪风邪气也有所抬头……纠正干部的歪风，不要看成是小事，这是关系到国家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他还指出：“从党的领导者到每个党员，从国家领导人到每个公民，在党纪和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不受党纪约束的特殊党员和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绝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他强调，要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

叶剑英还提出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主张。他认为：“目前我们的干部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必须经过周密计划，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认真进行必要的改革”。首先，干部的任免一定要有健全的制度，使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自己的勤务员。其次，要坚持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再次，要坚决克服干部只能上不能下的现象，推进新老交替。为了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率先垂范，多次要求退出领导岗位。最后，干部队伍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需要尽可能地具有专门的科学知识和技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已经将近40年了，对于叶剑英为此付出的努力和贡献，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扫除障碍、指引航向，不愧为这项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

（本文作者：广东叶剑英研究会会长）

（来源：《百年潮》201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