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2期【2】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的研究利用”研讨会在武汉举行

2012年4月5日至7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的研究利用”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少奇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陈晋，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章百家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会长廖心文，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主任边彦军，武汉大学副校长谢红星，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龚强华等同志出席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武汉理工大学、长江大学、三峡大学等10余所高等院校以及北京、天津、湖北、湖南、江苏、黑龙江、新疆等7省市的专家学者和高校师生70多人。
陈晋代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作题为《掌握党的文献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基础》的讲话。他说：建党90多年以来，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了极其丰富的文献。这些文献，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党书”，是我们开展研究工作的最基本的依据。陈晋同志着重指出，掌握党的文献，是推进党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基础，我们党历来重视通过学习掌握党的文献推进理论研究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同样离不开党的文献；掌握党的文献，是深化党史、共和国史研究的基础，我们要在掌握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开展分析研究，从文献中揭开历史的原貌，从文献中寻找历史的规律；掌握党的文献，还是科学总结我们党治国理政经验的基础，通过学习研究党的重要文献，科学地总结经验，不断开创新的事业，这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
章百家在讲话中着重谈了在党史研究中利用领袖文稿的问题。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的材料逐步丰富，从而推动党史研究不断深入。我们在研究中，一定要把各个方面的材料结合起来使用，不但要考察不同领导人在同一时期对同一问题的思考，也要考察他们在不同时期对同一问题的思考及其变化，还要结合上下层之间指导引导与执行反馈的互动关系，尽量收集更全面、更广泛的材料，才会形成全面客观的认识，得出正确的结论。他说，领袖人物的文稿是党史资料中的重要一种，通过阅读领袖人物的文稿，我们至少可以了解以下五个方面的情况：一是不同时期党的高层领导人关注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二是重大决策的过程，三是领导人主管的工作以及处理具体事务的情况，四是领导人对重大问题的思考过程，特别是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五是领导人的信仰、情操和素质等。
武汉大学副校长谢红星、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龚强华、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佘双好在会上也分别发表致辞，介绍了武汉大学的历史沿革和多年来繁荣发展的基本情况，湖北省党史研究取得的巨大成绩，以及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科研教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刘少奇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这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43篇，主要依据已出版的7册“刘文稿”及其他文献资料，围绕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少奇思想生平进行深入探讨，主要涉及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以及党的建设、民族宗教、外交、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方面。有27篇论文的作者是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占作者总数的近2/3。其中，有15位代表在会上发言。来自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资深专家对论文进行了精彩而到位的点评。
这次会议是一次具有调研性质的会议，目的是了解研究者们在研究刘少奇思想生平过程中对刘少奇原著特别是《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的研读和利用情况。《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共同编辑并公开出版的一部重要文献集，至今已出版7册（1949年6月至1955年12月），一共收入约4000件文献，其中刘少奇本人的2000余件，是书中正文部分，另外约2000件是以注释形式公布的相关档案，共约260万字，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首次公开发表。这套书出版后已经发行了22348册。学术界对它的价值和意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已故中央党校副校长、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同志在2005年对当时刚刚出版的4册文稿给予很高评价。他说：“刘文稿”是党的历史文献中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之后的又一项巨大的出版工程。通过刘少奇亲笔文稿，把刘少奇在新中国起步的那几年中繁重、细致而辉煌的工作，准确地反映了出来。这是很值得后人缅怀的年代，很能引起后人深思的年代。研究新中国历史的人，必定怀着很高的敬意和很浓厚的兴趣，来阅读这些年代的历史文献。
围绕这个调研题目，与会者结合提交的论文和学术界的一些状况，对如何研究利用“刘文稿”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有人说，编辑出版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对研究工作来说，是关键的前提。有人说，掌握文献文稿的厚度、广度，决定了视野的宽度、研究的深度，中央文献研究室公布的档案资料对于一些关键问题的研究具有决定意义，现在经常碰到需要深入研究某些问题时，却没有文献资料支持的情况。有人说，我们搞研究要有依据，比如刘少奇的原话、原文、原著就是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的最基本的依据，但拓展开来，研究资料又不能局限于一个人的文稿文献，还要联系其他领导人的文献集、文稿、传记、年谱等等，还要研读背景文献，材料要多方面、多角度，研究才更全面，更有深度。有人提出，要接触利用新的材料，研究才能深入，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推出新的文献集。也有人主张，要充分利用已经公开的文献资料，从已经公布的档案文献中挖掘新的研究成果，尤其在研究领袖人物思想生平时，应当提倡研读原著，要充分挖掘文献原著。还有人说，现在学术界因受到浮躁情绪的影响，一方面抱怨公布档案不够，一方面对已经出版的文献集重视不够、研究不够、利用也不够。希望年轻学者在研究刘少奇等历史伟人时，应该重视读他们的原著，重视运用已经出版的大量历史文献，从中得出属于自己的新的认识，形成自己原创性的科研成果。也有人认为，对参加此次会议的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来说，能够比较集中地运用“刘文稿”等文献集的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是一次难得的有益的学术实践活动，也会激发一大批青年学子加入到长期从事毛泽东等的思想生平研究的行列中来。
与会代表还就《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等的编辑工作提出很多建议。有人认为，《刘少奇年谱》现在看有些过于简略单薄，希望加以修订增补，公布更多的档案；还有人建议，刘少奇在建国前的很多重要片段比如天津讲话，应该出版相应的专题文献集等等。
在研讨会上，响应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提议，全体与会代表为刚刚因病辞世的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李文芳同志，起立默哀。
会议期间，代表们还参观了武汉大学，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首府旧址——瞿家湾，以及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历史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