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运动中陈毅在上海高校的一次报告

“三反”运动中陈毅在上海高校的一次报告

钱益民

陈毅是党内正确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代表之一，素有“儒将”之称，在知识分子心目中有崇高威望。新中国成立之初，陈毅在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上海市市长期间，为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积极性，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上海高校知识分子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关于陈毅关心知识分子的具体案例，党史上已有大量的记载，老一辈学者也有大量回忆录可资参考，笔者不再赘述。本文以1952年3月31日陈毅同志在上海“三反”运动中的一次报告为例，具体说明陈毅是如何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

1952年春，上海发动了“三反”运动，这场运动波及面很广，也包括上海高校在内。上海高校的“三反”运动是在华东局直接掌握下分三批开展的。根据华东局“先公后私、重点掌握与分批进行”的原则，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四所国立大学为第一批重点开展运动的大学，于1952年3月初开始。第二批开展的大学是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同大学四所私立大学及上海工专，从4月下旬开始。第三批开展的是东吴法学院、上海学院、立信会计学院等七所私立院校，从6月初开始。暑假前，上海高校“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随后紧接着开展院系调整。首批开展运动的四所高校取得经验后，随即从中抽调人员进驻第二、第三批高校，发动“三反”思想改造运动。研究上海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四所大学有典型示范意义。而四校中尤其以复旦大学最为典型。复旦大学作为上海高校“三反”运动的第一批试点高校，其经验除了被上海随后开展运动的第二、第三批高校采用外，还被写入中央有关文件，指导全国高校的“三反”运动。

复旦大学“三反”运动按计划于1952年3月底结束，4月初即开始进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阶段。在两个阶段交界的时刻，3月31日，应华东教育部的邀请，上海市市长陈毅、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舒同专程来复旦大学登辉堂(今相辉堂)作思想改造运动报告。以往有论者把陈毅报告作为对前期“三反”运动的纠偏，其实这是误解。

报告前，陈毅先到登辉堂旁的500号楼一楼观看复旦大学反贪污展览会。展览说明文字是由经济系讲师苏绍智、新闻系学生丁淦林拟的，由擅长写美术字的农学院学生谢国栋抄写。时隔60余年，丁淦林仍清晰地记得陈毅观看展览的几个细节。医务室李伟民把纱布做蚊帐，当时展览说明“这是公私合营的蚊帐”。陈毅看后说：“什么公私合营呵？这是合公营私啊！”当时丁淦林穿着蓝布衣服，就站在陈毅后面。陈毅问：“你是学生吗？”丁淦林回答：“我是学生。”陈毅赞许：“学生应该这样，朴素一点。”从一楼转到二楼，陈毅说：“不错，以后学生和教师的宿舍不要造得太高。”看完展览会，陈毅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李正文陪同到距500号楼不到十米的登辉堂阳台做报告。报告当天负责管理签名本的丁淦林回忆，当天华东地区宣传文教卫生的部门都派人来听了，所以登辉堂前草坪上黑压压的都是人，会场还用了拉线广播。

陈毅的报告开门见山：“各位同志：今天教育部请兄弟做报告，所讲是大学关于思想改造问题”。亲切的开场白后，陈毅首先将运动的背景娓娓道出：“大学的‘三反’思想改造在去年十一月底经过很仔细地考虑。去年各机关部队从‘三反’转入到整编，不能称职的人，从工作上拉下来，‘三反’经过三阶段，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最后转入整编。机关内部的‘三反’与工商界‘五反’是不同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要肃清，党政军各民主党派是一样的，不能例外，而且每一个人都必须卷入运动，经过严格的审查。”

在陈毅看来，“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者本质上是一回事，只是采用不同的方法、针对不同的对象而采用不同的名称而已。陈毅说道：“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对象，要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机关部队的‘三反’与文教界不同。在文教界中，大中小学又各不同。中小学推迟，方式也不完全一样。在机关部队是三反，工商界是‘五反’，文教界，特别大学高等知识分子是‘三反’学习及思想改造。”陈毅强调：“这一运动不能雷声大雨点小，一定要彻头彻尾力求贯彻”。“毛主席对这个运动的决心很大，在党内不论其功劳多大，地位多高，都一律要搞。‘三反不肃清，将遗祸将来。’毛主席说。”

“不允许军师横说竖说”，“希望大家不要听军师的话，要听我们的话，听他们的话要上当”，陈毅批驳了站在“三反”之外说风凉话的“军师”，强调“党不是用一个尺”，而是对工商界、机关内部与文教界“用了几个尺”，区别对待，列举三年来取得的成就，说明“中国共产党有基本的性格，言行一致”。

陈毅把话题转向大学，肯定了“三反”运动在文教界取得的成绩。“这次复旦大学、师大‘三反’学习，到现在为止，我们认为原先决定的方针是正确的，即‘三反’思想改造已经做到。复旦成绩很大，师大不错，还有其他学校，也在进行。在学校中用工商界的办法，接受不了，达不到目的。政策方针经过严密的考虑没有不能贯彻的，凡是有问题的人就逃不过这一关。若全面开展采用一个办法，轰轰隆隆，就打不中，反而搞乱了，达不到目的。”

对运动的意义，陈毅讲得最为详尽，花的时间也最长。“毛主席提出这一运动，有关新中国建设前途，不允许五毒阻碍我们运动。而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一问题应表示自己的态度，选择彻底坦白的道路，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响应毛主席号召，把自己洗下澡，这样你个人也有了前途，对新中国也贡献了一份力量。”“凡是经过‘三反’‘五反’的地方特别团结，邪气下降，正气就抬头了，表现了真正的民主气概。在党内部队内也是一样。原来部队中有一些高级指战员与战士之间的隔膜、顾虑都打开了，出现了新气象，这次民主改革是伟大的。通过民主改革要把新中国的工业，提高几倍，出现大的钢铁厂，造船厂，飞机厂，使中国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若不出现大工业，中国的贫困还是免不掉。中国的农业要逐渐走向机械化，单靠手工业方式耕种是不能改善人民生活的。中国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才能普遍提高。有了大工业，不仅上海可以住高楼大厦，全中国普遍建立大高楼，国防建设也可以改善，以人民解放军的勇敢，加上现代化的武器，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来攘我们了。对全世界和平就有了保证。我们三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中国就有了保证，经过几年的建设，西南石油也能运到上海来。”

陈毅把运动的意义讲得非常清楚。“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新中国工业化的起点，而新中国工业化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要新中国的工业化实现，就以‘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为起点，若在五毒的基础上怎能建设，等于在沙滩上建立高楼大厦是不可能的。‘在学校中思想改造是整我们的’，有点像。这一整没有一个人例外，这是人民自己批评自己，不是别人来整我。经过这样的整顿，要使我国的工业化奠定基础，这意义不仅限于国内，而且有世界意义的。等于1951年土改的意义。中国一旦工业化了，在中苏友好的基础上等于世界帝国主义的灭亡。帝国主义在世界上称霸，就是靠工业，能够自制工业军用工具，中国只要把工业解决了，世界问题就能解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用缴获的美蒋匪帮的武器，使美帝在朝鲜战场上失败，当中国自己能制造武器，那更不得了。中国年轻人有希望，老年人一样有希望。淮河工程所表现的成绩，看出了新中国的建设是了不起了。但不能让五毒来腐蚀它。在这时候来一个‘三反’‘五反’思想改造，是必要的，否则好像沙滩上建高楼，是不可靠的，这有关自己的前途……因此在运动中要勇敢正视现实。但有些人跳楼很勇敢，坦白就不勇敢。要知坦白才有救。为新中国前途世界前途，应勇敢交代自己，参加这一伟大运动中来。”

在讲述运动的意义时，陈毅两次讲到这是“毛主席的苦心”。“为了新中国的前途……可看出毛主席的苦心。”“党与资本家共处了三年，也叫了三年，对资本家不是肃清他，而是肃清五毒，这是毛主席的苦心。”用“毛主席的苦心”这样推心置腹的话来劝勉，让听者感到真诚。

陈毅还讲到，运动中必须去掉几个包袱，首先要去掉“进步”的包袱，“‘三反反不着我’，背上‘进步包袱’，只反人家不反自己，这种包袱必须放了，否则不符合‘进步’，反使自己落伍了”。党的“功臣”包袱也要去掉，“今天谁也不否认你过去的功绩，过去的进步。今年你不跑又怎能保证自己永远进步呢？因此进步包袱是害人的。”“专家”包袱也要去掉，“‘专家包袱’认为学会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靠不住的，人民政府重视技术专家，但专家不能为所欲为，可以大贪其污。特别有技术的人要注意，新中国经过几年之后，成千成万的新专家要出现，历史发展规律，后来居上，这是新陈代谢，老年人要让位年轻人，背起来干什么，这要压死你的。大家只有经过彻头彻脑的‘三反’思想改造，才对新中国有用，否则是没有用的。”“知识”也是包袱，陈毅说，背上这个包袱的人“自高自大，宗派主义，自搞一套。1952年以后，知识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殖民地时代‘知识’了不起，特别是女知识分子，这只表现殖民地国家文化落后面，但今后在新中国中却不会再有了。新的工农知识分子将大批涌现出来”。

陈毅的讲话很有亲和力，娓娓道来，有殷勤劝勉之义，毫无居高临下的架子。除了多次引用毛主席的话之外，陈毅还向与会者坦陈了自己的检讨情况。报告最后，陈毅讲到，有人提问“陈市长有没有交代？”陈毅说自己在上海、南京、华东局“已交代了三次”，“请放心，问这话是可以的”。但交代还没有公开，公开的问题不是他能决定的。党为了这次运动下了很大决心，军队也不例外，“在部队中我们撤了上千上万的人”。

最后，陈毅说：“上海我们要把大学教育办好，不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们争取领导有决心把‘三反’搞好。因此今天‘三反’是深入，不是停止的问题。大家都应有决心，来争取完成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还有很多人奉命思想改造，听报告不得已，这种态度我们不需要。我们所需要的是愉快的心情。要有新中国的前途，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我们不需要欺骗，若自己问题不彻底交代，耍手段，我们也就以‘耍手段’对待。党对人民是老实的，对不法资本家是能耍手段。希望今后思想改造复旦及其他新大学带头，我提供一点意见作为参考。”报告到此结束。

推心置腹，循循善诱，这样的首长报告，哪能不打动人呢？连陈毅市长这样有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都在党内作了三次交代，那作为普通知识分子的大学教授又有什么理由拒绝自我检讨呢？陈毅的报告给听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报告有力地推进了上海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步伐。陈毅的这次报告，和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的讲话(即《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非常类似，同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经典报告，都是党内探索和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经典文稿，值得党史工作者重视。这次报告还有一个小插曲：报告开始之前，负责保卫工作的复旦大学党委成员葛林槐得知情报，说国民党潜伏特务将利用陈毅来复旦大学作露天报告之机打黑枪。李正文建议陈毅停开这次会议，以保证安全。陈毅毫不介意地说“照开”。李正文陪同陈毅走上登辉堂二楼阳台，趴在陈毅面前的铁栏杆上，用身体挡着陈毅，以防备特务的冷枪，一直到会议结束。

(作者钱益民，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编辑：王兵)

　（来源：《百年潮》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