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2期【4】

在党史研究中利用领袖文稿的几点体会
章百家

各位同仁、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首先，我代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祝贺“《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研究利用”研讨会开幕。这是一个很有特点的研讨会。近几年，关于中共党史的研讨会很多，但就史料问题举办的研讨会并不多见，专门就一套文献集的利用召开研讨会这可能还是第一次，是个新的尝试。我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与大家交流，谈谈利用领袖人物文稿、特别是“刘少奇文稿”的一些心得体会。
改革开放前后，研究中共党史所使用的资料情况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之前，可以使用的资料很少。基本只有两类：一类是党的报刊，另一类是领袖著作，主要是选集，最重要的当然是《毛泽东选集》。当时，也收集整理了不少回忆录，如《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但这些回忆录选材面比较窄，内容也很少涉及党的重大决策。在史料相当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对历史作客观准确的叙述，更不用说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首先是重要历史文件的公布。上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的出版是一件大事，党史学界真正依据历史档案，源源本本地研究党史，应该说是从这时开始的。接着，一些重要人物的回忆录出版了，领袖人物的文稿也陆续出版了，第一个面世的是“毛泽东文稿”。此后，党史工作者可使用的档案文献等各类史料便迅速丰富起来。除历史上的各种报刊杂志可以方便查用外，党的大量文件也经过系统地收集整理加以公布。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档案材料，有的来自中央决策层，有的来自地方和基层，还有不少是从海外收集到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领导人的文集、文稿、年谱、传记也陆续出版。此外，还有各种回忆录、口述史。史料的多元化，为我们全面了解历史面貌，准确复原历史提供了便利，对党史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领袖人物的文稿是党的历史资料中的重要一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稿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内容丰富。通过阅读领袖人物的文稿，我们至少可以了解以下五个方面的情况：
第一，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党中央、党的高层领导人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也就是党在某个历史时间点要集中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例如，文稿中有大量批示，虽然这些批示示涉及方方面面，但现在编辑的“毛文稿”、“刘文稿”、“周文稿”把重要问题都用黑体字标注出来，使我们很容易就了解到中央这时关注的重点。
第二，通过文稿，可以看到党的一些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是怎样做出的。一般地说，党的文件也反映决策，但文稿所反映的决策，不仅是最终结果，而且反映出决策的过程。对研究者来说，了解决策中间有一些什么变化，增加了哪些内容，修改了哪些提法，十分重要，也非常有意思。
第三，领导人分管的工作和处理具体事务的情况。比如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对亚洲各国的共产党、工人运动是什么态度？在目前可以看到的中央文件只有基本原则和大的政策，但并不具体，在“毛文稿”中也看不到。当时，这项工作是由刘少奇分管的。我们从“刘文稿”中就能看到许多细节，了解许多具体情况和当时的具体政策。
第四，领导人的思考、特别是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党的领导人的思想是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这些人物的思想都是很活跃的，当他们面对某个重大问题时，他们的思想是不断变化的。今天这么想，过两天又可能那么想，翻来覆去，反复掂量，考虑的因素也不断增加。什么时候思想比较确定了？就看他是否在不断申明某一种想法、某个观点。这种情况在“毛文稿”中表现得最典型。有人以为，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就代表他的观点、他的结论，而其实未必。毛泽东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思考，从不同角度思考，最后才形成比较固定的看法，得出自己的结论。只有通过读文稿，分析他思想形成的过程，才能确定哪个观点真正代表他的思想。
第五，文稿还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领导人的信仰、情操和素质。比如“刘文稿”里收录的刘少奇给刘允诺的信，从中可以看到刘少奇对子女是怎么要求的。这些东西，在党的正式文件里是看不到的，只有从文稿中才能看到这方面的内容。
研究党的历史，一定要注意把各种史料配合起来使用。首先可以将领袖人物的文稿加以比照。例如，对于同一个问题，我们要比较，毛泽东是怎么思考的，刘少奇是怎么思考的，周恩来又是怎么思考的。我们还可以比较，每一位领导人对同一个问题的思考前后有什么不同。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才能弄清党的领导集体最后形成的结论是怎样逐渐丰富起来的，而在其中每位领导人的贡献又是什么。
配合比较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反映党的决策层、中层和基层的材料结合起来使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个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上层和下层的一种博弈。上层的决定对下层有引导作用，而下层对政策的反应又必然会使上层对已有的政策做出某中修正。只有把上、中、下各层面的材料配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真正对我们党的方针政策的形成和贯彻执行过程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在这一方面，我们现在做的还很不够，主要是对来自基层的史料挖掘重视的不够。现在发表的党史论文，看看注释，往往引用的都是领导人著作或中央文件，史料来源很单一。要把研究引向深入，我们就必须考虑领导人的思想、中央的政策形成的背后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领导人是依据哪些信息做出判断的？他们提出的政策针对的是哪些问题？因此，我们在研究党史时，既要重视利用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稿，同时也要丰富史料的来源，特别要重视中、下层的反馈。其实，“刘文稿”中就有很多批示是针对基层情况的。通过文稿提供的信息来研究上、下层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也是利用文稿的一个重要方面，值得我们重视。在其他类型的史料中，能够直接反映这种上下互动关系的并不多见。
最后，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总结经验教训，吸取前人的智慧。其实，研究历史的过程和领导人处理问题的实际过程有类似之处。这种类似之处在什么地方呢？领导人作出决策，依据的是他所获得的信息，从最开始得到的信息很少到信息相对比较多，然后做出一个决定。研究历史，最开始看到的资料很少，得不出什么结论，也很难对历史作出准确的复原。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通过看过各种各样的材料，我们得到的信息不断丰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理解领导人为何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但是，两者也有很大的差别。领导人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常常是“时不待我”。他不可能像学者这样有充分的时间、收集到方方面面的信息，然后再作出结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做出判断、做出决定。这个决定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会有预估，但是他不会知道最终结果是什么。而做历史研究的人是回过头来看的，这时事情的结果是已知的。所以，我们可以对领导人以往的决策做出一个历史性的评价。我认为，好的历史学家无非是个“事后诸葛亮”，而领导人可以作“事前诸葛亮”，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学家与领导人之间的本质区别。从这个角度看，研究党史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对党的政策做中长期性的评估，这个政策产生了什么结果，有哪些经验，有哪些教训。只有通过历史研究，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才能客观地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新的思想。所以，我们做党史研究、国史研究的人，一定要有批判精神，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有通过这种思考，才能够真正为我们民族、为我们党提供历史的借鉴。
最后祝研讨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