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对搞活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些思考
刘少奇对搞活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些思考
刘崇文
刘少奇对搞活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些思考
为了说清楚刘少奇对搞活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些设想，必须首先研究一下他的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因为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刘少奇对搞活社会主义经济的许多重要思考，就是从这一基本构想而来的。刘少奇认为，由于我国是一个产业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的大国，小商品经济与半自然经济占着绝对的优势，因此，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时间，将比东欧、中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长得多。只有在经过长期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的过程之后，并在各方面有了准备时，才能向城市资产阶级举行社会主义的进攻，把私人大企业及一部分中等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行农业集体化。他尖锐地指出，超出实际的可能性，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那是一种冒险主义的倾向。
刘少奇设想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情况是：由于有国家财力、人力和物力的集中支持，国营经济会发展得很快，它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它的领导作用与控制作用也会越来越大。合作社经济也会迅速发展，它的比重和作用也会逐步增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会得到发展，但它的发展速度要慢些，比重和作用反而会减少。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将要增加。个体经济也会发展，并更多地组织起来，在农村中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组织起来，在手工业中用手工业合作社组织起来。这段时间，估计至少10年，多则15、20年。那时，工业大大发展了，农业也有了大发展，国营经济的领导更加加强，经济管理工作的干部成熟了，党的技术干部也有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巩固了，就将采取进入社会主义的步骤。
刘少奇设想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和后来我们党所采取的步骤是不完全相同的。他主张第一步是实行工业国有化（包括商业），但小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不能国有化。在实行工业国有化以后，经过一个时期的巩固与发展，就可以进一步采取农业集体化的步骤，在农村普遍组织集体农场。那时会有一场严重的反富农的斗争，这里，刘少奇有一个十分重要、虽曾受到批判、但很值得我们研究的思想，就是由于我国经济落后，现代工业所占的比重很小，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轻率地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否则，后果将是严重的。他反复强调：对私有制采取逐步动摇、削弱以至否定的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他鲜明地指出：在一定限度内的自发发展，有好处，没有危险，不要怕，不能阻止。比如在农村，一是可以用互助组帮助农民组织起来；二是通过国家贸易与供销合作社及其价格政策来领导农民，限制富农，使农村经济的自发发展有限度；三是利用国家税收政策，限制富农经济的发展；同时还有工会、党的政治教育和集体主义的教育；最后，依靠国家，依靠工人阶级，吸收农民到集体经济中来，消灭资本主义。他认为，这样的发展，于全体人民有利，于工人阶级、共产党有利，这是符合我们的理想的，我们要力求照此方向发展。
这就是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大体构想。它的基本点是：第一，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即中国是一个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现代化经济十分薄弱，生产力水平很低，科学文化落后，国家和人民都很贫穷，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不能操之过急，必须经过相当长期的艰苦努力。第二，根本的问题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来进行的最根本的任务。第三，在商品生产不发达、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因素，发挥个体小商品经济的生产积极性，以便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第四，通过适当发展资本主义来加强社会主义，最后达到消灭资本主义的目的；通过适当加强小生产者的力量来更加壮大国营经济的力量，最后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这样，看起来像是后退，实际上是更好地前进；看起来像是慢，实际上是更快；看起来像是麻烦，实际上是更加顺利。应当说，这一构想的基本思路是使马克思主义结合于中国的实际，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
本来，党中央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还是设想在15年左右的时间（后来改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是，到1955年下半年，突然开展了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于是，首先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接着发动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就以无比惊人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在社会生产力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样急促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设想不完全一样的，也是同刘少奇当初的设想不相同的。由于在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农业合作化等问题上已经受到批判，而三大改造最初的表面效果还不坏，因此他也接受了这个既成的事实。但各种矛盾很快就暴露出来了。由于社会的需要，地下工厂出现了，自由市场发展起来了；即使在大反右倾的压力下，人们对合作社的意见还是不少，农民有很多的不满，牲口大量死亡；公私合营后，官商作风严重，经营管理不善，产品质量降低，花色品种减少，给群众带来许多不便；对资本主义的东西一概加以排斥，不尊重技术专家，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等等。所有这些，都严重妨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怎么办？在坚持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前提下，刘少奇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改革意义的主张和设想。
（一）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当时，农村的矛盾比较大，相当一部分人怀疑合作社能不能办好，可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有些干部还一个劲要办大社。对此，刘少奇很担心。1957年初他到河南考察时，毫不含糊地指出：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将来有了拖拉机就非大不可。他强调说：根本问题是小农经济的生产工具基本没变。分小点，适当分权，有点自治权，适合于历史习惯，适合于人的管理水平，适合生产工具，适合生产力，这一点是可靠的。他同意当时新乡地区实行的包工包产到队，固定三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认为是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但对三年不变有保留，觉得农民还是不放心，不利于农田基本建设。他说，不是无限制地不变，而是要有相对的安定性、固定性，农民要求这个。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主张劳动要有一定的自由，不能完全否定个体劳动。他说，和工业一样，农业也可以实行个人负责制，实行社内的个人负责制。虽然他的这一思想没有展开，客观形势发展很快而与他的想法背道而驰，在政治上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使他这一极其宝贵的思路被打断，但他这一思想的闪光是值得人们深思和追索的。
（二）允许私人办工厂，允许个人在一定限度内有经济活动的自由。这也是调整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公私合营后，由于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各地出现了不少地下工厂和私商。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还没有否定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毛泽东正确地认为，地下工厂的发展，是因为社会有需要，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刘少奇十分赞成毛泽东的意见。1956年12月他在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52次会议上说，如果资本家要盖工厂，是不是准许他们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在这之前，他在研究工人阶级问题的一个座谈会上说，有百分之十的资本主义或小生产，有什么不好呢？这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同时，他主张增加个人活动的自由。他说，一家农户可以搞副业，可以喂鸡、喂猪，甚至允许有个人的经济发展计划。1957年3月在湖南省听取教育工作汇报时，他还提出，对知识分子，要让他们多有些自由活动的余地。中医，可以实行互借的办法，使技术高、收入多的，不必在联合诊所，单干、互助、合作社都应该允许。私人办学、办托儿所、行医，政府不应该收税，也不应看作资本主义行为，应看成是社会服务工作。他反复强调，总的是要灵活，按实际情况办事，这是马列主义的原则。不根据马列主义原则势必垮台。可是，后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不仅要把资本主义搞得干干净净，个人经济活动几乎没有任何存在的余地，而且把什么都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严重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生活变成了一潭死水。
（三）开放和利用自由市场，搞活社会经济。对这个问题刘少奇想得比较深，看得比较远，考虑得比较实际。当时他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某些设想。他说，自由市场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来说，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是计划经济，但是实际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有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国家计划不可能计划那么多，结果就把社会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呆板了。因此，如何使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这就要利用自由市场。1957年春，他在听取中共广东省委汇报时深刻地指出，自由市场可以暴露我们的缺点，补充国营商业的不足，方便人民。凡我们计划不到的，自由市场就可以钻空子。这虽然不很痛快，但有好处。他提醒人们，不要把自由市场挤掉，不要认为哪一年就可以不搞自由市场。他说，保留一点竞争好。同时，他提出要利用价值规律，他说，有些东西我们没有规定价格，是自由市场的价值法则指挥着生产，指挥着农民进城。我们不能用计划指挥生产的东西，就让价值法则来指挥生产。另外，就计划经济本身来说，他也主张放权，即“要使地方、企业、合作社有适当的自治权”。他说：“地方、企业以及个人必须有一定范围的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这个自由，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多样性和灵活性”①。这不是市场调节、放开、搞活的思想吗？
（四）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会运用现代的经济手段来领导经济。1956年初，他在听取中央各经济部门汇报时，就要求这些部门把全世界一切好的东西都学过来，全世界好的机器都要搜集，都要造出来；全世界轻工业产品的样品都要找来，都要学会生产。科学研究主要是好好向人家学习，把人家最新的科学技术学会后，自己再搞就有基础了。他说，要敏感地注意世界上最新的东西，横竖是学技术，资本家主义要钱，我们就给他们钱，学他们的本事。他批评说，现在有一种迷信，就是社会主义一定比资本主义先进。实际上，我们很多地方不如资本主义，我们的成本、劳动生产率、利润率都显得落后；我们的商业部门机关化、官僚化、作官僚生意，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他说，本来社会主义有很多优越条件，只要再加上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就一定能竞争过他们。刘少奇十分重视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他提出了组织国营广告公司，用价格来刺激生产，用税收来限制过高的利润，实行预购、赊销、分期付款的信用制度，扩大行情研究机构和出版外贸杂志等一系列重要主张。还在1955年底，他在听取组织部汇报时就提出，用刺激人民更高的消费欲望促进生产，是进步的，蓝布白布是保守落后的。并且指出，不要以为讲时装就是资本主义，要以人民喜爱的东西，引起人民更高的消费欲望。对于科技人员，他认为关键是让他们一定要有职有权，真正信任他们，技术上发挥他们的特长，政治上一视同仁，他说，总工程师是负责技术的，政治上不能要求太高，只要他是真实为人民服务，有些英国气美国气也不要紧。
如果说在建国初期，刘少奇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那么，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他就着力于研究如何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提出了搞活社会主义经济的各种设想，包括克服社会主义体制中的某些弊病。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他的一些设想不可能那么完善、那么彻底，而且，还没等他提出更为具体的政策和措施，这些设想实际上就都被否定了。但是，刘少奇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思路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从这些思路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和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法回避、不可否认的必然联系。研究这一联系及其中断、继续和深化的前因后果，对于今天正确和顺利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将是有益的。
①《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第193页。
（来源：《人民日报》1988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