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红旗周报》述论

瞿秋白与《红旗周报》述论

韩同友 衡朝阳

一、瞿秋白和《红旗周报》的渊源

瞿秋白是“中共第一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唐宝林、陈铁健：《陈独秀与瞿秋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他对于党的理论宣传贡献集中体现在主编党的刊物、提出党的宣传政策、亲自撰文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1923年瞿秋白从苏俄回到国内，就成为中共中央刊物《新青年》、《前锋》的主编，还参与编辑《向导》，国共合作初期参与领导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五卅惨案后，瞿秋白根据中央决定创办《热血日报》，1927年作为编辑委员会主任兼总编辑创办《布尔塞维克》。此后，直到1934年，瞿秋白到中央苏区，在那里他再次担任《红色中华》主编。期间，尽管瞿秋白没有主编过党的刊物，但他在党报、党刊继续发表大量的文章，其中就包括在《红旗周报》发表的文章，对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做出了巨大贡献。

《红旗周报》的前身是1928年11月创刊的《红旗》三日刊和1930年8月改版的《红旗日报》。这一段时间瞿秋白在苏联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显然能够看到一些《红旗》报刊。瞿秋白和《红旗》的关系最早要追溯到1929年底，当时还在苏联的瞿秋白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党的报刊《布尔塞维克》、《红旗和海上日报》提出建议，其中谈及《红旗》，“我觉得《红旗》的文字还太深奥了一些——编辑上应有大大的改良”，他还建议帮助工人写作，组织工人通信员到工人区域收集通信【《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9年12月15日），《翟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六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18~719页。】。1930年8月瞿秋白回到上海，他先后在《红旗日报》发表短文《辛亥革命纪念和苏维埃政权——拥护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9月30日)以及《反对国民会议的欺骗》（1930年10月17日）。当时瞿秋白的长篇文章多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

1931年1月初，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因为所谓针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路线”遭到全面批判，他被迫做公开的自我批评，并被排挤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尽管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上仍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在随后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但即便到1934年初赴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也已经游离于政治核心圈之外。巧合的是，正是在1931年3月初，张闻天将《红旗日报》改版为《红旗周报》，由罗绮园任主编秘密创刊发行，1933年在停刊5个月后于8月31日在中央苏区出版第59期半月刊，改为张闻天任主编【《红旗周报》短暂停刊的原因是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见方克主编：《中共中央党刊史稿上卷，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1934年3月初停刊，共出版64期。《红旗周报》出版发行的3年和瞿秋白离开中共中央政治舞台的3年基本重合。这3年中瞿秋白花费大量时间在文艺理论和文艺作品的翻译和创作以及左翼文化战线的领导工作上，他对于革命政治的参与主要反映在为《红旗周报》、《斗争》、《布尔塞维克》、《中国与世界》等党的刊物撰写文章。其中在《红旗周报》上瞿秋白发表的文章一共有18篇，这些文章集中于1931年底至1932年5月间，最早的一篇是1931年10月30日在《红旗周报》第22期发表的《陈独秀的“康庄大道”》，最后一篇是在1933年8月31日《红旗周报》迁往苏区的第1期即总第59期发表的《在瓜分混战之下的中国西部》。

瞿秋白和《红旗周报》的关系还在于《红旗周报》曾发表文章专门对翟秋白展开批判，这就是1933年的“《斗争》事件”【石源华：《王明路线在1933年对瞿秋白的“批判”》，《复旦学报》1983年第4期，第81?84页。】。针对瞿秋白在《斗争》上发表的十几篇时评文章，1933年10月30日《红旗周报》第61期发表社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和署名文章《粉碎五次“围剿”与反倾向斗争》，批判瞿秋白，从而把对瞿秋白的批判从上海推广到苏区。这也彻底宣告了瞿秋白政治生涯的终结，此后瞿秋白再“没有发表过像过去那种文风严谨、畅论通晓、观点深刻的论文，而且对于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表现在政治、军事上的路线斗争往往‘有着特别的敏感’”【梁化奎:《瞿秋白与“〈斗争〉事件”述论》，《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第4页。】。事实上，《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收录瞿秋白此后的理论文章只有寥寥几篇，且包括给中央表明进一步反省的信、在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开展春耕运动等违心或应景之作，多简明扼要。瞿秋白经六届四中全会打击而身心俱疲，但尚能鼓起余勇勉力支撑，再经“《斗争》事件”则彻底心灰意冷，历经沧海的瞿秋白深刻感受到“宇宙和社会是那么陈旧，无味”，一时间感慨“生命没有寄托的人，青年时代和‘儿时’对他格外宝贵”，因而怀念因为“无知”而“可爱”的“儿时”【瞿秋白：《“儿时”》，《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5?96页。】。自此瞿秋白大概“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了【瞿秋白这是描述自己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的精神状态，看来有些夸张，准确说这还应该是“《斗争》事件”即1933年10月以后瞿秋白的心理状态。见翟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01页。】。

二、对《红旗周报》有关瞿秋白文章文本的梳理

瞿秋白在《红旗周报》发表的18篇文章中有13篇被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即：

史铁儿：《陈独秀的“康庄大道”》（1931年10月30日，第22期）；

范亢：《巴黎会议和瓜分中国的阴谋——进攻苏联的积极步骤》（1931年12月3日，第25期）；

范亢：《国民党的两个四全大会——反革命的大竞赛》（1931年12月10日，第26期）；

范亢：《南京新政府的下马威——十二月十五日枪伤三十多学生的大屠杀！》（1931年12月17日，第27期）；

范亢：《注意巴黎会议的结果——瓜分中国和进攻苏联的急进步骤》（1931年12月17日，第27期）；

范亢：《谈谈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1932年3月11日，第31期）；

范亢：《从马占山到蔡廷锴》（1932年3月11日，第31期）；

范亢：《国民党出卖上海的无耻勾当》（1932年3月16日，第32期）；

范亢：《国民党还配谈领导权吗？》（1932年3月25日，第33期）；

范亢：《中国的假革命党和中俄复交问题》（1932年4月1日，第34期）；

范亢：《工人阶级和上海和平会议》（1932年4月8日，第35期）：

范亢：《国难会议和民宪协进会的丑态——地主买办军阀资产阶级进攻工农的两种策略》（1932年4月25日，第37、38期合刊）；

范亢：《申报的武断宣传》（1932年5月2日，第39期）。

综上可见，这13篇文章一篇是以史铁儿的笔名发表，其余都是以范亢的笔名发表的同样以范亢笔名发表的《日本对于苏联的不断挑衅》（1932年5月15日第40期）则没有收录：《瞿秋白文集》收录的是该文的《斗争》版，是瞿秋白以狄康笔名发表在更早的《斗争》上（1932年4月20日，油印第10期）。

此外，瞿秋白以何史文笔名发表的3篇文章和以狄康笔名发表的一篇文章则为《瞿秋白文集所遗漏，分别是：

何史文:《苏维埃政府和满洲事变（1931年11月20日，第23期）；

何史文：《国防政府还是苏维埃政府?》（1931年11月20日，第23期）；

何史文:《纪念列宁》（1931年12月17日，第27期）；

狄康:《在瓜分混战之下的中国西部》（1933年8月31日，第59期）。

与《日本对于苏联的不断挑衅》一文收录不同版本不同，上述4篇属于《瞿秋白文集》编者的遗漏和疏忽，需要在以后重编《瞿秋白文集》时增补进去。因此.目前能够确定的是，瞿秋白在《红旗周报》共发表文章18篇。

另外，《红旗周报》发表对瞿秋白的批判文章有两篇：

社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1933年10月30日，第61期）；

浪:《粉碎五次“围剿”与反倾向斗争》（1933年10月30日，第61期）。该文随后也以海浪的名义发表于《斗争》第33、34期（1933年11月5日、12日）。

上述这20篇文章就是瞿秋白和《红旗周报》最直接的联系。

三、关于《红旗周报》有关瞿秋白文章内容的研究

瞿秋白是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过去9个月后开始在《红旗周报》发表文章的，这9个月里他也仅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了一篇政治理论文章【瞿秋白：《国民会议上蒋介石说些什么？》（1931年5月10日），《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转引自《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第134-145页。】。经过六届四中全会的瞿秋白显然需要好好思考下一步的工作。重新投入“战斗”的瞿秋白，方式、方法开始有了转变。这种转变或者是由于身份的变化，或者是出于瞿秋白的自我保护。这种转变首先体现在瞿秋白回归苏俄文学的翻译和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思考；其次在瞿秋白政治理论文章落脚点的变化。此前，他的此类文章主要落实到中国共产党和工人农民如何做，采取怎样的策略【以六届四中全会为界，参照《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对比瞿秋白前后的政论文章，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现象。当然，此前瞿秋白较多文章是中共中央主要会议的报告或发言、政策规定、策略指示较多，突出体现出该特点。】。而此后瞿秋白的政论性文章主要指向国际帝国主义、国内国民党反动派、托陈取消派等对立面，落脚点在批判。回避对中共政策、策略的批评建议，集中于对敌人的攻击。这一方面反映出瞿秋白由党的领导核心成员到边缘人的身份变化，也体现出瞿秋白在极端打击下的自我保护策略:批判敌人显然不太容易犯错误。这样的基于角色转变而改变政治参与的方式、方法，以及革命理论思考的视角，值得引起关注。

从具体内容来说，纵观瞿秋白在《红旗周报》发表的18篇文章，关于苏联的文章最多，主要是在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投降的基础上重点提出保卫苏联，这样的文章有5篇:《苏维埃政府和满洲事变》、《巴黎会议和瓜分中国的阴谋——进攻苏联的积极步骤》、《注意巴黎会议的结果——瓜分中国和进攻苏联的急进步骤》、《中国的假革命党和中俄复交问题》、《日本对于苏联的不断挑衅》；批判申报对苏联消息的刊载视角问题一篇:《申报的武断宣传》；批判国民党反革命政策的有4篇：《国民党的两个四全大会——反革命的大竞赛》、《南京新政府的下马威——十二月十五日枪伤三十多学生的大屠杀！》、《国民党出卖上海的无耻勾当》、《国民党还配谈领导权吗?》；宣传苏维埃政府反对国防政府的一篇：《国防政府还是苏维埃政府？》；批判托陈取消派的一篇:《陈独秀的“康庄大道”》；关于群众报纸的语言形式、内容要求问题也有一篇：《谈谈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纪念列宁的文章一篇：《纪念列宁》；提出反抗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号召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文章有4篇:《从马占山到蔡廷锴》、《工人阶级和上海和平会议》、《国难会议和民宪协进会的丑态——地主买办军阀资产阶级进攻工农的两种策略》、《在瓜分混战之下的中国西部》。这些文章以维护苏联、批判国民党的内容较多，对中共革命策略的讨论几乎没有。

瞿秋白在《红旗周报》最早发表的文章是1931年10月30日的《陈独秀的“康庄大道”》。作为陈独秀亲自选拔从苏联归来的瞿秋白，对于陈独秀的感情显然也有别于常人。瞿秋白自己说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第696页。】。随着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瞿秋白对陈独秀的态度也慢慢改变。最初，作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针对中共中央关于陈独秀问题的来信，以共产国际决议一笔带过【瞿秋白说，国际“已有一决议，其中提到中国党内反右倾的任务，认定反对陈独秀的取消派外，还要知道主要的党内危险是暗藏的机会主义”。见《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9年10月30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六卷，第649页。】，在其专文讨论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时，仍然把“机会主义者的领袖陈独秀”和“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区别开来，认为他们是“双方并进和联合行动”，因而对陈独秀也是从思想理论方面进行党内的批评，甚至因为在批评中连带对魏金斯基和布哈林的批评而降低了对陈独秀批评的针对性【瞿秋白：《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1929年11月6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六卷，第652-653、665、684页。】。对于随后的少年国际驻华代表建议开除陈独秀问题，瞿秋白也仅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简单传达，并未有自己的意见【瞿秋白传达“少年国际驻华代表（英国人）的口头报告”，其中有“至于独秀，则必须采取‘组织上的决定’，提出开除的问题。因为他是完全的取消主义，已不成其为党内派别”。这里瞿秋白应该是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结合阐述少年国际驻华代表的意见。见《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9年11月14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六卷，第697?698页。】。开除陈独秀出党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瞿秋白认为，“对于反对陈独秀的问题——理论上的斥责（并非讨论）的问题，既然他将他第三封信公布了，就成为重要的问题了”，但还是认为，“这里的意见，大致表示在我的文章（即前述《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引者注）里”【瞿秋白：《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9年I2月15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六卷，第716页。】，并没有进一步的意见。此后为了和中央保持一致，瞿秋白在文中也经常把托陈取消派和一切反动势力放在一起批判，却再没有系统批判陈独秀及其托陈取消派。对陈独秀的态度应该反映了瞿秋白当时对于大革命失败原因的不同看法及其对陈独秀的情感。

1931年11月下旬以后，直至1932年5月中旬，瞿秋白在《红旗周报》发表了16篇文章。这些文章的首要特点是紧扣时政热点，都可以称做时评，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理论方法对巴黎会议、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南京国民政府1931年12月15日枪伤学生事件、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成立、国难会议进行分析。这些事件涉及国家前途民族命运，都是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瞿秋白通过自己的敏锐观察和深刻剖析，为大众破解迷局，为无产阶级指明革命道路，字里行间充满了战斗精神。第二个特点是中心思想高度统一，主要围绕揭露一切反革命的真实面目、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保卫苏联展开。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巴黎会议是英美法日研究讨论“是否已经必须由英、法、美、日四国帝国主义直接来统治中国——瓜分中国”的分赃会和“积极地进行进攻苏联的战争准备”会，而面对瓜分，国民党军阀还是“竭力屠杀民众”、“讨好帝国主义”【《巴黎会议和瓜分中国的阴谋——进攻苏联的积极步骤》（1931年11月20日），翟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第191?193页。】；对于《申报》，瞿秋白也以阶级斗争的敏锐嗅觉，发现其“国民党的官场机关报”的“后备军”本质而致力于“揭穿它的假面具”。通过对《申报》有关文章的分析，瞿秋白认定，“《申报》的‘左倾’，事实上不过是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别动队”，《申报》对于苏联的宣传“表面上暗示着对于苏联的崇拜和同情，这同样是收买人心的手段”，它对于苏联的态度，无论怎么掩饰，“始终暴露了根本敌视的立场”【《〈申报〉的武断宣传》（1932年4月24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第435-437页。】。对于一·二八事变中蒋光鼐、蔡廷锴的抗日斗争，瞿秋白号召“劳动民众和兵士们，千万不要再相信地主资本家的军阀之中有什么‘爱国英雄’，千万不要相信国民党的将军之中有什么能够真心反抗帝国主义的人”，“解决一切问题的力量……在我们自己”。蒋光鼐、蔡廷锴军队的撤退进一步证明瞿秋白的分析，“国民政府和蒋光鼐、蔡廷锴，听着国际帝国主义的命令，服从日本天皇的上谕，强迫上海的兵士退却二十公里”，他们的卖国罪状完完全全暴露在中国民众面前【《从马占山到蔡廷锴》（1932年3月11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第407页；《国难会议和民宪协进会的丑态——地主买办军阀资产阶级进攻工农的两种策略》1932年4月9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第424页。】。显然是受中共的政策影响，瞿秋白的这些文章中也充斥着“左”倾错误，简单化地把一切中间力量都推向国民党一边，认为他们都是欺骗大众、投降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帮手。

即便如此和中央保持一致，瞿秋白仍然难逃厄运。针对瞿秋白1933年在上海版《斗争》以笔名狄康发表的十几篇时评短文，上海临时中央局予以尖锐批判，并最终通过《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批判瞿秋白“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是“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号召对瞿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转引自石源华：《王明路线在1933年对瞿秋白的“批判”》，复旦学报1983年第4期，第81页。关于《斗争》上海版和苏区版的考辨，见梁化查:《“〈斗争〉事件”中的〈斗争〉版本考》，《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6年第8期，第6-7页。】。

《决定》发出一个月后，已经转移到中央苏区出版的《红旗周报》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对瞿秋白展开批判，从而把这一事件扩及到苏区。社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在列举了白区党的主要任务后，指出要完成上述任务，“必须大大的发展党内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与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随后，社论对于“罗明路线”只字未提，却将矛头直接指向狄康（瞿秋白）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强调“必须开展最无情的斗争”，“给以最严重的打击”，并且引用高尔基的名言，“敌人不愿意解除武装，我们就必须消灭他”。社论关于翟秋白右倾机会主义结论的证据是：瞿秋白认为当前时局的中心是军阀混战，而非苏维埃政权和国民党政权的尖锐对立；翟秋白认为“国民党不敢派白军去打红军，只能用经济封锁与狡猾的手段”；瞿秋白“污蔑红军苏维埃的力量”，否认国民党棉麦借款的目的是第五次“围剿”，等【《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1933年10月30日），《红旗周报》第61期，人民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红旗周报》同期还发表署名“浪”的文章《粉碎五次“围剿”与反倾向斗争》，在对罗明路线、何叔衡错误观点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对狄康（瞿秋白）机会主义给予全面的列举和批驳，认为“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的观点，主要的也是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过分估计敌人的力量，轻视革命力量。首先是对于红军力量不相信.而表现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动摇”【浪:《粉碎五次“围剿”与反倾向斗争》（1933年10月30日），《红旗周报》第61期。】。这两篇文章粉碎了瞿秋白的一切努力。

瞿秋白最后的努力应该是在《红旗周报》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即《瓜分混战之下的中国西部》。该文是在上海临时中央局做出《决定》之前发表的，其时临时中央已经向瞿秋白指出他的错误【石源华:《王明路线在1933年对瞿秋白的“批判”》，《复旦学报》1983年第4期，第83页。】。显然是根据临时中央局的批评意见，1933年8月31日瞿秋白发表《瓜分混战之下的中国西部》，批评“四川有些同志，以为‘现在四川反革命军阀混战是主要的革命任务’，反帝斗争仿佛退到第二位了”，“这是极严重的错误”，并且指出四川军阀混战之中相互指责“放纵赤匪的蔓延”，抢着勾结帝国主义，联合进剿红军，和南京军阀与西南军阀冲突中又一致围剿中央苏区。这些错误正是《决定》批判瞿秋白的，甚至和后来《红旗周报》批判瞿秋白的社论及署名文章对瞿秋白的批判完全一致，因此这一段显然是根据临时中央局意见的自我纠正，但瞿秋白没有就右倾机会主义进行重点反思只能引起临时中央的更加不满。《决定》发布后，瞿秋白已经没有退路，他迅即在《斗争》（上海版第52期）发表《我对于错误的认识》（1933年9月27日）对自己的机会主义立场进行反思。但紧接着就是上述《红旗周报》社论和署名文章的无情打击，它对瞿秋白的显而易见的影响是更少的理论著述以及寥寥的几篇时政文章。据不完全统计，1934年瞿秋白的政论文仅有短论《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3月29日）、社论《努力开展我们的春耕运动》（4月3日）、短论《阶级斗争的教育》（5月30日）等“寥寥三篇奉命应景之作”【蔡桂林:《秋之白华：瞿秋白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页。】。

《红旗周报》见证了瞿秋白在极左思潮打击下的积极寻求突破和消极被动适应的努力与失败。而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的紧张，《红旗周报》也于1934年3月宣告停刊，之后中央红军开始了漫漫长征。瞿秋白和《红旗周报》产生联系的3年，见证了极端“左”倾政策打击下中国革命的危机，从而见证了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左”倾政策走向了破产。

（本文作者：韩同友,淮阴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衡朝阳,淮阴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江苏淮安 223003）

（来源：《党史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