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敏：陈云与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潘 敏
陈云长期主管经济、党建工作，也一贯重视宣传思想工作，他说：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他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就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作用、正确方向和基本任务等方面作过论述。认真学习和研究陈云宣传思想，掌握其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对于做好当前的宣传思想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始终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
宣传思想工作历来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毛泽东曾说过：“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1]]陈云很早就注意到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1929年，他就提出：“我们要着重争取土匪中的农民群众，向他们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影响他们，使他们转到革命方面来”。[[2]]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抓全国的财经工作，如何加强财经工作的宣传成为他思考的重要问题。1951年2月，陈云主持中财委第49次委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加强财经工作宣传的初步意见》。他在发言中指出：“各部门首长要善于……进行财经工作的宣传，并且作为一项领导工作来做。”[[3]]的确如此，在革命和建设中，要想取得胜利，都离不开宣传思想工作，这成为我们党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一大优势、一大传统。
改革开放后，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就在中国经济“已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4]]时，波兰发生了工人罢工事件。1980年7月，波兰政府由于提高肉价及其他原因，引发了持续达两个月之久遍及全国的工人大罢工，也导致了当时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盖莱克的下台，引起世界广泛关注。陈云在关注波兰事态发展的同时，结合中国现状，指出：“我们有没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要充分提高警惕。如果我们经济工作处理得不好，宣传工作处理得不好，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在此前后，陈云还指出：“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5]]这就是说，党要想长期执政，除了做好经济工作，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工作也不容忽视的。
宣传工作好坏关系到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是否稳定。同年12月，陈云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并就经济形势与调整问题讲话，他说：既要看到现在的经济形势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形势”，又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形势不利的一面，他进一步说：“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对于陈云的讲话，邓小平十分赞同，他说：“陈云同志说，经济工作搞得好不好，宣传工作搞得好不好，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能否稳定发展，关系很大。他所以同时提出宣传工作的问题，一方面是要我们对宣传工作的成绩和缺点作出清醒的估计，另一方面是要我们今后的宣传工作能够适应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要求，能够有助于而不是有碍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6]]
在宣传领域，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根据陈云的建议，1981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要求对报刊、新闻、广播、电视等工作必须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严格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无条件地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
80年代初期，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外来的淫秽书画在青少年中流传。针对这一问题，陈云提出对黄色书刊要严查严办的意见。他指出：“黄色书刊、图片等要和非法刊物一样处理，要严查严办。但先要有一个教育过程（因涉及人太多），经过教育，交出黄色书，也可不予追究。对为首的和教唆犯要严惩。”[[7]]遵照陈云的指示，教育部等有关单位负责人一起分析研究了这一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1982年2月2日，陈云通过秘书转告中共中央宣传部：现在期刊和广告上用女人、美人的像太多。我们国家应该是宣传英雄主义的。要特别严格地掌握这个问题。这一意见后来被登载在中宣部的内部刊物上。到1983年9月，社会上淫秽书画依然流行。陈云又在一份简报上批示：“对社会上特别是学校中流行的淫秽性手抄本，必须干净、彻底、全部收缴。今后凡是制造者要处重罚，传抄的也要处罚。”[[8]]这一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使青少年受到腐蚀，严重影响着党和国家的未来。
舆论导向正确，是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人民之祸。宣传思想工作必须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牢牢掌握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为了把宣传阵地牢牢控制在党的手里，确保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1985年2月，陈云指出：“党的宣传工作，我看现在也有点乱。主要是报纸、电台、电视台宣传有点乱。……报纸、电台、电视台的事，中央宣传部要主动地管一下，要一个一个地管才好，不管不行。”[[9]]同年3月，他再一次指出：“现在，有些小报上面讲的，无非是男女关系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会腐蚀干部，腐蚀青年。这不只是党的问题，还关系到我国青年的志向问题。把青年的思想和兴趣引向这些乌七八糟的方面，也会亡党亡国的。解决这个问题，要树立中央宣传部的权威。中宣部要管电台、电视台、报纸和文艺。”[[10]]
二、注意报纸在宣传中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由于互联网还没有像今天这么普及，报纸在宣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书籍、期刊相比，报纸具有出版周期短、发行速度快，发行量大、影响面广等优势。毛泽东曾说过：“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1]]陈云也十分重视报纸在宣传中的优势，1948年6月，他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例会，在会议讨论《东北日报》社工作时指出：报纸是个很重要的武器，影响广泛，作用迅速。用得好，可以打死敌人；但用得不好，走了火，也可以打倒自己。报纸办得好坏，主要责任在于领导。领导不会利用报纸，是手工业式的领导。各部门应经常把报社的人找去谈谈，使报社熟悉政治“行情”。被报纸批评了的，固然需要改进，没有被批评的，也不见得没有错误。报纸没有反映哪一方面工作，说明哪方面工作可能有毛病。[[12]]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指出：报纸具有“大量、迅速、正确”的宣传效果，比开会、出刊的作用大。这是陈云对报纸作用和特点的深刻阐述，为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利用报纸提供了理论指导。
报纸的基本功能是报道新闻事实，新闻报道是报纸的主要体裁。陈云提出，在报道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要符合实际，又要注意宣传的效果。1989年，陈云为《解放日报》创刊40周年题词：“实事求是，做党和人民的喉舌。”可以说，新闻报道只有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正确地报道事实，正确地解读事实，才能发挥出其党和人民耳目喉舌的巨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陈云多次指出报纸上不符合实际的报道。1980年11月，陈云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会议时，提醒说：“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比如，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报上登得很厉害。你能够都解决吗？宣传要有人把关。可以做，但不登报。好事要做，但要量力。有时做好事，不必讲话”。[[13]]随着农村改革步伐的加快，农村出现了雇工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如何报道？1982年12月，陈云在发言中就农村雇工限额问题说：“过去国务院规定最多不超过七个，现在实际上多了一些。究竟限不限，限几个合适，还要看一看。但对这类问题，报纸上不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几年农村变化很大，许多问题既不要干涉，也不要在报上大吹，看一段时间以后再说比较稳当”。[[14]]对于报纸上宣传的“万元户”，陈云也是及时进行纠正，说：“农民中从事农副业致富的，有‘万元户’，但只是极少数。前一时期，报纸上宣传‘万元户’，说得太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宣传脱离了实际。”[[15]]
不仅对不合实际的报道进行纠正，陈云还提倡，报纸要多宣传一些把国家利益和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的事迹，1985年4月，他在新华社题为《国家在他们胸中》的内部材料上批示：“此件核实后应公开发表。我们的宣传机器应当大力宣传这样的人，大力扶持正气”。[[16]]对于环境污染问题，他也提出：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对于报纸上消极的东西，陈云也进行了提醒。《人民日报》第八版是副刊，刊发文艺、杂感之类的文章。陈云仔细看了一个月的该报副刊，认为消极的东西不少。他在一次会上说：“最近我看了较长一段时间，大概三十天的副刊，有二十天都有一些消极的东西。”[[17]]
1982年5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一篇题为《驱除盐碱，还我良田》的文章，陈云看了两遍，还是没有看懂到底用哪几个办法解决了土地盐碱化的问题。为此，他于11日向《人民日报》社提出报纸要为广大读者着想的意见。他说：“要是文章前面写个内容提要，把主要的办法用简单几句话列出来，就可以一目了然，节省很多时间。《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通讯、评论，每篇都从头看到尾，那要花很多时间。我现在看报的时间算是比较多的，尚且做不到，那些工作忙的同志就更可想而知了。所以，我前年就主张报上的长文章以及重要的评论、通讯等，前面都应当有提要，中间还可以加小标题或标明段落（如一、二、三）。这样，既可以大大节省读者的时间，又在实际上提高了报纸的作用。总之，报纸要为广大读者着想。报社的领导和编辑要经常提醒自己：‘假如我是读者’，‘假如我是一个很忙的读者’。《人民日报》为人民嘛。”[[18]]1982年11月，他再一次指出：报纸上文章越长，看的人越少；越短，看的人越多。应当学写点“豆腐块”文章。
陈云始终强调报纸要多发短小的文章，报纸要为读者着想。这一观点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人民日报》在长文章的前面搞一个“内容提要”，将文章的主要观点用醒目字体标出，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
虽然今天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但陈云重视报纸在宣传工作中的作用的思想和实践为新形势下党的宣传工作利用现代新媒体，占领先进文化传播的新高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强调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陈云曾说过：“我讲的宣传工作，不是只讲报纸宣传工作，实际上包括党的整个思想政治工作。”[[19]]1999年，江泽民也指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全党的一件大事，也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20]]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思想政治工作与宣传工作的密切关系。因此，陈云在注重宣传工作的同时，也始终强调要抓好思想政治工作。
陈云明确提出，要维护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他说：“我们党是执政党，目前又处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有效地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事关重大。”1985年9月，陈云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尖锐指出：“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为了私利，‘一切向钱看’，不顾国家和群众的利益，甚至违法乱纪。如报上多次公布的，那些投机诈骗，贪污受贿，非法致富，以及在同外国人交往中，不顾国格人格的现象等等。这些问题的发生，同我们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和权威有关，应引为教训”，[[21]]对这些人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这还要求“各级党组织都应把思想政治工作认真抓好，都要积极维护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陈云也指出：“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严格执行党纪、政纪，党风、社会风气无法根本好转。”历史事实已经证明，陈云的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他的这些深刻认识再一次告诉我们：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法宝，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性要维护，那么这个部门应该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对此，陈云做出了明确回答：“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这种宣传教育不能有丝毫减弱，还要大大加强”。[[22]]他进一步指出：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陈云多次强调，共产党员要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对于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陈云清醒指出：要保持高度警惕，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陈云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也是宣传共产主义的一生。他为共产主义的大力宣传，使得许多党员干部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陈云还强调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1984年1月3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陈云1949年6月19日致陆恺悌的信。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此加的按语指出：这是写给一位干部子弟的信，它对于向广大党员、干部、青年特别是干部子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他还支持建设平津战役纪念馆，说：“平津战役纪念馆一定要建，地点可以放在天津。”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宣传革命传统精神。
四、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陈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宣传工作中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他针对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历史进程中精神文明建设面对的新情况、出现的新问题，从战略的高度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深刻阐述和系统思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党内出现了严重的思想问题。为了总结经验，纠正不正之风，1985年6月，陈云在全国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的闭幕会上作书面发言，在发言中，他特别强调指出：“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任何单位，任何领导干部，如果忘记或放松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严重的，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23]]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显得格外重要。
同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在宣传工作中，尤其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知识的特殊阶层，不仅从事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肩负着创造和传播精神文明的职责。能否正确地看待知识分子、恰当地使用知识分子，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陈云历来重视知识分子，是党内正确认识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代表之一。
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指出：“要认识吸收知识分子干部的重要性，革命无知识分子不行，工农也须知识化”。[[24]]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在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要尊重知识分子，主张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并认为：“这些人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25]]把知识分子当作“国宝”，既反映了陈云的远见卓识，又表现了陈云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推动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得到正确实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风尚在社会上逐步形成，这就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是，党内还存在着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态度，使得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针对这一问题，1981年5月，陈云批评了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态度，他说：“十年内乱时期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这种观点虽然已经受到批判，但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我们应该看到，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知识分子要求入党，时常被拒之于门外。有些长期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在生前往往不能实现，直到他们做出贡献而死后，才被追认为党员。这种情况必须坚决加以改变。党应该重新作出大量吸收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26]]
在陈云的推动下，全党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教育和检查。1982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对知识分子要真正做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根据陈云的建议，1982年9月2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给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加强在中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的报告》，经中央书记处同意，于10月12日转发全党贯彻执行。《报告》指出，从四化建设的需要出发，从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个战略任务来考虑，加强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样就使知识分子获得了政治解放。这种解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者和传播者的解放，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一定要认真总结、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借鉴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方面的思想和实践经验，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作者单位：上海市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