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晋：在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上的开幕词

人民需要什么样的文艺？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4年10月18日在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上的开幕词）

陈 晋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阐述和科学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个讲话，很自然地让人们想起72年前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两个讲话，既一脉相承，又与量俱进，都是根据现实文艺工作的时代背景，和文艺工作在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前进方向，由此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社会主义文艺理论。

和《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样，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为了谁”这个事关文艺创作和发展最根本的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偏差，任何自以为是和期许再高的作品，任何只在市场上大博眼球的作品，都很难说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延安时期文艺界内部的争论，当今文艺界出现的一些不尽人意的现象，根子都在“为了谁”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困惑。所谓“为了谁”，说到底是文艺和它的接受对象的关系，是文艺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哪里的问题。从马克思提出一切精神文化产品只是而且应该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到毛泽东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并且首先是“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申明“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在文艺“为了谁”这个根本问上，一以贯之的鲜明态度和与时俱进的发展脉象。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能排除一些文艺家起初是把文艺创作作为安身立命的职业来看待的，由此免不了面临和身入市场经济大潮。但如果把文艺当作一种事业，当作一种使命，即使在市场经济面前，也会脱颖而出，进而找到并确认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职业和事业的区别，在于格调、品位和境界的高低。低了，势必把迎合与趋从当成立身的准则，就会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把低俗当通俗，把欲望当希望，把单纯感官娱乐当精神快乐，由此产生的作品，难免散发铜臭气，如过眼云烟，从根本上远离了艺术的本质，最终将远离人民。

人民需要的文艺，是有格调，有品位，有境界的。那么，有格调，有品位，有境界的创作追求，将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或者说，怎样才能创作出人民需要的文艺呢？答案依然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当中。他着眼于思想文化领域的现实状况，从作者创作和作品气质角度，提出的四条要求，特别重要，需引起我们格外重视。

第一，在创作立场上，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爱国主义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共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民群众最深沉最基础的情感本色。爱国主义立场，就是人民的立场。脱离了这一点，也就失去了中国文艺工作者根本立场和创作前提，进而也失去了同人民的本质联系。近年来，确有一些回避崇高价值观的追求，丑化群众生活，恶搞英雄人物，颠覆历史常识，贬低经典作品，盲目照办西方理念的现象。文艺总是要呈现和反映出国民精神的状态。如果文艺家的创作让人觉得作为中国人很难堪，很自卑，很没有底气，那就等于抽掉了中国人的魂魄，人民群众为什么还需要那样的作品呢。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民只有在作品中看到自己思想、感情和希望的表达，“看到自己这种本质”得到了反映，才会把精神文化的创造当成自己的事业表示欢迎，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人民在作品中感受不到自己的影像和本质，就会把它当作“某种无关重要的和不值一看的东西”。

第二，在创作途径上，哪怕有一百条、一千条路可走，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还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个论断很实在，也很果决，道出了人们容易淡忘和忽视的创作规律。深入人民，深入生活，是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着力提倡的创作途径，在那以后，以赵树理、柳青等为代表的一批文艺家创作的人民文艺，曾经呈井喷式的迸发，有的演员为了出演一个哪怕戏词不多的角色，也会到相应的环境中同人民群众生活几个月。重申这样的创作途径，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已经极为罕见了。由此出现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创作，也就不足为怪了。当今文艺有高原而没有高峰，根子也在这里。文艺创作虽然需要张扬个性，独显风格，不断创新，但任何个性和创新，都要遵循艺术的基本规律，最终都逃不过札根人民和生活这个理儿。艺术的高原从来都矗立在深厚广袤的人民和生活的土壤之中，更何况耸立在高原上的高峰呢？我们当然不是说只要走进人民，走进生活就能出好的作品，这里面还有一个毛泽东说的，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唯一的最广大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級，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創作过程”，这样一个问题。所谓“扎根”，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在创作方法上，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这个提法，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毛泽东提倡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实践证明，任何具有崇高美的，启发人们向善向上的作品，事实上都是把现实精神和浪漫情怀这两样东西结合得比较出色的。所谓现实主义精神，就是要直面时代和实践，以科学的态度和真实的笔触去抒写人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活动。所谓浪漫主义情怀，就是在现实中发掘出真善美，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邪恶，给人民以奋进的力量，让人民看到光明的未来。毛泽东说，《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这说明在逼近现实的创作中，以浪漫情怀给人以光明的力量，传递真善美和向上向善的价值观，是多么重要。毛泽东的诗词，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战争的残酷，在他的笔下转化为了“战地黄花分外香”，就是一个例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20多次引用毛泽东诗词中的名句，比如，他用“人间正道是沧桑”来表达道路自信，用“敢教日月换新天”来彰显进取精神，用“乱云飞渡仍从容”来揭示战略定力，用“踏遍青山内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来形容对美好未来的期许，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不仅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对毛泽东诗词的爱好和喜欢，也体现了毛泽东在创作中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来观照生活，起到了超越时空的艺术效果，更说明既现实又浪漫的创作方法，是比较容易发现和展示真善美，传播和激发正能量的，从而给人民以希望，让人民看到前途。

第四，在创作的文化渊源上，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这里需特别提到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民性，是当今文艺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传统文化中有大量人民性的思想精华，毛泽东曾经从中国教育史的角度做过集中概括，他说：“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文艺作品是通过艺术形象来影响、引导和感染人民，本质上属于广义上的教育。中国文化里面就有一个诗教传统，就是通过读诗、诵诗、学诗，来传承优秀文化，涵养修身立世的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视察北京师范大学时，公开表示，他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就是重视这种诗教传统。因此，在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无疑担负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科学传承和弘扬彰显人民性内容的传统文化的特殊使命。既要大胆继承，体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但也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而是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精神相融相通，这才是人民群众需要的文艺。

毛泽东诗词，就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典范，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典范。这不仅指毛泽东善于运用中国古典诗词这种艺术形式，更体现在他的创作内容上的继承和发展，在审美精神上的继承和发展。比如，他用规范的旧体诗来反映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一个又一个的具体事件，并且大量借用、化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典故，并加以创造性的改造。从上古传说中的共工触不周山、嫦娥奔月，到近代革命家秋瑾的事迹和精神，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中，都发掘出了新的审美意义。又如，在艺术趣味上，他欣赏以曹操为代表的建安风骨，以李白、李贺、李商隐为代表的浪漫诗风，以苏轼、辛弃疾、陈亮为代表的豪放词派。再如，在精神气质上，他深受屈原、贾谊为代表的楚骚文化和明清实学、湖湘文化的影响。这些，都比较具体地融入到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精神气象当中，反映了他的创作同中华优秀文化的深刻联，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总的来说，人民需要的文艺作品，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有筋骨，就是有思想立场，有信仰坚持；有道德，就是教人向上向善；有温度，就是情感价值取向上的感染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上述四条创作要求，最终都要落实到这三种作品气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