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俊：毛泽东诗论和诗词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毛泽东诗词和诗论对中国诗词创作的启示和意义”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研究成果小结
毛泽东诗论和诗词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毛泽东诗词和诗论对中国诗词创作的启示和意义”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研究成果小结
周兴俊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共收到全国专家学者的论文134篇, 其中有75篇收入了本届年会的论文集（清样本）。收入本届年会论文集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毛泽东诗论是当代诗词改革创新的指南；二、毛泽东诗词是当代诗词改革创新的典范；三、毛泽东诗词的社会影响。这些论文内容丰富、深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紧紧围绕毛泽东诗论与诗词对当代诗词改革创新的影响展开。所以本届年会的论文更接近时代、更接近实际，也更具有促进当代诗词改革创新和迅速崛起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诗论是当代诗词改革创新的指南
对于毛泽东的诗论，诗界有褒有贬。褒者认为它是当代诗词改革创新的理论指南；贬者则认为它阻碍了诗特别是旧体诗的发展；还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诗论没多少实际意义，因为现在的诗体已经十分完备，不可能或很难再创出新的诗体。
认为毛泽东诗论阻碍了旧体诗发展的主要依据是毛泽东1957年1月12日致臧克家等的信中所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其实毛泽东的这一看法是对的。试想一种既讲平仄声律，又讲相谐相悖韵律，且要严格按106个韵部的“平水韵”押韵，还要讲究对仗（即对偶律），不能犯“合掌”以及“孤平”、“三平调”、“三仄尾”等毛病的诗，能不束缚思想、能易学好写吗？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毛泽东才提出旧体诗要改革要发展，并要懂得这些的老年人“要搞就得搞得像样”，以利于年轻人学习掌握。至于说毛泽东关于创立新体诗的论述没有多少意义，则是对毛泽东这一论述的误读误解。毛泽东基于他“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的认识，指出“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致陈毅》）亦即使新诗民族化、大众化。问题是新诗发展的主流并未按毛泽东指出的方向行进，而是向欧化、散文化、小众化发展，从而脱离大众，步入歧途。所以，中国的新体诗歌和旧体诗词到底向何处去？仍然是一个诗界或者说整个文艺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早在1957年1月，毛泽东在与臧克家、袁水拍的一次谈话中就明确指出：“新诗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应该在古典诗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以求得新诗的发展。”（臧克家《毛泽东同志与诗》，见《红旗》1984年第2期）在1965年夏，毛泽东在与梅白谈诗时说：“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么‘自由’，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见《毛泽东轶事》，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毛泽东在1957年6月与著名词学家冒广生谈词时说：“不讲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舒湮《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见《新华文摘》1989年第1期）。就是说，新体诗要在旧体诗与民歌的基础上创造，而旧体诗则要在自身的基础上吸收民歌与新诗的优长发展，二者并行不悖。
在毛泽东有关新体诗的论述指导下，贺敬之、郭小川等老一辈诗人努力尝试、大胆实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贺敬之同志，不仅着力创作新自由诗，还着力创作新古体诗，即宽律诗。已故陈毅副总理也是诗词改革创新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青松》、《香山红叶》等带有民歌风格的宽律诗，至今仍为人们所广泛传诵。
有学者认为：“‘精炼?大体整齐?押韵’是毛泽东对新旧诗歌的特点、创作规律进行比较之后对新诗诗体形式创新而作出的最科学的构想”，它“同鲁迅的诗歌观点是相一致的”，“同五四以来新诗的开创者的观点也基本是一致的”，“同现当代特别有成就的诗人们的创作实践与理论建树也是相一致的。”例如，鲁迅曾指出：“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鲁迅书信集》下卷，《致蔡斐君》）又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同的韵”（《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下册，《致窦隐夫信》）；五四以来新诗开创者的代表人物胡适说，新诗“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胡适文集》三?《谈新诗》）另一位开创者闻一多则认为：“中国的新诗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胡适说：作诗须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错……他给散文的思想穿上了韵文的衣裳。”同时指出：“对于会作诗的，格律不是表现的障碍物”，“属于视觉方面的格律有节的匀称，有句的整齐。属于听觉方面的有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因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闻一多论新诗?诗的格律》）同是五四新诗运动主将的郭沫若说：“节奏之于诗是它的外形，也是它的生命。”（郭沫若《论节奏》）同时，他又说自己“极注重音韵，写好了诗歌以后，当然也不吝数度的朗读”（《郭沫若诗作谈》），所以朱自清指出：“这里特别提到郭沫若先生，他的诗多押韵，诗行也相当整齐”（朱自清《诗的形式》）。现当代著名诗人何其芳、艾青、臧克家等也都趋向于上述看法。何其芳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表现，而且在精炼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何其芳《关于写诗和读诗》）；艾青论诗说：“尽可能地紧密与简缩……像炸弹用无比坚硬的外壳包住暴躁的炸药”，“我用口语写诗，没有为押韵而拼凑诗。我写诗是服从自己的构思，具有内在的节奏，念起来顺口，听起来和谐就完了”，“自由诗则段无定句，句无定字，不一定押韵，能押韵也可以。我还是努力寻找音韵的”（《艾青论创作》）；臧克家在《精炼?大体整齐?押韵》一文中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精炼的问题，我觉得这在新诗创作上是恰中要害，对我们写诗的人有极大的教益。”
为了实现“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新诗就应该向古典诗词和民歌学习，使诗体既保持我国古典诗词与民歌的规律性、民族性和群众性，又实现诗体的创造性、多样性和包容性。在这方面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诗人，例如贺敬之、郭小川、张志民、李季、闻捷、阮章竞、李瑛、严阵，等等。遗憾的是，新诗的改革未能承前启后按毛泽东指出的方向大规模进行下去，才造成了今天的式微。这是到了需要总结反思，需要勒马回缰走新路的时候了。
关于旧体诗的改革创新，毛泽东没有明确讲自己的具体构想, 只是在与著名词学家冒广生谈词时, 在听了冒“拘泥太甚，则作茧自缚。写诗填词岂能桎梏性灵，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戴锁作诗囚？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那时还没有词谱、词律和词韵呢。我作《四声钩沉》，即在提倡词体的解放”的“高见”后，表示赞同：“旧体诗词的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张年青人花偌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的人要搞就得搞得像样。”像什么样呢？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意思很明确，格律诗体要解放要改革，“就得搞得像样”就不能不讲格律。郭沫若先生也持此看法，他在《关于诗歌的民族化群众化问题》一文中说：“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的，如五绝、五律、七绝、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这些形式和民间歌谣比较接近，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又生动易懂，我看人民是喜闻乐见的。” 对于毛泽东认为“一万年也打不倒”的格律诗，马凯同志在给诗词界领导人的信中，在几次有关诗词改革创新的讲话中和专论中，反复强调改革和发展格律诗这种大美诗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在《再谈格律诗的“求正容变”》一文中指出：“对格律诗的继承与发展，概括起来说，在内容上，就是要‘求真求新’，即继承‘诗言志’、‘抒真情’的传统，同时又反映时代风采和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在形式上，就是要‘求正容变’，即尽可能地遵循‘正体’——严格的诗词格律规则，同时又允许有‘变格’。”为什么要尽可能严守格律又允许变格呢？“因为这些是前人经过千锤百炼，充分发挥了汉字的特有功能而提炼出的，是一个‘黄金格律’，不能把美的东西丢掉。但也应‘容变’，即在基本守律的前提下允许有‘变格’。实际上很多诗词大家包括李白、杜甫，很多诗词名篇，‘变格’也不是个别的。”（马凯《知古倡今，求正容变》）
马凯的“求正容变”主张，既符合毛泽东的旧体诗要讲平仄、讲叶韵，也就是讲格律的思想，也符合格律诗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的思想。格律诗的发展改革，主要在内容的求新，语言的求新，音韵的求新和体式格律的“求正容变”上。在这方面，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到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霍松林教授、刘征先生以及顾问丁芒先生等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从诗界的实际情况看，格律诗的“求正容变”，诗韵的“倡今知古”已成共识，但真正落实并推行开来，还要假以时日。总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毛泽东的诗论是切合实际的、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既是“古为今用”的，也是“推陈出新”的，它对中华诗词的发展创新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二、 毛泽东诗词是当代诗词改革创新的典范
对于诗词的改革创新，毛泽东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第一，诗词的改革创新，首要的是内容的创新，而内容的创新要紧紧围绕服务现实、服务大众展开；第二，诗词的体式和格律等形式上的创新也很重要。但形式上的改革创新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原有基础上改进。
为说明毛泽东的上述观点，有学者引用毛泽东的话说：“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毛泽东文集》第二卷），“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我觉得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现在的东西中，有许多有一种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刘汉民《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
毛泽东的那些“在马背上哼成的”状写革命战争题材的诗词是反映现实为现实服务的不说，入城后写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也是想以此鼓励我军将士，猛追穷寇，彻底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刘汉民《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之后，毛泽东在给民主人士柳亚子的和诗中，开导柳不要因为小不如意便抱怨而退隐故乡：“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和柳亚子先生》），这是在为即将成立的共和国挽留人才。一年半后，毛泽东又填了一首《浣溪沙》词和柳亚子先生，其中有“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以此赞颂刚刚解放的新中国的喜人形势。1954年夏末毛泽东填了《浪淘沙?北戴河》，他望海高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1956年6月作《水调歌头?游泳》，写中国大地“起宏图”，写“一桥飞架南北”“高峡出平湖”，写“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1957年5月作《蝶恋花?答李淑一》词，其中“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句，反映了国家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特别是1958年7月1日写的《送瘟神》七律二首，更是直接反映现实生活。诗人在这两首七律的后记里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在这两首诗里，诗人“浮想联翩”，热情讴歌祖国“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在七律《到韶山》里，诗人又“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在《登庐山》里，诗人则“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在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中，诗人赞扬“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在七律《答友人》中，诗人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表达他“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的畅想；在另一首诗里，则发出“无限风光在险峰”（《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豪言。另外，在《和郭沫若同志》的七律中，诗人提出“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即要分清敌我。后又盛赞革命者“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卜算子?咏梅》）。在国家遇到空前困难的时候，诗人放言：“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冬云》）；在“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的《满江红》词中，诗人进一步斥责国内外敌人是“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和郭沫若同志》）；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诗人豪迈地宣布：“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等等，不一而足。毛泽东的所有诗词几乎无一不是面对现实、反映现实、服务现实的！这在诗词内容创新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诗词的内容要创新，诗词的语言则要用新，而且要像毛泽东说的那样“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致陈毅》）毛泽东虽然古文底子深厚，但在他的诗词中却多用口语白话，很少用僻词僻典。例如：“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送瘟神》）、“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园里可耕田？”（《登庐山》）、“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和郭沫若同志》）、“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卜算子?咏梅》）、“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吊罗荣桓同志》）、“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等等，在语言的用新上都有所突破。这与诗人擅长运用形象思维和比兴手法是分不开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炼字》中说：“字靡异流，文阻难运。”说的就是语言要通俗易懂、畅达明了，否则就难以传播。毛泽东深谙此道，在语言的生动活泼上下足了功夫，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用雅俗共赏的语言表达内容方面，毛泽东又力主并力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他认为“诗要用形象思维”，要“搞点幻想”。有专家指出：幻想“是诗人以社会或个人的理想、愿望以及个人的主观感受为依据，对还没有实现或根本无法实现的事物的想象。它是经验由未知之进发，是突破时空限制的回忆或预见，是超越现实的奇思妙想或梦想，是虽悖常理却更合情而且最能表达诗人强烈主观情感的形象思维活动。联想和幻想都是诗人情思飞扬的翅膀，但幻想比联想飞得更自由、高远，并且闪射出一般联想所无的迷人的奇光异彩。因此可以说，幻想更多是属于浪漫主义诗人的，幻想是这类诗人天才的标帜。”（陶文鹏《毛泽东诗词的浪漫主义艺术》）毛泽东就是一个最善于联想和幻想的杰出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作从《沁园春?长沙》到《念奴娇?鸟儿问答》，无一不闪烁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光彩。郭沫若先生在评价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时说：“这首词正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典型结合。这是伟大的革命感情的移入，是革命感情的形象化。”何其芳读《沁园春?长沙》和七律《黄鹤楼》后撰文指出，它们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最好典范。”（见1977年9月17日《光明日报》）
不仅在诗词的内容、语言及表现手法上推陈出新，在诗词格律方面毛泽东也多有变革。在韵律方面，毛泽东不主张死守，提出押大致相同的韵，可以叶韵，可以押邻韵，需要时还可以换韵，例如《蝶恋花?答李淑一》上下两片就用了两韵；在声律方面，为不以词害意，毛泽东也不惜变格、破格，例如：“乱云飞渡仍从容”，“仍从容”是理应避免的“三平调”，但为了表达思想的需要，并未将应仄而平的“仍”字硬改成仄声字；在对偶律方面，毛泽东也是灵活机动，能“工对”则工对，不能“工对”则“宽对”或不对。他还能化“合掌”为妙对，例如：如果用“英雄驱虎豹，豪杰战熊罴”相对是合掌，用“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相对则是“反对”“递进对”，“合掌对”就变成了工对、妙对。当然，对于毛泽东的上述变通创新，也有不同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可厚非。问题是不能别有用心地曲解、抵毁、贬损毛泽东诗词，借以否定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历程和辉煌建设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境内外、网内外，不同声音，甚至是刺耳声音不断传来。其中恶意的造谣中伤，混淆视听，起到了蛊惑人心的负面作用。所以，李捷同志在此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才用了“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的标题！
与那些别有用心的或泥古守旧、浅薄无知的文人相反，一些专家学者还将毛泽东诗词与我国古代诗和鲁迅诗作对比研究，从而得出毛泽东诗词在境界的崇高和气势的豪放、雄浑、壮阔以及文采的瑰丽、妙曼等审美层面实现了无可置疑的超越。同时指出：“我国传统诗词的起源、发展、鼎盛，走向衰退的主要原因，是一些贵族（封建）文人过分拘泥于格律和形式，过分宣扬贵族思想，脱离了大众，脱离了草根文化，只用于文人间吟唱、消遣，发展空间越来越小，才导致逐渐衰退”（吴果忱《毛泽东诗词对我国传统诗词理论的变革与创新》）。认为是毛泽东力挽狂澜，扭转了中国传统诗词的颓势。这是由于：第一，毛泽东改变了传统诗词的思维方式，从个人情感思维改为大我情感思维；第二，毛泽东改变了传统诗词的意象，从悲天悯人的悲观消极意象改为昂扬向上的乐观积极意象；第三，毛泽东改变了传统诗词的美学意识，从悲怆美、苍凉美、浮华美等小美、俗美改为昂扬美、雄壮美、质朴美等大美、崇高美。毛泽东诗词的美学内涵极其丰富，有色彩相宜的绘画美，有如鼓如歌的音乐美，有气壮山河的阳刚美，有热情奔放的人格美，等等。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毛泽东诗词为当代诗词创作树立了光辉的无可替代的典范。
三、毛泽东诗词的社会影响
显而易见，毛泽东诗词对当代诗词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全方位的，对当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全方位的。可以说，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和艺术表达，具有难以估量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对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及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积极的、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专家们认为：“认真阅读欣赏毛泽东诗词，不仅会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更会得到精神的洗礼和振奋，在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增强革命活力的同时，也会得到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同各种敌对意识形态的侵害进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和思想动力。”（张可《毛泽东诗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毛泽东诗词中，不仅贯穿着反帝反霸的爱国主义崇高精神，还体现着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不怕艰险，不惜牺牲、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患难与共、革命必胜的长征精神；乐于助人，为民服务、刻苦学习、开拓进取、爱岗敬业、尽职尽责、勤俭朴素、发愤图强的雷锋精神，等等。”（吴海坤《论毛泽东诗词的爱国主义精神正能量》）从而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发扬光大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毛泽东诗词有鼓舞斗志、提高认识、坚定信念等正能量，可以引领人民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前行：
1.“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3.“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4.“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5.“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6.“无限风光在险峰。”
7.“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8.“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9.“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10.“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1.“拒腐蚀，永不沾。”
12.“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13.“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除上述鼓舞人、引导人的锦言警句外，毛泽东还直接在诗词中描绘了他本人的“中国梦”：即改天换地之梦，“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经济强国之梦，“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高峡出平湖”、“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简直就是我国航天潜海成就的预言）；教化慧民之梦，“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共产主义世界大同之梦，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等等。“中国梦”当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同时也是世界和谐繁荣之梦，不仅中国要“玉宇澄清万里埃”，世界也要“同此凉热”。2005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说：“实现人类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2013年3月，继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向世界庄严宣告，一、和平路径实现“中国梦”；二、“中国梦”同时造福世界；三、共同缔造可以称作中国的“世界梦”——世界新秩序，持久和平，共同繁荣。而毛泽东诗词就是实现这样的“中国梦”、“世界梦”的强大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