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历史 体现特色：《刘少奇选集》下卷编辑记事
刘崇文
继一九八二年一月《刘少奇选集》上卷出版之后，经过将近三年的编辑工作，现在，《刘少奇选集》下卷又和读者见面了。此时此刻，我们一方面以能够为读者提供这样一部重要文献而感到欣慰，一方面也等待着读者对我们的编辑工作进行检验。编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是一项十分严肃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本着对历史、对作者、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严谨细致的作风，才能把这件工作做好。三年来，我们在工作中力求做到尊重历史原貌，体现作者特色，保证编选工作质量，适应党和人民的需要。为此，我们遇到了不少难题，尝到了编辑工作的艰辛，但也增长了知识，受到了多方面的教益。现在把其中一些重要而有启发的事情记述下来，当不是没有意义的。
什么是少奇同志著作的特色
《刘选》下卷收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同志的著作。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少奇同志就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所以下卷实际选编的是建国后十七年的文稿。在这段历史时期里，少奇同志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他在指导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执政党建设等各项工作中，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反映他在这个时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文稿资料，经过我们多方挖掘，陆续搜集到了五千多件。如何从这大量的文稿资料中选编出一部真正反映少奇同志重要思想、突出贡献和品德风格的选集来，就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象少奇同志这样的领袖人物，他的著作选集，当然不只是代表他个人的思想言论，而是党在十七年中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反映。但是，作为《刘少奇选集》，又必须具有少奇同志个人的特色。只有充分体现了这种特色，才能丰富我们对党的历史的认识，才能加深我们对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才能真正把握少奇同志的思想和贡献。一句话，才能使《刘少奇选集》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那么，什么是少奇同志的个人特色呢？我们认为，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少奇同志在建国以后一直协助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并曾经处于中央领导的第一线，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不少是通过他的报告、讲话和文章来阐述和发表的；第二，少奇同志是我们党著名的理论家，对在中国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理论上作过多方面的研究和探索，有不少独到的见解；第三，少奇同志在执政党建设以及他主管的土地改革、供销合作社、工会、统战、政法工作等方面，有重要的建树和贡献；第四，少奇同志注重调查研究，敢于实事求是，无私无畏地为坚持真理而斗争。显然，少奇同志的这些特点都应该在选集中得到充分体现。
根据这样一个认识，《刘选》下卷的选目，先后经过六次较大的筛选和调整，并征求了有关方面和同志的意见，才最后确定下来。现在收入这本选集的三十八篇文稿中，有二十五篇没有公开发表过。选集中有相当一批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如《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等。还有一批是体现少奇同志思想理论特色的著作，如他写的四篇未曾发表过的手稿：《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国营工厂的内部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关于合作社的若干问题》，他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执政党的建设、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改革的文稿，以及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坚决主张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所作的报告和讲话等。总起来看，这三十八篇论著大体上能反映出少奇同志建国后的基本实践活动和理论贡献。它不仅对于研究我们党建国后十七年的历史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有重要启发。
力求全面反映作者的主要思想
在确定选集篇目的过程中，我们力求使少奇同志的主要思想观点能够得到体现，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作者的理论贡献。这是一件很费斟酌的工作。比较难于处理的是这样两种情况：有些思想观点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形成过程，文稿的数量很多，如何才能选出有代表性的作品；而有些重要的思想观点却又很难找到合适的文稿反映。
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是少奇同志提出的一个著名的思想，但这件事情从提出到实践、发展，经历了长达七八年的曲折过程。其间，他论及这件事的报告、讲话、批示、谈话材料等，仅我们现在收集到的就有三四十件之多。在讨论选目过程中，有的同志主张选用一篇，有的同志主张选用两篇、三篇甚至更多一点。在选用哪一篇的问题上，也有争议。经过反复比较，我们最后决定选用两篇，一篇是1958年5月少奇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个观点时的讲话，另一篇是1964年这种新型制度大发展时期他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党内报告会上的讲话，反映了这一运动的两个阶段。我们觉得，这样选大体上能反映少奇同志这方面的主要思想。
选编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文稿，也有类似的情况。建国初期，少奇同志对在我国建立、发展合作社的问题作了专门的研究，亲自写下了很多篇手稿。我们在征求选目意见的过程中，当年在少奇同志领导下负责合作社工作的程子华、薛暮桥等同志都热情地向我们推荐有关文稿，有的还提出了具体方案，并建议我们多选用一点。经过多次研究，考虑到选集中要反映的问题很多，限于篇幅和比例，最后从广大读者阅读需要的角度作选择，我们选用了一篇较集中地在理论上展开论述的手稿。尽管在其他的文稿中还有不少好思想，也只好割爱了。
与上述情况相反，少奇同志的有些思想观点，包括有的已为人们所熟知的观点，却找不到合适的文稿。为了能够在选集中比较全面地反映少奇同志的主要思想，我们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例如1962年2月的西楼会议，即由少奇同志主持在中南海西楼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是继七千人大会之后，根据国民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作出大幅度调整退够决策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错误批判，并成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因此，西楼会议的内容照理应该在《刘选》下卷中得到反映。但是，经过多方调查，证明没有留下少奇同志在西楼会议的讲话材料。于是，我们只好在他这一段时间的其他文稿中选择。在西楼会议前后，少奇同志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在第一线组织领导国民经济的调整，提出和支持了克服经济困难的各种决策，还积极推荐陈云同志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1962年5月，在他的主持下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形势，确定了措施。这次会议可以说是西楼会议的继续和具体化。现在，我们在选集中收入了他在这次会议上的总结讲话，反映了他在这一阶段的思想和实践活动。
又如关于倡导试办托拉斯，是少奇同志的一个重要经济思想。但一开始我们一直找不到这方面的文稿。后来，袁宝华等同志从国家经委保存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少奇同志在听取托拉斯试办工作座谈会情况汇报时的插话，并向我们推荐。我们对这篇谈话作了文字上的整理，又征求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意见，才收入到选集中，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但是，由于少奇同志的档案材料在十年动乱中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他的许多讲话、批示、书信等，包括许多同志保存的记有少奇同志谈话的笔记本，都已散失和销毁；还由于有一些思想观点，是少奇同志在很小的范围内口头讲的，当时就没有形成文字材料。因此，有一些思想观点，虽经反复查找，多方搜求，最后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文稿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深为遗憾的事情。
怎样对待历史痕迹
历史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建国后的十七年，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指导思想上也发生过严重的失误。同时，在十七年中，党的对内对外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此外，由于情况的变化，当时的一些认识同今天党的政策也有了很大的不同。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十七年中历史的曲折作出了总结。编选供广大读者阅读和学习的领导人著作选集，当然要以历史决议为指针，选择那些其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经过历史检验是正确的科学著作。但是，由于历史的曲折和思想的局限，即使在这样的著作中，有些也难免会留下历史的痕迹。对于这种历史情况，人们是会理解和尊重的。
例如，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是曾经在党内发生过深刻影响的历史文献，对于纠正当时“左”的指导思想起了重大作用。“报告”和“讲话”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形势，揭露和批评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其中对于“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把它作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种探索和试验来加以总结的，指出了它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和发生的一些根本问题。他明确提出：“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三面红旗”能说到这样一个程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是，由于当时党中央对“三面红旗”是肯定的，所以在这两篇光辉文献中，有“高举三面红旗”、“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等提法。这两篇文献收入选集时有些删节，但是对于上述这些提法；我们都按历史面貌保留了下来。
另外，在几篇理论性文稿中，有些提法估计理论界会有不同看法，但这是作者有特色的见解和带基本性的观点，不一定错，即使文字表达上不够准确也无大碍，所以都保持原貌未动。
重视不同版本的校勘
下卷中收入了少奇同志一些已公开发表、并多次再版的文章。这些文章发表时经过反复推敲和认真校核，是比较准确的。但是，由于多次再版，各版本间也会有细微的改动和排印中的疏漏之处。这就要求编辑人员务必掌握各种版本的情况，倾注精力做好校勘工作。
少奇同志一九五四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我们最初是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二月横排本排印的，后同人民出版社同年六月出版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汇刊》一书校对时，发现第二部分第四小节的标题“关于民族自治问题”，《汇刊》本改为“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经了解，这是少奇同志作的重要修改，我们照此作了校核。
少奇同志在全国政协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全文中有这样一句：“各地名胜古迹，历史文物，如无人管理而又需要派人整理者，当地人民政府必须注意派人管理，不使破坏。”这句话前后均用“管理”一词而中间却用“整理”，不仅用语不一致，而且对名胜古迹用“整理”也不妥切。查阅同年《新华月报》版，也是这样印的。又查阅人民出版社同年九月出版的《土地改革文件》小册子，也是“整理”二字。再查阅我室档案中少奇同志的手稿和他作报告时会上印发的铅印稿，以及同年六月二十九日他的定稿，“整理”原来都是“管理”，显系见报时误排。据此，我们作了校正。
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我们是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新版本排印的，编辑时发现“国际关系”部分“在西方国家中，也有愈来愈多的国家逐渐识破了美国扩张政策对它的危害的真象，也拒绝把自己套在美国的战车上，赞成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中立趋势，也已经日益发展”一句语法不通。查阅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九月版，“也拒绝把自己套在美国的战车上”中的“也”字原为“而”字，这就通了。但是，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以后的各种版本，包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中，“而”字都排成了“也”字。对这个误排，我们作了校正。
另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查抄破坏，少奇同志的文稿有的原始档案散失，有的被随意删改，这就更增加了我们查证和选定版本的困难。《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一文原始版本的核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这篇文稿是少奇同志一九五六年同作家协会负责人周扬、刘白羽同志的谈话，当时没有发表。《文艺研究》一九八○年第二期上发表了这篇谈话，后又收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一书。这次在版本核查中，发现它选自“文化大革命”中编印的《刘少奇言论集》，没有原始档案依据。在选集中采用这样的版本，是很难使人放心的。后来几经周折，终于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来的材料中，找到了周扬同志传达少奇同志这次讲话的原始记录稿。在核对中，发现原发表的这篇谈话中有几处是把周扬同志传达时的插话误为少奇同志的话了。我们又根据这个记录稿重新进行了校勘，恢复了这次谈话的本来面貌。
注意未发表文稿的考证和鉴别
选集中收入的几篇手稿，是少奇同志建国初期写的，过去未曾发表过，作者也没有注明写作时间。查清写作时间就成为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例如《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为了查清这份手稿的写作时间，我们找曾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了解，向从事经济工作、理论工作的同志请教，都不清楚。王光美同志为此还特地请薄一波、杨尚昆同志回忆，也未有结果。此路不通，我们就从少奇同志的文稿中去找线索，发现他一九五一年写了一份《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的手稿，所用的稿纸与这份手稿相同，两篇手稿都着重论述了建国后的经济建设问题，有些基本观点和表述语言都非常一致，这说明两份手稿的写作年代很接近。但是，两份手稿在有些重要问题的提法上却截然不同。其一是，关于“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指导方针，在《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中明确提出来并作了阐述，而在这篇手稿中却只字未提。“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一年二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同年三月他又写信要少奇同志在党的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讲“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使人们有所准备。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少奇同志在党、政、工、团一系列重要会议上，都讲了上述方针，唯独这篇专讲经济建设问题的手稿对此只字不提，这表明它应写于一九五一年二月这一方针提出以前。其二是，关于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中多次讲到了，但在这份手稿中却没有反映。抗美援朝是一九五○年十月提出，镇压反革命运动也是在此之后开始的。特别是同年六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霸占了我国领土台湾，接着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反对美帝侵占我国领土台湾、严重威胁我国安全。这份手稿却对此一无反映，这表明它应写于一九五○年六月杜鲁门声明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前。其三是，手稿中有不少提法反映了一九五○年上半年我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据此，我们判断这份手稿写于一九五○年。选集中收入的其他几篇手稿，我们也经过了多方的考证，才得出了比较准确的答案。
少奇同志一九五○年在全军参谋会议上的讲话，是保存在他家中的一个手抄件，中央档案馆和解放军档案馆都没有这个讲话稿，也没有他参加这次会议并在会议上讲话的记载。由于事隔多年，一些参加过全军参谋会议的老同志也记不起少奇同志是否在这次会议上讲过话。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这个手抄件究竟是不是在全军参谋会议上的讲话稿。经过反复调查，我们找到了当时的会议记录员邓汀同志。他看到这份讲话稿时说：“这是我记录和整理的”。“完全可以肯定少奇同志这个讲话是在一九五○年五月全军参谋会议上讲的”。据邓汀同志回忆，这次全军参谋会议是在中南海居仁堂开的，少奇同志到会讲话后，他将讲话记录整理抄清送少奇同志审阅，后来未见将整理稿退回。这也许就是解放军档案馆未保存这份材料的原因所在。取得了这一有力的印证材料，我们才放心地在这篇文稿的题解中注明：这是刘少奇同志在全军参谋会议上的讲话。
严核细考 责无旁贷
编辑一部党的领导人的历史文献，要尊重历史原貌，尊重作者本意，这毫无疑问是编辑工作者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主观或客观上的种种原因，文稿中也会存在着史实、名称、引文、数字等方面的差误。对此，采取科学的态度、严谨的作风，进行查证和考订，根据历史事实和准确材料予以校勘和订正，是编辑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国民经济要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是我们党在六十年代初根据国民经济形势提出的战略性方针，它的提出时间，自然为人们所关注。少奇同志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原稿中说：“一九六○年夏季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规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了核实这一提法，我们查阅了一九六○年北戴河会议记录，从记录中看，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国内经济的调整问题，八字方针所包含的主要思想基本提出来了，但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提法并没有提出来。原来，在北戴河会议结束不久，国家计委党组在向中央提出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数字的报告》中，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提高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在审定这一报告时，又加了“充实”二字，这样才有了八字方针的完整提法。九月三十日，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党组的报告，八字方针的完整提法也正式作为文件下达到了全党。据此，我们在原稿中作了如下改动：“一九六○年夏季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调整经济的问题，随后规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文，是根据少奇同志在长沙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的，文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高尔基是个大文豪，他连小学都没有进过。”高尔基是靠刻苦的自学和艰苦生活的磨砺而成长起来的一代文豪，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据查苏联比较权威的高尔基传记，有高尔基上过一两年小学的记载，经过多种版本的考证，我们将此句话改为“他只上过一两年小学”。
在编辑工作中，数字的核实是一项艰苦细致而又直接影响文稿编辑质量的重要任务。尽管由于我国统计工作不健全和原有资料散失，给这项任务增添了难度，但在可能的条件下，保证数字的可信程度，特别是纠正一组数字计算中的误差和书中多处出现的数字的不一致，仍是编辑工作者的重要责任。
少奇同志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举了美国农业的例子，原记录稿是这样记录的：“美国现在有一亿八千万人，农业人口不过一千五百万，约占百分之十。”从这组数字本身计算，一千五百万只是一亿八千万的百分之八点三强。显然计算不够准确。实际上当时美国的人口是将近一亿八千万，而农业人口是一千五百多万，约占百分之九。因此在整理中我们将这组数字按新的计算作了校正。
一九四九年我国高等学校学生的人数，在全书中出现过三处，而三处提法均不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为十一万六千；《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中为十一万七千；《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中为十一万。当然，这类数字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是一种估算，相差一两千是允许的，但同时出现在一本书中，就显得不够严谨了。我们保留了八大政治报告这处数字，而将另两处改为“十一万多”。
在编辑工作中还常常遇到这种情形，由于编者同作者所处的历史年代和工作岗位的不同，再加上编者在知识积累、业务修养上的不足，因此对文稿中出现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情况常常颇为踌躇。例如，少奇同志在《提倡节育》一文中提到，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实行过节制生育的政策。这一情况是我们没有听说过的，问了几位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他们对此说也表示怀疑。但是，对此说轻率地加以否定是不对的，何况少奇同志这段时间正好在苏联留学，对苏联的情况有直接的了解。几经查找，最后在商务印书馆新近翻译出版的《人口通论》(作者：[法]阿尔弗雷·索维)一书中，找到了此说的印证。此书在“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一节中介绍说，苏联在革命成功后，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对离婚、流产、避孕是采取许可政策的，在一九二○年苏联并颁布了准许堕胎的法律。到一九三六年，这一政策才反过来，流产和避孕遭到禁止。后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转来一份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材料，也证实了上述的说法。这样，才解除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疑问。
编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集，是一项需要各方面配合的工作。《刘少奇选集》下卷的编辑出版，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协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参加具体编辑工作的同志，在这里不仅是工作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的过程、研究的过程、受教育的过程。这篇记事，记录了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体会，希望以此得到大家的指正。
（来源：《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