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福龄：新世纪的呼唤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使命
新世纪的呼唤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使命
庄福龄
新的世纪即将到来。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的剧烈变动之后，我们在欣喜地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同时，认为新的世纪仍将充满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动，同时又必然是二十世纪发展的延续。不顾及前者就难以主动应变，不顾及后者就难以在把握来龙去脉的基础上预测未来。对新世纪的认识和分析，需要把历史的变革和历史的连续统一起来。
一、新世纪对精神力量的呼唤
研究和预测新世纪，成了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一种较普遍的意见认为，新世纪将在二十世纪科技革命的基础上有一个更大的发展，人类社会将由工业社会转变为信息社会，由此而导致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发展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人们面对新世纪的来临，似乎也有更多的忧虑和担心，已经预感到面临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加动荡不安、更为严峻、更富挑战性的世界。
人们从二十世纪历程的回顾中看到，这是一个充满矛盾、不断发生剧烈震荡的世纪。有人把这种震荡比之为“冲击波”和“浪潮”，认为第一次是以列宁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标志的布尔什维克浪潮，第二次是以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标志的法西斯主义浪潮，第三次是以民族独立为标志的非殖民化浪潮，第四次是由戈尔巴乔夫发动的公开性运动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标志的公开性浪潮。对于上述四次浪潮，自然各有评论，但有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这些浪潮并未完全平息，波浪起伏仍将继续下去，仍将在新世纪表现出来。苏联虽已解体，但社会主义并没有消失、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消失、更没有失败；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虽已结束，但冷战思维依然存在；法西斯主义虽遭惨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民族独立运动虽已取得很大进展，世界上非殖民化浪潮还方兴未艾；第三世界求发展的呼声很高，但发展问题并没有解决，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贫富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此外，利用“人权”等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的现象还很严重；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总之，世界仍不安宁。不从历史的连续性上了解上述矛盾的状况，就不能正确理解新世纪这些动荡不安的由来。
新世纪的动荡不安并非凭空产生的，是上个世纪诸多因素和矛盾积累的结果，也是新情况引发的结果。新世纪所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既要面对目前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和危机，又要面对科学技术发展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和破坏生态环境而导致的灾难后果。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和严重的冲击，人们对于跨世纪并不感到轻松，而纷纷寻求所谓“治疗方案”，也是理所当然的。
尽管“治疗方案”众多，视角也各有差异，但多数都把目光投向思想文化方面，寄希望于精神力量。作为西方权威的智囊团罗马俱乐部的成员、美国哲学家拉兹洛深感人类患上了所谓“恐龙综合症”。他认为治疗这种症状最重要的是实现文化转变，创造出新的价值和观念，从原有的陈旧的价值观念转变为新思想、新观念，他在《二十一世纪的生存抉择》这本近著中列举了需要转变观念的诸多领域和方面。另一位号称美国研究国际战略和共产主义事务的专家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失去控制：二十一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译本书名为《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把世纪之交的混乱局面归罪于本世纪十月革命的发生和所谓“强制的乌托邦”、“极权主义政权”的建立，而把结束这种混乱的希望寄托在所谓先进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关于自由民主的观点上，说什么今天的西方是“第三世界贫困群众的全社会梦寐以求的楷模”。但是他在吹嘘的同时也不能不承认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正在成为一个“纵欲无度”、“放荡不羁的个人自由”和“道德真空状态”，哀叹这种“精神空虚”“越来越扩散到所谓西方文明的大部分领域”，甚至科学技术领域也不能幸免，他看到了人类通过生物技术和遗传工程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品种，从而在伦理上和哲学上产生深刻的影响。总之，在布热津斯基看来，虽然社会主义失败了，但美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它必须认识到，“以相对主义的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构不成任何坚实的社会支柱的，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他认为现代社会要重新推崇“理性”，重视生活的、哲学的、精神方面的意义，才能解救全球范围内的精神危机。
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对于当前和未来的精神文明问题也有自己的论断。它是以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前提的，他把精神文明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我们真正的优势，离开了这一点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援引毛泽东说过的话，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种精神在革命战争中就是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他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同样要发扬这些精神，并把它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从这里可以看到，邓小平理论的上述论断主要是针对我国实际情况而发的，不是根据布热津斯基的上述言论作出的，不是专门论述所谓西方的精神危机、精神空虚、道德真空等状况，但也恰好反映了他们为资本主义现状和未来而苦思不得其解的重大问题，点出了西方问题的症结所在，道出了新世纪对精神力量呼唤的迫切要求，也阐明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出现的问题为借鉴，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二、历史的选择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作用
邓小平理论如同毛泽东思想一样，也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在经历了建国后十七年的探索之路，和“文革”十年的严重内乱之后，历史发展正面临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时刻，对于已经走过的二十七年的历史需要系统的回顾和消化，对于即将开始的新的道路需要作出清醒的科学的决策。但是，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推行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严重阻挠了拨乱反正的进程，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同“左”倾观点第一次较量和斗争，也是经过历史选择又一次把邓小平推上历史舞台，从而开创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标志，是历史为邓小平理论揭开的伟大序幕。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来二十年的历史证明，邓小平理论真正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真正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那些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正确的东西坚持下来，把那些在实践中错误的东西改正过来。邓小平在实践中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典范。邓小平针对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两种错误思潮进行批判，一种是从“左”的方面反对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方针政策，另一种是从右的方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种反对错误思想倾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①作为思想家的邓小平，他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他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而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邓小平理论。今后，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学好用好邓小平理论，使它在一切工作中真正发挥指导作用。要像邓小平对待马克思主义那样，端正我们的学风，反对从本本出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学习邓小平理论，既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又要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结合历史，就是要把邓小平理论放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长河中，放到马克思主义统一的科学体系中，把握它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联系，要看到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结合实际，就是要把邓小平理论定位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把握它同时代特征、同时代主题、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之间的联系，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去学习。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是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是以坚持实践观点作为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就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不断突破思想禁锢，不断纠正前进中的偏差，不断开创新局面的历史。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就是要以它的精髓和实践观点为指导，使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的过程成为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三、新世纪中国的发展需要邓小平理论
资本主义世界为解救其精神危机力图寻找一种精神力量或精神支柱，然而迄今连它们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还没有找到这种共识，还是一筹莫展；而社会主义，强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坚定地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系统工程常抓不懈，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现在我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综合国力增强，社会稳定发展，可以说正处在建国以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历史时期。在这种形势下，同西方忧心忡忡地瞻望新世纪不同，中国人民珍惜自己的选择，珍视找到了邓小平理论这一有深远意义的理论成果和精神优势，正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
实际上，新世纪的蓝图已为邓小平理论所描绘。它不仅规划了当前的任务，而且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一理论在规划本世纪第一步和第二步实现小康的基础上，又规划了到下世纪中叶在经济发展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一个从现在起还要用五十年长期奋斗才能实现的战略目标。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邓小平理论以它突出的实践性、务实性提出三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其一是抓重点带全局的思想，早在１９８２年就从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出发，提出把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三个战略重点；其二从发展是硬道理的高度，提出把握好速度和“台阶式”发展的思想；其三是打破平均主义，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富裕起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些思想同社会主义原则即发展生产和共同致富是完全一致的，也可以说是为具体落实社会主义原则提出了思路，找到了捷径。而邓小平理论从实践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则从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规律的高度指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现在，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新世纪的道路虽然漫长复杂，只要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它所创造的业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经济发展战略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风云变幻的新世纪更加需要驾驭全局和应付复杂形势的能力。对于未来世界范围的历史性大变动，绝不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临时应付的对策，要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上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指导方针。邓小平理论从实践经验中指出的正确处理发展、改革、稳定的关系，就是体现这一方针、保持总揽全局的主动地位的科学论断。不论是本世纪还是下世纪，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都要靠自己的发展。离开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和美好前景，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正确认识发展的同时，还有一个对待改革的问题。现在和将来所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能没有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但是从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来看，从政策的重新选择、体制的重新建构来看，从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变化来看，改革对于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对于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又都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是一场具有深刻性和广泛性的新的革命。从新的革命意义上，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并作为一个大试验付诸实践，这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也是我们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并继续前进的理论武器和精神财富。邓小平在提出发展和改革的思想时，还提出了一个事关全局的稳定问题。他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这是治理中国的大道理。历史和现实证明，在当代中国，发展经济需要稳定，深化改革需要稳定，扩大开放需要稳定，完善民主、健全法制需要稳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稳定。下个世纪的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仍然需要稳定。总之，一个稳定的中国，不论对中国自己还是对全世界，都有极其重要极为深远的意义。对于上述三个关系到全局的重大问题，首先要把握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稳定又是发展和改革的基础；我们所要的发展是保持稳定的发展，是以改革为动力的发展；我们所要的改革是保持稳定的改革，是以发展为目的的改革；我们所要的稳定是能够不断取得发展的稳定，是能够不断推行改革的稳定。发展、改革、稳定是不可分割、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表明，邓小平理论就是这样总揽全局、处变不惊、稳操胜券的。坚持这一理论也必将使我们在新世纪的风云变幻中始终处于整个工作的主动地位。
新世纪层出不穷的变化和许多难以预料的复杂形势，要求一代又一代的建设者把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创造性地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在新的实践中发展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总是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作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是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始终是指导一切工作的思想路线，始终是不会过时、也不会改变的。新世纪中国的发展能否顺利，社会主义能否经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这条思想路线的态度，取决于一代又一代建设者的学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归根到底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解决问题。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对新世纪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提出新的政策，把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解决好。邓小平在总结二十年的历史教训时也指出过：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的经验也昭示着未来，新世纪围绕着社会主义而出现的疑惑、责难或挑战是不会终止的，对此仍然要用邓小平理论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作出具体分析和具体对策。例如：既不要因为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某些失误或失败而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不要因为维护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把它当成僵化的教条，忽视它进一步发展和创新的需要；既不要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的东西，甚至是反映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东西一概加以批判和排除，也不要对背离社会主义的东西加以纵容和维护；既不要把反对者对社会主义的赞扬一律视作“糖衣炮弹”而排斥，也不要把支持者对社会主义的批评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既要坚持我们立足的基础和前进的方向，也要及时排除不必要的干扰和无谓的争论，如此等等。
综上所说，对于中国在新世纪的事业，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为我们描绘了未来半个世纪切实可行的宏伟蓝图；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善于从总揽全局的高度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掌握社会发展的主动权；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根据时代特点，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提出了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其成为贯穿一切工作的灵魂，成为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总之，只有邓小平理论，才能使一代又一代的建设者更加清醒、更加主动地实现新世纪的伟大任务。中国在新世纪的发展，离不开邓小平理论，需要邓小平理论。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８０页。
（来源：《党的文献》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