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个重要岗位上的杨尚昆

在四个重要岗位上的杨尚昆

熊华源

杨尚昆自192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党一起走过70余年的风雨历程，经历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长期担负着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工作，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毕生精力，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杨尚昆诞辰110周年之际，我想就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至1993年初，在四个重要岗位上的工作作一回顾，以为纪念。

在中央办公厅主任岗位上

新中国成立后，杨尚昆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同时还继续兼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职务，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中南海的大总管，负责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日常事务工作，联系着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杨尚昆曾说：“中央办公厅是中央的办事机构，掌握党的全部机密，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体现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

由此，杨尚昆深知身上的担子千斤重，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为了及时处理毛泽东等中央高层领导人交办的各项事务，他不分分内分外事，不论昼夜节假日，总是兢兢业业、宵衣旰食地忘我工作。凡是党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的指示，办公厅立即运作、圆满完成。他高度重视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一是，迅速将毛泽东的决策、指示、意见传递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和中央委员，以便得到及时贯彻执行；同时，又及时将他们的反馈意见和请示、报告等上报毛泽东，以便毛泽东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全党、全国的全面情况，及时准确地分析形势，作出正确决策。二是，迅速将中央领导人在外地活动的重要情况，通报在京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同时，又及时将中央的重要信息通报给在外地活动的中央领导人，以此确保中央领导集体信息交流的通畅。在中南海工作的人都知道，杨尚昆是中南海里睡得最晚的几个领导人之一。他曾诙谐地说：“打麻将不是有张叫‘听用’的牌吗？办公厅的工作好比是‘听用’，有什么需要就干什么。”

为了适应新中国成立后新形势下的工作需要，杨尚昆绞尽脑汁领导调整和健全中央办公厅工作机构，创立了行之有效的为党中央服务的工作运转机制，提高了机关办事效率，保障了党和国家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及时实施和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

1956年9月，杨尚昆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1959年7月至8月庐山会议从纠“左”一下逆转到反右后，杨尚昆在当时会议气氛的压力之下，在小组会上也不得不违心地批判了彭德怀，说：“《意见书》的政治方向，是反对建设时期总路线和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后来他讲，这是他一生所做过的两件违心事情中的一件，而且对于这件事是“一直心怀内疚的”。这显现出了杨尚昆襟怀坦白、不隐瞒自身之短的高尚品格。

1962年2月，在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紧要关头，杨尚昆临危受命，由周恩来指定担任中央精简小组组长，协助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等全面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中央精简小组的工作重点是动员安置2000万城市人口离开城市返回农村的工作。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举国大搬迁，任务复杂而艰难。

在以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的具体领导下，杨尚昆为组长的中央精简小组根据中央相关文件精神，居然只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即到1963年6月就圆满完成任务，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了重要条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为此，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彭真感慨道，即使最讲服从命令的军队，把一两千万军队从这个战线调到那个战线，也是不容易的。历史证明：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对于圆满实现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推动国民经济形势的较快好转，起了重大作用。

1964年冬到1965年夏，杨尚昆带领中央办公厅的干部到陕西省长安县斗门公社牛角大队（今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牛角村）搞“四清”。他以一个普通工作队员的身份，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自拉犁翻地。他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注意从调查入手，关心同志，爱护干部，对大队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处理。在牛角大队整个“四清”运动中，没有发生过乱斗乱打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干部没有躺倒不干，维持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运动结束时，没有搞干部大换班，干群之间也达到了新的团结。在当时“左”倾错误严重发展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突然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同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革”刚一开始，杨尚昆首当其冲，被打成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残酷迫害，蒙受冤屈，失去自由达12年之久。尽管身处逆境，但他不改初心、信仰坚定，始终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始终关注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在广东省委领导岗位上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为杨尚昆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之前，在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直接关心下，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先从山西临汾回到北京落实政策，紧接着又派人把杨尚昆接回北京进行体检。当胡耀邦征求杨尚昆对工作安排的意见时，他爽快地回答：“顾全大局，服从分配。”

正当杨尚昆准备到广东上任之时，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却对他说：“你先不要走，把中央办公厅的班子重新组建，安排好了再走。”这样杨尚昆便暂时留下来，帮助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姚依林整顿中办组织，采取果断措施，把在“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清除出去。

从1978年底至1980年底，杨尚昆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兼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在此期间，他大力协助、密切配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开展全方位工作，奋斗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杨尚昆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各方面摆脱“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排除干扰，认真落实干部政策，妥善解决大量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努力创造一个使大家心情舒畅、步调一致的社会政治环境；他坚决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参与领导广东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经济特区等一系列开拓性工作。他恳切地告诫大家“十年浩劫，我们国家百废待兴，再也经不起折腾了”，鼓励大家从实际出发，放开手脚发展生产。他还明确提出广东要把改革开放的大文章做好，使广东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哨和示范区。

习仲勋和杨尚昆达成共识：只有彻底推倒“两个凡是”，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才能调动广大干部和各阶层群众的积极性，团结一致实现“四化”。于是，杨尚昆协同习仲勋花大力气着手从思想观念上、从实际工作中做冲破“两个凡是”的开路先锋。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79年4月初，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达成的“要求中央给予特殊政策，让广东先走一步”的共识，并由习仲勋代表省委向党中央提出了这一大胆建议。

广东省委的建议立即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干脆利索地说：“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吸引外商来投资，名称就叫特区嘛！”“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根据党中央决定的这个大政方针，习仲勋和杨尚昆立即行动起来，领导起草了《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紧接着，他们又以中共广东省委名义于6月上旬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排除干扰，领导广东人民率先开始了试办经济特区这一前人从未做过的探索工作。

为了让广州的改革开放也走在全省的前列，杨尚昆随即又主持召开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针对广州资源贫乏、历届政府过于重视重工业的情况，会议明确提出要把广州建设成为一个“以轻工业为主，原材料工业、支农工业协调发展，科学文化、对外贸易和旅游事业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这在实际上是为广州市的改革开放事业规划了有着光明前景的初步的发展蓝图。

在习仲勋、杨尚昆等领导起草《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过程中，国家进出口委员会主任谷牧、副主任江泽民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直接指导。1980年8月，叶剑英委员长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这个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特区法规。后来，江泽民说：我第一次认识尚昆同志，还是改革开放之初，当时他在广东省委工作，我在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工作，到广东参加拟定特区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应当说，尚昆同志和我们都是很早就支持和参与改革开放的。

1981年初，杨尚昆回到北京工作后，仍然始终关注着广东特别是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的发展。他全力协助邓小平推动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开发和开放。1982年初，他随邓小平到广东各地视察了解情况。1983年2月，他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等视察珠海、深圳特区，为党中央带回特区建设最具说服力的第一手资料。1984年初，他再度陪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南巡，视察广州、深圳、珠海、厦门等地，卓有成效地推动了这几个特区经济的健康与快速发展。

继广东、福建成功地创建几个经济特区并日益显示出旺盛生命力后，国家又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开发和开放整个沿海经济开放区的重大决策，努力推动由沿海向内地有层次、有重点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大格局的形成。杨尚昆在此过程中起了积极推动作用。1990年11月，在国家主席任上的杨尚昆和江泽民总书记一起，出席珠海经济特区建立10周年庆祝大会。1992年初，他第三次随同邓小平南下武汉、广东、上海等各地视察。1993年初，他又来到广东各地考察。

杨尚昆在新时期八到深圳、七进珠海和四赴上海视察，亲力亲为，求真务实，调查研究，为整个中国经济特区的建设和沿海城市的开放出谋划策。他自始至终是特区经济建设和沿海城市开放的开拓者，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坚定的支持者和积极的传播者。

在中央军委主要领导岗位上

198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调习仲勋和杨尚昆回中央工作。1981年2月，杨尚昆回到北京。半年之前，他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已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年7月，杨尚昆重新回到军队，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上任前夕，邓小平郑重交待他：“要多做调查研究，把军队建设理出个头绪来，下决心把关系理顺，拟几个制度；同时要设想五年内把这支军队建成什么样子，以后又怎么办。”这是一个总题目，是一篇很难做好但又必须做好大文章。

这年已经七十有三、“超期服役”的杨尚昆二话没说，毅然决然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他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工作，和其他军委常委一道，坚决贯彻党中央和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和军事战略，严格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深思熟虑，谋定而动，对“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对军队造成的严重破坏，进行了坚决的拨乱反正。

1982年9月，杨尚昆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月，他还担任了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从此开始协助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83年6月，他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1987年11月，他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再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杨尚昆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和军事战略，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提出的关于精简整编的战略决策，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和研究。他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同时指出：军队建设要以现代化为中心、以战斗力为标准，加强军事训练；要重视经略海洋，维护海洋权益，加强对海岛、海岸线的实际控制，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为此，杨尚昆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一道，大刀阔斧地开展精简整编，大幅度地压缩过于庞大的军队规模，调整军队内部的不合理的编成比例。他具体组织合并大军区，组建集团军，调整军事院校，创办国防大学，加强海空军、战略导弹部队、民兵和预备役部队的建设，突出重点，建设过硬的“拳头”部队。在军队已经进行多次精简的基础上，在杨尚昆具体主持下，中央军委按照邓小平裁军100万的重大决策，在1985年胜利地完成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与此同时，杨尚昆积极推进军队体制、编制、法制等方面的改革，组建武装警察部队，加强后勤建设，调整国防工业体制，加速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

这些坚决、果断而又系统、完整的措施的实行，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解放军走上和平时期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正确轨道，使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

杨尚昆根据党中央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判断，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关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思想，始终不渝地加强军队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改进政治思想工作。他强调：全军要认真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军队要坚决支持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同时也要大力加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在他主持下，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并指出：“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生命线的真正含义是在建设现代化军队和完成各项任务中发挥‘保证’和‘服务’的作用。”

在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杨尚昆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协助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国家主席任上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郑重向全体代表推荐：国家主席是荣誉职务，应该由革命的元老担任。杨尚昆同志是革命元老，他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代表们投票通过。杨尚昆继毛泽东、刘少奇、李先念之后，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4月13日，杨尚昆深情地对全体与会代表说道：“我衷心感谢代表们对我的信任，选举我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深深地感到，出任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家主席，责任十分重大，履行这一崇高的职责，需要付出认真的努力。既然党推荐了我，人民选举了我，我一定竭尽全力，恪尽职守，正确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他指出：“一方面，为我们国家在短短十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自豪；另一方面，又为我们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和世界性挑战而警醒。历史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奋起直追，加快、深化改革，推进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项事业的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出路，民族才有希望。”

作为一个大国的国家主席，杨尚昆殚精竭虑，老当益壮，恪尽职守，忠实履行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始终保持着自己是人民群众一员的普通公民本色，保持着他时刻关心群众生活、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一贯作风。他不顾高龄，不辞辛劳，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到工厂、农村、部队、建设工地和经济开发区考察，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广泛听取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意见，了解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程，指导工作，解决问题，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和好评。

杨尚昆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量港澳台和海外爱国知名人士。1990年9月24日，他会见台湾来大陆考察访问的《中国时报》总编辑黄肇松一行时指出：海峡两岸虽因历史原因隔绝了几十年，但祖国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台湾的出路在于祖国统一。而实现祖国统一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国两制”。“只要双方坐下来，真正本着‘一个中国’的原则商谈祖国统一，一切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商量。”

1991年10月9日，杨尚昆在首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祖国的统一事业未能完全实现而深感不安。他说，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是全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也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是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根本大计，是一项长期的方针。他强调，台湾分裂出去是没有出路的，必然会被某种国际势力所拿走。他正告那些热衷于搞“台独”的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不要错误估计形势，玩火自焚。搞分裂的人是从来没有好下场的，破坏祖国统一的图谋是绝不会得逞的。他相信，只要海峡两岸人民同心同德，共同努力，祖国统一大业就一定会早日实现。

杨尚昆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与变化，参与制定和调整新时期的国家外交政策，向世界各国阐明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同时承担迎来送往、会见会谈和出国访问等繁重的外事活动。他在担任国家主席的五年间，应邀出访20个友好国家，会见来访的78个国家的元首和总统，130多位政府总理、国务卿和贵宾。作为中国人民的使者，为增进中国政府和各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为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良好国际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他奔波不息，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敬和信任。

1992年10月、1993年3月，杨尚昆以实际行动响应邓小平关于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号召，先后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家主席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耄耋之年，杨尚昆仍然关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关注祖国统一大业，对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完全统一寄予殷切期望。

1998年6月7日，杨尚昆因高烧住进301医院，被诊断为白血病，病情急转直下。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杨尚昆以坚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着。

1998年9月14日，德高望重的杨尚昆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他倾整个身心热爱的祖国和人民。70余年的革命生涯，铸就了杨尚昆特有的革命品格，闪烁着杨尚昆崇高的革命精神，这是杨尚昆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原主任、研究员。）

（编辑：杨琳）

　（来源：《百年潮》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