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文化自信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李大钊的文化自信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高乐乐

李大钊不仅是革命家、政治家，还是伟大的文化启蒙者。纵观李大钊短暂的一生，从幼时受中华典籍启蒙到就义前发“以利文化”的遗愿，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且表现出“难得的文化自信”【侯且岸：《大钊精神永存》，《北京党史》2009年第6期。】。李大钊的文化自信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一、李大钊文化自信思想的内涵

（一）从历史价值上肯定中国文化为世界文化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甲午惨败、辛丑之耻的部分中国人，对于民族文化已经毫无自信可言。甚至连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也一度产生过这种倾向。他通过考察数千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状况，指出“若而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爱国心与自觉心》，《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3页。】。针对这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状况，李大钊有不同的认识。他认为，虽然中华文明有不足之处，但这并不代表中华文明没有辉煌的过去。他说：“秦皇、元代之雄图，……当其盛时，丰功伟烈，固莫不震赫于当世。”【《厌世心与自觉心——致〈甲寅〉杂志记者》，《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251页。】“堂堂黄帝之子孙，……前此四千余年，吾民族既于天演之中，宅优胜之位置，天道未改，种姓犹存。”【《国民之薪胆》，《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页。】“吾之国家若民族，历数千年而巍然独存，往古来今，

罕有其匹。”【《〈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及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于人类者甚大。”【《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页。】从其中“堂堂”、“优胜”、“独存”、“罕有”、“伟大”等词语可以看出，李大钊对中华民族文化有着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这说明李大钊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这对于当时失去民族文化自信的很多中国人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

（二）从现实地位上阐释中国文化应该在世界文化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

从文化属性上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平等的。愚昧的、落后的文化必然要被文明的、先进的文化所取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关于中国文化性质的论争，就一直困扰着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形成泾渭分明、截然相反的两个派别。一派是以陈独秀、胡适、陈序经等人为代表，认为同近代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属于古代文化，是“古之遗”，是落后的文化。因此，应该“弃旧图新”、“全盘西化”，用近代的西方文化取代属于古代的中国文化。另一派是以杜亚泉、林琴南、梁启超等人为代表。他们基本上将中国文化看作是精神文明，将西方文化等同于物质文明。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甚至应当用中国文化去拯救处于水火之中的西方文化。在这场争论中，李大钊没有倾向于任何一方。李大钊认为，从文化的质性上来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本无绝异”的，是平等的。他认为，虽然在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新旧之异、甚至是社会性质上的差别，但这些不同属于类的不同，在本质上“本非绝异”。他认为，在新旧之间性质相同，所差者只存在量的多少，即“同质而异量”。他认为，新旧文化之间不应该“相崎相峙，相攻相搏”，因为它们“所秉持之质性本无绝异，且全相同”【《调和之法则》，《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

从文化内容上看，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具有互补性。李大钊认为，中西文化之间不但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而且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互补的关系。他指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页。】。李大钊用“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这两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中西文化之间既是平行又是互补的关系。对于中西文化各自出现的问题，李大钊认为，中西两种文化本身应该彻底地觉悟到各自的不足以及对方的优长，在取长补短中创造新文明、“演进于无疆”。他指出：“所谓本身之觉醒者，即在东洋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而已。”【《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312页。】在李大钊看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优劣之分，两者之间都存在相互学习的地方。也就是说，从文化的性质上看，李大钊自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平等的，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和相互学习的地方，因此，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一样，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三）从未来发展方向上指明中国文化为世界文化再次作出重要贡献的道路

李大钊的文化自信思想，既体现在对历史上中国文化成果的自信、对现实地位上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可以并存的自信，还充分体现在对中国文化可以为世界文化作出新贡献的自信。尽管在他看来，“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命运，已臻奄奄垂死之期”，但他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页。】。他指出，应当打破东西文化的偏见、抛开种族血系的分别,在铲除种族根性偏执、验察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启发科学的精神以索真理，奋其勇气以从事于动性之技艺与产业”，“时时创造，时时扩张”【《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5页。】。这样，在“自信独守”的同时，做到“容人并存”【《新旧思潮之激战》，《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1页。】“，以创造新文明，从而为世界文化作出新贡献。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确信马克思主义可以和“中国实境”相结合，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明，进而有所贡献于世界文化。通过观察世界革命形势和深研马克思主义学说，李大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科学性。通过俄国十月革命，李大钊既看到马克思主义是俄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又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他明确地指出：“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367—368页。】俄国十月革命也让李大钊意识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可能性。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历史学说等的学术研究，李大钊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及其实现必然性的认识。

李大钊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他指出：“本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并非自马氏始的，在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至于马氏才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后来，他又通过研究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发现，“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4页。】,正是通过这种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历史学说等科学性的认识，李大钊从学术研究上逐渐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信仰。

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双向探索，李大钊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信心。经过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论研究，李大钊深刻地认识到它产生的社会环境。他说：“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现。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4页。】他进而指出，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时必须要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他还说，社会主义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个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这里的“实境”、“特性”等词汇，当然包含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研究，李大钊确信，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产生实际效果，必然要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也必然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实践探索，李大钊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他指出：“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在深入农民运动的实践中，李大钊也认意识到中国农民地位的特殊性。他指出：“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土地与农民》，《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8、107—108页。】正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性和中国社会特殊性的认识，使李大钊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必须要与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的“实境”相结合。

二、李大钊文化自信思想的生成机理

（一）良好的文化品格奠定李大钊文化自信思想的心理基础

李大钊出生在濒临滦河入海口的河北省乐亭县，北部是广阔的滨海平原，东部是一望无垠的大海。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助于李大钊形成包容、开放、进取等优秀文化品格。李大钊的家乡地处清王朝推行“新政”的中心范围，同时也是袁世凯的老巢和他培养北洋势力的基地，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入侵的重点区域。这些因素汇成一股合力加快该地区文明开化的步伐，增强地区人们的开放心态。乐亭县古属燕赵之地，燕赵地域文化最明显的特征是慷慨悲歌、任侠豪爽。李大钊也受这种文化的深刻影响，以至后来改用“‘李大钊’这个名字，以燕赵慷慨悲歌之士自命”【韩一德：《爱国主义是推动李大钊走向共产主义的动力》，《河北学刊》1984年第5期。】。乐亭县因距离京师较近，有着浓厚的读书人仕的传统。据记载，仅自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到光绪二年（1876年）的170年间，乐亭县就出过16名进士、142名举人和226名贡生【朱志敏：《李大钊传》，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在李大钊的家乡，学龄儿童通常都“雅重读书”，如县志记载，“村氓衣食稍足，亦必令子弟就塾”。少年时代的生长环境，使李大钊养成包容、开放、进取、创新、独立自主等优秀文化品格，为后来李大钊文化自信思想的产生奠定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础。

（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构成李大钊文化自信思想的前提

文化自信思想形成的前提，首先在于对所自信的文化有着充分的了解，否则只能是盲目的自信。李大钊6岁进入私塾，开始接受传统儒家典籍的教育。他的第一位塾师是秀才单子鳌。单秀才不仅有学识，品格也著称乡里。第二位塾师是具有增广生员资格的赵辉斗。他为李大钊“几乎倾尽了毕生积累的知识和心血”，使李大钊“不到三年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文童”。第三位塾师是曾读书于北京国子监的优贡生员黄玉堂。在他的教育下，李大钊又苦读3年【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秦皇岛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李大钊与故乡》，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1、44一45、48页。】。到1905年参加科举府考，李大钊接受了长达10年的为科举应试而准备的传统私塾教育，“给他的旧学打下深厚的根底，写的一手好的诗文”【许全兴：《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积累下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正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切感知和系统训练，为李大钊文化自信思想的产生奠定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

（三）对西方现代文明成果的汲取开阔李大钊文化自信思想的现代化视野

真正的文化自信，还需要有广阔的现代化视野，否则只能是坐井观天般地盲目自大。1905年，李大钊进入永平府中学堂，开始学习“启蒙科学”【《我的自传》，《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主要科目有英语、数学、格致学，以及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此时，李大钊仍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思想非常痴迷。据他的同学回忆，李大钊“受课之余，最喜康梁文字，手把一编，日无暇息”【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秦皇岛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李大钊与故乡》，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页。】。1907年，李大钊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阅读大量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报刊文章，如《中国报》《民心报》和《克复报》等报刊上的文章。经过资产阶级现代思想和革命实践的进一步洗礼，李大钊全面提升自身的现代思想文化水平。其间，李大钊还加入中国社会党，开始接触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1913年冬，李大钊赴日本留学。在日本，他不仅系统地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文化，还深受当时日本社会流行的大正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早稻田大学的课程和学术倾向，使李大钊对英国式的立宪政治产生浓厚的兴趣，特别认同穆勒的秩序民主思想。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学习《国家学原理》《政治评论》《应用经济学》《经济学原理》《民法要论》等课程，主要涉及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内容。李大钊也关注到当时日本社会兴起的托尔斯泰研究热潮，并受托尔斯泰非暴力思想的影响。日本学者市村赞次郎对中国人文化性格中矛盾性的分析，对李大钊调和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河上肇、堺利彦等人的译文或著作对李大钊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解救民族危机的强烈愿望深化李大钊对民族文化的自信

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民族文化感情的爱国者，李大钊始终以拯救中华民族作为其思想的出发点。他以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为己任，在实践中努力探寻拯救民族危亡和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尤其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历史背景下，李大钊更倾向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性的“自反”，希望从中发现民族复兴的内在动力，增长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李大钊以“铁肩担道义”为己任，在他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梁容若所藏的《三民主义》一书题词时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梁容若所藏〈三民主义〉一书的题词》，《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这几句话是李大钊从少年时代就树立起来的人生信念。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文化情怀，使李大钊始终以拯救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和目标指向，对李大钊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五）西方文明弊端的暴露和国内复辟帝制的闹剧是李大钊文化自信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后果，使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显露无疑。这不仅使西方学者开始反思自身文化的缺陷，也使中国学者重新看待西方文化，并在反思中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所在。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文化，肯定中国文化的重大价值，如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哲学家杜威等。中国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从断壁残垣的欧洲游历回来的梁启超。他明确指出，西方文化已经破产了，并且需要中国文化去解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大钊对西方文化也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反思。李大钊指出，西方文化因为其“动的文明”而受物质生活的重压，达于“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他进而提出，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不足，从而在学习西方文化时要有所选择，有所警觉。从国内政治状况来看，辛亥革命后先后出现两次帝制复辟，其中，袁世凯更是意图通过“定孔教为国教”来为帝制复辟证明，并笼络一批国内外学者，妄图证明民主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文化。这些都在极大的程度上刺激着李大钊文化自信思想的产生。

三、李大钊文化自信思想的重要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李大钊文化自信思想的历史意义

李大钊的文化自信思想突破全盘西化派和国粹派的两种极端范畴，客观、理性地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价值，有助于时人确立科学的民族文化自信的理念，从而恢复当时几乎被彻底击碎的民族自信心。李大钊还指明，在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上，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从而为当时困惑于东西文化问题的知识分子指明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理路。

李大钊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改变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化”的方向，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最高形态的现代化理论的指导，增添了全新的活水源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也由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化思想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因此，也可以说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来指导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中国人在推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观念上也由被动转入主动。

李大钊的文化自信思想有力地推动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的起源。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研究和宣传，奠定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的文化哲学基础。他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历史理论的学术研究过程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为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的起源奠定学术文化基础。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热情宣传，向人们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的起源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时代性和中国社会特殊性的认识，向人们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从而为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的起源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李大钊还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传播给中国工人、农民等众多社会阶层的实践探索，积累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经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道路，奠定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的实践基础。

（二）李大钊文化自信思想的时代价值

当代青年群体应当提升自己的人文主义情怀。李大钊的文化自信思想彰显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五四运动后不久，李大钊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牺牲》，《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李大钊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奉献，哪怕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牺牲自己的生命都毫不迟疑。当今时代，特别是青年群体，应当像李大钊那样甘心为国家、为社会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而不应当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代青年应当在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展示自己的才华，勇于担当起时代赋予的责任，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对中西文化都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李大钊认为，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外来文化，都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盲目地崇拜孔子之道、释迦之说或耶稣之教，要以真理为标准有选择地吸收，即“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则，斥之。释迦之说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则，斥之。耶稣之教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则，斥之”【《真理（二）》，《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7页。】。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李大钊也同样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4页。】当下，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潮再度兴起，但是很多人是没有选择的盲目学习，甚至有“全盘承受”的意味。李大钊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启示我们，应当用现代文化的精神，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合理的、优秀的要学习，不合理的、落后的就应当坚决抛弃。对外来文化也是一样，应当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充分的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摒弃媚外的心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深入社会生活，重视社会实践。李大钊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成为不劳而食的文化游民，要主动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在具体实践中将先进文化传播出去。他说：“不劳而食的智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页。】他主张，接受先进文化的青年，要主动到社会实践中去，以先觉带动后觉，将先进的文化传播给广大的人民群众，带动更多的人有“彻底的觉悟”。李大钊还主张，在传播先进文化的过程中，要深入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利用人们易于接受的形式进行传播。他说：“到乡间去的同志们，应知利用农闲时间，尤其是旧历新年一个月的时间，作种种普通常识及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为使此项工作多生效果，图画及其他浅近歌辞读物，均须预备，并须要联合乡村中的蒙学教师，利用乡间学校，开办农民补习班。”【《土地与农民》，《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当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宣传和教育，也需要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利用他们易于接受的形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给他们。这样，既可以扩大传播和教育的范围，又能够增强实际效果。

（本文作者：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5）

(来源：《北京党史》2017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