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论怎样抓科研和学习
叶介甫
徐特立是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一生“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是“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
怎样抓好科研
1940年，党中央为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在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学院。学院成立后，党中央委任徐特立为院长。当时，对于如何进行我们党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建设，在自然科学院甚至在党内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而边区科学技术人才缺乏，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后，这个矛盾更加突出。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陆续建立了一批工厂，如石油厂、纺织厂、化工厂、机械厂、造纸厂、炼铁厂以及兵工厂等，都迫切需要技术人员。就当时那么一点技术力量，怎样使用？是统筹安排，让一部分科学技术人员参加生产建设，一部分科学技术人员搞好科学教育工作、培养新生力量呢，还是只顾眼前生产建设的急需而不办、缓办科学教育，或者只顾办科学教育而不考虑当前生产建设的迫切需要呢？有人主张只搞生产建设，不必办正规学校。如果办学校也只能搞短期的技术教育，不必搞系统的教学。他们甚至主张把自然科学院改为比较高级的职业学校。
然而徐特立坚持要把自然科学院办下去，他认为，既要支援当前生产建设的需要，又要统筹兼顾，不能只顾眼前，不考虑长远需要。我们党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工作，像政治、经济、军事等工作一样，每一步骤，既要从我们当前的实际需要出发，又要照顾将来。“见近不见远”或“见远不见近”都不可取。他还主张加强基础科学知识教育，教给学生系统的科学知识。
徐特立多次语重心长地说，要善于吸收前人的和外国的经验教训，眼光要看远一些。他在边区的《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写道：“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曾进行设计教学，废止科学系统，结果儿童所了解的只是个别问题的经验，而科学降到最低的水平。在第一次五年经济建设前不久停止了设计教学而提出系统化的口号。”
在徐特立的精心培育下，顺利地开展了教学工作，同时还抽出了一部分力量参加了边区科学调研查研工作。虽然由于形势发展很快，同学们大多数未能在自然科学院完成全部学习计划就离开了延安，但都已打下了一定的科学知识基础，高年级学生还取得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全国解放后，不少人通过进一步的学习与实践，掌握了一门专业本领，成为新中国的一批科技工作骨干。
怎样搞好学习
在学习观上，徐特立始终坚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而不是成规。
他认为，理论必须与实际密切结合。他说：“研究科学如果停止在书本上（即原则上），与停止在解决目前的生活问题上，同样是非实际的。”他还把读书、钻研学问生动地比作打仗，要注意两点：第一是“攻坚”，第二是“掠野”。所谓“攻坚”，就是要像攻克敌人的据点一样，掌握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最新成果。古今中外，凡是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都是下苦功夫、长期刻苦钻研的结果。但是只“攻坚”还不够，还必须更广泛地学习新的知识，扩大知识的广度，这就是“掠野”。学习就“像作战一样，其中心对象是守住中心据点，一切掠野是为着攻坚，是为着守这一据点”。
从1942年开始，我们党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徐特立积极地参加了这个运动，对王明一类自谓神圣、自命不凡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指出他们“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可是有一句最主要的没有读，即《费尔巴哈论》上说的‘一切东西在辩证法面前没有神圣’”。他们虽然满嘴马克思主义的口头禅，其实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徐特立认为判断一个同志是否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是看他嘴巴上能否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而是看他行动上是否能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解决革命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他说：“离开职业事业专凭一己的意见议论人们的政治水平，必然要把马列主义空洞化、庸俗化、书本化。”
徐特立曾告诫广大青年：“一切事业一切学说一切前人的遗产摆在你们面前，你们都不拒绝都欢迎，但那都不是神圣的，都要经过你们的脑来分析，经过你们的手来试验。检查的标准不是成规，而是你们革命的大多数人的行动……同时一切要经过自己的脑，不是盲目的服从而是自觉的服从，一切不经过脑的信仰是迷信。对于一切真理都要经过自己的脑加以分析，加以集体的讨论，不把任何真理神圣化，还要经过自己的手及群众的手执行过，在革命过程中，还要加以补充，加以发展。”
1958年，党领导开展了一个勤工俭学和教育革命运动。徐特立根据我们党的革命经验，针对当时的错误倾向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当然并不是否定读书和书本知识的意义。书是一定要读的，正确的书本知识也是极为重要的。不读书，我们如何继承和借鉴旁人积累起来的许多斗争经验呢？”
在当时片面强调实践、强调生产劳动，忽视书本知识、忽视课堂教学的情况下，徐特立这些意见显得难能可贵。
（来源：《学习时报》2017年6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