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作玲：《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编辑记事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编辑记事

汪作玲

去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以下简称《邓选》)，其编辑工作前前后后经过了四五个春秋。现将编辑过程中的一些情况择要叙述，供研究参考。

搜集和挖掘

这本《邓选》，包括了1938年到1965年的著作，时间跨度28年，历经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前17年几个历史时期。这样长的时间，《邓选》仅收文稿39篇，近25万字，篇幅不算大。但是，第一，这39篇文章，绝大多数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其中30篇是首次披露，占全部篇目的四分之三。其余已发表的9篇，除《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大家所熟悉以外，有的发表在建国前解放区的报刊上，有的发表在50年代报刊上，有的则因我们编辑过程较长，先行刊登在近几年出版的革命史料丛书上，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仍是初次谋面。第二，这39篇文章，是从大量的文稿中精选出来的。我们收集和阅读了好几千件报告、讲话、电报、手稿以及各种会议的记录。仅选出来打印的，就有100多万字。我们反复讨论，是编一本，还是编两本。当定下来选编一本后，篇目又经过多次变动，由70多篇，筛到50多篇，再筛到40多篇。按照精选精编的原则，一再筛选，才确定下现在的篇目。篇幅不长，但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大体反映了邓小平28年间的重要思想。

收集文稿是编书的基础工作。收集邓小平文稿遇到的困难，一是建国前的文稿特别是早期文稿有所散失；二是分散。当我们着手编辑之前，已由中央档案馆向各地各部门进行征集。即便如此，仍有些文稿没有集中起来，或埋藏在各种会议记录、文件集、报刊上有待挖掘。现在分别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来谈谈文稿收集的情况。

这本《邓选》开卷篇的时间是1938年1月，其时抗日战争刚开始，邓小平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不久他就长期和刘伯承一起统率129师和由这个师发展起来的部队。从他的经历来说，这个开卷篇的选择是适当的。但同《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陈云文选》的开卷篇均为1926年相比较，邓选开卷篇晚了10来年。邓小平20年代初期投身革命。20年代和30年代中期曾两度担任中央秘书长，时间较短。1938年以前工作变动较多，能够收集到的文稿较少。开卷篇的选择不能不受这个客观条件的制约。选稿只能从已收集到的文稿的实际出发。在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参与编辑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刊物《赤光》上，有他写的短评。在他主编的苏维埃时期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上，却因文章多为笔名，一些文章未署名，无法确定他的作品。1931年关于红七军的长篇工作报告，是我们迄今见到的邓小平最早最完整的手稿，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但考虑到《邓选》是供人们普遍学习用的，没有选入。邓小平1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曾因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打成所谓邓、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反党集团成员，他那时的讲话、声明，虽多方寻访，仍无所获。可能是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使这段时期的文稿留下了空白。

在战争年代，邓小平一直在前线带兵打仗，环境险恶，战事频仍，这是他那个时期的文稿容易散失、难以收集的重要原因。一些在邓小平身边工作的老同志告诉我们，抗战期间，为了保存重要文献，参谋们把缴获的细绵白纸装订成册，逐日将作战的大事、首长的讲话、重要的文电抄录下来，然后将这些本子设法带到延安去保管。我们今天能读到的当年的有些文献，就是这样保存下来的。但有时在军情危急关头，为了不使材料落入敌手，就不得不销毁了。例如，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12万大军，千里跃进中原，实行无后方作战，在敌人重兵围追堵截中，突破重重险阻，象一把利剑，直插敌人腹心地区。在跃进途中，过汝河时，追兵将至，情况很危急。这时邓小平命令，天明前将文件统统烧毁，所带文件付之一炬。因此，我们现在找不到这一段的发报稿和手稿了。经过战争的硝烟，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现在珍藏着的一些文献资料和笔记本，实在是太难得和宝贵了。

建国以后，1952年邓小平调到中央工作，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协助中央主席、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他在总书记的任期内，工作涉及面广，主持和参加了很多会议，曾到全国许多地方视察，许多讲话、谈话散见于各种会议记录和各地各部门档案中。如何使这些材料集中起来，不致被湮没，是我们所孜孜以求的。我们除普遍发函给各省市各部门征集外，并直接赴一些地方和部门查阅档案。我们翻阅了卷帙浩繁的十来年的各种有关的会议记录，千方百计加以挖掘。这些努力是有成果的。现在读者看到的《办好学校，培养干部》来自政务院一次讨论教育工作的政务会议记录；《大批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来自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冶金工业七年规划汇报时的记录；《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来自中央天津会议的记录。《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则是从一位当年聆听过这个讲话的老同志的笔记本上抄录下来并经核实的。多方查找，深入挖掘，大大地丰富了文选的内容。

考订和文字整理

这本《邓选》的编辑工作，得到作者的亲自指点，是我们极其有利的条件。收入《邓选》的全部文稿，在出版前，都经过作者本人审定。在编辑过程中，作者也给我们很大帮助。有的文稿，是请作者亲自鉴定的。例如《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原是以中央中原局文件形式发表的，我们起初并没有作为邓小平著作纳入视野。后来，我们在阅读了这一时期大量历史资料及访问老同志中，发现这是一份对当时新区土改具有转折意义的指导性文件。考证文件作者，不管是中央收电，或中原局的《文件辑存》，署名都是中原局；又找不到原件，无从辨认作者手迹。我们分析，邓小平当时任中原局第一书记。这份文件下发前，他有几份电报给毛泽东，内容都是有关新区土改的政策策略问题，基本思想与文件一致。文件的文风也很象邓小平的。由此我们推断这份文件极有可能是邓小平起草的。我们请示邓小平同志，得到他肯定的答复，才将这一篇重要著作收入了《邓选》。

这本《邓选》的编辑工作量是比较大的，考订任务很繁重。考订包括文稿的版本，讲话的时间、背景，以及文内引用的事实等等。邓小平的讲话，往往包含许多典型的经验和事例，具体生动，鲜明突出。但要对若干年前的这些经验和事例逐一查证，却非易事。编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是一项非常严肃、政治性科学性极强的工作，考订工作不能有半点马虎。为此，我们调查访问了80余人次，发出信函110件，查阅的资料无法计算。我们得到许多地方和部门党委以及不少同志的大力协助，《邓选》的出版也凝结着他们的辛勤劳动。当然，由于我们的见识所限，难免还有疏漏之处，希望广大读者指正。

为了考证有些文章的确切写作日期，我们曾下过一番功夫。例如，党的八大之后，1957年邓小平赴兰州、太原、西安等地视察，并作报告，阐明和宣传八大精神。《邓选》收入的《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共产党要接受监督》，是他在西安干部会上讲话中的两个部分，根据陕西省委办公厅的打印件整理。这份打印件只有打印日期，没有报告日期。当年的这一细小的疏忽，给30年后造成了难题。我们两次发函了解报告日期，得到的答复，虽对日期已作了一些考订，但还属于间接的推断，没有确切的文字根据。后来，我们在陕西省委办公厅同志的帮助下，访问了许多同志，并两次召集当年听过报告的同志开座谈会，一起回忆，找线索。大家回忆起当年的两位副秘书长爱作笔记，并注意保存资料。这两位同志，一位的记录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一位已病故。根据这个线索，分别在档案馆的库房和死者家属保存的尘封已久的笔记本中，翻到了记载这个报告日期的一页，即1957年4月8日。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些一时查不清的问题，只要穷追不舍，往往能够水落石出。而且有些问题现在查起来已经比较困难，如果现在再不查，将来要弄清就更加不易。应该尽可能不留下悬案。还有一个例子。《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1983年已在《中共党史资料》上公开发表。当时因未查证，讲话时间没有注明，只在题解中说，讲话刊载在1943年12月4日出版的《整风周报》上。这次收入《邓选》前，我们查阅了北方局有关整风的各种资料，请教了当时党校学习委员会负责人杨献珍，终于查明了这个讲话的时间。

有的讲话为了弄清楚是在什么场合下讲的，也颇费周折。《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记录稿上写的是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天津会议是一个什么会，是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是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我们就此向中央办公厅、天津市委、河北省委等处了解，并向当年会议的参加者杨尚昆、薄一波、王任重等调查。在杨尚昆帮助下，查明此次会议正式名称为中央天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大区和中央部门的负责同志27人。这样我们就写出了明确的题解。又如，《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读者从该文的题解中可以得知，这是邓小平在河南鲁山召开的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但是原件的标题是《在鲁山会议上的讲话》，这只说明开会的地点，没有其他情况。我们按照这一线索，寻访原中原野战军的老同志，还到河南实地了解，经过一番调查，才弄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至于讲话中涉及的一些史实考订工作，更是大量的。这项工作很琐细，要求耐心细致，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一般讲，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编辑较为容易，但也不能因此对其中应该核查的地方有所忽略。例如，《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早已公开发表，这次收入《邓选》前，我们仔细地进行了校订。其中有一段引文，引自毛泽东的《关于健全党委制》，这次按照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版本重新校订，计有文字和标点的改动17处。报告列举的11次会议，经一一核查，其中5次会议的时间和名称有所订正。这些订正之处十分细微，人们可能不大注意。但这些订正是必要的，是编者应尽的职责，它可以为读者提供准确的材料。

没有发表过甚至没有整理过的文稿和记录稿的校订工作，更不能大意。特别是没有经过整理的记录稿，有时可能由于记录者的笔误而出现差错。如《克服当前困难的办法》一文中，原记录说，1957年曾从地方党委抽调一批干部去企业工作。我们查找1957年的文件，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访问原中组部一位副部长，才知道此事应为1953年。我们找到了1953年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所作的决定，即《中共中央关于分期分批调配工业干部的通知》，整理文稿时据此作了订正。关于文章内史实订正的情况，仅以《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一文为例，可略见一斑。这篇文章是1950年7月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就讲话中提到的史实、时间、数字、地名以及讲话的背景，我们访问了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地图出版社等单位，请教了当时访问团的副团长王连芳(现云南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和费孝通，以及平措旺阶，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民族研究所的有关西藏问题的专家等多人。四川和重庆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同志为我们查阅了有关史料。我们自己查阅的书籍有《云南现代史料》、《西藏文史资料选辑》、《西藏人物介绍》、《民族政策文献汇编》、《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文献资料汇编》等10多种。有关部门和同志对《邓选》的编辑出版工作很重视。如王连芳抱病和我们交谈，介绍报告的历史背景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并且用书面详细地回答文稿中的12个问题。后来，他对已经整理的文稿文字字斟句酌，多处注明意见。他写了封信，表述他当年曾亲自聆听过这个报告的民族工作的老兵，重读报告时的激动心情，和报告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他说，今后在发展少数民族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中，仍然面临着发展、改革和团结、稳定的关系问题，更应按照邓小平早已阐明的这些原则，结合现实民族工作去做。总之，在访问中，许多同志不仅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具体的帮助，而且使我们对所编文献的重要价值的认识有所提高。

在这本《邓选》的39篇文章中，根据记录稿或原始记录整理的，共14篇，占全书文章的三分之一强，另有2篇整理为要点。记录稿有些虽然已经初步整理过，但整理的水平差异很大。原始记录则未加任何整理，有时连意思都记得不完整。要将这些整理成符合作者原意和文风的文章，我们作了努力，经胡乔木仔细审改，由作者审定。有的记录稿已在内部刊物上发表过，这次又进行了编选。例如，邓小平在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原文刊载于太行分局1943年3月出版的《战斗》增刊。报告全文5万多字。考虑到《邓选》的篇幅，如何选用这个报告，我们进行过多次的反复的讨论，提出并试验了各种方案，最后精选了其中的两部分，各自独立成篇，分别标题为《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和《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经过选编，这篇长达5万字的文章，节选和压缩出其中的计2万字的两篇文章，保留了最精粹的内容，便于广大读者阅读和学习。又如，《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是邓小平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的报告，刊登在该师政治部出版的《抗日战场》上。刊登时注明：“此报告未经原报告人详细校阅，如有不达意之处，由记录者负责。”此文1984年拟发表；请示作者后，作者批示：内容还可以，但文风欠佳。按照他的批示，我们进行了文字整理，经作者审定，并在题解中说明此文为要点，这样，作者才同意发表，先收入《延安文艺丛书》。

“黄猫黑猫”的出处

“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使用的这个比喻蜚声中外。这里顺便说一下，人们常常把比喻中的“黄猫”误为“白猫”。我们和很多读者一样，虽然很熟悉这个比喻，过去并未见过原文。在编《邓选》时，我们注意收集了有关这个问题的讲话。我们共找到两篇，讲话时间都是1962年7月。一篇是1962年7月7日，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这一篇整理后收入了《邓选》，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另一篇是在同月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农业如何恢复问题时的讲话。在后一篇讲话里，他说：不管黄猫黑猫，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包产到户。群众要求，总有道理。邓小平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国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还没有渡过，用什么办法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把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恢复起来，是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地区出现了包产到户等形式，这些形式受到农民欢迎，生产也有恢复。对这些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条件下的具体生产组织形式如何看待，涉及农村的重要政策。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同志为了克服当时面临的困难，都认为农业上要退够，包产到户等形式可以试行。邓小平用“黄猫黑猫”这个比喻，阐明生产关系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应该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当时虽然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体制已经实行了一系列的重要调整(涉及生产关系)，但出现的包产到户一类的形式仍是不合法的。因此，邓小平说，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在邓小平两次讲话后一个月，毛泽东召开北戴河会议，错误地批评了所谓的“刮单干风”。他说，这股风越到上层就越大。最根本的问题是究竟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走哪条路？把问题提得很高。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把“黄猫黑猫”这个比喻指责为“唯生产力论”，错误地加以批判。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发生的巨变，已判明了这段公案孰是孰非。邓小平有关这方面的讲话，可以看作是今天农村改革的先声。薄一波曾经问过邓小平，对“黄猫黑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他回答：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邓小平的这两句话对我们理解这个比喻有很大的启示。

邓小平的两次讲话，一次是在书记处会上，范围很小。一次是接见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的同志，记录稿曾下发，不久即因受到毛泽东批评而收回。但讲话中引用的这个比喻为什么不胫而走，广为流传呢？我们想，除了“文化大革命”中这句话曾被连篇累牍地歪曲和攻击的反效应外，主要是因为比喻本身形象生动，邓小平运用得极为贴切，表现了他敢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态度。求实务实是邓小平思想方法的一个鲜明特点。现在国内国外出版的邓小平的思想研究书籍，往往用他的“黄猫黑猫”一语，有的也将此概括为“猫论”，并加以发挥。我们体会，任何一个比喻都有它的局限性。“黄猫黑猫”的比喻，不能离开讲话的特定背景、讲话要阐明的具体道理去了解。这个比喻，既是针对当时情况说的，就不宜任意地到处套用。如果把这个比喻表现的求实精神解释为“不管姓社姓资，只要能发展生产就行”，更与作者原意大相径庭。《邓选》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怎样恢复农业生产》，将使读者按照原文去了解作者“黄猫黑猫”这句话的本来含意。

毛泽东的批注

邓小平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一直独当一面地主持一个战略地区的工作。他善于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实际情况结合，坚决地卓有成效地贯彻中央的各项指示。同时，他从一个地区的工作中，给中央决策提供了许多第一手材料和生动具体的经验，以及对全局带普遍意义的政策策略性的意见。因此，他多次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和肯定。1944年8月，他答复毛泽东所询减租减息等10个问题，毛泽东复信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下去。”1948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邓小平严格执行，他从那时起到1952年到中央工作，除特殊情况向中央申明原因外，大体上两个月一次，亲自动手写书面报告。毛泽东曾表扬邓小平能够按时写报告，并写得很好。他说：“书记在前线亦是可以做报告的，邓小平同志在大别山那样紧张的环境亦做了几次很好的报告。”老同志常常谈到，邓小平平时注意调查研究，观察思考，写报告时已经深思熟虑，因而提笔成章，一气呵成。他写的报告生动具体，可读性强。段君毅告诉我们，毛泽东曾说过，看邓小平的报告，好象吃冰糖葫芦。《邓选》中收入邓小平起草的文件和向中央的报告共5篇，其中4篇由毛泽东批转各地参考，或增写了大段文字，或作了批注。毛泽东的批注，很能说明邓小平文章的普遍意义和思想特色。所以，在编辑时，将这些批注，一一标明。毛泽东的批示，写在题解中；增写的文字，已与文章溶为一体，作了注释；文内批注，用括号的办法表示，仍放在文内。对这些批注，希读者加以注意。下面就毛泽东对1948年6月6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六六指示)一文的批示作些较为具体的介绍。

中原局的这个文件，是为了贯彻执行中央1948年5月25日《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央在发出这个指示之前，曾多次同各大区的领导同志包括邓小平交换意见，了解情况，指示吸取了他们的意见。特别是对新区的工作，邓小平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为毛泽东所采纳。1948年1月，毛泽东询问邓小平有关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问题，邓小平数电答复。2月17日毛泽东批转邓小平《新区土改政策之补充意见》的按语中说：“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分阶段分地区极为必要。”3月8日，邓小平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14日毛泽东批转，称赞说：小平同志的这些负责的自我检讨是非常好的。有了这样的自我检讨就使广大干部有逐步学会党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的可能，而没有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两个月后邓小平向中央的报告汇报了中原区的政治形势与当前任务。5月24日，毛泽东给邓小平的电报，指出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从上述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的指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也可以看到，邓小平处在第一线，了解实际情况，他的报告对中央的决策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原局六六指示正是在长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毛泽东非常重视六六指示，表示完全同意中原局的文件，将它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他并在6月28日写信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胡乔木等同志，称“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毛泽东为什么这样重视呢？第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明确规定了具体的政策界限。六六指示分别控制区、游击区、崭新区不同地区以及这些地区内的不同情况，规定了不同的土改工作方针和策略步骤，并对政策调整后可能产生的问题，作了系统的说明，为各级干部贯彻执行中央指示指出了明确的政策界限。毛泽东曾说，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地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没有对划分政策的界限，作系统的说明。六六指示完满地解决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要划清政策界限的任务，使广大干部有所遵循，避免由于政策界限不清而犯错误。第二，理论与实际结合。六六指示既交待政策，又交待工作方法，并列举了具体的经验和实例，发人深省。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经验的，并注意运用典型经验去教育干部实行领导。邓小平的文章有很强的说服力，在于它是经验的总结，用事实教育人。抗日战争时，邓小平说过，只讲原则领导是不行的。要实行具体领导，原则要体现到具体工作中去。六六指示表现了邓小平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领导方法。第三，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他认真地剖析存在的问题，以近4000字的篇幅，分12个问题逐一指出过去土改工作中犯“左”倾急性病的严重教训，帮助干部从教训中认识中央指示的全部正确性，使大家清醒头脑，增强策略观点和政策观点。这种自我批评精神正是中央所提倡的。而没有自我批评精神，自满自足，是不可能切实贯彻中央指示的。邓小平的这种高度负责的自我批评精神，正是他所以能够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对所领导地区工作及时进行指导，从而获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的组成部分。从中央和毛泽东的许多批示中，我们对此更有深刻的感受。把《邓小平文选》同毛泽东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选集结合起来学习，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将更加深化。

（来源：《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