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代前敌总指挥叶挺

南昌起义代前敌总指挥叶挺

叶茂庭

1927年8月1日，叶挺与周恩来、贺龙、朱德、刘伯承等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南昌起义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起点之一和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伟大开篇的组成部分。作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叶挺参与了起义的策划、组织和指挥，为我党创建人民军队建立了不朽功勋。

主动发展壮大革命武装

1924年国共合作后，叶挺第一个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赴苏留学，同年底加入中共旅莫支部。1925年9月，叶挺回国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在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途中，他奉命赴肇庆组建第四军独立团，这是中共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正规革命军队。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遣队出师北伐，一路斩关夺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以“战绩最著、牺牲最巨”为第四军北伐部队赢得“铁军”称号。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显示出全新的革命精神和强大的战斗力，为后来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1926年12月，叶挺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副师长。叶挺把北伐时独立团在广东、湖南留下的伤病人员集中起来，作为骨干，再招募新兵，搭起第七十五团的架子。原独立团则改为第七十三团，由周士第任团长。1927年3月，在高级军官纷纷投蒋后，张发奎不得不起用叶挺担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这是一支尚在组建中的部队，叶挺从原独立团抽调部分军官和骨干分别组建下辖的三个团，并成立教导大队，收纳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而逃出原籍的两湖进步学生和被迫害青年。

1927年4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组织第二次北伐。叶挺率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驻守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叶挺兼管武昌卫戍工作。5月上旬，蒋介石策动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一直攻到距武汉仅20公里的纸坊。叶挺临危受命，率领两个新兵团和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等临时编成的中央独立师前往阻击，一举击溃叛军，武汉政府形势转危为安。

叶挺在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不重视武装建设的情况下，自觉利用职权，在扩充党所掌握的军队中起到关键作用。独立团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由一个团发展到五个团，不仅吸收了大批党团员和工农运动骨干，还向第二方面军其他部队输出军事干部，使中共得以掌控更多的武装，如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卢德铭、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第三营营长刘治志、北伐军左翼军宣传队副队长贺声洋等，都出自叶挺独立团。

叶挺凭借军事威望和部队中的各级党组织，牢牢掌握着这些革命军队，使中共获得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宝贵经验，保存了大批革命火种，培养了许多军事骨干，为后来创建人民军队的三大起义做了必要准备。后来，第二十四师的三个团全部参加南昌起义，第二十五师两个团在周士第的带领下加入起义部队。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是秋收起义的主力，卢德铭担任起义总指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改编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则参加了后来的广州起义，成为起义的主力军。

积极参与南昌起义策划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陷于极端危急的关头。叶挺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妥协退让路线。面对汪精卫正在准备的反革命大屠杀，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党，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下，于7月12日在汉口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排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改组了领导机构，成立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封闭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彻底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至此归于失败。从7月11日起，叶挺所部第二十四师奉武汉政府“东征讨蒋”之令陆续抵达九江。19日，武汉政府军委会令各军取缔共产党。此时，张发奎的态度发生转变，形势危急，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C.P.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C.P.”之表示。

7月20日，受中共中央派遣陆续到达九江的党的领导人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以及聂荣臻等找到叶挺，在第二十四师司令部召开碰头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叶挺在谈话会上通报了张发奎的态度和最新动向，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提议“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谈话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举行南昌起义，向武汉政府示威，表示反对“分共”的主张，保持国民党的三大政策，胁迫张发奎赞成这个主张，反对武汉政府。谭平山将暴动的计划告诉贺龙，得到贺龙的积极响应。

贺龙于1926年7月在湘西北率部起义，响应北伐。1927年6月15日所部扩编为暂编第二十军。7月23日，贺龙率部“东征讨蒋”开抵九江。这时，张发奎与汪精卫也在庐山密谋“清共”，图谋解除第二方面军中共产党人的兵权。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将庐山会议阴谋告诉叶挺。叶挺找来贺龙和叶剑英，在甘棠湖中的小划子上商议，决定不上庐山。同日，叶挺与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等研究后作出决定：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7月24日前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召开，得悉在南浔同志主张在当地发动暴动时，中央常委及共产国际代表都表示赞成，决定派周恩来前去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其任务是指导前敌方面工作，准备于必要时在南浔起义，由赣东入粤，与东江农民结合。

直接组织和指挥南昌起义

从7月25日起，叶挺、贺龙部队陆续开抵南昌，受到南昌人民热烈欢迎。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当即在江西大旅社成立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住在叶挺部的一个驻地——南昌女子职业学校，并用“炮兵营”的代号对外联系。这里离第二十四师司令部心远中学不远，方便与叶挺就近研究起义事宜。此后数天，叶挺一直与周恩来在一起。在叶挺的军队里有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类似革命委员会的机构，沃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中明确提到，周恩来、张国焘、谭平山是“在叶挺和贺龙周围的实际上对这场运动的政治方面负有责任的中央代表”，“这是一个相当坚强的三人小组，对起义部队的政治领导可以交给他们”。

7月30日，张国焘赶到南昌，传达斯大林以共产国际名义对中共举行南昌起义的答复密电：“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的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张国焘还传达了7月26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苏联顾问的意见。加伦认为张发奎如同意回师广东，并不强迫叶挺退出共产党，在这两个条件下可以和张氏一同回师广东，并指出与张同返广东，在军事上极为有利，自南昌与张氏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5000至8000人，在优势敌军阻击之下，恐难到达东江。张国焘要求推迟暴动的时间，主张一定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后方能举行起义。叶挺则从暴动取得成功的条件上考虑，认为“将分裂行动推迟一些时间，也许是好的”。但鉴于当时的紧急情况已不容许稍作迟缓，叶挺坚决表示：“根据实况只有不顾一切地干下去。”既然手握兵权的叶挺已表了态，会议遂决定按原计划举行起义，由于准备工作尚未就绪，起义时间延至8月1日凌晨。

预定参加起义的军队主要有：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兼）、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以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而成的第四军二十五师第七十三、七十五团，贺龙第二十军，以朱德为团长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两万人以上。

7月30日下午，叶挺召开第二十四师营以上干部会，传达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进行战斗动员。叶挺命令：七十一团攻打南昌天主堂，解决敌第六军五十七团；七十二团一部分攻打南昌贡院，歼灭敌第三军二十三团；七十二团另一部解决驻在新营房的敌第三军二十四团。叶挺要求各部积极做好准备，做好侦察工作。当晚，他还与周恩来一起巡视部队，检查起义准备情况，进行战前鼓动。

7月31日，叶挺与贺龙联合发布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日（8月1日）四时开始向城内外所在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起义部队按照原定部署，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叶挺在《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一文中写道：“八月一日上午（凌晨）二时解除武汉军的武装，发生激烈的战斗（因贺龙所属一营长在事前泄露机密，敌人已有严密的警戒）。至天明即将南昌城肃清。贺龙所获枪约二千支，子弹十余万发，我所部获枪三千余支，共五千支，子弹七十万发，大炮数门。”当行动开始时，叶挺与周恩来在一起指挥作战，曾接到好几次电话，部属向他报告“被包围的部队表示愿意投降一同参加行动”。叶挺却一一以坚决的语气回答：先缴械再说。天亮前，南昌城内的各机关，已被全部占领。

起义胜利后，于当天上午在南昌召开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首先由叶挺报告起义经过，然后议决成立革命委员会，推选包括叶挺在内的25人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同时，公布了《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传大纲》《中央委员宣言》等文件。

率部南征击溃会昌强敌

南昌起义取得胜利后，成立军事委员会（参谋团）负责一切军事行动的酝酿、决策及组织实施，“以贺龙、叶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周恩来亦为军事执行委员”。起义部队整编为三个军，叶挺兼第十一军军长，下辖第十、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为了激发起义官兵的革命热情，为南征胜利创造条件，叶挺于起义当天在江西《工商报》发表了《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揭露了国民党新军阀克扣军饷、盘剥士兵的罪行，列举了广大基层官兵深受压迫、苦不堪言的种种表现，指引摆脱现状、追求光明的出路。他指出：凡忠实以从事国民革命工作的人，都是我们最挚爱的战士，凡是假革命营私自利的军人，我们不管他手上是否撑着有青天白日的旗子，都是我们的敌人。

8月3日至6日，起义军按中共中央原定方案分批撤离南昌，回师广东，以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再行北伐。对于南下路线，一种意见主张由吉安、赣州大道直取广州；另一种意见主张沿赣东经由临川、会昌、寻乌取东江。叶挺深知兵贵神速，劳师远征为兵家大忌，因此起义前制订的计划是利用交通便利直入广东。但此时各路军阀已经联手阻击起义军，叶挺遂同意参谋团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取道江西东南部山路入粤之汕头”。

此时正值南方酷暑季节，暑热难当。这时，敌人早已通电各县，进行反动宣传，起义军沿途得不到群众帮助。李立三在《“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写道：“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的组织，无法救治。”加之南下行动仓促，宣传教育工作未跟上，士兵对起义的意义认识不足，一时军心动摇，逃兵甚多。“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

起义军进至进贤县时，第十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至临川时，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及五团约700人叛逃。这两起叛逃事件使起义军的兵力大为缩减。

起义军南征使广东的国民党军阀极为惊恐。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为阻止起义军入粤，令黄绍竑部防守北江，陈济棠部防守东江，钱大钧部在赣边截阻。钱大钧部9000人由赣州进至会昌、瑞金地区，并以一部前出壬田；黄绍竑部9000人由南雄、大庾向雩都地区开进。起义部队沿临川、广昌南下，8月25日，先头部队第二十军在瑞金东北壬田击溃钱部三个团，乘胜于26日进占瑞金，余敌退集会昌城。因为担心敌人袭击我军后方，前敌委员会和参谋团决定，趁钱、黄两部尚未会合，改变计划先攻破会昌之敌，然后折回瑞金，再转道汀杭取潮汕。叶挺指挥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绕道会昌西北的西江、洛口一带，迂回敌后，主攻会昌，从外围攻击、消灭敌军有生力量；朱德指挥一部向会昌东北面助攻；贺龙率第二十军一师、二师为总预备队，于瑞金附近策应各方。

8月30日凌晨，朱德、周逸群指挥第二十军三师向钱大钧部发起佯攻。叶挺指挥第二十四师在城西一带展开几次强攻，占据了岚云岭敌主阵地外围的一些制高点并发起阵地攻坚战。由于敌军势众，又有工事依托，加上我主攻部队第二十五师半夜行军时迷路，未能及时按预定计划进入阵地，曾出现被敌反包围的危险。叶挺临危不乱，一面在战场指挥，一面派出参谋人员接应第二十五师。中午时分第二十五师赶到后，叶挺当即命令他们迅速夺取位于会昌城西北的岚云岭主峰，突破敌人的西北防线。第二十五师奉命后向敌人展开猛烈进攻，激战至下午4时将敌人击溃，攻占会昌城。9月2日，黄绍竑部先头部队2000余人，不知钱大钧部在会昌已被击败，仍从白鹅圩赶来增援，亦被第十一军一举击溃。会昌战斗是起义军南下途中一次大捷，击溃钱大钧部全军九个团。在这次战斗中，叶挺沉着果敢，指挥有方，又一次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刘伯承对此十分钦佩，他后来曾对别人说：“没有见过一个军人在兵临城下万分危急时刻，能够像叶挺那样沉着。”

百折不挠撒播革命火种

起义军击溃钱、黄两部后，原定计划是从寻乌直走筠门岭进入广东。但是，会昌激战后，起义军有伤员近千人，而且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如何解决众多伤员和战利品的运输成为一个大问题。另外，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叛逃后，已在武汉把起义军将在寻乌集中的消息透露给了各家报纸，敌人已有准备。黄绍竑虽然败退，但基本实力仍在，如果起义军直接由寻乌入粤，敌必然蹑我后路。为此，起义军由会昌退回瑞金，自9月2日起分三批向东进发，越过闽赣边境，直取汀州，借助汀江的水上交通便利南下广东。

9月5日，起义军前锋到达长汀，前敌委员会对入粤取东江的计划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据李立三回忆，当时有两种意见：一、主张以主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军力（至多两团）趋潮汕，盖料敌人恐慌已极，潮汕空虚，可以不战而败。并且经潮汕再取兴宁、五华攻惠州，过于迂缓，敌人有集中兵力攻击我之可能。二、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盖恐敌人死守，潮汕不得，便难取得外面的接济。最后照第二种意见执行。

起义军经上杭、永定进入广东，在大埔县城茶阳稍作停留后，继续沿汀江南下。9月19日，起义军抢占了地处梅江、汀江、韩江的汇合点三河坝。这时，第二十五师还在上杭开往广东的途中，为此，前敌委员会决定由朱德率领第二十五师2500余人留守三河坝，叶挺、贺龙主力8000余人分水陆两路直趋潮汕。此时，李济深在东江一带集结了七个师共两万余人的兵力，对起义军形成分割包围的态势：钱大钧部3000人在梅县牵制三河坝；黄绍竑部9000人在丰顺的留隍窥伺潮汕；陈济棠的生力军15000人在丰顺的汤坑向揭阳进击。

正如叶挺所料，自上杭至潮汕，沿途毫无战事，到汕头时敌人已退二日。但是等到叶贺军到潮汕，敌人方面陈济棠、王俊、黄绍竑已从四方会合，回来攻击。此时形势实至万分险恶，叶挺从军事上计算，认识到双方力量对比不利，不能分兵拒敌，遂提议放弃潮汕，集中兵力，并将多余空枪悉运至海陆丰一带交给农军。可是其他负责同志大都不赞成这一主张，决定由周逸群率领第二十军三师留守潮汕。叶挺、贺龙率主力向揭阳进发迎敌。

当时敌人已到达汤坑，总计兵力五个师以上约15000人，三倍于我军。9月28日晨，起义军兵分两路，向汤坑方向进击。叶挺身先士卒，靠前指挥，在白石至汾水纵深十多里的丘陵地段与敌王俊、薛岳部展开血战。敌人正面第一道防线遂为起义军突破。因不能协同动作，又因两翼为敌人所包围，而官兵伤亡太多，遂不得不下令引退，但敌人亦伤亡甚大同时引退，并未向起义军追击。此役两日夜之激战歼敌3000余人，起义军亦伤亡2000多人，第二十四师下级干部伤亡殆尽。

起义军决定退却时，有两种主张：一是直接到海陆丰与农民结合；二是迅速由小路（不过揭阳河，只距80里）退至潮州，与革命委员会及第二十五师联合，再退福建。第二种主张是叶挺提议的，这个正确主张为参谋团所接受，全军东去回援潮州，以图入闽。9月30日凌晨，起义军向潮州撤退，贺龙率第二十军在前，第十一军殿后。但是因为向导语言不通，部队退由揭阳再开潮州，加上部队极为疲乏，行动迟缓，结果敌黄绍竑部先赶到潮州。撤退途中，得知潮州失守、汕头也难保，革命委员会向海陆丰转移。叶挺认为去海陆丰不是办法，越走离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越远，主张带上第二十五师向福建去，那里敌人薄弱。党代表聂荣臻则认为没有得到命令而擅自挥师北向不妥。于是掉头向西，于3日中午到达普宁流沙，与由汕头撤出的革命委员会汇合。

在流沙，周恩来召集起义领导人举行一次决策性的紧急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向等问题。周恩来讲完后，叶挺谈到过去的教训，说：“我们再有得一团人，便什么都不成问题的啦。”并激愤地表示：“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叶挺所说的“当流寇”，就是打游击的意思。叶挺再次建议部队北退入闽，但是，会议根据张太雷在汕头传达的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决定起义军主力撤向海陆丰。部队离开流沙不远即遭到敌陈济棠部拦腰截击。叶挺指挥所部奋起还击，掩护领导机关撤离。

起义军流沙失利后，第二十四师余部千余人由董朗率领经甲子港赴海陆丰，与当地农军会合，参与了创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留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在朱德、周士第、李硕勋率领下，与钱大钧部激战两昼夜，因弹尽粮绝向福建退去。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成为“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而第二十军余部2000人在第一师师长贺锦斋率领下在陆丰向陈济棠部投降。

起义领导人贺龙、刘伯承、李立三、张国焘、张太雷、林伯渠等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向香港转移。病中的周恩来在叶挺、聂荣臻的陪同下，在陆丰乡下养病半个月，后在汕头地下党的护送下，乘小船转赴香港。同年12月11日，叶挺又按照党的决定，担任军事总指挥，与张太雷等领导了广州起义。

（本文作者：叶挺纪念馆原馆长。）

（编辑：叶松）

　（来源：《百年潮》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