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与南昌起义——贺晓明访谈录
贺龙与南昌起义
——贺晓明访谈录
杨 琳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杨琳：（《百年潮》编辑）：南昌起义虽然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但真正策划组织发动起义的完全是共产党人，起义的实际领导者12人中，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等都是共产党人，为什么唯独担任起义代总指挥的您父亲贺龙不是党员？
贺晓明：这个问题应该是周恩来同志回答的。我父亲是1926年8月初向周逸群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南昌起义时，他还不是党员。会昌战役后，在瑞金一所小学内由周恩来监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前，周恩来到二十军军部看望我父亲，向他传达了南昌起义的决定。我父亲非常坚定地答复周恩来：“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这句话只要涉及南昌起义的书里都会看到。有人问过我，你父亲当时这么讲，是不是不动脑子、有点愚忠呢？事实上，要是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可以理解了。
我父亲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他身上有湘西农民的特性：无畏、机智和自信。我爷爷是个裁缝，家里很穷，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寒冬腊月打赤脚，饱尝清政府大小官员和地方衙役的盘剥和欺负，穷人的痛苦我父亲知道得很深。受压迫就要反抗的精神在他身上反映得非常强烈。人家和他讲孙中山的主张如何如何好，中华革命党如何反对帝国主义、平均地权，他就印手印，参加中华革命党。20岁时他已经在很多地方搞了农民暴动，打土豪劣绅，反对反动军阀，为农民争取利益。但是农民起来以后怎么干，没有章法。在长沙，他打算行刺湖南统治者谭延闿，但事败被捕，没多久被释放，但正如他后来说过的话：“这事件给了我一个教训。它使我认识到，搞暗杀是无益的，没有军事力量，在中国就成就不了什么事。我认为我必须着手建立一支革命军队。”
于是我父亲又回到家乡，集合一些朋友，组织起一支军队来，参加湘西起义的很多人也加入了这支军队，他是指挥人，从地方行政官那里夺取了军事权力。我父亲带领的是一支杀富济贫的民军、义军，所以土豪劣绅骂他是土匪。关向应在回忆我父亲这段经历时讲过：“常常听到别人说贺龙这时是个土匪。这是无中生有。他一生任何时候从来没有干过盗贼的勾当。他从19岁起，就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同盟会的一个首领，什么时候有可能就夺取军事权力，像他从地方行政官那里夺取军事权力一样，乃是革命党的纲领的一部分。”
父亲的队伍开始时人很少，后来发展扩大，他成为旅长。他两次带这个旅到四川去打仗。那时候，他的军队打的旗帜是国民党旗。他的政治顾问是著名的同盟会会员石青阳，石后来成为南京的高级官员。上级军官是国民党的四川边疆司令官熊克武，我父亲任当地驻军指挥。
1925—1927年间的大革命浪潮深深地影响了我父亲。他离开四川，回到湖南。在四川打那么多年仗，他看到的尽是军阀政客争权夺利、腐化堕落，他感到个人政治上没有出路，整个军队也无出路。他后来在回忆那段经历时说：“我认为这样打来打去，不但不能为民除害，战争反而给老百姓带来灾难，这样干下去是没有出路的……”
当年张国焘坚决反对发展我父亲入党，他的理由是“贺龙投机革命”。彭真后来讲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贺龙同志在北伐战争前当过旅长、师长，当过镇守使，后来为什么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有些人强调了贺老总出身贫苦。我认为不光是出身苦。出身苦仅是一个条件。许多人出身不好为什么走上了革命道路，一些出身苦的人为什么却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贺龙同志成为共产主义者，成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不仅是因为出身苦和性格，而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父亲用种种方式同旧社会斗争，他找过孙中山，接触过汪精卫。对于蒋介石在上海四一二大屠杀和许克祥在长沙马日事变大屠杀，汪精卫嘴上反对、心上支持，被屠杀的都是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最后让他彻底认清了他们的反革命本质，而恰在这段时间，他有机会接触共产党人，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在斗争中找出路的过程中，他最终选择了共产党。
他最早是1914年驻军湖南桃源时从留洋学生方（花）汉如那里知道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之前的革命战争经历让我父亲感到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无法实现，他就问方（花）汉如有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政党，方（花）汉如告诉他：“有，就是国际党。”他对这个印象很深，这对他的思想启发很大。
1923年，我父亲任旅长，驻军贵州铜仁，他朋友的弟弟到广东黄埔军校学习，给他们寄来很多谈到广州和黄埔军校情况的信，还寄来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简章。这对于他是第二次思想上的推动。
1924年，中共湘区委员会根据中央“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的斗争中，决定要素是吸引广大农民参加这一斗争”的指示，在各地寻找有革命倾向的部队，并派陈章甫到湘西了解部队情况。陈章甫找到我父亲，谈得很融洽，这是他与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
大革命时期，我父亲曾邀请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赴宴，请他们各自发表对时局和国家前途的见解。听了双方意见后，我父亲明确指出：“还是共产党的主张对。”
1926年8月，当时广州的国民党政府派了一个宣传组到他那里影响他的军队，这个组的组员有很多共产党员，组长是黄埔军校学生周逸群。周逸群到我父亲队伍的第三天，我父亲就和周逸群说他要参加共产党。周逸群对他说，只要够条件，一定有人找你。这样一位高级将领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还要带领他的二十军全体起义，党组织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尽管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遭受巨大损失，急需恢复，但是发展他，组织上意见不一致，一些同志存在不理解和怀疑，组织上还是慎重再慎重。据说党内有规定不要在左派将领中发展党员。我父亲晚年曾经说：“有的材料写着我七十次找党，算上历次的要求，我也记不清了，没有七十次，恐怕也有几十次吧。”党对他是有一个观察、考验的过程的。他从1926年8月提出入党申请后，一直在接受党的审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夏斗寅、许克祥纷纷叛变。我父亲那时在河南和奉系军阀作战，他找到周逸群说：“现在时局紧张，我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议和政策，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在我这个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不要离开，要继续做政治工作。”他处理部队中的反动分子，掩护被迫捕的共产党人和农协会员。保存了党的大批干部和武装力量。当时武汉公众对他的评论是：比共产党左派还左派。周逸群在他的部队里发展党员，他早知道，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次，周逸群发展一个下级军官入党，这位军官跑去问我父亲：“可不可以加入？”他说：“赶快去参加。”
南昌起义以前，他拜访了林伯渠。林伯渠告诉他：“汪精卫正加紧做反共准备，他步蒋介石的后尘，叛变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我父亲对他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相信和拥护共产党。今后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公开反对共产党，镇压工农群众，我决不会跟他们干。”周逸群还问我父亲：“武汉工人纠察队解散了，枪也被缴了，他们想要投奔我们部队，还有共产党员，你看要不要？”我父亲果断答复他：“我们部队缺的就是工人。不论是共产党员，还是共青团员，我们全部收下。’结果他把武汉、鄂城、大冶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和被其他部队清除出来的共产党员1000余人招收进了二十军教导团。其中有陈赓、唐天际、段德昌、黄霖等300余名共产党员……
共产党和我父亲有一个相互了解、相互磨合的过程。周恩来让我父亲当南昌起义代总指挥的依据就在这里。这好比春天播种，夏天除草，到了秋天该收获了。
杨琳：南昌起义前，贺龙不是党员，如何参与起义的具体计划的？
贺晓明：据我父亲回忆，至少在1927年7月初党内党外就有人在议论起义。1962年在南昌接受档案馆同志采访时他讲：“起义是在武汉就决定了。没有暴动是不行的。当时有部分人不愿意搞军事，只愿当政工人员，给张发奎、唐生智扩大部队，自己不要。结果反动派一翻脸就完了，不拿武器不行。在武汉原本有两个机会：一个是武汉开第二次北伐阵亡将士追悼会上搞掉汪精卫；一个是我们几个新军长就职典礼，但没搞成功，很明显后来没被批准，所以再到南昌来起义。四一二后反动派更猖狂，解散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的队长没处藏身我就收留起来。从武汉到南昌时我收留了300多个‘红帽子’（公开的共产党员）。”
但对于起义的具体时间，我父亲是不清楚的。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去九江开展工作，准备动员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李、邓等人到九江后，发现张发奎已经倒向汪精卫一边，于是决定独立发动反南京和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南昌暴动。
当时共产党可以动员和领导的有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第四军二十五师大部（北伐时叶挺独立团骨干编成），第十师三十团是共产党掌握的。我父亲的部队这时在九江。7月23日，谭平山将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告诉我父亲，打探我父亲的意见，我父亲表示支持。
我父亲那时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主张早就和共产党一致。
7月17日晚，我父亲在连以上军官大会上讲话：“我们的队伍，是工农大众的队伍，是工农革命的队伍，我们已经闹了多年的革命，现在我们还要不要革命？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三条路：第一条路，是我们自己把队伍解散，我们大家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大家回答：“不行！”他接着说：“第二条路就是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当反革命，屠杀共产党，屠杀人民，屠杀自己的工农兄弟。这条路行不行？”大家异口同声回答：“不行！”我父亲最后再说：“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还有第三条路：我们要为工农劳苦大众的解放而战斗！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我们要走革命到底的路！坚决跟着共产党走，走到底！”会上群情激昂，他还和大家一起高唱《北伐战歌》。这是二十军全军关键的转折。后来周逸群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自七月十五日武汉政府正式反动后，文字上之宣传非常厉害。当时可为吾人所用者，唯二十军及十一军之一部分，但二十军在大冶时其部下亦非常动摇。所幸其部下封建思想极浓厚，自师长以下莫不视贺氏为神人，故当时唯有利用贺之主张及言论以为宣传之资料。”所以，我父亲的态度是共产党争取二十军中下级官兵的决定性因素，而他的态度和行动是与共产党同步的。
7月24日，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等在九江商定28日晚举行暴动。中间由于张国焘对张发奎存有幻想，起义时间一再被推迟。
7月26日下午，我父亲率部开往南昌。算是与汪精卫政府彻底决裂了。进了南昌城，他派人到江西大旅社找老板，签合同订房子，清退客人，准备食宿。
7月27日，中共前敌委员会在南昌江西大旅社二十军第一师师部成立，以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由周恩来任书记。周在江西大旅社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及江西省党组织负责人等均参加，讨论南昌起义部署，决定7月30日晚起义。
这是南昌起义非常关键的一天，也是我父亲最尴尬的一天。不是一家人吃在一个锅里，是一家人窗户纸到这时还没捅破。大旅社人来人往，除了军人以外还有不少共产党的其他同志。他那时不是党员，叶挺、朱德是党员，为什么前敌委员会不设在他们那里而要设在贺龙这里？虽然这是对我父亲最大的信任，但是同志们在一师开会没通知他参加，他还要给会议布哨，很尴尬。大家在讨论起义计划，他这个就要当起义军代总指挥的缺席，他后面的工作算什么呢？也很尴尬。
7月28日，周恩来到二十军指挥部会见我父亲，把行动计划告诉了他。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要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这时接到周恩来任命他为起义军代总指挥的任务。
30日下午4点多钟，他把部队中团以上的军官都找来，宣布：“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革命的旗帜，反对国民党，反对反动的政府，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我们大家在一块都是很久了，根据共产党的命令，我今天起义了，愿跟我走的，我们一块儿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我们今后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接着他宣布了起义计划，并把下边某些不可靠的连长都换成共产党员。他的二十军当晚解决省政府和司令部，叶挺的部队解决第六军。
对于这段历史，张发奎后来是这么回忆的：“叶挺无疑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他在共产党内拥有很高的地位，并且指挥正规部队。然而，如果没有贺龙与蔡廷锴，他不会具备足够的力量发难；如果他单独采取行动，他一定会失败。我认为，叶挺不能掌控他的二十四师。如果在后方，他的部下会迫使他离开。南昌暴动被称为‘贺叶暴动’绝非偶然。”
杨琳：南昌起义前后，贺龙的军队已经很有规模，各系军阀对他没有争取么？
贺晓明：北伐中，我父亲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独立第十五师师长，率领部队大战临颍、朱仙镇、许昌，横扫奉系张学良部。独立第十五师从广水打到开封，一路攻必克，战必胜，立下赫赫战功。苏联军事顾问说：这支部队是“由富有战斗力的战士组成的”，所以打起仗来“异常奋勇”。汪精卫也说：“贺龙的独立师，战绩最大……”贺师被称为“钢军”。
南昌起义前，局势十分紧张。汪、蒋之流都企图把他率领的部队抓到自己手里。
蒋介石派人找过他。1927年3月初，蒋介石密派秘书长李仲公等到武汉策动一些将领反对武汉国民政府，与他一起反共。驻汉口的贺师秘书长严仁珊获悉后，电告正在巡视部队的我父亲。李仲公一到严仁珊家，我父亲就将他逮捕，押送到了唐生智的总指挥部。后经邓演达作保，唐生智才把他释放了。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我父亲奉命率独立十五师集结武汉，准备二次北伐，开赴河南前线。出发前，独立十五师参谋长陈图南暗中与蒋介石勾结，利用汪精卫政府九个月不给发饷、士兵不满的机会，唆使少数人闹事，企图谋杀我父亲，投靠蒋介石。我父亲果断处理，平息骚乱。6月间，部队长驱北上，直捣开封。郑州会议以后，形势逆转，我父亲奉命回师武汉，蒋介石阴谋于途中将其部队缴械，我父亲机警地采取了防范措施，使蒋介石的阴谋没能得逞。回到武汉以后，蒋介石派朱绍良潜入汉口，通过他们安排在我父亲部队的人员向他提出，只要拥蒋，就立刻任命他为江西省主席。我父亲断然拒绝了利诱。
汪精卫也通过整编我父亲的部队派人渗透监视。1927年2月中旬，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对北伐军进行了整编。北伐军中有一个军扩编为两个军的，而我父亲的队伍不仅未扩编，反被限编为五个团。独立十五师原有步兵三个旅九个团，骑、炮、警卫各一个团，共十二个团，两万余人。这次整编，须裁减七个团。编余三个旅长、六个团长及一大批的营连干部、官兵要资遣还乡。我父亲只好将一些干部降职留用，并劝说一些老部下返乡组织民军，以待时变。整编后，独立十五师辖五个团、三个直属营，兵力1.1万余人。在北伐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把战功卓著的贺部裁减逾半，其中奥妙，我父亲心里是有数的。他敏锐地感觉到左右两派的斗争正在不断发展，并且已经直接波及自己和自己率领的部队。我父亲的部队虽被裁减，然而他的力量仍旧不容忽视。我父亲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后，汪精卫指定陈浴新到二十军任参谋长，以控制他。
唐生智也劝我父亲和他合作，派叶琪和唐生明拉拢他。他们“奉劝”我父亲，共产党过左，要我父亲与唐生智合作，许他国民党师党部委员。我父亲回答：“唐总指挥对我很好，因为我们两战鄂西，为武汉解了围嘛。可你那个国民党，我还是不想加入的。”他后来说：“我自加入中华革命党后，从没有转过国民党，也没有填过证书，怎么会当起国民党师党部委员来了，可见国民党组织一向是如何马马虎虎的了。”就是在起义前的7月9日，唐生智还约我父亲在武汉见面，唐生智虽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但我父亲那时的政治倾向已经很明确，他率部离开鄂城，有意避开了唐生智。
“文革”中专案组让我父亲交代怎么投机参加革命？我父亲敲着桌子骂起来：我投什么机？我把军队全交给党了！父亲不但把自己的部队交给了党，还把全部家产捐给了党。
杨琳：贺龙将自己辛苦打下来的军队交给共产党，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入党，他的决心和勇气从哪儿来的？他考虑过失败么？
贺晓明：这和家风、家史有关。我讲一件小事：在我们老家湖南桑植洪家关，有一座石木结构、富有我们白族特色的桥，就在我们家门口，是我爷爷他们为方便村里人出行散尽家产修的。为了这个桥，贺家两代人把钱全捐光了。这个桥现在还在用着。贺家两代人倾家荡产修桥修路，留给我父亲的是贫穷，收获的是大爱之心。
对起义结果，父亲是有准备的。北伐前，他在农村搞农民暴动，大起大落多次，这点挫折对他来说不算什么。起义以前，他曾对徐特立说过：“张发奎无用，怕失败，我不怕失败。南昌暴动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
南昌起义南下从汤坑撤退时他说：“这十年是我垮了又来，再垮再干，越干越大，为什么？就因为我干的是革命，不怕失败。干革命，人民就拥护。我们可能被杀，人民却永远杀不绝。现在情况很严重，我只有两句话：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第二，宁可站着死，哪能跪着活。”
在中国，不了解农民没办法搞懂革命，我父亲出身农民，越来越认同共产党的主张，他之所以选择在党处于低潮的时候加入共产党，还是基于一种认同。他一旦认定了要做的某件事，绝不会后悔。
1927年7月31日早晨，张发奎给我父亲和叶挺发电报，通知我父亲8月1日到南昌。这份电报给前委不小压力。我父亲说：“我们若要拉张（发奎）则不必干（暴动），若要干则不必拉张，因为我们此举（指南昌暴动）是张氏不愿干的。”这是1927年周逸群给中央报告中的内容。当时周逸群和谭平山对我父亲的意见还不完全理解。他们认为我父亲“对张并不愿拉拢，其本心欲取张之地位而代之（二十军属张发奎第二方面军下辖的部队）”。后来事实很快证明我父亲的看法是正确的（1927年11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秘密向下属组织发出了号召暴动的宣言，几天后，广州起义爆发，张发奎狼狈逃入李福林部队，暴跳如雷的他一逃出包围，就调兵遣将反扑，血腥屠杀参加广州起义的革命群众）。当时他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他，关键意见一定要讲出来。
1927年8月1日上午6时，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驻守南昌的敌军3000余人全部被歼灭或缴械投降，南昌起义取得了胜利。晚上7时，起义军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参谋团会议，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及随第二十军行动的苏联军事顾问等参加，讨论部队南下广东的具体计划和政治纲领。其实这是一个中共中央早在武汉就订好的计划。
在会上，父亲第二次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部队移师湖南较南下广东更为有利，因为湖南的农民运动搞得好，有群众基础，兵员也容易补充。虽然这已经是个不可逆转的决定，但是作为起义军总指挥，对于部队的行军计划，他还是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尽到了总指挥的责任。我父亲当时作为一位非党同志，提出不同意见，给人印象深刻，当年他才31岁。
杨琳：周恩来说贺龙是“大户”，二十军作为南昌起义的主要参战力量，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贺晓明：我父亲有自己的治军思想。他很早就注意整饬军纪，开办军官讲习所，早在护法时期，他22岁，任靖国军第五军营长时就办讲习所，每天“三操三课”（三节军事课，三节文化课），让士兵学习战术、兵器、地形、战史和文化课程。我父亲率领的军队无论驻防到哪儿，都军纪严明，不偷不抢，只向大户派捐。他还派军官到其他地方学习，曾派贺子林、余愿学等20人到云南讲武堂速成班第18期深造。
北伐中他从旅长做到师长，指挥独立十五师，从广水打到开封，一路攻必克、战必胜，立下赫赫战功。血战逍遥镇小商桥回到武汉，又荣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他不是一个只带空衔到处跑的军官，他的队伍人强马壮有实力。
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派出“点验委员会”，到鄂城对我父亲的部队进行点验，还是比较能说明问题的。点验的结果是：独立十五师实有官兵1.1万多人，士兵精壮，枪械齐全，没有“空缺”。
这支军队很早就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前面提到，1926年8月初周逸群带领国民革命军左翼宣传队在他的部队发展党员。我父亲还听从周逸群的建议，成立政治讲习所，改造部队。讲习所的政治课程有“孙中山主义大纲”“资本论入门”等。这个政治讲习所办了一年多，直到南昌起义才结束，先后培养了2000多名部队基层骨干。
因为我父亲的部队比较左，共产党早就留意着他。
1926年9月20日，中共湘区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湘区政治报告》中指出：“川黔军在湘西……其首领袁（祖铭）、王（天培）、彭（汉章）、贺（龙）各不相上下，入湘部队实力以王、贺较大……我们的政策：一、促其出湘入鄂。二、在军事上扶贺制王。第一点有三个理由：1.军事上有必要；2.湘政局上有必要；3.离湘是他们的出路。第二点有两个理由：1.我们对他们不能消极，必须拉一个有力者，于袁、王、贺中择一；2.袁在历史上绝无希望，王为保定系，贺比较与我们有联系，且对民众亦较好。”
11月9日，在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湖南军委工作的颜昌颐报告鄂西情况：“湘西方面有九军彭汉章、十军王天培及贺龙三部。贺龙名虽隶于彭，实不受彭指挥。比较有战斗力的，当以贺龙部为好。他有兵二万余人，有枪一万余支，能用者七千多支，其部下皆能受贺指挥。贺兵……现在的纪律较王、彭为好，不乱拉夫，不乱筹饷。”
也正因为我父亲军队实力强、有战斗力，又比较左，国民党右派很难容忍他。湘军头目何键不断唆使部下向他挑衅，还勾结地主、大商人到武汉诬告我父亲。国民党中央的右派也企图借机解散我父亲的部队。
1927年1月，国民政府派中央委员吴玉章进行调解，我父亲的部队从宜昌移往汉口、鄂城等地驻扎。
二十军南昌起义前扩军的情况有很多资料记载。《党在湖北地区革命斗争资料》里记载：黄冈在革命前，城乡都有地主的民团、保卫团和团防局，他们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农会成立后，就把他们的枪支夺了过来，解散了团防局，清洗了其中的流氓地痞，逮捕了团总，全县成立了拥有2000多条枪的农民武装。大革命失败后，这支队伍编入了贺龙领导的教导团，其中不少人参加了南昌起义。《北江农军远征述评》也有记录：北江工农军在武汉完全明白了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对待工农没有两样，觉得万分不对路，又没法自己离开武汉；同时，得到共产党及一切革命分子与贺叶铁军有在南昌另组革命委员会，提兵南下广东，实行土地革命，解放农民，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的消息……于是，一部分编入贺龙部第三师第六团，一部分编入政治保卫处特务队……
在南昌起义中担任重要角色的一些人物，也是当时被陆续收编到我父亲队伍中来的。
南昌起义中任军官教育团分队长的涂国林回忆：武汉农政训练班，坐船去九江，宿于九江的勃兰地教堂，第二天就编到二十四师的教导队。由九江乘火车到涂家埠。在这里住了大概两天，又改编到二十军教导团，团长是侯镜如。
南昌起义中带领全班活捉敌军团长的向河回忆：“总工会被解散了，我同另外几个同志拿着他的（向忠发总工会领导同志）介绍信报考了贺龙同志领导的二十军教导团。我被指定为二连的一个班长，在江西永修县的涂家埠经过一段短暂的训练，7月下旬开进南昌城。”
李湘九回忆：“奉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向忠发命令，考进了二十军教导团。这个团除了一部分中学生和个别工会干部外，大多数是武昌农村训练班的学员。”
正因为二十军有很好的基础，又经过长时间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我父亲的态度一贯明确，掌控力度强，才能使整整一个军的兵力全部投入到起义中去。
经过几小时的战斗，在1927年8月1日的早晨，红旗已飘扬在南昌的城头。起义以后，由于敌人力量强大，革命军队往哪里去？这实质上是武装斗争的方针与路线问题。我父亲晚年回忆说：“由于我们当时对于毛主席的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思想体会很少，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不多。起义军队又没有与湘赣高涨的农民运动相结合，所以在向东江前进中，遭到了挫折。直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秋收武装起义的工农群众武装会合以后，在毛主席天才的领导下，才创造了中国人民武装斗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完整路线。从此，中国人民才开始了胜利的武装斗争。”
（作者贺晓明：贺龙之女）
（来源：《百年潮》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