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书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魅力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魅力
——写于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
严书翰
1992年初,发表了邓小平南方谈话,迄今已整整20年了。二十年来,当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到关键时期,我们党总是强调要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以下简称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首先做好国内自己的事。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先是东欧演变,后是苏联解体。我国国内发生了政治风波,还出现了经济风险和自然灾害。党的十四大以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回答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重大问题。1997年2月19日,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去世,当年要召开党的十五大。南方谈话精神对于党的十五大回答“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起了解放思想坚定向前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什么能起如此重要的作用,换言之,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魅力何在?本文就此问题再作些探讨。
一、 南方谈话充满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
在《邓小平文选》中有两篇讲话被称之为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一篇是一九七八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另一篇就是一九九二年的南方谈话。党的十五大是这样评价南方谈话的:它“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事非经过不知难。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们走过的路,重温十五大的这段重要论述,我们会倍感其中的针对性和深刻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当时国内外背景下摆在我们党面前实际上有三个不可迴避的尖锐问题需要回答:一是如何看待姓“社”姓“资”,二是如何认识市场经济,三是如何把握反“左”反右。而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这三个要害问题都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回答,从而彰显了南方谈话所体现的与时俱进精神。
关于姓“社”姓“资”。在邓小平看来,不是说不能讲或不存在姓“社”姓“资”这个问题,关键是判断的标准。邓小平认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实际上把他此前的这方面论述用规范的语言加以概括,即概括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也就是实践标准。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谈到这个问题时立即引用深圳特区建设的实践。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 ‘社’不姓‘资’。”
对于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即实践标准,今天我们必须要加以强调和坚持。首先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有句名言,“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毛泽东曾经深刻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实践中,在我们斗争中,证明是对的。”其次因为在今后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争论,还会出现各种思潮对我国的影响并产生的剧烈碰撞。在这样的国内外背景下,我们要继续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持实践标准就显得尤其重要。
关于市场经济。这是当时党内争论很激烈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凸显邓小平本人和南方谈话所具有的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没有讲过,不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能否搞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他们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参照系预测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时认为,未来社会是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商品和货币关系退出了经济生活。而列宁一度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对立的概念提出来。虽然列宁晚年提出并实施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上述思想,但是列宁来不及对两者关系加以论述。长期以来,传统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是无法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是邓小平首先对此提出了质疑,“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6页)从1979年到19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不下12次论述市场经济问题,而且一次比一次明确。最后在南方谈话中形成了著名的“两个不等于”,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讲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意味着市场经济完全可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结合。这无疑“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引自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今天我们坚持这个认识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既然这种“结合”是前无古人的,这种“结合”需要经历一个过程,那么在这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不尽人意的情况甚至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不能因为在这个“结合”过程出现了消极的东西,而怪罪于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甚至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虽然不能笼统地说这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第一次提出来的,因为在党的十三大之前邓小平也说过类似的话: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最主要是“左”的干扰。又说: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己经成了一种习惯势力。但是可以说南方谈话对这个问题做了最为明确的论述。一是明确了讨论这个问题的范围,主要是指党内尤其是指领导干部中,而不能随意扩大范围。二是明确了对“左”和右的表现形式的论述。“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三是明确了应该注意的界限。对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的不同意见以至偏差,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不要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和右。从南方谈话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明确论述中,可以看出邓小平提出的这个重要判断是实事求是的战略判断。所谓战略判断就是指这既不是针对一时一事,又不是只讲在一条战线进行斗争。这是我们必须要长期坚持的战略判断,迄今仍然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要的政治意义。
二、 南方谈话回答了改革开放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在评价邓小平南方谈话时都讲到,南方谈话明确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这就是指南方谈话回答了改革开放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这些重大问题主要有: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和发展要讲效益讲质量,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等等。重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的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邓小平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和国内政治风波平息之后的背景下,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此作了斩钉截铁的回答。“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邓小平明确指出,军队、国家政权都要拥护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这个问题做了高屋建瓴的论述,彰显南方谈话与时俱进的精神。邓小平不仅论述了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且还论述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从而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实践,因而他们没有论述过这个问题。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比较短暂,对此曾作过言简意赅的提示:社会主义社会,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斯大林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的认识出现了倒退。起初他主张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被称之为 “完全适应论”),后来苏联理论界也感到“完全适应论”不能回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于是出现了“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主张(被称之为“政治和道义动力论”)。这两个似是而非的论断实际上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两对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对苏联理论界上述两种错误观点的突破。但是,后来由于受到不断发展的“左”的错误影响,毛泽东晚年也背离了他自己提出的这个正确理论,犯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基础上,在南方谈话中全面而深刻回答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从而澄清并深刻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这个长期争论的重大理论问题。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还把改革与社会主义本质联系起来。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论述,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关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和发展要讲效益讲质量,这也是南方谈话中的重要思想。邓小平在讲到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时曾经说过,世界给中国的机会非常少,这次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不抓住,我们对不起我们子孙、我们的国家。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充分阐发了关于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思想。首先,邓小平指出对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要有紧迫感。“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邓小平强调“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其次,邓小平强调的发展是讲速度、效益、结构和质量相统一的发展。既反对发展不讲速度,又强调发展要“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邓小平指出,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同于后退。又指出,“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邓小平这些重要论述对我们在十二五时期改变发展不全面、不协调和难以持续的问题从而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南方谈话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论述,实际上是阐述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把握“两点论”。而且邓小平还把这“两点论”提高到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上来认识,因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邓小平讲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指既要抓好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既要抓好改革开放、又要抓好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既要抓好经济建设、又要抓好民主法制建设,既要抓好党风建设,又要抓好社会风气建设,等等。邓小平认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尤其是抓好党风和社会风气,这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就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他还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针对广东省提出二十年赶上亚洲 “四小龙”时指出,“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关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这是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中之重。邓小平最早提出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1980年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6页)而后邓小平还深刻论述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以及围绕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与制度建设加强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要观点,从而形成了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而“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是其中极为重要的思想。南方谈话对此作了进一步明确的概括。邓小平强调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邓小平还深刻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南方谈话重申了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拨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进领导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此外,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还对老干部提出了要求。殷切希望老同志“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要继续关心选拨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邓小平强调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综上所述,南方谈话明确回答了改革开放实践提出的许多重大的认识问题。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尤其是其中包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我们当前搞好各项工作尤其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在我们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也提出了许多重大的认识问题。重温南方谈话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两点重要启示。一是要对当前改革发展实践提出的许多问题进行认真梳理。从中筛选出关系大局而又是人们关注的重大认识问题(不是事无巨细的问题),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解答。只有这样才能强化主流媒体的话语权,才能增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比如,2011年中宣部组织编写出版的《从怎么看到怎么办》,就是从当前人们关注的众多热点问题中遴选出8个重大的问题加以回答,取得了很好的社会认可度。二是对当前改革发展实践提出的重大认识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继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推向前进。在南方谈话发表20年后的今天,我国改革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可以用“两期并存”和“两难问题”加以概括。“两期并存”是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并存。“两难问题”是指当前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带有明显的“两难”性质。就改革而言,当前我国改革己进入逆水行舟的阶段。形象地说,改革到了今天,容易改的基本上都改了。现在我们面对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的,这些难啃的硬骨头“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我们要坚持和发扬邓小平南方谈话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因为改革无坦途,攻坚能过关。正像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己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推进改革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重大的历史使命。我们应当从历史使命的高度,以“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人”的气势,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大动力。
三、 南方谈话给了共产党人以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
南方谈话是在当时国际风云变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马克思主义发展处于低潮和国内发生政治风波、经济风险、自然灾害等背景下发表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除了回答国内改革发展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外,还精辟地回答了在当时国外国内背景下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的挫折,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从而给了共产党人以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
苏东剧变后,世界上一些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势力弹冠相庆,当时他们错误地估计形势并认为“中国将是下一个的东欧国家”。国内党内也有些人把形势看成漆黑一片甚至认为国际形势恶化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在这样背景下邓小平坚定地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谁也动摇不了”、“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8页、319页)苏东风波是吹不倒我们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我们对中国坚持搞社会主义的信心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使社会主义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这些掷地有声的论述,会更加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在邓小平看来,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还需要解决好思想认识和学习方法这两个重要问题。所谓思想认识是指要正确认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1985年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讲了一段针对性很强的话:“或许会有同志问:现在我们是在建设,最需要学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实际意义?同志们,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6页》)邓小平明确指出,领导干部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才能增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还对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要精”是指要精选精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这对领导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来说,是受益终身的。邓小平联系自己的革命经历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要管用”是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邓小平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如前所述,笔者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南方谈话的魅力所在。邓小平在谈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说过,此书都不是从小的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所做的深入思考、全面总结和精辟升华,所以邓小平同意把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终卷篇。今天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准确把握贯穿南方谈话的主题,尤其是深刻领会南方谈话中包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奋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胜利。这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最好纪念。
注:本文未加注释的邓小平原话,均引自邓小平南方谈话
(作者是中央党校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
(来源:《理论动态》2012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