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福龄：邓小平理论的科学预见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预见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庄福龄

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在社会主义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上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和杰出的重大贡献。

开创社会主义事业艰难曲折，邓小平理论应运而生

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在俄国是由列宁实现的，在中国是由毛泽东实现的。但社会主义毕竟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工程，历史给列宁的条件是何等艰难，反对社会主义的内外势力使列宁肩负着沉重的压力，面对严峻的挑战，而历史给予列宁的时间又是何等苛刻，短暂的七年仅仅用来恢复元气和休养生息尚且不足，更何谈积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由毛泽东在长达二十多年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基础上迎来的，如何认识国情，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还是一个未曾经历过的全新课题，毛泽东曾经提出过许多富有创意的设想和理论，也作过若干大胆的尝试，但毕竟缺少反复的试验、比较和验证，缺少党内外民主的发扬和升华，而党的领袖和领导干部也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局限和不足，使失误得不到彻底纠正而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社会主义在前进中出现曲折，在经验中含有教训，在胜利后出现失败。中国社会主义走到了十字路口，思想认识路线需要重新端正，经验教训需要重新总结，道路需要重新开辟，理论需要与时俱进，突破创新。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时代发展的需要，把邓小平推上了历史舞台。

邓小平理论是在一种特殊条件和特殊背景下形成的。那时，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还只有130年的历史，人类通过实践、化理论为现实也只有60年的历史，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包括发动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十年文革”在内，也只有近30年的历史。应当说，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进行这样复杂的试验，仅仅是学习的开始，它的要求和任务不仅远未实现，许多长期奉行的准则还有待重新认识，许多问题还有待探索研究。正如邓小平说过的那样：“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1978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搞清这一问题并不容易，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习以为常地谈社会主义，干社会主义，却不知社会主义是什么，从认识和行动上缺少清醒与自觉，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邓小平理论历史地承担着从思想上澄清是非、拨乱反正的任务，把人们从盲目性和思想迷误中解脱出来：一是针对它们长期存在的迷信本本和迷信权威的思想，把肯定成就绝对化地肯定一切，把一时一地的局部经验片面地夸大为普遍真理，把马列著作与革命领袖的言论视为句句皆真理，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把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所作所为一律视为不可移易的社会主义模式；二是针对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思想，东方不如西方的思想，顽固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全盘西化”的主张；三是针对脱离当今世界发展和广大人民的要求，忽视两种社会制度相互竞争的现状，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原则，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消灭贫困、改善人民生活，忽视共同富裕，长期停留于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状态。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与彻底性在于正视现实，放眼世界，既正视存在的问题，果断地改变思路，又立足于世界发展的广度和高度，主动地投入世界大潮，把社会主义中国置于综合国力竞争的行列，力争从战略上逐步实现民富国强的要求，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它针对思想僵化而尊崇实践，把实践视为理论的源泉和动力，在一切领域恢复实践的权威；它根据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越性而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与不可逆转的总趋势。这种从理论上刨根究底的态度一举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解决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问题，收到了澄清迷误、创新理论、抓住根本、一通百通的功效。

以科学马克思主义观为指引，既面对现实，又开辟未来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在清醒地总结过去、正视现实的基础上，自然要科学地预见和开辟未来。这是科学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科学理论同神学迷信是根本对立的。神学迷信把未来归结为难以验证的“来世”，描绘为超乎现实的“天堂”和“地狱”，而算命先生则把未来的一切细节归结为“灵机妙算”的结果；科学理论则不同，它包含着客观规律所揭示的预见性，是规律本身发展、延续和积累的反映，否认科学理论的预见性就是否认客观规律，没有客观规律的理论绝不是科学理论。相信科学就是相信预见，就要为实现预见而奋斗。邓小平理论科学地把尊重规律同相信预见统一起来，把揭示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同揭示未来、开辟未来统一起来，把坚持实事求是同坚持理想信念统一起来。它要求我们既要正视现实，重视和研究客观规律，又要善于从客观规律中规划未来，善于从规律性的高度去看待发展进程中的曲折与反复，百折不挠地为客观规律开辟道路。邓小平到了晚年退出领导岗位以后，仍然念念不忘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分清哪些是暂时的曲折和倒退，哪些是根本上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要求人们坚信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坚信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当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那样，坚信实践，全身心地投入实践，从实践中吸取智慧和力量。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敢于和善于创新的理论家，有许多独具的优点和特色，其突出优点主要是：他首先具有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和作风。对马克思主义稍有了解的人们，突出的印象是它的卷帙浩繁，内容博大精深，尤其是大部头著作甚多，有门类众多的科学知识作基础，颇有学海无边、难以把握其要领之感，而邓小平却能高屋建瓴，善于从博大的科学体系中把握精髓。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2]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事求是和远见卓识是统一的。远见卓识必须有实事求是作基础，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调查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才能使主观认识和决策判断符合客观实际，才能理清实际的内部联系，从而促进实际的发展，收到改造客观世界、推动历史进步的效果；实事求是也必须有远见卓识作指导、作奋斗目标，才会使现实工作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才会使改变现状、争取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受到鼓舞。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划时代的贡献，在于以实事求是为基础求发展，在发展中又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巩固发展成果，争取更大发展。这种从发展中坚持与时俱进、精益求精的精神。表明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既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又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

作为现实主义者，他以踏实、务实、正视现实、讲究落实而闻名于世，他重视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和人民的情绪，他善于从生产力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高度来判断社会主义是否合格的标准，他敢于承认落后，提出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来改变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的贫穷面貌；他坚持一切通过试验，“摸着石头过河”，主张不论白猫黑猫、都要以实际效果分优劣，等等，他一贯以实事求是派自居。作为理想主义者，他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好事变成传统，他坚持传统，坚持不忘祖宗，不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持以先进性的理论武装党的干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

他坚信马克思主义，但更重视实践、重视现实、重视行动。他一贯坚持从实践中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他曾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争论的亲身经历为例，以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认为“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3]这些空话都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关。根本问题是脱离历史条件、脱离现实的变化，去谈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那时，马克思已经去世100多年了，列宁也已经去世过半个世纪了，绝不能要求他们根据其身后的变化提供现成答案。他认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3]同时，他又强调“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3]邓小平在这里明确提出分清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是看他能否从现实出发，能否从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发，能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思想观点，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不顾历史条件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化的脱离实际的教条。可以说，邓小平的这种马克思主义观是真正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永远不脱离实际、不断发展创新、永保生机与活力的关键所在，也是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不忘老祖宗的突出表现。

以列宁和毛泽东为典范，既敢于从原则上继承传统，又善于从理论上突破创新

邓小平从梳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历史经验中对列宁和毛泽东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作过概括，他认为列宁是在一个落后国家找到切合实际的革命道路，干成十月革命的：其一他不是照抄照搬马克思恩格斯早先研究过的那些欧洲革命模式，那些资本主义经济、政治较早发展起来的英、法、德等国的实际状况，而是根据俄国幅员辽阔、革命力量分散、经济政治极端落后的状况，提出在中心城市起义、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从实际出发确立的有俄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其二他是在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同时胜利的思想禁锢下，提出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胜利的新理论，这是他深刻分析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俄国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和必然逻辑，也是俄国劳苦大众不堪压迫剥削、强烈要求挣脱资本主义枷锁的必然逻辑；其三他是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指导下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主义是人类争取解放、实现美好理想的不可动摇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则可以根据各国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形式、不同的道路来达到，不应当也不需要强求一致的。

同样，邓小平认为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也不是从马克思和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他是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状况出发，从长期的反动统治集中于城市而不在农村、从地区广大、人口众多、落后闭塞而革命要求却极为强烈的农民和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定而独创性地提出革命根据地从中心城市转向落后而偏僻的农村，以广大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开辟了这样一条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还是邓小平说得好：“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同时他又以中国革命的情况同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作比较分析，指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搞革命，我们也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4]有相同又有不同。这绝不是照抄照搬所能奏效的，而要靠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靠根据中国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把中国的问题解决好，把中国革命搞成功。

邓小平以列宁和毛泽东为榜样，以他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典范，他具有博大的胸怀，宽阔的视野，深睿的思考，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他德高望重，身居高位，却能在“三下三上”中顾全大局、置个人得失于度外；他复出于危难之际，不顾年迈地在有生之年为振兴民族“做事”，而不是“当官”；他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又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反对僵化保守，一贯为增强综合国力、坚持改革开放、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不懈努力；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在晚年又以身作则地把建立退休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尽早完成新老交替，作为退出领导岗位的政治交代。凡此种种有力地表明，邓小平在社会主义事业中不仅敢于坚持原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始终一贯、从不退让，是具有高度原则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他又善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善于从实践中提出新思想新观点，使马克思主义能够适应时代需要，解决新问题，形成新理论，又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把高度的原则性与高度创造性结合起来，才能像邓小平那样沿着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前进，才能在正视现实和科学预见相统一的基础上开辟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十六年光辉实践是对邓小平理论科学预见性的有力验证

从邓小平主动退出领导核心，十三届四中全会实现新老交替以来，党经历三次代表大会、走过了十六年的历史，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段在邓小平理论科学预见的指导下，实践上有重大突破、理论上有重大创新、事业上打开崭新局面的辉煌历史。这段历史是围绕着以建设社会主义为中心而展开的。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邓小平在他最后的岁月中始终放心不下的是把党的建设搞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保证共产党内部不出问题。十六年来，党中央从总结历史经验中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优良传统和党员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求共产党员成为实践“三个代表”的模范，成为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模范，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维护群众利益的模范。正如十六大报告总结的那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现实经验和历史经验的“归结”，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这次代表大会因势利导地把“三个代表”重要思及时地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列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根据新世纪、新变化、新任务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补充和丰富党的指导思想的需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就要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同时也必然要求从严治党，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等等。

“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这是邓小平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预见和设想。他提出这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是“小康之家”，和西方一些国家相比“还是落后的”，但是要达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对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提供更多一点的帮助”，同时由于“国内市场比较大了”，“与国外的经济交往，包括发展贸易，前景就更加宽广了”。[5]这一估计是切合实际的，也是有可能办到的。后来，邓小平又进一步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具体化，分三步走，提出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30年到50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他在1988年把三步走作为我们发展经济的目标，把坚持改革开放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他认为深化改革是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这不仅着眼于本世纪，更多的是着眼于下一个世纪，是为了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到了1989年9月，还有十年即将进入新世纪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一次强调只要“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他针对中国发生的动乱指出，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中国一定要发展，改革开放一定要继续，生产力要以适当的速度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一步步改善，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快，他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他断言“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6]为新世纪进一步建设小康社会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的上述预见，不仅被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所证明，而且也预见到下世纪建设小康社会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的，仍然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进行的，他要求新的领导集体应当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7]应当从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小康水平继续奋斗。

“开辟未来”。这是邓小平有生之年的最后岁月最为关注的问题和托付。他认为，不论是总结经验，还是结束过去，都是为了开辟未来。他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厚望，一贯为美好的信念付出毕生的心血，他要求用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精神去实现未来的理想。从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先后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都是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为开辟未来而艰苦奋斗的。从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前进，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紧紧抓住新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打下基础，充分发挥这一时期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离不开邓小平理论结合我国国情所提出的要求，也只有在贯彻这些要求的基础上才能在思想上有新解放，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有新发展和新创造。不论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十六年，还是又一次新老交替的十六大以来的三年，首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上，根本的依据还是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8]的论断，党就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过程；是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指引下，通过税收调节、西部大开发、支持不发达地区、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的历史过程；也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不搞争论、踏实苦干、讲求效益、稳步发展的过程；第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党是在邓小平关于坚持两手抓、消灭丑恶、反对腐败、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思想指引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也是积极而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改革与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中前进的；第三，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上，还是以邓小平关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为目的。党是在深刻认识文化建设战略意义的基础上努力奋斗的。既要以科学的态度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又要以尊重历史、尊重人类文明的精神，为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作出新贡献；既要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又要大力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既要深化体制改革，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又要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增强它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继往开来，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项史无前例、十分复杂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它需要有极强的创造精神和探索精神、有善于集中人类智慧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正如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为完成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这个奋斗目标，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我们回顾既往，瞻望未来，深感十六年来先后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确实以他们创造性的实践作出了满意的答卷，确实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从总结人类历史的基本经验中，进一步揭示和突出了三大规律的理论。这一理论把漫长的社会发展史和现时代的要求相结合，把客观规律的发展进程及其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相结合，既从总体上揭示了三大规律即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联系，又从新的实践上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从而为人们站在历史的高度，自觉运用规律，推动历史前进武装了思想，也为历史创造者从人类总结的新经验、新成果中吸取力量和智慧，为自身的发展和人类的解放开辟道路。三大规律的理论，深刻地把人们学习社会发展史、科学社会主义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共产党执政史相结合，从中吸取不同的、各具特点的历史经验，从历史的联系和区别上分析不同的规律、不同的特点。人民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总是从历史活动的实践和比较中，不断寻找、揭示和发展指导自己前进的真理，人民也总是在客观规律这所伟大的学校中学习、进步、增长智慧和才干的。

——深刻把握发展思想的精髓，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对发展的科学理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是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9]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发展的思想从黑格尔时代起已经深入一般人的意识，未必会有人直接反对它。“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9]对待发展的思想，关键在于运用，在于理论和实践的一致。

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发展的思想，一贯主张通过发展来解决各种问题。早在1937年，毛泽东为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而撰写的哲学著作就鲜明地提出：“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形成了两种对立的发展观或两种对立的世界观。他要求用科学的世界观去认识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从中找出运动发展的内在联系，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找出党内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背离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错误所在，找到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正确道路。我们党正是在这一世界观的指导下，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局面，迎来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性胜利。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光辉成就，证明我们在坚持发展、坚持辩证法世界观上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而且毛泽东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上也存在错误，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办事。社会主义新中国所取得的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建设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这是我们正面的成功的历史经验，而背离发展、背离发展的客观规律，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轨道，则是我们反面的失误的历史教训。

当然，作为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思想、开放的理论，它从来都是为认识真理开辟道路的，这是必须把它同毛泽东个人的错误论断区别分开的。应当说，邓小平是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精髓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善于从历史经验和时代要求中形成理论，善于以深刻的哲理提炼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掷地有声的语言，把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提到了人类发展的新高度。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变化，邓小平理论对发展的深刻理解又被形成于世纪之交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深化与发展。江泽民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把发展定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对发展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至高无上地位做了明确的界定，进一步把发展制度化、固定化了。他们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集中体现。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根据党长期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继续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发展、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总结实践经验、系统研究发展理论的重大成果，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科学发展观既是针对我国长期以来依靠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提出的，也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注重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是全面的发展，是注重质量的发展，是协调、平衡、互助、互补、互促的发展，是把发展的成果为后人共享的、可持续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也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种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史上为发展注入了人类实践的新经验和科学内涵，既注重全面协调诸多矛盾和问题，又注重为发展主体解决现实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他们谋求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把尊重客观规律与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统一起来，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进一步把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落到实处，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和发展理论极大的丰富和创新，也是为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确立的统领全局的重大战略思想。

——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长期奋斗中，创造性地以构建和谐社会为重要保障。改革开放需要在稳定的环境下进行，同样，人民的安居乐业也离不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离不开广大人民的精神风貌与他们之间的和谐相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为此而反复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邓小平还特别敦嘱党的领导干部“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要“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1等等。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加快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与社会主义特有的精神文明充满信心的表现，也是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潜力充满信心的表现，是目前正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的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决定的，是在客观条件许可范围内的跨越与跃进。

只要我们紧紧把握住自我发展的有利时机，特别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等问题，扎扎实实地贯彻落实第十一五年规划的各项要求，就一定能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的征途上，贡献出一个和谐有序的崭新社会，为社会发展谱写出新的篇章，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出划时代的理论创新，也必将对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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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7][8][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115-116，382，291-292，368，296，373，300-301.

[4][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126-127，237-238.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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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