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1956年前后的重要思考
刘崇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世界都为之瞩目。这一深刻的社会变革，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我国社会各种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刘少奇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到反右派斗争前，即1956年前后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和为解决这些矛盾所思考的问题，同这十年发生的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好地认识、理解和总结十年来我们所进行的改革，探讨一下刘少奇在1956年前后的重要思考，我认为是有意义的。
1956年的喜和忧
历史刚刚跨进1956年不久，当中国人民正在天安门广场敲锣打鼓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时候，苏联却在破除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无独有偶，到这年的秋天，正当中国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八大的时候，波兰和匈牙利却面临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这一连串的事件，震憾了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震憾了中国，震憾了整个世界。“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复杂心情。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在敲锣打鼓的后面隐藏着危机，在叫骂声中显露出希望。1956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就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喜和忧、祸和福的矛盾和冲突中前进的。
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年头，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人们思考了许多问题。大家都希望弄清这些事件的真正含义，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的经验，继续探求更好的前进道路。当然，也有想偏、想错了的，也有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的。如果能清醒分析形势，正确加以引导，批判错误观点，吸取大量有益的意见和建议，拨正社会主义的航向，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我们国家可能走出一条同后来大不相同的道路，展现出一幅同现在大不相同的景象。当然，这只能是对历史的反思。
理论界有的同志认为，1956年本应成为思想解放的一个新起点，这是很有道理的。回顾刘少奇在1956年前后的思考，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那时，他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了很多问题，深入调查研究了大量社会矛盾，大胆地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和主张。可以说，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的改革、开放、搞活的许多基本问题，他当时大体上都有所接触，有过思考和见解，有些认识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深刻的。
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
为了说明刘少奇在1956年前后的重要思考，必须首先研究一下他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因为他后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许多主张，都是从这一构想的基本思路发展而来。而且，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同今天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有不少共同之处。
众所周知，刘少奇由于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曾经受到批评，并被迫作了检讨。如果说巩固就意味着不发展、不前进，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巩固和发展都是相对而言的，只有巩固了才能更好地发展，而在发展中也必须有相对的巩固。何况刘少奇说得很清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刘少奇选集》下卷第62页），根本没有不搞社会主义的意思。但是，刘少奇确实觉得新民主主义需要有相当长的一段建设和巩固的时期，搞社会主义是属于将来的事情。他认为，由于我国是一个产业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的大国，小商品经济与半自然经济占着绝对的优势，因此，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时间，将比东欧、西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长得多。只有在经过长期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的过程之后，在各方面有了准备之后，才能向城市资产阶级举行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进攻，把私人大企业及一部分中等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举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行农业集体化。他尖锐地指出，超出实际的可能性，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那是一种冒险主义的倾向（《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30页）。
刘少奇设想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情况是：由于有国家财力、人力和物力的集中支援，国营经济会发展得很快，它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它的领导作用与控制作用也会越来越大。合作社经济也会迅速发展，它的比重和作用也会增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会得到发展，但它的发展速度要慢些，比重和作用反而会减少。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将要增加。个体经济也会发展，并更多地组织起来，在农村中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组织起来，在手工业中用手工业合作社组织起来。这段时间，估计至少10年，多则15年到20年。那时，工业大大发展了，农业也有了大发展，国营经济的领导更加加强，经济管理工作的干部成熟了，党的技术干部也有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巩固了，就将采取进入社会主义的步骤。
刘少奇设想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和后来我们党所采取的步骤是不完全相同的。他主张第一步是实行工业国有化（包括商业），但小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不能国有化。在实行工业国有化以后，经过一个时期的巩固与发展，就可以进一步采取农业集体化的步骤，在农村普遍组织集体农场。那时会有一场严重的反富农的斗争。这里，刘少奇有一个十分重要、曾经受到批判、但很值得我们研究的思想，就是由于我国经济落后，现代工业所占的比重很小，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轻率地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否则，后果将是严重的。他反复强调：对私有制或私有基础采取逐步动摇、削弱以至否定的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他鲜明地指出：在一定限度内的自发发展，有好处，没有危险，不要怕，不能阻止。比如在农村，一是可以用互助组帮助农民组织起来；二是通过国家贸易与供销合作社及其价格政策来领导农民，限制富农，使自发有限度；三是利用国家税收政策，限制富农经济的发展；同时还有工会、党的政治教育和集体主义的教育。最后，依靠国家，依靠工人阶级，吸引农民到集体经济中来，消灭资本主义。他认为，这样的发展，于全体人民有利，于工人、共产党有利，合于我们的理想，我们要力求照此方向发展。
这就是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大体构想。它的基本观点是：第一、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即中国是一个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转变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现代化经济十分薄弱，生产力水平很低，科学文化落后，国家和人民都很贫穷，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是不能操之过急、计日成功的，必须经过相当长期的艰苦努力。第二，根本的问题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须要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来进行的最根本的任务。第三，在商品生产不发达、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因素，发挥个体小商品经济的生产积极性，以便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第四，通过适当发展资本主义来加强社会主义，最后达到消灭资本主义的目的，通过适当加强小生产者的力量来更加壮大国营经济的力量，最后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这样，看起来象是后退，实际上是更好地前进；看起来象是慢，实际上是更快；看起来象是麻烦，实际上是更加顺利。应当说，这一构想的基本思路是使马克思主义结合于中国的实际，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
搞活社会主义经济的思考
本来，1953年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还是设想在15年左右时间（后来改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是，到1955年下半年，突然开展了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于是，首先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接着发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就以无比惊人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
在社会生产力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就急促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违背刘少奇的初衷的。由于在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农业合作化等问题上已经受到了批判，而三大改造最初的表面效果还不坏，因此他也就接受了这个既成的事实。但很快各种矛盾就暴露出来了。由于社会的需要，地下工厂出现了，自由市场发展了起来；虽然在大反右倾的压力下，人们对合作社的意见还是不少，农民有很多的不满，牲口大量死亡；公私合营后，官商作风严重，经营管理不善，产品质量降低，花色品种减少，给群众带来许多不便；对资本主义的东西一概加以排斥，不尊重技术专家，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等等。所有这些，都严重妨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怎么办？在坚持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前提下，刘少奇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改革意义的主张和设想。
（一）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当时，农村的矛盾比较大，相当一部分人怀疑合作社能不能办好，可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有些干部还一个劲要办大社。对此，刘少奇很耽心。1957年初他到河南考察时，毫不含糊地指出：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将来有了拖拉机就非大不可。他强调说：根本问题是小农经济生产工具基本没变。分小点，适当分权，有点自治权，适合于历史习惯，适合于人的管理水平，适合生产工具，适合生产力，这一点是可靠的。他对当时新乡地区实行的包工包产到队，固定3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认为是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但他对3年不变觉得农民还是不放心，不利于农田基本建设。他说，不是无限制的变，有相对的安定性、固定性，农民要求这个。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主张劳动要有一定的自由，不能完全否定个体劳动。他说，和工业一样，农业也可以实行个人负责制，实行社内的个人负责制。虽然他的这一思想没有展开、发挥，客观形势很快和他的想法背道而驰，并在政治上给予他的想法以极大的压力，使他这一极其宝贵的思路被窒息、扼杀，以致他未能提出象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的主张，但他这一思想的闪光是非常值得人们深思和追索的。
（二）允许私人办工厂，允许个人在一定限度内有经济活动的自由。这也是调整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公私合营后，由于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各地出现了不少地下工厂和私商。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还没有否定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他正确地认为，地下工厂的发展，是因为社会有需要，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刘少奇十分赞成毛泽东的意见。1956年12月他在一届人大常委会第52次会议上说，如果资本家要盖工厂，是不是准许他们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在这之前，他在研究工人阶级问题的一个座谈会上说，有百分之十的资本主义或小生产，有什么不好呢？这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同时，他主张增加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他说，一家农户可以搞副业，可以喂鸡、喂猪，甚至允许有个人的经济发展计划（《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第193页）。1957年3月在湖南省听取教育工作汇报时，他还提出，对知识分子，要让他们多有些自由活动的余地。中医，可以实行互助的办法，使技术高、收入多的，不必在联合诊所，单干、互助、合作社都应该允许。私人办学、办托儿所、行医，政府不应该收税，不应看作资本主义行为，应看成社会服务工作。当时，刘少奇的思想是很实际很灵活的。他反复强调，总的是要灵活，按实际情况办事，这是马列主义的原则。不根据马列主义原则势必垮台。可是，后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不仅要把资本主义搞得干干净净，连个人也几乎没有任何自由活动的余地，而且把什么都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严重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生活变成了一潭死水。
（三）开放和利用自由市场，搞活社会经济。对这个问题刘少奇想得比较深，看得比较远，考虑得比较实际。当时他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某些设想。他说，自由市场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来说，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是计划经济，但是实际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有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国家计划不可能计划那么多，结果就把社会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呆板了。因此，如何使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这就要利用自由市场（《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第192页）。1957年春，他在听取中共广东省委汇报时深刻地指出，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国营商业的不足，方便人民。凡我们计划不到的，自由市场就可以钻空子。这虽然不很痛快，但有好处。他提醒人们，不要把自由市场挤掉，不要认为那一年就可以不搞自由市场。他说，保留一点竞争好。同时，他提出要利用价值规律，说有些东西我们没有规定价格，是自由市场的价值法则指挥着它生产，指挥着农民进城。我们不能用计划指挥生产的东西，就让价值法则来指挥生产。另外，就计划经济本身来说，他也主张放权，即“要使地方、企业、合作社有适当的自治权”。他说：“地方、企业以及个人必须有一定范围的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这个自由，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第193页）。
（四）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会运用现代的经济手段来领导经济。1956年初，他在听取中央各经济部门汇报时，就要求这些部门把全世界一切好的东西都学过来：全世界好的机器都要搜集，都要造出来；全世界轻工业产品的样品都要找来，都要学会生产；科学主要是好好向人家学习，把人家最新的科学技术学会后，自己再搞就有基础了。他说，要敏感地注意世界上最新的东西，横直是学技术，资本主义要钱，我们就给他们钱，学他们的本事。他批评说，现在有一种迷信，就是社会主义一定比资本主义先进。实际上，我们很多地方不如资本主义，我们的成本、劳动生产率、利润率都显得落后；我们的商业部门机关化、官僚化，做官僚生意，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他说，本来社会主义有很多优越条件，只要再加上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经济，就一定能竞争赢他们。刘少奇十分重视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他提出了组织国营广告公司，用价格来刺激生产，用税收来限制过高的利润，实行预购、赊销、分期付款的信用制度，扩大行情研究机构和出版外贸杂志等一系列重要主张。还在1955年底，他在听取纺织部汇报时就提出，用刺激人民更高的消费欲来促进生产是进步的，蓝布、白布是保守落后的。并且指出，不要以为想时装就是资本主义。要以人民喜爱的东西，引起人民更高的消费欲望。对于科技人员，他认为关键是让他们一定要有职有权，真正信任他们，技术上发挥他们的特长，政治上一视同仁。他说，总工程师是负责技术的，政治上不能要求太高，只要他是真实为人民服务，有些英国气、美国气也不要紧。
如果说在建国初期，刘少奇致力于研究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那么，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他就着力于研究如何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提出了搞活社会主义经济的各种设想，包括克服社会主义体制中的某些弊病。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他的一些设想不可能那么完善、那么彻底；而且，还没有等他来得及提出更为具体的政策和措施，这些设想实际上就被否定了。但是，刘少奇当时的基本思路无疑是正确的。
改革国家包下来的制度
建国以后，我们就开始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国家职工中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三大改造完成后，所有制基本上都是社会主义的了，我们就在全国实行了这个政策。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是，矛盾很快就暴露了出来。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国家还贫穷的情况下，实行这种包下来的制度，结果只能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由此带来了一连串严重的后果，使国家背上越来越沉重的包袱。
其实，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暴露出来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中，就突出地反映了这个问题。刘少奇在1956年前后，比较深入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思考，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和办法。
（一）改革教育制度。1956年到1957年，全国出现了学生升学难的问题。上学的人越来越多，国家不可能办那么多学校，许多青少年不能上小学、升初中、升高中，更不能上大学，而且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势，矛盾越来越尖锐。怎么办？刘少奇在1957年初沿京广线南下5省考察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两个解决的办法。一是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这也是一种安排，那时考虑只有这条路可走。二是提倡民办学校，群众办学，逐步发展到勤工俭学，最后发展到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即半工半读。这一设想是很有价值的，不仅解决了国家的困难，满足了青少年的要求，尤其重要的是为职业教育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很有意思的是，他在开始酝酿解决升学矛盾的办法时曾提出，除国家办学外，还可以集体办学、互助办学，还可以让自由职业者办私塾。民间办补习学校也允许，不可轻易阻止。托儿所也可以这样办。他说，学校历来都是民办的。清朝只有些书院是国办，其余都是民办的。民间办，不免有骗人的，那要禁止。他还说，全民所有制办学、集体办学，都算正规军，都是社会主义的。
（二）改革劳动制度。刘少奇对职工不能解雇、临时工都要转正很有意见。他多次谈到，工人吸收后不辞退，铁饭碗不打破，这办法只有中国有，全世界都没有。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是合同制，可以解雇，解雇后有失业救济。1957年3月，他在听取中共湖南省委汇报时说，不许解雇，这就都包下来了，劳动力也不能调剂，技术高的、工作好的职工也捆住拖住了，这是不好的。他还说，临时工转正，实际上是包下来了，不许解雇，那怎么行？他提出，今后新工人或学徒都应实行合同制，签定一年或两年的合同。到期如果双方愿意，再签，不然就辞退，叫你走。当然，走后要有地方管。刘少奇认为，自由劳动市场，就是签定个人劳动合同。他在另一个地方又把这叫做“劳动力的自由市场”。他还主张工人犯了错误可以开除，要严格遵守八小时劳动的制度，反对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这些都是相当先进的经营管理思想。
（三）住房制度改革。三十多年前刘少奇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考虑得相当周到了。当时的情况是，工厂的职工宿舍由于房租很低，有些还不收钱，结果，宿舍盖的越多，成本贴的越多。国家的投资不但不能收回，而且每年连维护管理费都不够。他了解到，河南郑州国棉三厂和纺织机械厂1956年都贴了9万元，湖南株州三三一厂每年要贴13万元。因此他提出组织房屋合作社，要工人积钱盖房子，房子还是由国家盖，地皮不要钱，建筑材料、建筑工都不要赚钱。有困难的工人，还可以借钱给他们，规定多少时间在工资中扣还，每月扣还的数目大略相当于房租。他说，自己盖宿舍，一世不要出房租，房子属于个人所有，可以出卖、出典、出租，这等于是存一笔钱。但是工人自己盖房，现在公房的房租必须提高才行。要增加工人宿舍的房租，就要增加厂长的，增加市政府的，增加省政府的，增加中央的。这是自上而下一系列的问题。他要求湖南三三一厂先试验，并准备在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
（四）文艺制度改革。针对当时文艺界“左”的、急于过渡的思想，刘少奇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1956年3月8日他在文化部党组汇报时的谈话中，不同意将民间剧团都改为国营，主张先搞合作社性质的“共和班”。他说，几千个剧团都国营，会搞掉积极性。这不是促进，而是促退。该搞合作社而搞了国营，这就是“左”。他特别提醒说，要劳动者从自己物质生活上去关心自己的劳动，不要因为想搞国营，就不关心劳动成果了，好象观众喜欢不喜欢都一样。在文艺问题上，他同样主张搞灵活性和多样性，提出要适当组织个体劳动，有些个体劳动是长期的；注意发展小书摊（包括租赁业），采取代销或经销办法；在农村可搞货郎担，一个月去打个圈。对于戏剧改革，他主张不要大改，有害则改，无害不改。改得不要过分，不能改得不象了。他说，戏改不能犯急性病，一定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当然瓜熟不摘也要掉下来。戏改如此，各种改革都是如此。
还在1956年，刘少奇就提出了这样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改革设想，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在这些改革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劳动制度的改革，因为这是实行国家包下来的制度的核心，是造成吃大锅饭的症结所在。对这个问题，应该说我们党长期以来缺乏清醒的认识，或者说虽然有所认识，但缺乏改革的决心。刘少奇也耽心全体职工都改为合同制会引起强烈的反对，所以他建议在新工人和学徒中试行。正是因为这样，发展到今天，积重难返，成了十分棘手的问题。尤其严重的是，人们在吃惯了大锅饭之后，逐渐养成一种贪图安逸、坐享其成、纪律松驰、效率低下的隋性，逐渐泯灭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这是比什么都危险的。
刘少奇思想作风的几个特点
为什么在1956年前后刘少奇能提出这样一些重要的思考呢？
首先，刘少奇的思想作风具有鲜明的实事求是的特点。他非常实际，不尚虚华，讲究科学态度，注意客观效果，总是根据实际需要和客观可能来确定奋斗的目标，同时又按照不同情况和具体条件来选择斗争的道路和方法。他在1956年前后的思考，力求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从历史和民族的特点出发，高瞻远瞩，脚踏实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地统一了起来。正是这一思想特点，使他的许多设想和主张，经受了历史的检验。
其次，刘少奇具有思想作风的坚定性和鲜明性。他的许多重要主张，都是经过深想熟虑、周密思考、反复论证的，很少有随意性；并且坚持实践，身体力行，贯彻始终。尤其可贵的是，他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文过饰非。在三大改造刚刚完成后，他就能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病，并且切中时弊地提出了许多改革的主张，充分表现了他有胆有识、无私无畏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
第三，刘少奇具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同时又勤于调查研究，善于总结经验。1956年初，为了准备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他先后找中央三十几个部门座谈，对我国各条战线的情况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调查研究，突破苏联模式，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形成了八大的正确路线。1956年末，他应邀赴苏联，直接了解和研究波、匈事件的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从中汲取了极为有益的经验教训。1957年初，他又沿京广铁路南下5省，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深入考察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表现、原因和解决办法，沿途召开了大量座谈会，广泛听取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和各级干部的意见。正是在总结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逐步形成了他1956年前后的重要思考。
第四，刘少奇具有比较强烈的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思想。他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对现代化大生产比较熟悉，对中国工厂的情况相当了解，深知中国工业之落后，深感发展经济事业之重要。他十分重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重视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他反对特权思想，反对官僚主义；主张建立监督国家工作人员的制度，建立企业管理的民主制度；实行党政分工，发挥人代会、政府和其他组织的作用；健全法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早在建国之初，他就响亮地提出：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并为此奋斗终身。这一点对于形成他1956年前后的基本思想，恐怕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最后，1956年前后，全党的思想都是比较活跃的。那时，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大量新的思考和探索也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毛泽东在那段时间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了“双百方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这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刘少奇那一年根据中央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还对改革新闻工作、改革党校教学发表了重要意见。他的一系列思考，也推动了全党和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那时的空气是生动活泼的。而这正是刘少奇在1956年的重要思考得以形成和提出的客观条件。
从1956年到1978年，中国的历史走了一段曲折的路程。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又遇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研究刘少奇在1956年前后的重要思考，对于今天正确和顺利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将是十分有益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