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召开贺敬之同志新古体诗创作暨线装本《心船歌集》座谈会

作者:    发布时间:2013-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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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召开贺敬之同志新古体诗创作暨线装本《心船歌集》座谈会

陈晋同志主持座谈会

2013112,由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主办的“贺敬之同志新古体诗创作暨线装本《心船歌集》座谈会”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举行。座谈会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同志主持,年届89岁高龄的贺敬之同志出席座谈会。60余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对贺敬之的新古体诗作品进行集中研讨。

陈晋同志在主持座谈会时说,贺敬之是我国著名诗人,党的宣传和文化战线的老战士和老领导,他的歌剧《白毛女》、歌词《南泥湾》、抒情诗《雷锋之歌》、《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中国的十月》等脍炙人口,曾影响了几代读者。改革开放以来,贺敬之担任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创会会长,以马克思主义文艺家的热情,“百折再看高潮来”,努力研究、践行毛泽东的诗论,探索中国诗歌创作的新路,创作了大量的新古体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座谈会上,中国毛诗会常务副会长董学文教授代表中国毛诗会致辞。中宣部原副部长翟泰丰,文化部原副部长、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司法部原副部长岳宣义,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明,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马蓥伯、刘润为,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李文朝,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原书记处书记徐非光,中国毛诗会特聘顾问何火任、吴正裕,中国毛诗会副会长季世昌、郑德兴、丁毅、陶国斌、周兴俊、李树喜,著名文艺评论家、学者丁国成、李正忠、艾斐、张永健、张器友、段宝林、王宝大,著名歌唱家苏盛兰,出版界王平、曾凡华、易孟林、赵安民、陈世军等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举行了赠书仪式,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向贺敬之同志和中国毛诗会赠送刚刚出版的线装本《心船歌集》增补本。中国书籍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平致词。《心船歌集》取意于贺敬之1992年创作的《咏南湖船》中的一句诗“烟雨楼上——听万里涛声/共唱——心船歌”,初版收入贺敬之的新古体诗歌近200首,线装本《心船歌集》又增补了他近年创作的30首诗作。这些诗词作品,比较全面地展示了贺敬之在诗歌创作道路上不断创新探索、开辟新境的丰硕成果。

贺敬之诗歌创作是自觉践行党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硕果

座谈会上,学者们发言认为,贺敬之是延安时期成长起来的诗人,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他努力践行党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优秀传统,借鉴中国民歌的特点,创作了大量民歌体、楼梯体的新诗,成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政治抒情诗的圣手和巨匠,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讴歌党领导人民大众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明评价说,贺敬之是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共产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和新体诗歌的巨匠,是新古体诗的举旗人。长期以来,他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精神信仰,关注和思考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表现了信念和思想的巨大力量。

著名诗评家丁国成指出,贺敬之对我国文艺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创作始终与国家命运和时代风尚密切相联,在创作新体诗的同时,一直借鉴我国旧体诗和民歌传统的优长之处,像《雷锋之歌》就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诗歌的特点。他上世纪60年代创作的《南国春早》和《访崖山》,学习民歌创作的《三门峡——梳妆台》,既是新诗,又是新古体诗。所以,贺敬之的新古体诗实际上从他新诗创作的辉煌时期即已开始了,只是到新时期以后才更加自觉。

中国毛诗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董学文指出,贺敬之是中国毛诗会的引领者和指导者,是毛泽东诗论、词论、文论和文艺思想的颇有成果的实践者。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了毛泽东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和建树,并意识到文艺家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创新,有所建树。比如,毛泽东在几封信和许多谈话中提出要创造“新体诗歌”,贺敬之的“新古体诗”就是这种新体诗歌的一种,其最具突破意义、最有个性的是表现新时代、新内容的“古体歌行”。这是贺敬之在探索和践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贡献。

贺敬之新古体诗创作和探索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中宣部原副部长翟泰丰认为,贺敬之是一个一直在探索、在创新的老诗人,政治信念坚定,学术素养丰厚,对新古体诗的发展具有开拓之功。他的再探索、再创新,使中国古典格律诗歌走进了信息化的新时代,走近了人民大众,从而赋予古体诗歌以新的生命。《心船歌集》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即承古而不泥古,自由体现代诗和古体近代诗(含新古体诗)相融合。

中华诗词学会会长、文化部原副部长、诗人郑欣淼指出,贺老是很早参加革命、在炮火中成长的诗人,是不断探索创新的诗人,他的诗代表了一个时代,是诗歌界的一座丰碑。他用自己长期的诗歌探索和创作实践,永远保持着诗人的创作激情,用大量的新古体诗创作证明了中国传统的旧体诗歌需要发展,而且发展的空间很大。在这方面很多诗人都在探索,贺敬之的《心船歌集》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文学史上许多大诗人像郭沫若、臧克家等,早年都写新体诗,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从写新诗到写古体诗,诗词创作趋于成熟,这似乎成为了一个规律,贺敬之也是这样。它进一步证明,新体诗和旧体诗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形式是次要的,反映新时代、新内容的旧体诗词生命长青,魅力无限。

座谈会上,学者们普遍认为,贺敬之的诗歌创作有三个高峰期:第一个是1943年到1948年延安时期,他既是剧作家、词作家、秧歌剧作家,又是诗人,创作路子很宽;第二个是1956年到1965年,创作了极具时代震撼作用的《回延安》、《西去列车的窗口》等优秀作品,代表了当时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第三个就是新古体诗创作和《心船歌集》,这些作品包含的思考最多,沉淀也最深。著名评论家、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艾斐认为,在第一个高峰期,贺敬之诗歌主要写革命人物,第二个高峰期写建设,第三个高峰期则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和社会实际,融入了诗人深沉的思考。《心船歌集》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探索,更重要的是其中含蕴的理想、信念、情操和情愫。

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器友认为,贺敬之诗歌创作道路上的三座高峰分别是歌剧《白毛女》、五六十年代创作的新诗集《放歌集》、新古体诗《心船歌集》,而第三座高峰更应引起诗坛的重视。他认为,《心船歌集》是在20世纪末期的时代背景下,贺敬之与中国社会主义、中国诗歌相依为命的一次深沉巨大的精神曝光。它的抒情内容,彰显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低潮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境界和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它对“新古体”诗歌体式的探索,在“新诗”和“近体诗”之间,为汉语诗歌体式的建构提供了又一种可能性。

中国毛诗会副会长、黑龙江大学教授丁毅指出,近代以来,许多革命家诗人如朱德、陈毅、叶剑英、夏明翰等都创作过具有“新古体诗”特征的诗歌作品,贺敬之的最大贡献是继毛泽东确立中国古典格律诗派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之后,用他自己丰硕的创作时实践,正式确立了“新体诗歌”流派的地位。其最大特点不在形式,而是用坚定的政治信仰、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人格追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站在新的时代制高点上,开辟出新的诗境。尤其是他的《故乡行》11首中的泰山系列诗、《富春江散歌》26首写出了新的政治山水诗,超越了逃避政治的山水诗大师谢灵运和王维,展示了当代共产党人的伟大抱负和宽阔胸怀。

中国毛诗会副会长、中华诗词研究院第一副院长周兴俊指出,贺敬之是一位永不停步的创新型诗人。他的不同于近体诗的严律而采用的“宽律”,实际上是自觉地相对自由地遵循汉语言所特有的平仄声韵规律,是一种解放的“自由”,写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也更加适合诗歌的普及和推广。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诗人李文朝指出,贺敬之的诗歌成就和探索精神光耀诗坛。他的探索开辟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是传统诗词“求容正变”的典范。中国毛诗会副会长、诗人李树喜指出,现代新诗散漫无疆,有散文化、随意性的趋向,甚至脱离了“押韵”这个诗歌的基本特征和属性。从艺术样式的角度看,贺敬之的新古体诗探索正是新诗的返璞归真,是对新诗驰入误区的一种矫正,即新诗应该不废传统,回到“大体整齐,基本押韵”的轨道上来。

贺敬之新古体诗的思想特色和风格特征

有学者认为,贺敬之创作的新古体诗,有七言、五言、杂言、自度曲、绝句等。这些作品,说真话、抒真情,是情、理、象的融合,读来有情有味,不仅让人们受到精神上、思想上的陶冶、震撼、警醒、启迪,同时也得到了优美的艺术享受。

司法部原副部长、诗人岳宣义认为,贺敬之的新古体诗歌创作,反映了他的坚定的信念、开放的心态、忧国的情怀、历史的沉思、豁达的胸怀和飞扬的文采。读完他的《心船歌集》,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贺敬之是当代中国李白、杜甫式的诗人,他的诗是中国诗歌的经典。

青年诗人高昌认为,贺敬之新古体诗的鲜明思想特色,是充满“忧患”意识。它像一条红线,串联起一行行珍珠般的诗篇,表达了诗人对天下大事的深刻思考和对国家命运和人民前途的热切关注,透露出诗人特有的自信和豪迈。黄冈师院教授张其俊认为,贺敬之的新古体诗充满世事沧桑的感怀,寄寓史诗般的厚重深沉,贯穿着浓厚的忧患意识,有很大的警示作用。同时,满怀“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操,深蕴融“天运”与“人运”于一体之理趣。贺敬之晚年以一名文艺战线上“老兵”的战斗姿态,以宽厚沉雄的嗓音,从心灵深处情不自禁地放声高唱正气歌,弘扬时代主旋律、以激浊扬清的正能量,激励人们同舟共济,奋力拼搏,发出共鸣。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王宝大指出,品读贺敬之的新古体诗歌,人们可以感悟到,在晚年的恬静里,他是如何表现出对人文精神的更加虔诚的追求的;在丰厚的人生积淀中,踏实怎样表露出对诗美的更加深入探索的;在丰赡的创作实践后,他又是多么自然地展露出了诗艺手法的斑斓多姿的。

张器友教授认为,贺敬之诗歌的风格大体上都可以用崇高来概括。由于时代风气的变幻,生活经历的变迁,贺敬之新古体诗的崇高风格特别表现出悲剧精神。它已经不再是三四十年代的明朗乐观、五六十年代的乐观豪迈了,而表现出特别的忧愤深沉、慷慨悲凉。这是一种精神伟魅且具有雕塑感的生命形式,彰显了真正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这是轰响于中外世纪颓风中的人类正音,是世纪转换过程中的中国文学的骄傲。

诗歌创作必须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体现人民性和时代性

在座谈会的最后,老诗人贺敬之发表了热情洋溢、感人肺腑的讲话。他说,听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发言,感到很受教益,对大家的一些鼓励之词,我表示感谢,也不敢当;遗憾和不满足的是没有听到大家对我和这些诗歌作品更多的批评性意见。他说,研究我的新古体诗创作,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像陈毅老总,他们早就写了,而且写得非常好;诗歌界也对新诗、古体诗、新古体诗做了很多学术性研究,包括思想内容、形式风格等都有很好的意见。中国诗歌也罢,整个文艺也罢,人民都是主体,必须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形式上可以百花齐放,内容上要坚持人民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从诗体形式上说,除近体诗外,我对唐代以来的古风都很喜欢,像崔颢的《黄鹤楼》就是古风的格调,对仗也不完全工整,也是流传千古的好诗。我探索的诗体是不是叫“新古体诗”还可以研究,毛泽东也倡导一种民歌加古典的“新体诗歌”,具体内涵都可以继续研究,但是诗歌创作必须与时代风尚、国家发展步伐、现代人的思想感情相一致。

(孙东升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