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华在叶剑英身边工作的日子

黄华在叶剑英身边工作的日子

何理良

叶剑英元帅是我党杰出的军事、政治领导人，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重要的战友和助手。叶帅一生忠于党和人民的革命、建设事业。长征途中，他机智勇敢地同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的阴谋作斗争，确保了党中央的安全；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有力地协助周恩来促成事变和平解决，开启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二次合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以大无畏的精神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正气凛然，坚定而睿智地挽救革命和建设事业于危急之中。他在中央军委长期担任参谋长、副主席，策划谋略十分周全；他爱兵爱民如子，为人豁达乐观，谦虚而平易近人；他文采出众，深得同志们的爱戴。

转眼之间，今年已经是叶帅诞辰120周年了，但无论时光如何变迁，我都忘不了叶帅的崇高思想和革命品质，也忘不了黄华在叶帅身边工作的那段日子。

1936年夏，随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苏区期间，黄华有幸见到时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的叶帅。他那两道剑眉和炯炯目光、革命军人的精神和仪容，以及爽朗的个性，给黄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进一步得知叶帅出身军事名校，曾任黄埔军校教官，留学苏联，参加过长征，一贯勤奋学习马克思主义，待人既严肃又和蔼，黄华的敬佩之心更是油然而生。

组织的安排给黄华提供了不平常的机遇。1941年2月，叶帅从重庆返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住在中央军委所在地王家坪。四个月后，黄华被调到中央军委工作，任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住在总司令办公室窑洞旁的窑洞里。于是，黄华经常根据总司令的指示去找叶帅，叶帅也常到总司令的窑洞里谈工作。闲暇时，两人亦喜欢对诗和打扑克，有时在周六晚间的交谊舞会上参与奏乐。黄华是当时延安少有的英语良好的大学生，又曾经参与组织指挥影响全国的一二·九运动，加之办事认真得力、为人谦虚谨慎，引起了叶帅的注意。

那时，我虽然只是军委俄文学校的一名学员，却也见过叶帅。叶帅一向关心干部的政治思想和时事教育，多次向军委各单位和下属院校学员作时事报告。我们学校设在离王家坪以南两里地的小山沟里，学员们常被通知到王家坪听叶帅和其他首长的时事报告。

黄华很关心我的学习，加上康克清大姐和叶帅关于黄华的美言推荐，我们于1944年9月结婚。叶帅请王震同志从南泥湾弄来一些猪肉、豆腐和大米，为我们备了一桌饭菜，总司令和我的父母在席间有说有笑，很是开心。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1941年10月，黄华兼任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参与党的对外交往的各项工作。而叶帅在延安的诸多工作中，领导对外友好交往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接待1944年的中外记者参观团。

1944年，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度过了严重困难的时期，普遍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而国民党军则在豫湘桂战役中一败涂地。这种情况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当年6月，一支经过数年斗争终于被允许到陕北访问的中外记者参观团来到延安，叶帅受命具体负责接待事宜。

6月22日，叶帅在王家坪礼堂向参观团作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报告。为了使外国记者听得准确无误，报告被译成英文小册子，当场分发。叶帅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敌后战场的情况，还专门宣读了在八路军、新四军中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伟业而献出生命的国际友人名单，并对盟国的援助表示感谢。这份报告经过中外记者报道，传播到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引起强烈反响。国内外舆论开始重新评价我们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更是一再强调，美国政府必须给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同样多的援助。

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后一个月，在史迪威将军的努力下，美军观察组开始分批到达延安。叶帅又根据中央指示，予以接待。党中央认为，这是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有关的一项重要工作，特地成立了军委外事组，调集一批英语干部做联络员，黄华就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柯柏年、陈家康和凌青等，他们同美军人员住在同一大院的平房内。军委外事组下设翻译科，黄华任科长，主要负责双方会谈的翻译，马海德任外事组顾问，也时常承担翻译工作，组长由军委秘书长杨尚昆担任。

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一行九人乘飞机抵达延安。叶帅与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到机场迎接，黄华担任翻译。据黄华回忆，出现了一个有惊无险的小插曲——飞机降落的地点是延安城东门外的一个简易机场，之前还特意夯实了跑道。着陆很顺利，但为了转弯，飞机在缓慢滑行时驶入跑道外的草地，一个轮子陷入原是老坟场的一个坟坑中，机身突然歪斜，仍在转动的螺旋桨击入驾驶舱内，桨片距离飞行员的后脑和背部仅有两厘米。这一险情使得来客和欢迎的主人都惊呆了……

8月3日，叶帅向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等全面介绍敌后战场情况和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装备情况。较之向中外记者参观团所作的一般介绍，这次介绍更为详尽、更加具体，引起对方极大兴趣。正式会谈之余，叶帅特意到包瑞德的住地去看望他，双方还交换了一些情报和军用品。叶帅还请我军高级军事领导人如彭德怀、陈毅、聂荣臻、林彪等向包瑞德介绍情况。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参观、访问，观看八路军部队军事技术表演，观感极佳。随后，在叶帅的精心安排下，观察组分批赴太行、冀中、山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实地了解情况，其成员纷纷表示自己上了深刻、生动的一课。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观察组的使命理应结束，但由于还有许多未尽事宜，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之间的联络亦有待继续，因此仍然留在延安，改为美军联络组，直到胡宗南进攻延安前才撤离。

抗战胜利后，我们党与国民党反动派围绕和平与内战、民主与独裁展开了斗争。根据双方1946年1月签订的停战协定，成立了由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组，其下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各一名代表组成，在北平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执行部先后建立了36个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点进行调处。经党中央批准，叶帅被任命为中共方面的委员，黄华则有幸担任“叶委员”的秘书。

1月12日，黄华陪同叶帅乘美军小型运输机自延安飞往重庆，同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和美国代表罗伯逊会合，并于次日一同飞赴北平。作为中共方面的新闻处处长，黄华开始在空旷的协和医院主楼办公。协和医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利用部分庚子赔款于20世纪20年代建造的大型综合医院，设备先进，是全中国最著名的医院。其建筑宏大典雅，属中西结合的风格。日本侵华期间，该医院被华北日军司令部改为日军总指挥部办公大楼。日本投降后未及改回医院，被用作军事调处执行部总部办公楼。中共方面工作人员的住处在北京饭店和翠明庄，叶帅则住在位于景山东街丁2号的公馆。

当时，叶帅的住处是中共中央在南京以外的第二个对外窗口，有许多朋友前来访问，黄华经常协助叶帅接待他们。叶帅也经常宴请中外宾朋，宣传党的主张，为解放区争取援助。例如有一位联合国救济总署(简称救总)的医务官——加拿大籍医学博士铁尔生·哈里逊，多次将救总和由宋庆龄创立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募集的医药和器械(每批约有50吨)，从上海押运至解放区的邯郸市等地。

在北平，黄华和中共方面的干部每天穿着笔挺的呢子军装或西装上班，看上去很是精神。他们还在内部半开玩笑半严肃地学着国民党军的称呼，叫叶帅“参座”。黄华每天收集整理各地报来的情况，向中外记者发布新闻，宣传中共方面的政策立场，揭露和批评国民党违反停战命令的行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并同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交流。

2月底至3月初，军事三人组和军事调处三委员到张家口、集宁、济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延安、武汉等有争议的城市视察和调停。黄华作为叶帅的秘书随行。

3月2日，军事三人组的飞机在绥远省集宁市降落后，郑介民向马歇尔告状，说中共军队违反停战令，强占了集宁。其实，集宁在停战规定时间即1月13日午夜到来之前就已经在我军手中，反倒是国民党军在停战令生效后占领该城，但随后又被我军夺回。对此，叶帅毫不让步，据理反驳。马歇尔见周围都是解放军，知道大势已去，只好无奈地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郑介民讨了个没趣。随后，一行人来到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少奇同志等亲自到机场迎接，毛主席主持会谈，黄华担任翻译。在谈判桌上，按照蒋介石的意图，马歇尔提出希望中共部队让出赤峰这一从山西通往东北的要道，被毛主席断然拒绝，叶帅也发言陈述了理由。

在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后的一年里，国共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引起介入的事例不胜枚举，其中安平事件值得一叙。7月29日，驻天津的美军配合国民党军，出动飞机向我香河地区大肆进犯，占领安平镇，美我双方均有伤亡。事实表明，美方违反了不干涉中国内政和美军不得离开驻守防地的决定，是非法的侵略行为。叶帅当即致函罗伯逊和郑介民提出抗议。在中共代表团党组会议上，他敏锐地指出：安平事件同以往冲突事件的性质不同。它表明美军参加了中国的内战，侵犯了中国主权。的确，美军在中国内战中已经陷得很深，失去了调停人的资格，变成当事人，谈判也因此由三方变为两方之间的事。随后，由于双方各执己见，具体调查陷入僵局，中共方面即根据调查材料公布事件真相。9月9日，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叶帅发表关于事件调查结果的声明。安平事件引起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美国国内许多人主张撤退美军，杜鲁门政府觉得很被动，决定撤走秦皇岛和塘沽的美军陆战队。

我也曾见证过军事调处的斗争场面。我于1946年8月从延安调至北平，也住在北京饭店，作为文书参加军事调处的工作。当时国共已开始大打，军事调处内的气氛相当紧张。一天，中共方面的代表薛子正同美方代表谈判，王光美任翻译，我为记录员。只见薛子正义正辞严地指责美方代表：美方在过去半年用飞机和军舰运输50多万国民党军到华北、华中和东北等地，使国民党军得以大举向我解放区进攻，公然违反停战令，破坏调处协议！当时不知因何缘故，未见国民党代表参加会谈。美方代表自知理亏，含糊其辞地力图为自己辩解。双方对话约半个多小时即不欢而散。

尽管中共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早已确定，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的行动不断升级。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10月，国民党军侵占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11月，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至此，和谈大门已被国民党关闭，军事调处中的各方只剩下互相指责，无法达成任何协议。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并于次日返回华盛顿。这意味着军事调处的使命彻底失败。不久之后，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组及军事调处执行部。

2月7日，叶帅在北京饭店举行告别招待会，来宾有400余人。叶帅说：“此次调处破裂实是反动派一手造成，我们的离去是不得已之举。但离去是暂时的，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平时同我们交往较多的中外记者和各方朋友纷纷同我们握手道别，大家都相信后会有期。果然，两年后，我们党以胜者的姿态重返北平，叶帅还担任了北平市市长，薛子正后来也做过北京市副市长。

结束了军事调处的工作后，根据中央决定，黄华作为朱总司令秘书，于1947年4月随少奇同志和朱总司令组成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离开晋西北军区，到晋察冀军区工作，我则作为苏联医生的翻译随行。就这样，黄华结束了在叶帅身边工作的日子，但我们永远记得受到的教育和关怀。

新中国成立后，黄华在国外常驻多年，每次回国述职时都要去看望叶帅。“文革”期间，叶帅秉承共产党员的党性，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同“四人帮”坚持不懈地斗争。1976年夏黄华又去看望时，叶帅建议转到没有游人的北海公园。两人坐在湖边藤椅上喝茶说话，而让警卫们忙于钓鱼。当时叶帅即坦言他对“四人帮”恶行的极大愤恨，可以看出，他的决心已下。作为老一代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叶帅受到广大老同志、部队和人民的拥护和期盼，尚待考虑的只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而已。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叶帅又一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何理良，黄华夫人，外交部国际司原副司长。)

(编辑：赵鹏)

　（来源：《百年潮》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