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娟：陈云的家风建设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陈云的家风建设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杜 娟

家风，“是一个家庭在代代繁衍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方式、生活作风、传统习惯、道德规范，以及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之道等等。”[1]良好家风是中国特色的正能量，是当代人不可或缺的精神血脉，加强对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家风建设思想的探索，无论是对个人的发展、家庭的传承，还是对民族的创新，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陈云家风建设思想的主要特性

（一）民族性

中华民族淳朴敦厚的民风教风，陶冶了陈云真诚坦荡、光明磊落的胸襟，积蓄了他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使陈云的家风建设思想具有深深的民族特性。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是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与西方人崇尚的“个人主义”不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家”是其安身立命的基础。家和万事兴、天伦之乐、贤妻良母、勤俭持家等，都体现了中国人浓厚的家庭观念，并逐渐超出个人和家庭范围，延伸到社会和国家层面，形成一定的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

注重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良好家风的建设和传承更是中国人的使命。其中，威严和情感是维系家风传承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和纽带，家规、家训是家风的主要传承方式和外在表现形式。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在家风家教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对于家庭中的每个成员来说，“家”不仅有着浓厚的亲和力和凝聚力，而且有着强大的规范性和约束力。

陈云正是在中国这古老而文明的社会里生活、生长起来的，他的家风建设思想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家庭伦理观念。陈云8岁时就被送到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不仅学习了《三字经》、《百家姓》等我国传统开蒙教育的书籍，他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聆听私塾老师讲述的一些历史人物故事，尤其是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的故事。这不仅开启了他的人生智慧，教会了他做人的道理，同时也熏陶着他的思想，尤其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庭文化对他的影响颇深。

（二）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的家庭教育观，提高了陈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开阔了他观察社会、思考问题的视野，使陈云的家风建设思想具有高度的科学性。

家庭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家庭是人类自身生产得以进行的形式”，是多层次社会关系的总和。家庭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包括“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1]社会制度对家庭观起着决定作用。社会制度不同，家庭教育、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自然也不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贪得无厌和利欲熏心使得父母忽视了对孩子的教育。资产阶级的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之间关系的说教充满了虚伪性。“忽视一切家庭义务，特别是忽视对孩子的义务，在英国工人中是太平常了，而这主要是现代社会制度促成的。”[2]在家庭关系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是构建和谐代际关系的关键。”“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3]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家风建设思想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制度与家庭观念密不可分；二是在家庭建设中首先要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三是强调家长在家庭中的使命和关键作用。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陈云的家风建设思想的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家庭观，他不仅系统阅读了马恩列斯原著和世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有关文献，包括一些无产阶级经典作家对家庭、工农运动与阶级斗争等方面内容的论述，提高了自己的政治素养。同时，他还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国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家庭观作为批判封建婚姻制度的思想武器，将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以及旧社会制度下的封建家庭观念，建立一个独立、平等、自由的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深入社会，强调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同其他人一道，在中国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以及在新制度下的新型家庭制度，从而实践并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家庭观，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家庭理论。

（三）实践性

在革命斗争和重要岗位上的磨炼，砥砺了陈云对伟大事业坚贞不渝的志向，增长并丰富了他的社会和工作经历，使陈云的家风建设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陈云出生于1905年，他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不断加深的时候。少年时，他的家庭并不完整，出生时，家里既无田地，又无房产。两岁时，父亲不幸病故，剩下一家3口人，全靠母亲帮人做散工及缝衣度日；四岁时，母亲因劳成疾，离开了人世；六岁时，外祖母又病故。舅舅遂认陈云为养子。不幸的童年经历和贫苦的生活环境，培养了陈云不屈不挠的坚毅性格，让他对“家庭”这个词深有体会。当他组建家庭后，他对家庭、对家人倍加的珍惜。

陈云家风建设思想不仅源于自身的生活实践，更多则是在自己多年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培育、建立并完善起来的。在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上，陈云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结合自己多年的党建工作经历，特别针对党内生活中存在的不良作风，深刻认识到领导干部家风建设对党风、政风的重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指导下，赋予了家风新的时代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党员干部的家风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指导，从理论的高度和党风建设的战略高度对领导干部家风建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总结。

二、陈云家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重视亲情，以“情”系家

家庭和睦是陈云培育良好家风的感情基础。对妻子，他真心相待；对长辈，他尊崇敬重；对后辈，他严爱有加。

夫妻情深意笃，关系融洽。1938年陈云和于若木在延安结婚，婚后，一位女同志曾用羡慕的口吻说：“于若木是怎么搞的，和陈云同志的关系那么融洽和谐！”而陈云在写给于若木大哥的信中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们在政治与性情上一切均很合适……”。确实如此，在两人相处中，陈云是于若木的革命导师，于若木则是陈云的生活助手，他们有着共同的志趣和目标，对彼此的工作百分之百的支持。58年的人生路上，二人风雨同舟，携手共进，相濡以沫。

尊敬长者之风，亲情依依。自解放后陈云就将大姐陈星接到家中自己赡养，除了“文革”那段特殊岁月，姐弟俩从未分开过。每逢两位老人在一起用上海话交谈时，亲切的乡音更显得姐弟亲情的淳朴、自然、浓重。陈云一生没有求过人，但在大姐生病需要住院却又执意不肯住院时，作为弟弟的陈云用恳切的语言和“求”表达了自己对姐姐身体的担心，展示了中国传统家庭观中的同胞情、手足爱。父母长辈融化在爱之中的家教，是最能融入后代血脉中的。就像陈云的外孙陈汉洲所说：“从小看到祖辈、父辈怎么去照顾老人，对我们这些孩子的影响非常深远。这是一种潜移默化地正能量，会影响到我一生，教育我尊敬老人、孝敬老人。”[1]

对后辈严爱有加，教导有方。每年过春节或过生日的时候，陈云和夫人都会给孙辈们写信，教孩子要怎么做人，怎样热爱劳动。三女儿陈伟兰的儿子晨晨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大学的信前后大概保存下来有六七封。晨晨上幼儿园的时候，信上写道“要做巍巍的好哥哥，要爱护弟弟。要做毛毛姐姐和小欣哥哥的好弟弟，对哥哥姐姐要有礼貌，对长辈要尊重”；到了小学就是：“尊重老师，热爱同学，热爱劳动，助人为乐”；中学的时候就是：“中学是人一生重要的阶段，希望向老师学、向书本学、向先进人物学，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大学的时候则是：“有理想，有抱负，脚踏实地的实现自己的理想。”陈云对孙辈的谆谆教导，感人至深。

（二）注重引导，以“严”治家

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奇葩。为了从严要求家人，发挥家训在家风建设中的涵养和约束作用，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时任东北局党组织重要领导职务的陈云就向亲属子女“约法三章”，定下“三不准”家规，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不准翻看、接触只供他阅读的文件、材料；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

对于陈云的“三不准”要求，家属和子女都严格地遵守。1944年，陈云调离中央组织部，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副主任。而他的夫人则做他的机要秘书，为他收发文件。几十年来，陈云和于若木之间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陈云工作上的事不和于若木说，她也不问，顶多为陈云抄抄发言稿。在延安，窑洞是里外间，领导同志来找陈云谈话，于若木没有地方去，只好到院子外面的山坡上站会。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和于若木都在中财委工作，两人每天上下班走同一条路线，但陈云每天乘轿车工作，而于若木每天却只能骑自行车去上班，即便是刮风下雨也无例外。可见，陈云对家人的严格要求。

陈云身担国家要职，却十分注重家规家教，从不把国家的机密随便向家人透露，或者把这些事情作为聊天的资料来跟他们讲，他说：“国家的机密你们不能知道，不该问的就不能问，不该知道的就不能知道，不该看的就不许看。”对此，陈云的儿子陈元曾回忆：父亲的大办公桌上都是文件，他不准我们过去看，他也从来不把党内的文件拿出来说什么，因为我们家一直有纪律，他是非常严格的一个人，我们也不敢乱问，不会问的。[1]这便是家规的约束力。不仅反映了陈云遵守党纪、从严治家的道德修养，同时也为全体党员干部树立了表率。

（三）以身作则，以“谦”树家

低调唯实是陈云家风建设的突出特点。他不自恃、不张扬，不居功，一生淡泊谦逊，从不计较领导机关的个人排位，他只是觉得，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讲话，能够把工作做好，能让全国人民受益，就是最大的满足。[2]他始终反对对自己进行宣传，更不允许在宣传上突出他，凡是宣传他的文章、著作，只要报到他那里，毫不例外地都被他“枪毙”。

陈云低调唯实的风格深刻影响着自己的家人。于若木曾说：“我们家的家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劳动者自居，以普通的机关干部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陈伟力是他们的长女，在她上学时，陈云就教育她：“上学跟在家里不一样，那是个集体，有很多同学，而且这些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出身都不一样，有的孩子甚至可能很穷苦。你到这个环境以后，绝对不许提父亲是谁，更不能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你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你是你，我是我。”[3]

他低调唯实的家风代代相传。陈伟力的女儿陈怡初在陈云80岁生日时，为他写下“祝爷爷长寿”的祝福，当时陈云的秘书用照相机记录了这一瞬间，后来，《中国青年报》为提倡青少年练习书法刊登了这张照片。有同学就拿着报纸，看着陈怡初惊讶的说：“你长得真像陈云的外孙女！”当时陈怡初谨记爷爷的教诲，没有在同学面前炫耀自己特殊的家庭背景，而是始终低调为人。事后，班主任感慨道：“从你身上我看到了朴实，看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好传统。”家人的行事低调，不事浮华，是与陈云严谨的作风、严格的家风密不可分的。陈云及其家人的低调唯实也为我们展示了他的家风美德。

（四）公私分明，以“廉”齐家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陈云始终将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摆在家风建设的首位，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家规的模板、家风的旗帜。

在工作中，陈云给自己定下了不收礼、不请吃、不吃请、不迎不送、不请不到、不吃高级菜等等规定。他不收礼，有位领导顺带给他两盒葡萄，他只尝了十颗，叫“十全十美”，剩下的请他们全部带走；他不吃高级菜，每天就吃固定的几样家常菜，他的厨师抱怨说：“首长天天就吃这几样菜，我的手艺也提高不了”；到外地视察，他从不要迎接，甚至为力求减少地方负担，只许一人陪他，每次离开，也总不忘叮嘱身边人员按规定标准交纳伙食费和粮票；除了外事活动外，他从不参加也不设什么宴会，在80岁生日时，家人和身边人员提议召集一些老同志一起吃顿便饭，即便是这个小小的提议，他也坚决不同意，最终照了张全家福算是过生日。正如陈云的秘书所说：“首长对自己的要求，到了苛刻的程度。”

在生活中，陈云也一向是公私分明、恪守底线。一次走路时他发现脚上的布鞋有点松，便请师傅为自己的鞋加了个鞋袢，穿上这双带鞋袢的老头鞋后，陈云风趣的说：“老汉穿的是姑娘鞋。老汉也不讲究，能穿就行。”当得知鞋带没付钱时，他认真地对工作人员说：“要给人家钱，你找于若木要钱去。”虽说只是两根鞋带，但陈云仍不忘叮嘱身边人员付钱。评弹是陈云一生的爱好，去书场听评弹时，他坚持买票入场；向艺人借磁带时，他都会亲手书写“磁带的借去归还、明确书目、对应清晰”的便条便函，有时请人录制几盘磁带，都是坚持付了费用才肯接收。[1]他就是这样，公私分明，对公家的东西看得很重，一点便宜也不占。他的“认真”也并非“小题大做”，而是恪守廉洁的一道必不可少的“防线”，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高风亮节。

三、陈云家风建设思想的现实启示

（一）在处理家庭关系方面，注重情与理的统一

中国是个讲究人情的社会，无论生活关系还是政治关系，都被浓厚的人情所浸润。“礼轻情义重”，“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等一些传统的观念，在国人心中至今仍具有极高的认同感，以至于经常会出现类似“熟人社会”、“圈外人”、“感情投资”等热词，人们在亲情面前很容易迷失，领导干部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在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中，正确处理与家人、亲友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其重要。

在陈云的家风建设思想中，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是如何正确处理公与私、情与理之间关系的。他始终坚持重情重义与严守纪律的和谐统一，他高度自觉、时刻自律，不为亲情而放弃原则，重情但绝不损害公家利益，情与理，公与私，一点不含糊，真正做到了“恋亲不为亲殉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于若木在给大哥的信中也这样评价陈云：“虽然他大了我十四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陈云坚持情与理相统一的亲情处理方式，值得每一位领导干部借鉴和学习，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亲情观，既以大局为重，又不能“六亲不认”，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顾全亲情友情。正如习近平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人际关系，做到既有人情味又按原则办，特别是当个人感情同党性原则、私人关系同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必须毫不犹豫站稳党性立场，坚定不移维护人民利益”。[1]坚决杜绝原则在亲情前变通、底线在人情世故中失守的错误思想和行为。

（二）在培育家风方面，注重思想引导与行为约束相结合

领导干部作为一个家庭的“主心骨”，在整个家庭中具有极高的威严，他的一言一行甚至习性爱好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家庭成员。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陈云不仅注重潜移默化式的感染，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充分利用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威严和主导地位，从思想和行为两方面加以引导和约束。

一方面，强化家庭教育，筑牢思想防线。陈云经常组织家庭成员定期召开家庭民主生活会,鼓励家庭成员在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密切留意关注他们的思想动态，时刻了解掌握他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表现情况，一旦发现思想偏差，及时地进行疏导和解答，引导家人形成了一种善于学习的风气。另一方面，严格要求规范，加强行为约束。通过家庭“制度化”的建设，陈云订立了“三不准”家规，规范并约束了家人的行为选择和行为倾向，进而使家庭成员形成了品行端正、为人正直，保持和发展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陈云在家庭中的积极作为，为新时期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因此，作为领导干部，理应重视家风建设，重视自己在自身家风建设中的主导地位，改变对家事不闻不问的态度，积极从思想和行为上对家人进行引导和约束，从而使家人做到言行统一、表里相应。

（三）立足党风建设的战略高度，强化党员干部的关键作用

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不仅是家风之表率，更是党风之旗帜。陈云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家风建设思想的范围并不局限于一个人、一个家，而是着眼于党风和作风建设，从党风建设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家风的重要意义。在他眼中，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仅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更是关系到党风、政风的大事。他说：“整顿党风这件事，不可掉以轻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只要是党员，活着就永远处在第一线。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1]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风成于上，俗形于下。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和生活情趣，不仅关系着本人的品行和形象，更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对社会风气的形成、对大众生活情趣的培养，具有“上行下效”的示范功能。”[2]为此，“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把家风作为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进而推动家风建设与党的其他各方面建设互相配合，整体推进。

（四）在家风文化的传承方面，注重传统与创新相统一

马克思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陈云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更作为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开拓者，他的家风建设思想正是“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方面，他的家风建设思想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浓缩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为推动国家变革和社会进步，陈云结合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对中国传统的家风文化进行了丰富创新，使之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深远的时代意义。可见，每个时代的家风文化，都是继承与创新的产物，都应成为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精神内核。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懈探索中，社会价值观不断变化，家风建设的内涵也应与时俱进。党结合时代发展的新特征、新要求，继续坚持传承创新，不断丰富家风建设内涵，将民主、平等、和谐、法治等现代社会的积极因素纳入到家风建设中，进而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转化为全社会自觉认同和践行的内在精神。因此，新时期的家风建设思想，作为文化领域的观念形态，要承继历史、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不仅要继承中国优秀传统，同时又要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统一，并对当前的社会价值观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1]

（作者单位：陈云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