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国同东盟国家关系的开启

周恩来与中国同东盟国家关系的开启

潘敬国 张颖

2003年，中国与东盟确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从此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饮水思源，探究中国与东盟交往的历史，可以看出，从互相敌视到初步交往再到正式建交，作为中国“微笑外交”的建筑师，周恩来在开启中国与东盟国家外交关系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

东盟是在20世纪60年代地区主义浪潮背景下成立的区域性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组织。东盟的前身是由马来亚联邦、菲律宾和泰国于1961年7月在曼谷成立的东南亚联盟。1963年，马、菲两国因领土争执断绝外交关系，使东南亚联盟陷于瘫痪。1967年8月，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五国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即《曼谷宣言》），正式宣告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

东盟国家扼守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中国的南边近邻，而且是华侨的主要集中地带，其政治、经济和安全情况的变化，与中国有密切的利害关系。东盟成立初期，其活动仅限于探讨经济、文化方面的合作。由于与美国有着较深的渊源，东盟五国接近美国而反对中国，视中国为共产主义威胁，与中国处于对立和不信任状态，并被认为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潜在的堡垒”。东盟成立两个月后，其主要成员印度尼西亚便宣布与中国断交，此前印尼是东盟中唯一与中国有外交关系并长期保持友好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从冷战的角度出发，视东盟为反共集团。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格局出现新的变化。一方面，美苏关系呈现苏攻美守的趋势；另一方面，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同时中苏关系持续恶化。越南战争结束前后，美国在东南亚地区进一步收缩，苏联加紧向东盟各国渗透，积极推行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美苏在东南亚地区展开新的争夺。为了应对新的国际形势，1971年11月，东盟五国代表在吉隆坡开会，发表了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东南亚中立宣言》（即《吉隆坡宣言》）。宣言表明，东盟国家希望整个东南亚成为一个摆脱所有大国角逐和冲突的地区。其后，东盟国家提出，反对以“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取代东南亚中立化计划，而“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正是苏联为包围中国而提出的。在中美关系出现突破性进展，欧洲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苏联在东南亚推行霸权主义的情况下，东盟决心改变已经滞后的同中国的关系。

周恩来很早就注意争取东南亚国家。早在1954年，周恩来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就曾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是和平共处。”后来陪同马科斯总统访华的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曾回忆说：在我参加有关菲律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的会谈的时候，我想起了当年万隆会议的情况。在签署万隆会议公报的头天晚上，我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一次长谈。我们一致认为，应当由所有亚洲和非洲获得自由的国家自己确定未来的道路。周恩来总理在那次谈话中非常诚挚地重申了中国人民希望和平的愿望以及他们要同所有发展中国家人民友好相处的决心。

到了20世纪70年代，面对来自苏联的越来越直接的威胁，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必须团结东南亚各国才能打破苏联以包围中国为目的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建立“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反苏联合战线的要求，周恩来审时度势，将仍是中国外交“成片的空白点”的东盟国家列在反苏阵线的范围之内，提出东盟国家都是发展中的民族主义国家，并作为中国全面开展对第三世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72年6月28日，周恩来在会见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黑尔?博格斯与共和党领袖杰拉尔德?福特时表示：东南亚五国很希望成立一个中立地带。他们要保持中立，我们就赞成。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示的善意，对东盟国家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而东盟国家也迅速予以了回应。7月，东盟外长会议确立了与中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的方针。这为中国同这些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建交，这对与大洋洲有着密切关系的东盟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在东盟国家中，马来西亚对华态度最为积极。1970年拉扎克担任马来西亚总理后，宣布对外奉行中立和不结盟的政策，并提出在东南亚建立和平中立地区。1971年，马来西亚在联合国第26届大会上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此后，中马开始互派贸易代表团，并进行文化体育交流。

东盟外长会议之后不久，1972年11月，马来西亚总理特别顾问莫哈尔率领代表团秘密访华，为中马建交投石问路。11月19日，周恩来会见莫哈尔。当莫哈尔问及中国方面对中马两国建立正式关系有什么问题需要提出来时，周恩来明确地说：马来西亚在第26届联大投票很公正，无须再提出什么问题。周恩来还表示，支持东南亚中立化。由于马来西亚华侨众多，周恩来又专门表示：如果有些华侨没有参加当地国籍，犯了法，马来西亚要求将他们遣返中国，我们可以接受。周恩来的表态十分关键，他的明确态度使谈判直接进入到议事程序。1973年6月，马来西亚在联合国正式开始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经过一年的谈判，双方最终决定建交。

1974年5月28日，拉扎克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当晚，周恩来举行欢迎宴会。在致辞中，周恩来着重强调：东南亚国家是第三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马两国关系正常化，是符合中马两国人民利益的。拉扎克则表示认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虽然我们之间有不同之点，然而我认为无论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人口多少的不同，以及我们对一些国际问题的态度的不同，都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在互相尊重、平等及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展良好关系及合作的障碍。”两位领导人相互理解的表态，为最终签署建交公报确立了基调。5月29日，毛泽东会见了拉扎克。当天傍晚，周恩来在身体极度虚弱、医护人员随时准备抢救的情况下，仍坚持按原计划在人民大会堂同拉扎克就中马两国建交问题举行会谈。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与外国首脑举行正式会谈。会谈中，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明了中国对华侨双重国籍的态度，他表示：我一贯主张中国血统的人凡已取得或将取得当地国籍者，即成为当地公民，我不赞成双重国籍。对未参加马国籍的20万华人，如有愿参加马国籍的，我表示鼓励；如要求保留中国籍，原则上可同意发护照，但要在建馆后，经过调查研究再解决。中国在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上的明确态度，打消了马来西亚的疑虑，也为后来中国与其他东盟国家建交提供了范例。5月31日，周恩来在入院施行手术的前一天，和拉扎克签署中马建交公报。公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声明，它们都不承认双重国籍。根据这一原则，中国政府认为，凡已自愿加入或已取得马来西亚国籍的中国血统的人，都自动失去了中国国籍。至于那些自愿保留中国国籍的侨民，中国政府根据其一贯的政策，要求他们遵守马来西亚政府的法律，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将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并将受到马来西亚政府的尊重。”意味深长的是，公报还强调：“双方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选择决定。它们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世界上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的图谋。”

中马建交是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突破。在中美接近、中日恢复邦交以后，马来西亚成为“乒乓外交”以来“东南亚国家联盟五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中马建交被称为中国在东南亚的“第一个政治上的突破”，这一年被称为“中国同邻国关系中的重大的里程碑”。对于中马建交，外电评论说，中马联合声明“展现出中国对东南亚政策的雏形”，“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南亚已经在政治上有了决定性的突破”，“反映了东南亚国家联盟里的政治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标志着“亚太地区各国之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实现和平共处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三

中美关系出现突破后，与美国有着密切关系的菲律宾也加快了与中国建交的进程。1972年2月10日，周恩来会见菲律宾总统代表罗穆亚尔德斯。罗穆亚尔德斯访华的目的是探询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中菲是否可以建立文化、贸易经济关系，周恩来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当年，中国成为菲律宾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第一号贸易伙伴。中菲两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6450万美元。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政治的发展。1973年前后，周恩来对菲律宾贸易代表团表示，欢迎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前来中国大陆访问。同时，周恩来还表示：目前你们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现在同我们建交还有困难，我们可以等待，我们不着急。中国不阻止菲律宾与台湾之间的贸易。他还向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表示问候。在周恩来作出一系列友好的表示后，马科斯在1973年6月3日表示，菲律宾是愿意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尤其是愿意与中国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1974年3月，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亚尔德斯以菲律宾篮球队领队的身份随队访问中国，而他来华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安排马科斯夫人到北京访问。3月23日，周恩来会见了罗穆亚尔德斯，并主动提出，邀请马科斯夫人访华。

1974年9月20日至29日，马科斯夫人应周恩来的邀请，作为马科斯总统的特别代表访华。9月20日，周恩来在医院会见了马科斯夫人。当时，周恩来已经生病住院四个月，马科斯夫人成为周恩来再次住院后接见的第一个外国访客。菲律宾报纸评价说，周恩来总理居然同马科斯夫人会晤了一小时，这是最不同寻常的事情。中菲建交的最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由于台湾在菲律宾有比较多的投资，菲律宾担心中菲建交会使菲律宾遭到损失。对此，周恩来指出：我们建交的原则是，建交国必须与台湾断交。至于台湾在菲投资问题，可看作地区性的问题加以解决。中菲建交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事，菲和台湾的关系是和中国一个地区的关系。周恩来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和灵活态度使马科斯夫人明白了中国方面的立场。马科斯夫人在会见后说，周恩来总理“在我到北京的头一天就从病床上起来同我就稳定我们两国关系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给我的访问增添了重要性”。其后，毛泽东也会见了马科斯夫人。在这次会见中，马科斯夫人表示，菲将尽快同中国建交，马科斯将亲自来完成它。

1975年4月至5月，中菲双方在东京进行正式建交谈判。6月，马科斯总统正式访华。在马科斯访华的前一天，周恩来在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威尔西时说：现在的趋势是，东南亚国家、大洋洲国家要求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同其他国家友好相处。我们赞成东盟国家希望成为和平、中立和独立的国家，我们理解他们的这一立场。这为即将到来的马科斯总统释放了一个更为积极的信号。马科斯一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就分别予以会见。针对东盟国家希望成为中立区的愿望，周恩来再次明确表示：第三世界应该是一个民主的大家庭。

6月9日，周恩来在医院和马科斯总统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建交。公报内容同《中马联合公报》相似，公报写明：两国政府“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世界上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的图谋”。由于此前中马建交中同样提到“反霸统一战线”的问题，“反霸统一战线”被认为是中国对东南亚外交的原则，并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访问中，马科斯还宣布同中国签署一项贸易协定，这是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贸易协定。中国同菲律宾建交，使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达到整整100个。几天后，周恩来在会见冈比亚共和国总统贾瓦拉时表示：我们已经同菲律宾建交了，但是和我们建交国家最多的是非洲和欧洲，而不是亚洲。现在，亚洲开始多起来了。

四

长期以来，泰国始终追随美国，是美国在亚洲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在越南战争中，泰国甚至允许美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大型空军基地。进入70年代后，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泰关系也迅速改善。从1972年开始，中泰之间的交往从体育界发展到卫生、科学等方面，两国的贸易关系也有了恢复和发展。

1972年9月，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泰国财政、经济、工业署副主任巴实?干乍那越以泰国乒乓球队顾问的身份来到北京。周恩来会见了巴实，并开诚布公地谈到了中泰建交的问题。巴实回国后表示，他的北京之行是泰国与中国未来关系的一个“良好开端”，“中国的大门已经重新”向泰国“开放”，“我们两国间建立持续的热情友好关系的基础已经奠定”。一个月后，泰国决定派贸易代表团参加广交会，这个代表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泰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代表团，巴实以代表团团长身份再次来华。1973年8月，春蓬中将率泰国羽毛球队来华访问，作为代表团顾问的泰国外交部政治厅长乃攀同中国再一次讨论了两国关系问题。当年12月，泰国副外长差提猜?春哈旺率泰国贸易代表团访华。对于这次访华，泰国对华友好人士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代表团出发前，泰国乒乓球总会主席登?宏社提上将公开表示：“两国早该建立关系了。”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差提猜表示，他是前来看望“年长的亲戚”的。周恩来则表示，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中立化政策。由于石油危机，泰国出现严重的“油荒”，周恩来对此十分关注。他向差提猜表示，中国可以按石油危机还不严重时的11月的牌价卖给泰国5万吨轻柴油，因为“泰国是在那个时候要求买油的”，并指出“这是友好的价格”。中国的友好态度加速了泰国同中国进行贸易的进程。差提猜表示，对于购买石油，中国没有把任何条件强加于泰国。泰国外长乍伦攀听说后也高兴地表示：“中国卖石油给我们解决我们的石油问题，这是友谊的起点。”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还邀请泰国国防部长他威?尊拉塞上将以泰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问北京。1974年2月12日，他威作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泰国部长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他威回国后，泰国内阁会议提出，全面开放泰国与中国的正当贸易。12月6日，泰国取消了禁止进口中国商品的第53号法令，这个对华禁运法令曾被看作是阻止中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中泰开始直接贸易后，中国又向泰国提供7.5万吨轻柴油，而且是以“低于市场价格”直接交付曼谷，泰国不必安排油船运输。以体育交往为媒，以石油外交为催化剂，通过一步一步的努力，中泰关系扎实推进，并最终建交。

1975年1月，克立?巴莫任泰国总理，克立在施政纲领中表示，“将使泰中关系正常化”。1月8日，周恩来在医院会见泰国副外长差提猜。会谈中，周恩来提出邀请瓦集拉隆功王太子访华，这实际上是对克立讲话的一种回应。随着中泰两国政府对建交问题的明朗化，中泰建交已水到渠成。1975年6月，就在中菲建交后的几天，有“泰国基辛格”之称的泰国众议院议长巴实访华。又过了十几天，6月30日，克立访华。

克立到京当天，周恩来便与其进行了会谈。为了打消泰国对中国可能会在亚太地区称霸的担心，周恩来向克立表示，不管中国将来如何发达、强大，我们都将坚持不称霸的原则。我们非常希望东南亚成为和平区。针对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周恩来表示：新中国一成立，我们就不主张双重国籍，这样可以搞好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亚洲的一些国家，它们是我们的近邻。现在泰国的30多万华侨如都能加入泰国国籍，我们将很高兴。他们虽然叫华侨，但是跟泰国人民生活在一起，相处得很好。我很欣赏总理阁下在曼谷、香港所宣布的：泰国华侨只能有两个选择，不是加入泰王国国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没有台湾国籍。7月1日，毛泽东会见了克立。同日，周恩来在医院与克立签署了中泰两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联合公报强调了一个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不承认双重国籍等原则，基本上与中马、中菲联合公报的内容相同。这样，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以一种固定的形式稳定下来”。周恩来还指示有关部门尽量多地在经济上给予泰国方面优惠，让泰国人民看到中国对泰国的友好情谊。克立总理访华回国后，高兴地向媒体表示，在经济方面，“中国准备马上购买我们的橡胶、原糖和黄麻，我们可以提供多少，他们就买多少。”“中国还准备向我们出售石油，包括高速柴油和原油，我们要多少他们就提供多少，而且也是立即提供。”

对于中泰建交，美联社评论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另一个盟友泰国到北京朝拜了。它在那里重复了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话，表示渴望今后能通过中立而不是枪炮来保证东南亚的和平。”“1954年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而建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曼谷曾是这个现在濒于死亡的组织的活跃一时的中心，这似乎还只是昨天的事情。这个组织现在几乎是死了但还没有埋葬。”

五

中国同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的建交促进了新加坡、印尼与中国的交往。一度敌视中国的印尼的对华政策也有所松动，两国外长开始在联合国进行接触。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也公开表示：“日本和中国是亚洲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从长远来看，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它们将对东亚和东南亚发挥影响。”但因为新加坡是个华人居多的国家，新加坡提出要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之后同中国建交，两国关系不能走得“比邻国快”。对此，中国表示理解。中泰建交谈判时，周恩来请克立总理转告李光耀，中国政府充分尊重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并希望新加坡的华侨都加入新加坡国籍。中国与新加坡虽然没有立刻建交，但交往已经开始，关系也是友好的。1975年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访华。3月16日，重病中的周恩来在医院会见了拉贾拉南，并再一次重申：海外华人或华裔愿为当地公民者，即非中国公民，中国对之已无责任或义务。至于未成为当地公民之华侨，中国虽对之还有责任，但是，他们也得遵守当地法律，不干涉各该国内政。周恩来还表示：我们尊重你们的国家主权，你们不是“第三中国”，而是新加坡共和国。你们新加坡共和国是独立的，有自己的主权。又说：我们希望能早一点同你们建立外交关系，但如果你们觉得有困难，晚一些也不要紧，我们可以理解。请转告你们总理，在新加坡独立后并不承认台湾而承认中国，我们很感谢你们，很欣赏你们这一点。还表示，中国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东南亚中立化的愿望，如东南亚五国能够和平友好相处，就能抵抗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中国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建交后，这些国家解除了对华贸易禁令，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大大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国际领域也进行了一定的合作。1975年9月举行的联大第七届特别会议上，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与中国一起支持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七十七国集团”为贯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提出的合理建议和主张。也是在这一年，以包围和孤立中国为目的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决定分阶段解散，同时中国正式承认东盟。

纵观中国同东盟国家建交的过程，可以看出，周恩来从战略的制定到政策的执行，自始至终准确地掌握着历史的微妙变化，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的发展，其鲜明的特点值得回味：(1)与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如出一辙，周恩来通过体育外交推动了中国同东盟国家建交的进程。在中国与东盟国家交往之初，几乎所有的东盟国家都派大使或高级政治家率领体育代表团或“充当顾问”到北京访问，许多时候，这些政治家都是身负重要使命，并对两国之间的进一步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从1971年到1973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在北京组织了亚非(AA)、亚洲(A)、亚非拉（AAA)国际乒乓球赛。每一次，周恩来都接见代表，出席开闭幕式。通过这几次比赛，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东盟国家与中国第一次有了政府交往。正是通过体育外交，周恩来迅速打开了同东盟国家的关系。(2)石油外交是周恩来巧妙利用国际形势，推动中国外交的又一例证。1973年末，世界范围内发生了石油危机，贫油的东南亚国家普遍出现“油荒”。根据周恩来的要求，正在访问菲律宾的中国贸易代表团马上向菲律宾方面提议，“准备提供几十万吨石油”。马科斯夫人访华时，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国又同意在1975年向菲律宾出售“相当数量”的原油。石油外交对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建交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通过石油外交，周恩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发展。(3)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长期干扰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周恩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坦诚相见的作风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成功解决华侨问题，是中国同东盟国家建交的关键所在，周恩来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4)20世纪70年代，在东南亚出现美退苏进的新的战略态势，周恩来利用美苏在东南亚地区力量变化的短暂真空，利用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迅速提高，利用东盟国家普遍对苏联推行“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恐惧，审时度势，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果断推动了中国同东盟国家关系的突破。

当历史的指针拨动到新的世纪，东盟日益显示出其在地区事务中的重要作用。目前，东盟已经完成了将东南亚全部国家都吸收为成员的愿望，成为亚太地区唯一的完全由亚洲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国家联盟。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也不断迈向新的台阶。回望当年，打开同东盟国家关系的大门，是周恩来对中国外交的最后贡献，这其中不仅可以看出周恩来的远见卓识，而且无时无刻不显现着周恩来的外交智慧。

（本文作者:潘敬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北京100017；张颖，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9）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